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隆唐宋,功过成败凭谁说,继元推清,政德下被六百载。明朝是一个复杂的皇朝,它的兴与亡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这也是一个在当今中国学界有着巨大争议的问题。在普通读者的印象中,大明皇朝帝王残酷、荒唐、懒惰,而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呢?毛佩琦教授以他多年的研究成果在《百家讲坛》上向观众展示了另外一个明朝;明太祖究竟是不是一个刻薄寡恩的帝王?明成祖时声势浩大的“郑和下西洋”真正成因是什么?“土木堡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武宗又是怎样一个荒唐的帝王?嘉靖帝和万历帝数十载不上朝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明末三大疑案的历史真相是怎样的?通过这些解读,读者可以上溯六百年,透过误读的迷雾,真正认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最大争议的最后一个汉人皇朝。
“治隆唐宋”,这是清康熙帝给明太祖朱元璋的评价,而在现代中国人的印象中,明代是一个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朝代;无论是太祖成祖的刻薄残酷,还是英宗武宗的好大喜功,以及嘉靖万历数十年不上朝的荒唐之举,直至崇祯的刚愎自用,种种荒谬,都让人不禁奇怪这个朝代的统治何以延续近三百年之久。本书作为毛佩琦教授在《百家讲坛》栏目宣讲的《明十七帝疑案》的上半部分,重点介绍了明朝前半期的一些历史疑案,涉及从太祖朝到宪宗朝大约一百二十年的历史。
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在南京建立,从此,一个享祚二百七十七年的大明皇朝诞生了。实际上,从朱元璋自称吴王起,天下大势就已分晓。到吴元年(1367年),一个新的皇朝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但是,明朝建立时,天下并不太平。朱元璋的对手们虽然都大势已去,但他们仍在一些地方做最后的挣扎,朱元璋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将他们荡平。在此期间,朱元璋开始了全面的建设,他要整顿元朝末年以来的混乱,要重建社会秩序,扫除近百年来沾染的胡风,改变颓靡的社会风气。最重要的是,他要恢复发展经济,使帝国建立于稳固的基础之上。一个曾在社会最底层饱受煎熬的人,知道百姓需要什么。他以最残酷的手段打击贪官污吏,要建立一个节俭爱民的政府。
同时,为了使朱家的天下传之久远,他要铲除一切可能威胁皇朝的势力,他不能放过与他一同打江山的元勋宿将,也不能放过骄横跋扈的新兴权贵。同样,为了使朱家的江山永固,他把自己的儿子们倚为屏障,建立了引起争议的“藩王制度”。
然而,在他临终时,他却发现自己已经把一个年轻无助的小皇帝置于亲王们的威胁之下了。
洪武初年,是一个百废俱兴、万象更新的时期,朱元璋从儒学的治国理想中汲取灵感,从历代的兴亡成败中获取借鉴。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还从他个人的经历中得到了独特的启示,一个新兴的皇朝深深地打下了朱元璋的平民出身的印记。因此,我们叙述的历史要从朱元璋开始,他成长、成功的经历,就是一部大明皇朝开国、建国的历史。在这个朝代,中华文明又一次被推向辉煌的巅峰,朱元璋所建立的制度,奠定了明清两代的政治格局,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影响了此后近六百年的历史,而这个皇朝是深深打着朱元璋个人烙印的。
作为一个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的故事在坊间流传甚广,他身上笼罩着重重传奇的迷雾。为什么数百年来人们对朱元璋的经历始终兴趣不减?因为他的经历实在是太神奇了,如果说近五百年后的美国总统林肯的经历是“美国梦”的典型,那么朱元璋的经历的传奇色彩,则一点也不比这个美国总统逊色。
而在中国历史上,同为靠农民起义起家的枭雄,在他前面有过陈胜、吴广,但陈胜、吴广在起义时毕竟还是个小头目,而且最终没有成功;另外,在他前面还有过刘邦,而刘邦起事时已经是泗水亭长,是一个小地方官;只有朱元璋,他什么都不是,“不阶尺土”,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才取得了成功。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朱元璋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不甘于命运安排、赤手空拳打天下的最成功的榜样。在中国社会,朱元璋的人生际遇曾给过多少英雄豪杰以启示,他以自己的成功向所有人再次演绎了历史的辩证法:“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最贫苦的农民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最无依无靠的游方僧人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绝对皇权掌有者、最爱民恤苦的统治者和最残暴嗜杀的君主——这种种自相矛盾、反差极大的角色都集于明太祖朱元璋一身,那么,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皇帝、一个人呢?
