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不是原创，是在1999年初版《秦桧传》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全书分十二章：前六章，以时间顺序叙述秦桧从囚徒到内奸、两据相位、力主和议的过程，重点叙说秦桧如何利用高宗的“恬懦”和主战派内部的矛盾窃据相位的；后六章从秦桧如何把持朝政，制造党祸、文祸，控制台谏、科举、学校，网罗党羽，钳制舆论，打击迫害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在他专国期间所形成的政治格局、军事格局和舆论环境在他身后所发生的影响等不同侧面，揭示他祸国殃民的种种行为，力求给读者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印象。结束语，对以往在秦桧评价上的三个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评述。

全书分十二章：前六章，以时间顺序叙述秦桧从囚徒到内奸、两据相位、力主和议的过程，重点叙说秦桧如何利用高宗的“恬懦”和主战派内部的矛盾窃据相位的；后六章从秦桧如何把持朝政，制造党祸、文祸，控制台谏、科举、学校，网罗党羽，钳制舆论，打击迫害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在他专国期间所形成的政治格局、军事格局和舆论环境在他身后所发生的影响等不同侧面，揭示他祸国殃民的种种行为，力求给读者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印象。结束语，对以往在秦桧评价上的三个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评述：一、南宋绍兴初年，是否非向金人乞和?通过对南宋统治区内政治、经济状况和军事实力的分析，着重批驳秦桧力主和议是“保全东南”之举；二、绍兴和议的主要责任者是谁?通过对秦桧的“挟虏势以要君”和“挟天子令诸侯”的分析，坚持认为秦桧是乞和的主要责任者；三、秦桧何以能得政专国?在列举诸多原因中，着重分析主战派内部的纷争是造成秦桧得政专国的机会。这是对全书的归纳和补充。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以杭州(临安)为例 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代序)

序言

第一章 从囚徒到内奸

 第一节 里籍、家世和人仕之初

 第二节 上书“乞存赵氏”，沦为金人阶下囚

 第三节 卖身投靠的开始——为徽宗通书完颜宗翰

 第四节 南归始末

第二章 第一次入相

 第一节 “南人自南，北人自北”——秦桧首建和议之策

 第二节 挤兑范宗尹，窃踞右相宝座

 第三节 伪尊洛学，收誉士林

 第四节 在与吕颐浩的较量中倒台

第三章 在主战派的相互倾轧中东山再起

 第一节 秦桧复出的背景

 第二节 上守战方略，力主“讨伐叛逆”与“安慰强敌”

 第三节 赵鼎、张浚反目，秦桧进掌枢密院

 第四节 淮西兵变，张浚罢相，南宋由战守转向退而求和

 第五节 附丽赵鼎，秦桧再登右相

第四章 与主战派大较量中获胜——绍兴八年和议中的秦桧

 第一节 赵鼎在和战依违中罢相

 第二节 排斥异己力量，清除和议障碍

 第三节 “百辟动容”——胡铨上疏请斩秦桧

 第四节 和议初成，秦桧代行屈己之礼

第五章 金人渝盟，南宋军民奋起抗击

 第一节 完颜宗弼寻衅渝盟

 第二节 顺昌、郾城大捷

 第三节 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第六章 谋夺诸将兵权，诬杀岳飞父子——绍兴十一年和议中的秦桧

 第一节 明升暗黜，谋夺三大将兵权

 第二节 以“莫须有”定罪，杀害岳飞父子

 第三节 屈膝投降，唯金人之命是从

第七章 党祸迭起，冤狱遍于国中

 第一节 一份清洗政敌的纲领性文件——秦熔的《皇太后回銮本末》

 第二节 赵鼎之死

 第三节 对李光诸人的迫害

 第四节 张浚与五十三人之狱

第八章 文网罗织，动辄指为“谤讪”

