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杰出的爱国诗人辛弃疾，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光辉的作家之一。在他身后，除为我们留下了六百二十余首词外，还有诗一百二十余首，文十余篇。辛弃疾以他高度的文学成就，浇灌了后代无数诗人。本书收集大量的历史资料，为读者还原了一代词人的生平、戎马生涯、仕途建树、晚年情景……

《南宋史研究丛书》是“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中的一项内容，为该文库作总序的是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同志，本书是其中的《辛弃疾研究》，介绍一代词人辛弃疾的生平、戎马生涯、仕途建树、晚年情景……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以杭州(临安)为例 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代序)

序言

第一章 意气风发的爱国者

 第一节 英雄少年

 第二节 壮志有为

 第三节 起义南归

第二章 奏进万字平戎策

 第一节 隆兴末奏进《美芹十论》

 第二节 乾道间奏进《九议》

第三章 重建滁州和讨平茶商军事件

 第一节 小试滁州及讨论纸币发行对策

 第二节 辛弃疾讨平茶商军

第四章 转徙江湘——颇多建树的地方大吏

 第一节 二年历遍楚山川

 第二节 在两湖转运副使任内的政绩

 第三节 在湖南帅臣任内的政绩

 第四节 在江西帅臣任内的政绩

第五章 带湖风月——辛弃疾仕途上的第一次废黜

 第一节 带湖买得新风月

 第二节 汗血盐车无人顾

 第三节 与陈亮的上饶之会

 第四节 短暂的七闽之行

第六章 瓢泉山光——辛弃疾仕途上的第二次废黜

 第一节 再到期思卜筑

 第二节 借歌词为反抗压迫之工具

第七章 悲壮的晚年——辛弃疾为恢复事业的最后努力

 第一节 为抗金出山

 第二节 京口壮图

 第三节 辛弃疾赍志以殁

结语 辛弃疾一生功绩及稼轩词的历史地位

附录 辛弃疾年谱

编后语

是年三月，陈峒起义武装声势大振，已发展为数千人之军，连破湖南道州的江华，桂阳军的蓝山、临武，广东连州的阳山四县，使湖南各州处于一片惊恐之中。三月十一日，宋廷命湖南帅臣负责讨捕陈峒，辛弃疾也奉诏由湖北改湖南转运副使。其时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是王佐，湖南转运判官是陈孺。对他的这项任命，大概只能理解为：让他去帮办粮饷供应，协助王佐扑灭这次起义。

三月下旬，辛弃疾自湖北转运司所在地鄂州启程赴湖南。行前，湖北转运判官王正之于副使衙中的小山亭置酒饯行，席问，辛弃疾写下了一首《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词：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詹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这是一首被称为“千古所无”的著名词篇。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是借惜春怨春的主题，反映对抗金事业及国家、个人前途命运的忧虑。上阕写在风雨摧残下春天的归去，写痛惜春天的早来早归，写伤心春天的无力反抗，写痛恨春归后蛛网柳絮的猖狂。这是借春的天折，写恢复事业的失败，词人希望的破灭。下阕则在哀伤恢复大计受挫之余，也为个人屡被排斥不受任用而伤怀。

这首词确实为动荡不安的时局而写作。宋孝宗朝一向被史学家视为南宋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而辛词却有“斜阳烟柳”的比喻，画出了一幅岌岌可危的江山落日图，前人多不理解，认为是危言耸听。但是，倘若能认真对待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及其后果，则辛词的忧虑就绝不是杞人忧天。盖自淳熙改元以来，虞允文以言恢复误国，汤邦彦以出使辱国，以及宰相叶衡被斥，都迫使宋孝宗不得不放弃遣使求地、乘机恢复中原的目标。而连年爆发的农民起义，又使南宋朝廷疲于应付。这些挫折和失败，影响到南宋的内外政策被迫转向自治。楼钥撰《王淮行状》载：“淳熙三年，申议使汤邦彦使回，上怒金人无礼。公奏天下为度，惟当讲自治之策以待之。”又说：“孝宗皇帝以不世出之资，直欲鞭笞四夷，以遂大有为之志。一时进用，多趋事赴功之人。淳熙以来，益务内治，选任儒雅厚重经远好谋之士，而公为之称首。”即明确这种转折的标志是淳熙三年汤邦彦辱国事件。然而正是在宋孝宗“益务内治”时，竟致连续发生了民众起义事件，这对借口恢复中原而实施残酷剥削的南宋政权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南宋当局放弃恢复中原的努力，正是辛弃疾所不愿看到的结局。