再者,到底是什么成就了朱元璋?除了时势之外,朱元璋本人又有哪些过人之处?朱元璋雄才大略,而他的子孙却多有不肖。尽管如此,他建立的大明皇朝却享祚二百七十七年,那么,朱元璋是怎样为大明皇朝奠定下如此坚实的统治基础的?我们先看朱元璋的出身。P2-3
说在前头:重新审视明朝
了解明朝,要知道四个字:治隆唐宋。
说到明朝,我问过许多朋友,你到过南京吗?很多人说去过,那里是明朝最初建立的地方。我又问,你到过明孝陵吗?很多人也说到过,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离中山陵不远。看来,大家对明朝的了解真不少。我又问,你看到过明孝陵前面有一座大石碑吗?大家会说,是呀,那座石碑很大。接着我又问,你看那石碑上写着什么字了吗?这时往往是一脸茫然。说来也是,许多名胜古迹所在都会有一些古老的石碑,其字斑驳陆离,其文佶屈聱牙,没有一点耐心,是没法读下去的,读了也不太明白。须知那多是文言啊!久而久之,人们就养成了遇石碑只看外观,对碑文忽略不看的习惯。因此,明孝陵前的石碑写了什么字也就照例不看了。但是我说,这四个字不能不看。要了解朱元璋,进而了解明朝,这石碑上的字是个关键。也许,你会说,这不是难为我们吗?我们也不是学历史的。其实,真的不难。那石碑上只写了四个字,工工整整,又大又清楚。什么字呢?治隆唐宋。大家往往会说,是吗!我们怎么没注意呢?这四个字是谁写的呢?我告诉你吧,那是大名鼎鼎的清代康熙皇帝写的。噢,原来如此!
那么,治隆唐宋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四个字是说,朱元璋对明朝的治理要比唐朝、宋朝还要好,明朝比唐朝、宋朝还要兴隆。这是对朱元璋的称颂,也是对明朝的称颂。有人说,康熙皇帝写这几个字是故意给别人看的。其实如果单纯要给别人看,完全不必写这样称颂的字。英雄惜英雄,惺惺惜惺惺,做为一个有胸襟有胆略的帝王,康熙皇帝的这几个字应该是由衷之言。对于朱元璋的称颂不仅见于这座石碑,还见于一些史籍中,也不仅出于康熙皇帝之口,还出于其他清代皇帝之口。
问题在于,朱元璋是否担当得起这四个字?应该说,朱元璋是当之无愧的。这也是我们重新审视明朝,应该得到的认识。长期以来,因为各种原因,朱元璋的形象被大大丑化了,明朝也因而被大大误读了。所以,我们认识明朝,要回到几百年前的原点,还朱元璋以本来面目,给明朝一个接近事实的评价。
了解明朝,要明白四个字:远迈汉唐。
既然明朝曾经治隆唐宋,那么,明代肯定有一段盛世。盛世的标志有很多,比如,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还有一个不可少的就是疆域广大。可是一般人对明朝是怎样认识的呢?他们认为明朝的疆域很狭小,甚至北边不超过长城!人们又常常为此迷惑不解,为什么一个如此不振的朝代,会出现郑和下西洋这样震动世界的壮举?其实,明代的不振和疆域狭小是受了一些图书的严重误导!