 第一节 诗祸

 第二节 文祸

 第三节 语祸

第九章 严密控制科举，网罗政治仆从

 第一节 网罗拥护和议的政治仆从

 第二节 禁绝“专门曲学”——洛学

 第三节 进士榜中，悉以亲党居之

第十章 阴险如崖阱，深阻竟叵测

 第一节 控制台谏进退，驱之若使鹰犬

 第二节 荐执政，必柔佞易制者，但备员伴拜、书名

 第三节 联姻贵戚，交结内臣，刺探宫中动息

第十一章 太平翁翁十九年，父子气焰可熏天

 第一节 凡投献者，以皋夔稷契为不足，必曰“元圣”

 第二节 滥用职权，私惠亲旧

 第三节 贪墨无厌，富过左藏

第十二章 秦桧之死及其身后影响

 第一节 一场谋传相位的闹剧

 第二节 “一桧虽死，百桧犹存”——高宗在秦桧的阴影中“更化”

 第三节 继续压制抗金舆论

结束语 关于对秦桧评价的几个问题

 一、南宋在绍兴初年是否非向金人乞和不可？

 二、南宋向金人乞和，谁该负主要责任

 三、秦桧何以能得政专国

附录一 秦桧“乞存赵氏”议状真伪辨

附录二 秦桧年谱

吕颐浩满腔热情地兴师北伐，一开头就被处处掣肘，遇到许多不顺心的事。

吕颐浩在接受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的任务之后，于绍兴二年闰四月初着手物色行府文武官员，辟户部尚书兼侍读李弥大、秘书监傅崧卿充徽猷阁待制，并为都督府参谋官；直显谟阁福建转运副使李承造升直龙图阁为参议官；尚书右司郎中姚舜明充秘阁修撰为随军转运使；起复左武大夫荣州团练使神武后军统制巨师古复荣州防御使兼都督府统制军马。还奏请高宗特许“凡所措置，乞一切作圣旨行下，续具奏知”。高宗都照准了。这本是行军作战中的应急举措，已有成例在先，张浚以知枢密院事出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就给予“得便宜黜陟”的权力。吕颐浩以首相都督军事，当然也应拥有这样的权力。可是，反对的人也不少。头一个就是被吕颐浩看中的李弥大。李弥大字似矩，苏州吴县人。崇宁三年(1104)进士，靖康间即官至刑部尚书，出任过河东宣抚副使，且有拥立之功。是一个老资格的官僚，有点看不起粗疏的吕颐浩。他趁侍经筵的机会，留身私奏高宗说：“东晋王导、谢安为都督，未尝离朝廷，今幸边圉无他，颐浩不宜轻动。”暗示朝廷应该防备吕颐浩拥兵自重。又说，自己是天子的从官，宰相不能辟为幕僚。“乞于诸军悉置军政，如汉朝故事。以察官、郎官为之。”所谓“军政”，可能就是监军一类的设置。还说，如果要煞煞吕颐浩专横跋扈的作风，就从都督府开始。皇上如果一定要派遣我和傅崧卿出征，“当别为一司，伺察颐浩过失，密以启闻。”因为说得太露骨，高宗说这是离间他和吕颐浩之间的君臣关系，不让李弥大去作都督府参谋官。御史中丞沈与求数上章弹劾，说“弥大谋问君臣，妄自尊大。自陛下驻跸钱塘，四方■■，日望朝廷有向进之图。今陛下命颐浩提相印，总师律，都督诸道之兵而节制之，圣虑精微，罔不曲尽，中外翕然，为甚盛之举。弥大设有他见，自合委曲开陈，裨赞庙画，乃缘怀私，妄有奏请，掩陛下推诚待遇大臣之盛德，沮陛下抗志经理四方之远图，望赐降黜。”于是李弥大落职奉祠。