自宋孝宗登极以来，从匆忙北伐到任用大言误国之人，这些决策举措，竟无一件有补于恢复大计，亦无一不以失败结束。然而失败虽是接踵而来，宋孝宗君臣却从未吸取教训，反而从积极进取转向消极守成，听凭近习佞幸对爱国志士实行迫害打击。这一切使辛弃疾深感失望。所以，《摸鱼儿》这首词，正是写出了在此情势之下的辛稼轩心中的全部感怀，是他长期以来对时局不断思索的一个结果。

当这首词广泛传播之后，竟也被宋孝宗看到。《鹤林玉露》一书载：“词意殊怨。‘斜阳烟柳’之句，……使在汉唐时，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哉？愚闻寿皇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可谓盛德也已。”但我以为，宋孝宗对这首词不满，恐不仅“斜阳烟柳”之句。因为宋孝宗自诩甚高，曾以唐太宗自拟。如今辛弃疾却独以杨玉环、赵飞燕为嘲讽对象，这不等于将宋孝宗比拟为汉、唐的无道之君吗？我以为宋孝宗的不满，真正原因在于此。P117-120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建炎元年(1127)五月初一日，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赵构在应天府(河南商丘)即帝位，重建宋政权。不久，宋高宗在金兵的追击下一路南逃，最终在杭州站稳了脚跟，并将此地称为行在所，成为实际上的南宋都城。

南宋自立国起，到最终为元朝灭亡(1279)，国祚长达一百五十三年之久。对于南宋社会，历来评价甚低，以为它国力至弱，君臣腐败，偏安一隅，一无作为。近代以来，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却有不同看法，如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指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更认为：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很显然，对宋代的这种高度评价，无论是陈寅恪还是邓广铭先生，都没有将南宋社会排斥在外。我以为，一些人之所以对南宋贬抑至深，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患有“恐金病”的宋高宗和权相秦桧一伙倒行逆施的义愤，同时从南宋对金人和蒙元步步妥协，国土日腹月削，直至灭亡的历史中，似乎也看到了它的懦弱和不振。当然，缺乏对南宋史的深入研究，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众所周知，南宋历史悠久，国土虽只及北宋的五分之三，但人口少说也有五千万人左右，经济之繁荣，文化之辉煌，人才之众多，政权之稳定，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偏安政权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对南宋社会的认识，不仅要看到它的统治集团，更要看到它的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要看到它的军事力量，更要看到它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看到它的人心之所向。特别是由于南宋的建立，才使汉唐以来的中华文明在这里得到较好的传承和发展，不至于产生大的倒退。对于这一点，人们更加不应该忽视。

北宋灭亡以后，由于在淮河、秦岭以南存在着南宋政权，才出现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再一次给中国南方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从而推动了南宋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显著的进步。

与此同时，南宋又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它具体表现为：

一是理学的形成和儒学各派的互争雄长。

南宋时候，程朱理学最终形成，出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主流派道学，以胡安国、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以谯定、李焘、李石为代表的蜀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此外，浙东事功学派也在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形势下崛起，他们中有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唐仲友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理宗朝以前，各学派之间互争雄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是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推动了文化的普及。

南宋学校教育分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它们在南宋都获得了较大发展。如南宋嘉泰二年(1202)，仅参加中央太学补试的士人就达三万七千余人，约为北宋熙宁(1068—1077)初的二百五十倍。州县学在北宋虽多次获得倡导，但只有到南宋才真正得以普及。两宋共有书院三百九十七所，其中南宋占三百一十所，比北宋的三倍还多，著名的白鹿洞、象山、丽泽等书院，都是各派学者讲学的重要场所。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私塾村校更是遍及城乡。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南宋文化的普及，不仅应举的读书人较北宋为多，就是一般识字的人，其比例之大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高峰。  三是史学的空前繁荣。