有一本发行数量很大的、由美国人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所著的《剑桥插图中国史》,书中插图所标示的明帝国的最大疆域,虽然把北边划到了长城以北,但其东北不过辽东,西北不到吐鲁番,西南只到云南。
如果说美国人伊佩霞不懂中国历史,似乎不确,她毕竟写了这么一本影响遥远的《剑桥插图中国史》。可是,如果说她懂中国历史,似乎也不确。即以明代最大疆域而言,她不知明朝在遥远的东北地区建立了奴儿干都司吗?她不知道在永乐年间明朝开设了贵州布政使司吗?还有,明朝在西北、北方封的蒙古瓦剌诸王、鞑靼诸王,泰宁、朵颜、扶余三卫都指挥使司,在西藏地区建立的乌斯藏都指挥使司。这些,任何一个对明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位美国人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中国学者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率领下,积几十年之功力,编制了一部规模宏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其中对明朝不同时期的版图都有明确的表述。可惜,我们的通俗读物及历史教科书并没有把学术界研究成果及时告诉给大众,致使一些误导大行其道。种种误导,不仅限于疆域方面。 那么,明帝国的最大疆域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还要请大家知道四个字——远迈汉唐。
其实这也不是我说的,是清朝史官说的。在集中了大批饱学之士,花了几十年编纂而成的《明史》是这样描写明代永乐年间的疆域的:“(明成祖)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这段话出自《成祖本纪》的“赞语”,其中关于疆域的关键词就是“远迈汉唐”。在《地理志》中关于明朝的版图是这样说的:
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南海的“千里长沙,万里石溏”尽入版图。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贡,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縻者,不在此数。呜呼盛矣!
所以,一些人认为明朝最大疆域的北边界限就在长城一线,是不正确的。
那么,所谓不在此数的“声教所讫”,其影响所及的范围又到了哪里呢?我们还借用明史的记载:
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日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自是,殊方异域、鸟言侏离之使,辐辏阙廷,岁时颁赐,库藏为虚。而四方奇珍异宝,名禽殊兽,进献上方者,亦日增月益。盖兼汉、唐之盛而有之,百王所莫并也。
这样,震惊世界的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发生在这一时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一个修筑了南京城、北京城、紫禁城、天坛、长城,推动了郑和下西洋、编纂了《永乐大典》时代,还不是盛世吗?
不论是疆域还是影响,永乐时期都堪称盛世,甚至如《明史》所说,是“兼汉、唐之盛而有之”。有人称之为“洪永盛世”,有人称之为“永宣盛世”。明清时期的史家认为明朝洪熙宣德年间如同成康、文景之治,称之为“仁宣致治”,赞誉有加。这与我们今天的认识多少有些不同。
观察明朝,要理解一句话:明朝中后期,社会转型的征兆和表现越来越明显,明朝在衰败中走向活泼开放。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朝代。明朝处于中国古代君主宗法制社会的巅峰,其制度系统严密、完整,几近于完美。皇帝、内廷、外廷,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权力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皇权似乎是至高无上的,但他却受到了外廷内阁文臣系统的约束,不能为所欲为。因此皇权是有限的。
文臣处于决策中枢,但他们的权力却又受到内廷宦官的监视和抵消。
宦官常常被指责为擅权,但他们拥有的权力从来就没有合法化,其实他们除了皇帝给的权力以外几乎一无所有,皇帝一言即可将任何权阉置于死地。
外廷文臣对于皇帝可以是师,可以是保,可以教育皇帝,可以规谏皇帝,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经常承担为民请命的角色,但他们同时是皇家的奴仆,他们执掌着祖训、礼法,在为皇帝看管着家产。
但是,近2000年的君主宗法制度即将迎来成熟后的蜕变。成熟也意味着终结。君主宗法制度正在解体,维系君主宗法制度的思想理论体系正在解体,支撑君主宗法制度的经济基础正在解体。所以明代又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在明朝中后期,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新的思想观念的出现,君权的削弱和解组,使整个社会出现了向近代转化的前兆。有衰就有兴,有死就有生。衰败伴随着成长,颓废预示着新生。旧事物的衰败和颓废,旧权力、旧权威的解体,给新生事物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机会。传统社会走向崩溃,新时代风雨来临。所以,中外一些学者因此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定在明朝。
另外,从世界范围看,明朝与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永乐年间威武浩荡的郑和七下西洋是传统政治推动的产物。而隆庆、万历以后开放民间海外贸易,则是被迫为汹涌的洪水打开闸门。商品经济的发展,追逐商业利益的欲望形成了开放海外贸易的强大的社会推动力。