李弥大虽然倒了楣，朝中的议论仍然没有停止，有认为都督府的权太重，有认为傅崧卿、姚舜明除职太优，等等。支持秦桧的殿中侍御史江跻请降旨“以督府权任至重，特许置随军漕臣一员。”这还是限制吕颐浩权力的措施。宋代的漕臣，即转运使，除执掌一路财赋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代表朝廷对地方官进行监察。位在制抚之下，而实际权力又往往在制抚之上。随军设置漕臣，除了保障和控制军需之外，就是对吕颐浩及其部属进行监察。江跻又请“自今非宰相暂出抚师，其所辟僚属，除官进职，不得辄援此例。”高宗接受了这两条意见，有诏令三省遵行。高宗把李弥大私下的谈话拿出来公开处理，表面看来是表示对吕颐浩的信任，给足吕颐浩的面子，实际上也在提醒吕颐浩不可骄横跋扈，拥兵自、重，藐视朝廷。这一点，吕颐浩的内心是清楚的。所以，在高宗接受江跻的建议，诏令三省遵行时，他除了表示“不悦”，不敢再置一词。过了两天，高宗又对吕颐浩说：“卿耆艾有劳，今总督之任，以大军委卿，不当复视细务。”意思是他不要再管朝中的政务了。吕颐浩只得“惶恐奉诏”。人还没离开临安，就招来这许多麻烦，吕颐浩不能没有后顾之忧，不能不对秦桧心存戒备。

五月下旬，吕颐浩总师至常州，前军将赵延寿所部忠锐军在吕城镇哗变，逐杀金坛县令胡思忠，浙西安抚大使刘光世派兵尽歼其众。事情虽然平息，但出师不利，事闻朝廷，不知作何处置，吕颐浩只得称疾不进。六月到达镇江，刘光世军费告乏，不得不申奏朝廷请求派员稽查。接着有消息，襄阳镇抚使桑仲为部下所杀。这本是一支由散兵游勇集结起来的队伍，名义上归顺朝廷，实际上不听朝廷节制。桑仲一死，他的军队就群龙无首，原来进取汴京的计划即告落空。特别是吕颐浩一离开临安，秦桧即奏置修政局，结党营私，把持朝中大权，种种迹象表明，秦桧是蓄谋将他排挤出朝。这不能不引起他的关注。吕颐浩为了试探高宗的态度，便派参谋官傅崧卿领所部兵马至建康，自己为避拥兵之嫌，留在镇江上章引疾求罢。高宗亲书答诏，封还奏章，不准辞职；吕颐浩又请求奉祠，高宗仍然不准，且命吕颐浩还朝奏事，以傅崧卿暂时代管都督府职事。吕颐浩知道，自己在高宗的心目中还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于是下定决心回朝，迎接一场新的斗争。P45-47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建炎元年(1127)五月初一日，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赵构在应天府(河南商丘)即帝位，重建宋政权。不久，宋高宗在金兵的追击下一路南逃，最终在杭州站稳了脚跟，并将此地称为行在所，成为实际上的南宋都城。

南宋自立国起，到最终为元朝灭亡(1279)，国祚长达一百五十三年之久。对于南宋社会，历来评价甚低，以为它国力至弱，君臣腐败，偏安一隅，一无作为。近代以来，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却有不同看法，如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指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更认为：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很显然，对宋代的这种高度评价，无论是陈寅恪还是邓广铭先生，都没有将南宋社会排斥在外。我以为，一些人之所以对南宋贬抑至深，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患有“恐金病”的宋高宗和权相秦桧一伙倒行逆施的义愤，同时从南宋对金人和蒙元步步妥协，国土日腹月削，直至灭亡的历史中，似乎也看到了它的懦弱和不振。当然，缺乏对南宋史的深入研究，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众所周知，南宋历史悠久，国土虽只及北宋的五分之三，但人口少说也有五千万人左右，经济之繁荣，文化之辉煌，人才之众多，政权之稳定，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偏安政权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对南宋社会的认识，不仅要看到它的统治集团，更要看到它的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要看到它的军事力量，更要看到它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看到它的人心之所向。特别是由于南宋的建立，才使汉唐以来的中华文明在这里得到较好的传承和发展，不至于产生大的倒退。对于这一点，人们更加不应该忽视。

北宋灭亡以后，由于在淮河、秦岭以南存在着南宋政权，才出现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再一次给中国南方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从而推动了南宋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显著的进步。

与此同时，南宋又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它具体表现为：

一是理学的形成和儒学各派的互争雄长。

南宋时候，程朱理学最终形成，出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主流派道学，以胡安国、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以谯定、李焘、李石为代表的蜀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此外，浙东事功学派也在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形势下崛起，他们中有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唐仲友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理宗朝以前，各学派之间互争雄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是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推动了文化的普及。