通观整个南宋，除了权相秦桧执政时期，总的说来，文禁不密，士大夫熟识政治和本朝故事，对国家和民族有很强的责任感，不少人希望借助于史学研究，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以供统治集团作为参考。另一方面，南宋重视文治，读书应举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对史书的需要量极大，许多人通过著书立说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许多人将刻书卖书作为谋生的手段。这样就推动了南宋史学的空前繁荣，流传下来的史学著作，尤其是本朝史，大大超过了北宋一代。南宋史家辈出，他们治史态度之严肃，考辨之详赡，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四川路、两浙东路、江南西路和福建路都是重要的史学中心。四川路以李焘、李心传、王称等人为代表，浙东以陈傅良、王应麟、黄震、胡三省等人为代表，江南西路以徐梦莘、洪皓、洪迈、吴曾等人为代表，福建路以郑樵、陈均、熊克、袁枢等人为代表。他们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也创立了新的史学体例，史书中反映的爱国思想也对后世史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是公私藏书十分丰富。

南宋官方十分重视书籍的搜访整理，重建具有国家图书馆性质的秘书省，规模之宏大，藏书之丰富，远远超过以前各个朝代。私家藏书更是随着雕版印刷业的进步和重文精神的倡导而获得了空前发展。两宋时期，藏书数千卷且事迹可考的藏书家达到五百余人，生活于南宋的藏书家有近三百人，又以浙江为最盛，其中最大的藏书家有郑樵、陆宰、叶梦得、晁公武、陈振孙、尤袤、周密等人，他们藏书的数量多达数万卷至十数万卷，有的甚至可与秘府、三馆等。

五是文学、艺术的繁荣。

南宋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词是两宋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据唐圭璋先生所辑《全宋词》统计，在所收作家籍贯和时代可考的八百七十三人中，北宋二百二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六；南宋六百四十六人，占百分之七十四，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姜夔、刘克庄等都是南宋杰出词家。宋诗的地位虽不及唐代，但南宋诗就其数量和作者来说，大大超过了北宋。有北方南移的诗人曾几、陈与义，有“中兴四大诗人”之称的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有同为永嘉(浙江温州)人的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有作为江湖派代表的戴复古、刘克庄，有南宋灭亡后作“遗民诗”的代表文天祥、谢翱、方凤、林景熙、汪元量、谢枋得等人。此外，南宋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以及戏曲等，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日常生活中，南宋的民俗风情、宗教思想，乃至衣、食、住、行等方面，对今天的中国也有着深刻影响。

南宋亦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对于科技史家来说，唐代不如宋代那样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是不同的。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较着重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此话当然一点不假，不过如果将南宋与北宋相比较，李约瑟上面所说的话，恐怕用在南宋会更加恰当一些。

首先，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即就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而言，在南宋都获得了比北宋更大的进步和更广泛的应用。别的暂且不说，仅就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上，并制成为罗盘针使用这一点来看，它就为中国由陆上国家向海洋国家的转变创造了技术上的条件，意义十分巨大。再如，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活字印刷术虽然发明于北宋，但这项技术的成熟与正式运用是在南宋。其次，在农业、数学、医药、纺织、制瓷、造船、冶金、造纸、酿酒、地学、水利、天文历法、军器制造等方面的技术水平都比过去有很大进步。可以这样说，在西方自然科学没有东传之前，南宋的科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

南宋军事力量虽然弱小，但军民的斗争意志异常强大。公元1234年，金朝为宋蒙联军灭亡以后，宋蒙战争随即展开。蒙古铁骑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队，它通过短短的二十余年时间，就灭亡了西夏和金，在此前后又发动三次大规模的西征，横扫了中亚、西亚和俄罗斯等大片土地，前锋一直打到中欧的多瑙河流域。但面对如此劲敌，南宋竟顽强地抵抗了四十五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从中涌现出了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反映了南宋军民不畏强暴的大无畏战斗精神，他们与前期的岳飞精神一样，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古人有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近人有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前者是说，认真研究历史，可为后人提供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以少犯错误；后者是说，应该吸取历史上一切有益的东西，通过去粗取精，改造、发展，以造福人民。总之，认真研究历史，有利于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也有利于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