这时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又为晚明风景添加了异样的色彩。中国科技的发展水平,使中国知识界有资格与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与科学理念,与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科技因此合流。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中国科学家徐光启联手,把中国科技再次推向辉煌。中国人以开放的心态,包容的思想,迎接着与世界领先国家同步发展的机会。
所以,我们说,明朝最终是衰败了,但在衰败中走向了活泼开放,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开启。在这个意义上说,明朝衰败了,中国却正在进步。
我们关注明朝,还因为明朝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它的遗迹和影响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映入眼帘的:北京的故宫、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长城,南京的明孝陵、明城墙、夫子庙,黄山脚下的明清古民居,苏州城里的明清古街道。许多城市的街巷名称,村庄名称也都是明代留下的。就是舞台上演的戏曲《法门寺》、《游龙戏凤》、《大红袍》、《打严嵩》、《海瑞罢官》、《桃花扇》等等,演绎的也都是明朝的故事。明朝的灭亡才过去三百多年。提起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也是人人尽知。那是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的日子。六十年前,郭沫若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在延安把它列入整风文件,要共产党人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如今建国五十七年了,而甲申还是个常谈常新的话题。
另外,人们说到历史,常常把明朝与清朝相联,说“明清”。为什么?因为在政治制度上是“清沿明制”。在社会经济文化思想上,明代留下的大量遗产被清代继承。以至于要透彻了解清朝不能不知道明朝,只有知道了明朝才能更好地知道清朝。
前面说过,明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前期,它提出的转型时期的问题,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伴随着新经济因素的发展,世纪末的颓废与新价值观的蠢动,对传统的伦理纲常造成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它对社会构成危害,另一方面,它预示着旧制度行将崩溃。今天我们读“三言”“二拍”那样的小说,难以想象,书中的故事竟发生在三百多年前。
我们关注明朝,还因为明代确有许多看点,有许多威武雄壮、辉煌史册的故事,有许多悲惨凄厉、婉转哀伤的戏剧,更有许多扑朔迷离、难解难辨的谜团。
先说明朝的成立本身就是一个谜。一支和秘密宗教明教关系甚深的红巾军,一个走投无路的穷和尚,竟然夺得了天下。权倾一时的丞相胡惟庸、屡立战功的蓝玉,怎么忽然有了谋反之心?本是为了屏藩帝宝的亲王怎么成了篡夺天下的乱臣贼子?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甘心赴死,要为一个失败的皇帝殉难?建文帝的生死不明,这个六百年的谜怎样解开?燕王起兵靖难,一再声称自己是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嫡子,他的生母到底是谁?还有,明朝发生过很多奇事,正统年间,明英宗沿着祖宗的路,御驾亲征,想要再次扬威塞上,但五十万大军竟然在土木堡被瓦剌的二万八千骑兵打得溃不成军,明英宗也做了俘虏。明宪宗成化皇帝,后宫美女如云,却偏偏宠爱一个比他大十六七岁的万氏,甚至想将其立为皇后。武宗正德皇帝嫌做皇帝没有意思,偏要做“威武大将军”,又封自己为“镇国公”。嘉靖皇帝迷信方术,虐待宫婢,差点被愤怒的宫人勒死。还有,万历帝为什么大肆到全国各地搜刮钱财?他三十年不上朝,不见朝臣,很多衙门无人办公,国家机器如何运转?由于他宠爱郑贵妃,也就宠爱郑贵妃之子,因此还不肯立太子,闹出了一连串的“国本”大案,其后“梃击”、“红丸”、“移宫”,谜案一个接着一个……明朝最终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和强悍的满州铁骑逼上了绝路。由信王而入承大统的崇祯帝,如何励精图治,也已难挽狂澜于既倒。这样一个煌煌天朝,竟然败在农民军的手下,如此大好河山竟然被起于白山黑水的“东夷”满洲人占领了!崇祯帝说自己并非亡国之君。真如他所说,崇祯帝就不是亡国之君吗?当李自成军攻破北京,崇祯帝在殿前鸣钟召集百官,为什么没有一人前来呢?可怜他魂归煤山,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陪伴他。还有,北京沦落后,其实明朝并没有最终灭亡,神宗之孙福王在南京被拥立为帝,这就是弘光帝。此时,明朝还有半壁江山,还有各地的数十万兵马,但弘光朝却不期年而亡。
明朝的历史是丰富多彩的,除宫廷外,还有一连串经常响在我们耳边的名字:被神仙化的开国谋士刘伯温,能征善战的徐达,再造社稷的于谦,孤傲怪癖的清官海瑞,治世能臣张居正,仗义执言拼死进谏的东林党人,抗倭英雄戚继光,抗清殉国的史可法,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旅行家徐霞客,药学家李时珍……反派的角色则有专权乱政的宦官汪直、刘瑾、魏忠贤,被指为奸相的严嵩,风流才子唐伯虎,戏剧巨人汤显祖,还有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大科学家徐光启等等,令人目不暇接。
明朝的故事如此引人入胜!