南宋学校教育分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它们在南宋都获得了较大发展。如南宋嘉泰二年(1202)，仅参加中央太学补试的士人就达三万七千余人，约为北宋熙宁(1068—1077)初的二百五十倍。州县学在北宋虽多次获得倡导，但只有到南宋才真正得以普及。两宋共有书院三百九十七所，其中南宋占三百一十所，比北宋的三倍还多，著名的白鹿洞、象山、丽泽等书院，都是各派学者讲学的重要场所。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私塾村校更是遍及城乡。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南宋文化的普及，不仅应举的读书人较北宋为多，就是一般识字的人，其比例之大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高峰。  三是史学的空前繁荣。

通观整个南宋，除了权相秦桧执政时期，总的说来，文禁不密，士大夫熟识政治和本朝故事，对国家和民族有很强的责任感，不少人希望借助于史学研究，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以供统治集团作为参考。另一方面，南宋重视文治，读书应举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对史书的需要量极大，许多人通过著书立说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许多人将刻书卖书作为谋生的手段。这样就推动了南宋史学的空前繁荣，流传下来的史学著作，尤其是本朝史，大大超过了北宋一代。南宋史家辈出，他们治史态度之严肃，考辨之详赡，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四川路、两浙东路、江南西路和福建路都是重要的史学中心。四川路以李焘、李心传、王称等人为代表，浙东以陈傅良、王应麟、黄震、胡三省等人为代表，江南西路以徐梦莘、洪皓、洪迈、吴曾等人为代表，福建路以郑樵、陈均、熊克、袁枢等人为代表。他们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也创立了新的史学体例，史书中反映的爱国思想也对后世史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是公私藏书十分丰富。

南宋官方十分重视书籍的搜访整理，重建具有国家图书馆性质的秘书省，规模之宏大，藏书之丰富，远远超过以前各个朝代。私家藏书更是随着雕版印刷业的进步和重文精神的倡导而获得了空前发展。两宋时期，藏书数千卷且事迹可考的藏书家达到五百余人，生活于南宋的藏书家有近三百人，又以浙江为最盛，其中最大的藏书家有郑樵、陆宰、叶梦得、晁公武、陈振孙、尤袤、周密等人，他们藏书的数量多达数万卷至十数万卷，有的甚至可与秘府、三馆等。

五是文学、艺术的繁荣。

南宋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词是两宋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据唐圭璋先生所辑《全宋词》统计，在所收作家籍贯和时代可考的八百七十三人中，北宋二百二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六；南宋六百四十六人，占百分之七十四，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姜夔、刘克庄等都是南宋杰出词家。宋诗的地位虽不及唐代，但南宋诗就其数量和作者来说，大大超过了北宋。有北方南移的诗人曾几、陈与义，有“中兴四大诗人”之称的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有同为永嘉(浙江温州)人的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有作为江湖派代表的戴复古、刘克庄，有南宋灭亡后作“遗民诗”的代表文天祥、谢翱、方凤、林景熙、汪元量、谢枋得等人。此外，南宋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以及戏曲等，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日常生活中，南宋的民俗风情、宗教思想，乃至衣、食、住、行等方面，对今天的中国也有着深刻影响。

南宋亦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对于科技史家来说，唐代不如宋代那样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是不同的。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较着重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此话当然一点不假，不过如果将南宋与北宋相比较，李约瑟上面所说的话，恐怕用在南宋会更加恰当一些。

首先，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即就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而言，在南宋都获得了比北宋更大的进步和更广泛的应用。别的暂且不说，仅就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上，并制成为罗盘针使用这一点来看，它就为中国由陆上国家向海洋国家的转变创造了技术上的条件，意义十分巨大。再如，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活字印刷术虽然发明于北宋，但这项技术的成熟与正式运用是在南宋。其次，在农业、数学、医药、纺织、制瓷、造船、冶金、造纸、酿酒、地学、水利、天文历法、军器制造等方面的技术水平都比过去有很大进步。可以这样说，在西方自然科学没有东传之前，南宋的科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