对于南宋史的研究，以往已经有不少学者作了辛勤的努力，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成果，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但是，不可否认，与北宋史相比，对南宋史的研究还不够，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需要填补的空白尚有很多。现在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在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广大南宋史学者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计划用五六年的时间，编纂出一套五十卷本的《南宋史研究丛书》，对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科学技术、重要人物、民俗风情、宗教信仰、典章制度和故都历史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这确实是一项有胆识、有魄力的大型文化工程，不仅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更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这也是曾经作为南宋都城的杭州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相信，随着这套丛书的编纂成功，将会极大地推动我国南宋史研究的深人开展，对杭州乃至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有莫大的贡献，故乐为之序。

2006年8月8日于杭州市道古桥寓所

历史并不意味着永远消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总会以独有的形式存在并作用于当前乃至未来。历史学“述往事”以“思来者”，“阐旧邦”以“辅新命”，似乎也可作如是观。历史的意义通过历史学的研究被体现和放大，历史因此获得生命，并成为我们今天的财富。

宋朝立国三百二十年(960—1279)，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国祚最长的一个朝代，也是封建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对后世影响极大。其中立国一百五十三年(1127—1279)的南宋，向来被认为是一个国力弱小、对外以妥协屈辱贯穿始终的偏安王朝，但就是这一“偏安”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却取得了辉煌成就，对金及蒙元入侵也作出过顽强的抵抗。如果我们仍囿于历史的成见，轻视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不会对这段历史作出更为深刻的反思，其中所蕴涵的价值也不会被认识。退一步说，如果没有南宋的建立，整个中国完全为女真奴隶主贵族所统治，那么唐、(北)宋以来的先进文化如何在后世获得更好的继承和发展，这可能也是人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南宋王朝建立的历史意义，于此更加不容忽视。

杭州曾是南宋王朝的都城。作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近一个半世纪的建都史给杭州的城市建设、宗教信仰、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乃至性格、语言等方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南宋历史既是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更是杭州人民的宝贵财富。深入研究南宋史，是我们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需要，是批判地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今天杭州大力建设文化名城的需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挖掘沉淀在这段历史之河中的丰富遗产，杭州人责无旁贷。

2005年初，在杭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将南宋史研究列为重大课题，并开始策划五十卷《南宋史研究丛书》的编纂工作，初步决定该丛书由五大部分组成，即《南宋史研究论丛》两卷、《南宋专门史》二十卷、《南宋人物》十一卷、《南宋与杭州》十卷、《南宋全史》八卷。同年8月，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同时，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成立南宋史研究中心，聘请浙江大学何忠礼教授、方建新教授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徐吉军研究员为中心主任和副主任，具体负责《南宋史研究丛书》的编纂工作。为保证圆满完成这项任务，杭州市社会科学院诚邀国内四十余位南宋史研究方面的一流学者担任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负责《丛书》的撰写。同时，为了保证书稿质量，还成立了学术委员会，负责审稿工作，对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书稿，我们还邀请国内该方面的权威专家参与审稿，所有书稿皆实行“二审制”。2005年11月，《南宋史研究丛书》被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06年3月，南宋史研究中心高票人选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首批重点研究基地，南宋史研究项目被列为省重大课题，获得省市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以一地之力整合全国学术力量，从事如此大规模的丛书编纂工作在全国为数不多，任务不仅重要，也十分艰巨。为了很好地完成编纂任务，2005、2006两年，杭州市社会科学院邀请《丛书》各卷作者和学术委员召开了两次编纂工作会议，确定编纂体例，统一编纂认识。尔后，各位专家学者努力工作，对各自承担的课题进行了认真、刻苦的研究和撰写。南宋史研究中心的尹晓宁、魏峰、李辉等同志也为《丛书》的编纂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大家通力合作，搞好组稿、审校、出版等各个环节的协调工作，使各卷陆续得以付梓。如今果挂枝头，来之不易，让人感慨良多。在此，我们向参与《丛书》编纂工作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鉴于《丛书》比较庞大，参加撰写的专家众多，各专题的内容多互有联系，加之时间比较匆促，各部专著在体例上难免有些不同，内容上也不免有些重复或舛误之处，祈请读者予以指正。

《南宋史研究丛书》是“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中的一项内容，为该文库作总序的是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同志，为《南宋史研究丛书》作序的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平同志和浙江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徐规先生。在此谨深表谢意！

希望这部《丛书》能够作为一部学术精品，传诸后世，有鉴于来者。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 史及伟

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