明朝于洪武元年(1368年)在南京建立,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大顺军队攻破了北京,一个小皇帝在南京被拥立,一年之后弘光元年(1645年),南京被清军攻破。明朝灭亡了。明朝起于南京,终于南京,首尾共二百七十七年。
一个朝代,如同任何事物一样,有始有终。明朝同样经历了发生、发展、衰落、灭亡的过程。根据明朝的具体情况,我把整个明朝的历史划分为五个段落:开国奠基期,守成期,祸乱期,中兴期,败亡期。划分段落,是我们观察历史的一种方法。它可以使我们简洁、明确地对一种历史事物的全过程有一个概括的认识。我将在这个大框架下展开我们对明史的解读。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要我去讲一讲明代的皇帝,我欣然接受了,因为自己从事了这么多年的明史教学与研究,深深感到一个问题,就是一般人,普通读者或观众对明史的了解不多,即使知道一些,也往往受到某种误导,不一定准确。作为一个明史研究者有责任把几十年来明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一点点心得介绍给大家。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百家讲坛》节目,在众多教育节目中独树一帜,脱颖而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品牌。电视靠它明显的优势和广大的覆盖面,与大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百家讲坛》搭设专家与大众之间的桥梁,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我教书近三十年,在课堂上一直很受欢迎,本以为走上《百家讲坛》,会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结果,大出所料。要在电视屏幕上抓住观众,必须对原先在课堂上的讲授内容和讲授方式作一番改造。在大学的讲台上,教师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虽然也要讲究内容的系统性,也要讲究授课技巧,但教师可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展开,可以深入讲自己的研究心得。在电视讲坛就不是这样,因为电视的受众不同,他们的需求与课堂上的学生不同。即使在电视讲坛上讲演的主题和课堂上完全一样,其内容也不能不另做一番取舍、剪裁,在表述方式上也不能不另下一番工夫。
面对电视,最忌讳的是庞杂、包罗万象,求全求深。越求全越容易令人生厌,越平易越能接近观众。编导们总跟我说,我们的观众包括各行各业的人,从八岁的小孩儿到八十岁的老人。还有,他们打开电视,虽然有获取知识的需要,但多数是处于一种休闲状态之中,不是在课堂,没有功利追求,没有纪律约束,没有考试督促。兴趣对他们选择频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观众和读者总是有理的。放下架子,走近百姓,是唯一选择。
《明十七帝疑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不少出版社就来约稿。首先是中华书局的李岩总编辑、徐卫东先生、宋志军先生。中华书局是大社,他们的热心令人感动。但是,不久他们就出了一本内容大致相同的书,我的书再给他们,选题似嫌重复。我和他们商定,给他们写另外一部稿子,以还他们的人情。我还要郑重感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制片万卫先生,编导马琳女士、那尔苏先生,是他们给了我一个通过电视走近百姓的机会。他们的热情和勤奋敬业极大地感染了我。在一年多的合作中,我们已经成了忘年之交的好朋友。当然,还要感谢席伟健先生和李静女士为书稿的整理付出的劳动。
中国知识界有一个优秀传统,那就是“大专家写小文章”。远一点的,如朱自清写《经典常谈》,叶圣陶写《文章例话》,近一点的,王力写《诗词格律十讲》,高士其写的大量的科普读物,华罗庚写《优选法》,等等。一再印行、长盛不衰的《十万个为什么》,其中许多条目也是出于大专家的手笔。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老一辈学者献身中华文化事业的平民情结,也可以发现只有大专家才具备写小文章的优势。
大专家写小文章可以举重若轻,可以抓住知识的精髓,可以以最明白的方式诠释最高深的学问,可以把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最快地告诉大众。大专家写小文章并没有贬低专业学术的价值,相反,可以在最大范围内实现它的价值。小文章也并非文化快餐,而是营养丰富的正餐,尽管它方便、快捷。前辈学者为我们做出了那么多的榜样,我愿意勉随其后,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让“百家”走近百姓,让“百家”和百姓同乐!
2006年6月21日于昌平北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