南宋军事力量虽然弱小，但军民的斗争意志异常强大。公元1234年，金朝为宋蒙联军灭亡以后，宋蒙战争随即展开。蒙古铁骑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队，它通过短短的二十余年时间，就灭亡了西夏和金，在此前后又发动三次大规模的西征，横扫了中亚、西亚和俄罗斯等大片土地，前锋一直打到中欧的多瑙河流域。但面对如此劲敌，南宋竟顽强地抵抗了四十五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从中涌现出了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反映了南宋军民不畏强暴的大无畏战斗精神，他们与前期的岳飞精神一样，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古人有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近人有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前者是说，认真研究历史，可为后人提供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以少犯错误；后者是说，应该吸取历史上一切有益的东西，通过去粗取精，改造、发展，以造福人民。总之，认真研究历史，有利于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也有利于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

对于南宋史的研究，以往已经有不少学者作了辛勤的努力，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成果，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但是，不可否认，与北宋史相比，对南宋史的研究还不够，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需要填补的空白尚有很多。现在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在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广大南宋史学者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计划用五六年的时间，编纂出一套五十卷本的《南宋史研究丛书》，对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科学技术、重要人物、民俗风情、宗教信仰、典章制度和故都历史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这确实是一项有胆识、有魄力的大型文化工程，不仅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更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这也是曾经作为南宋都城的杭州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相信，随着这套丛书的编纂成功，将会极大地推动我国南宋史研究的深人开展，对杭州乃至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有莫大的贡献，故乐为之序。

2006年8月8日于杭州市道古桥寓所

这本书，不是原创，是在1999年初版《秦桧传》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史学界为了拨乱反正，普及历史知识，曾经出现一股撰写人物传记的热潮。这些人物，大多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圣君贤相，即所谓正面人物。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些人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作过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为历史增添了光辉。人们常说，历史一面镜子。但是，这面镜子，犹如《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一样，是有正反两面的。善与恶、美与丑、忠与奸是并存的，而且，总是在斗争与比较中显现出来的。因此，写好一部有血有肉的奸臣传，也是历史教育所必需的。它既可以突现英雄人物的正面形象，也可以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起到“嘉善矜恶”的作用。这就是我研究秦桧的初衷。

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却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首先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问题。秦桧先后作过十九年宰相，照理应该留有丰富的资料。但是，恰恰相反，秦桧的资料保留的并不多。秦桧当国时，一是大兴文字狱，严禁私家撰写小史。二是安排子孙充任史官，销毁许多原始资料，篡改历史。如《高宗日历》就经过秦焙的篡改，而且这部书，今已不传。且秦桧死后，由于高宗仍然坚持秦桧在世时的基本国策，所用的史官有不少就是秦桧的余党，对秦桧及其党羽的罪恶往往“略而不书”，甚至有意掩盖。王明清说：

自高宗建炎航海之后，如《日历》、《起居注》、《时政记》之类，初甚圆备。自秦桧之再相，继登维垣始，任意自专，取其绍兴壬子岁初罢右相，凡一时施行，如训诰诏旨，与夫斥逐其门人，臣僚章疏奏对之语，稍及于己者，悉皆更易焚弃，由是亡失极多，不复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来，十五年间，凡所纪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

又说：

思陵(高宗)绍兴乙亥岁，秦桧之殂，更化之初，窜告讦之徒张常先而下前后凡十四人。此圣德大业，耻言人过，仁厚之风，合符昭陵(仁宗)。后来编纂《圣政录》，适秉笔之臣，有托其间，群从者略而不书，是致读者为之愤然。近修《实录》乃用其徒子弟位长史局，不但未必发明伟绩，且使秦氏奸恶，殆将并掩，深用叹惋。

