中国的音乐文化在如何保留自身原有传统又同时适应时代的发展问题上进行了许多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涌现的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新潮”作曲家当中，陈怡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本书通过对陈怡的生平及她的一些代表作品的介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音乐大潮中一个流派的发展。

本书通过对陈怡的生平及她的一些代表作品的介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音乐大潮中一个流派的发展。

本书的写作始于2000年笔者在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本书力求将内容(包括论点、例证、背景材料等)建立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因此很多内容都来自于笔者本人与作曲家之间的通讯往来，包括电予邮件、电话交谈等，具有绝对可靠性。

引 言

第一章 1949年至80年代中期的历史背景以及音乐在社会中起的作用

第二章 20世纪70年代末至8O年代中期民族音乐风格的发展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民族音乐风格

二、“新潮音乐”和它在开拓民族风格上不同的追求

第三章 “新潮音乐”作曲家陈怡

一、陈怡生平介绍及她的艺术成长道路

二、陈怡部分作品简介

第四章 陈怡的作品《多耶》、《八板》、《宁》中的民族音乐素材

一、《多耶》

二、《八板》

三、《宁》

结论

附 录

参考资料

1949年至80年代中期的历史背景以及音乐在社会中起的作用

1949年1O月1日，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成立了!它标志着几千年中国封建、半封建与半殖民地历史的结束以及一个统一的、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开始。全国人民以及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对这一历史时刻欢呼雀跃。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个能与其几千年历史相配的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中国即将出现，而将这一梦想变成现实将是他们最伟大的责任。正是这种信念使人们史无前例地团结在一起。

建国初期的文化发展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在思想上心理上获得了极大的振奋，人民终于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并且国家在文化发展上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大地刺激了音乐家们的创作热情。在此期间，一批优秀的音乐作品被创作出来，如丁善德的管弦乐曲《新疆舞曲》、李焕之的管弦乐曲《春节序曲》、马思聪的管弦乐曲《森林之歌》、马可的歌剧《刘胡兰》等。这些作品得到党和政府以及广大群众和专业工作者的充分肯定。

从1957年开始，由于一些政治运动的开展，一些知识分子被错划成“右派”，同时有大量的知识分子被送到工厂和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在如此的政治背景下，音乐为政治服务的作用，体现在大量为宣传政治运动而创作的音乐作品的出现。然而，这类作品似乎都是从同一个模子中铸造出来的，之前几年在作品中体现的创造性、活力和多样性几乎完全消失了。尽管如此，一些音乐家们还是努力创作出了一些有很高艺术水平的作品，如刘诗昆和黄小飞的《青年钢琴协奏曲》、张敬安和欧阳谦叔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吴祖强和杜鸣心的芭蕾舞《美人鱼》及何占豪和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这一批音乐作品在当时是深受欢迎的。

从1961年到1964年，是一段社会相对平和的时期，社会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一些被错划的“右派分子”获得平反。但是好景不长，随即而来的政治冲击波打破了稳定发展的文化气候，某些音乐领域被扣上了“封、资、修”的帽子，并被抨击为背离了文化发展道路，凡是“鬼”的作品内容(包括已故音乐家的古典音乐作品)，都受到严厉批判，被称为没有“为工、农、兵服务”。大批判的影响马上全方位地渗透到整个音乐创作领域。在音乐风格内容上，德彪西和法国印象派作品被特别点名为所有极端反动和颓废的形式的源泉及所有最腐朽的艺术表达形式的根源。从此之后，西方音乐惟一可以接受的只能是以贝多芬早期到中期的音乐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风格与内容。应该说，从建国后至“文革”前的17年，音乐艺术(包括音乐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繁荣景象是空前的，但由于不断掀起的极左浪潮以及半封闭的对外文化交流政策，干扰着音乐创作的更大发展。P5-7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中国的音乐文化在如何保留自身原有传统又同时适应时代的发展问题上进行了许多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家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才开始将中国音乐从创作的桎梏中摆脱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环境的改变使中国社会逐步开放，重新与外界建立的联系使中国的音乐家们有机会接触到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创作技法与风格，以及许多新的音乐思潮，这一现象最终促成了“新潮音乐”的出现。从运用20世纪创作技法来加工民族音乐素材的方面来看，“新潮音乐”作品与之前的中国音乐作品在音响概念、乐曲构思、美学观念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在涌现的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新潮”作曲家当中，陈怡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本书通过对陈怡的生平及她的一些代表作品的介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音乐大潮中一个流派的发展。

本书的写作始于2000年笔者在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本书力求将内容(包括论点、例证、背景材料等)建立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因此很多内容都来自于笔者本人与作曲家之间的通讯往来，包括电予邮件、电话交谈等，具有绝对可靠性。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还参考了许多前人的研究成果，在书中作为第二手资料的来源。书中对第二手资料的引用都作了一一说明。为了使本书具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脉络，并使读者对本书内容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在征得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的《音乐中国》(Journal of Music in China，Los Angeles，California)杂志社的同意后，书中引用了一些第二手资料，在此对该杂志社，及薛金炎、杜亚雄、唐建平等学者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的第三章曾被翻译成中文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上发表(《“新潮”作曲家陈怡及其部分作品简介》)，而第四章中的《八板》部分已在《音乐中国》2001年10月刊上发表(“Piano S010 Ba Ban by Chen Yi：AnAnalysis”)。为了本书的出版，笔者除了翻译英文原作外，还对其内容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进行了许多修改，并增加了大量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