后来熊克撰写《中兴小历》，徐梦莘撰写《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撰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虽多有辨正，但仍可看出不少地方沿袭了《日历》和《实录》的错误。三是秦桧没有文集传世，也没有发现家传、行状、墓志铭之类的东西。在现存的资料中，除《三朝北盟会编》引述的《中兴姓氏录》和《宋史》中的《奸臣传》，再也找不出对于秦桧完整记述的资料。因此除了把《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宋史》作为主要资料来源，还不得不从与秦桧同时代有关人的文集，有关的传、志和南宋人的笔记等文献资料，以及近人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去搜求，我的原则是细大不捐，凡是能够找到的，一条也不放过，然后对这些资料进行初步辨析、梳理和归纳。这方面我花了不少功夫，但还是不能尽如人意。

其次，是如何给秦桧的历史定位问题。我以为，评价任何历史人物都有这个问题。“忠”与“奸”，只能说明个人的政治品格，并不能说明他在历史上的作用。说忠臣，有的人杀身以成仁，有的人则挽狂澜于既倒；说奸臣，有的人只是淆乱朝政，残害善类，而从大局讲，并不影响历史的走势；有的人则使山河变色，把国家、民族推人黑暗的深渊。这都有个历史的际遇问题。过去写英雄人物，喜欢讲“风云际会”，讲君臣遇合，也就是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君臣同心，挽狂澜于既倒，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改变了历史的命运。而历史上的大奸大憝，也同样存在“君臣遇合”的问题，只不过他们是起着相反的作用而已。秦桧不同于一般的奸臣，他是一个在历史的关键时期，起着关键作用，改变了历史走向的人物。南宋初期，面临着两种抉择，一条是动员全体军民与金人抗争，另一条则是向金人妥协投降。秦桧则是把南宋拉向了后者。《宋史·秦桧传》说：“始，朝廷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这个评价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秦桧第二次入相，当国十有八年，既“挟虏势以要君”，利用高宗的弱点，实现南宋完全走向妥协投降的基本抉择；又“挟天子以令诸侯”，打击、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培植政治仆从，实行政治思想上的奴化统治，极力弱化民族意识。南宋一百多年始终笼罩在亡国的阴影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秦桧种下的恶果。基于这种认识，我是力图展现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以民族矛盾为主线的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大格局，揭示出秦桧在这大格局中的种种表现，还原出一个作为历史罪人的秦桧的本来面目。

再次，是如何建立本书构架的问题。开始我是按通常写传记的方法，以时间顺序一路写下来，后来发现这样平铺直叙，人物太平面化了，于是又改作从纵横两个方面展开。现在全书分十二章：前六章，以时间顺序叙述秦桧从囚徒到内奸、两据相位、力主和议的过程，重点叙说秦桧如何利用高宗的“恬懦”和主战派内部的矛盾窃据相位的；后六章从秦桧如何把持朝政，制造党祸、文祸，控制台谏、科举、学校，网罗党羽，钳制舆论，打击迫害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在他专国期间所形成的政治格局、军事格局和舆论环境在他身后所发生的影响等不同侧面，揭示他祸国殃民的种种行为，力求给读者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印象。结束语，对以往在秦桧评价上的三个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评述：一、南宋绍兴初年，是否非向金人乞和?通过对南宋统治区内政治、经济状况和军事实力的分析，着重批驳秦桧力主和议是“保全东南”之举；二、绍兴和议的主要责任者是谁?通过对秦桧的“挟虏势以要君”和“挟天子令诸侯”的分析，坚持认为秦桧是乞和的主要责任者；三、秦桧何以能得政专国?在列举诸多原因中，着重分析主战派内部的纷争是造成秦桧得政专国的机会。这是对全书的归纳和补充。

我在初版的后记中，曾经说过，我写秦桧，是涉足了一个并不熟悉的领域，心中着实没有把握。初稿完成后，曾就教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郦家驹先生和安徽师大历史学教授张海鹏先生，两先生给予热情的鼓励，增加我努力的信心和勇气。初版之后，受到热心读者的关注，有一段在有关秦桧的讨论中，也算得上是一家之言吧。这次修订，又得到浙江大学何忠礼教授和杭州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的支持和帮助，我一并表示谢忱。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深知，由于自己历史知识贫乏，历史识见有限，在搜集的资料的过程中遗漏的东西肯定不少，对资料的辨析，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肯定有偏颇之处。这都需要读者和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作者

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