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1236-1283)，作为南宋末年的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其光辉形象彪炳史册。他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几乎已是家喻户晓。他的高尚道德和忠贞气节长期受到我国各族人民的敬仰和赞颂。本书把文天祥的生平事迹放在整个南宋末期的历史大环境中来写，以便理解文天祥的言行和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形势的相互关系，并概括地总结出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使本书不仅是一部文天祥传记，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南宋亡国史的性质，让读者能从中吸取历史教训。

本书作者对文天祥生平事迹作了进一步的发掘，并认真考证了各种史料的异同，得出了自认为正确的结论。然后，在撰写书稿时，宁繁勿简，力图做到史事叙述的深细程度和准确性超过以往所有的文天祥传记。

本书把文天祥的生平事迹放在整个南宋末期的历史大环境中来写，以便理解文天祥的言行和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形势的相互关系，并概括地总结出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使本书不仅是一部文天祥传记，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南宋亡国史  本书特别注重介绍文天祥爱国思想和民族节操的具体表现及其渊源，并对“爱国主义”一词的内涵作了新的更为全面的阐述。我认为，爱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崇奉的道德观念，而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即“文山精神”。本书对“文山精神”作了全方位的总结和概括，并以此作为本书的结论。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以杭州(临安)为例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代序)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家世师承

 第一节 籍贯家世

 第二节 慈父熏陶

 第三节 名师端友

 第四节 外出求学

第二章 状元及第

 第一节 社会危机

 第二节 赴京赶考

 第三节 殿试对策

 第四节 大魁天下

第三章 上书献策

 第一节 蒙古南侵

 第二节 补行门谢

 第三节上书理宗

第四章 宦海浮沉

 第一节 初任京官

 第二节 出知州府

 第三节 忤奸归隐

 第四节 治理湘赣

第五章 兴师勤王

 第一节 国运垂危

 第二节 起兵勤王

 第三节 常州之战

第六章 死里逃生

 第一节 宋廷乞降

 第二节 拘留元营

 第三节 逃脱虎口

 第四节 真州被逐

 第五节 历尽艰险

第七章 重举义旗

 第一节 泛海南归

 第二节 开府聚兵

 第三节 江西大捷

 第四节 空坑溃败

 第五节 南岭被俘

第八章 亡国之痛

 第一节 目睹宋亡

 第二节 家乡之恋

 第三节 故国情深

第九章 浩然正气

 第一节 誓不降元

 第二节 牢狱生活

 第三节 正气浩然

 第四节 从容就义

第十章 名垂千古

 第一节 著作流传

 第二节 后人纪念

 第三节 精神不死

附录 文天祥年谱

编后语

文天祥看清了试题，略加思索，即文思泉涌，运笔如飞，未打草稿，就写成了一篇上万字的《御试策》，对理宗皇帝的提问一一作了回答，并结合时弊，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首先，文天祥在总体上提出了“法天地之不息”的哲学观点，作为他立论的基础。他说：“上下四方之宇，往古来今之宙，其间百千万变之消息盈虚，百千万事之转移阖辟，何莫非道。所谓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隐于浑沦，藏于未雕未琢之天，当是时，无极太极之体也。”“不息”，用现代的话来说，即不断运动。文天祥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由于道的作用，即不断运动的结果。宇宙的原始状态表现为无极太极，自太极分而为阴阳，阴阳散而为五行，五行又散而为人心之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总之“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为之”。可见，文天祥把宇宙问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终极原因归之为“道之不息”，即运动，把“道”看作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事物发展客观规律。他认为圣人之所以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至能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因为圣人心中充满着道这一“不息”的观念。秦汉以来，由于懂得道的人太少，或有人虽稍知道而又行道不力，因而道也就不能产生功效。文天祥直言不讳地指出，陛下即位三十三年间(1224-1256)，国计民生、人才士习、社会治安、军事国防等各方面之所以存在种种问题，都是因为行道不力之故。所以他希望理宗皇帝能“法天地之不息”，即在施政过程中，要适应事物不断运动变化的发展规律，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只有皇帝心中充满不息的观念，才能使风移俗易，狱空刑止，天下太平。

接着，文天祥对试题中的第一个问题提出了对策。文天祥认为，圣人之所以能够治世，因为“圣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圣人之道也”。而圣人之心、天地之道，都是“道一不息也”。文天祥把“元气”看作是宇宙万物的终极本体，又因为道隐藏在浑沦元气之中，所以“浑浑元气，变化无端”。又说：“当是时，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阴阳；未有阴阳，先有无极太极；未有无极太极，则太虚无形，冲膜无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体也；既有物之后，而道行焉，道之用也。”他还把“道”说成是一种“贯显微，兼费隐，包小大，通物我”的无处不在的事物发展动力。用现代唯物主义哲学的概念来说，“道”并不是第一性的宇宙终极本体——物质，也不是第二性的人的大脑的产物——意识，更不是先人而存在的绝对精神，而是一种先天而存在的不以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不断运动。为此，文天祥断言：一旦道息，天地人三才便不能自立。圣人体道之不息，敛于修身，散于治人，寓于致知，显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功效，故圣人体道不能有顷刻的停息。“而圣人之论法天，乃归之自强不息”；“而圣人之论配天地，乃归之‘不息则久”’。总之，“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圣人即不息之天地也”。文天祥直率地向理宗指出：陛下虽有志于道，但“进于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废”；“惟不息，则能极道之功化；惟不息，则能极道之证效”。这也就是说，理宗感到自己“志愈勤，道愈远”，是因为他不能坚持不懈地行道，并非道没有作用。文天祥举北宋仁宗皇帝为例，由于仁宗皇帝能勤勤恳恳地力行“一不息之道”，不断革新政治，如能碎宫中奢侈品通天犀以救民生，能厚待人才以昌士习，能接受臣下节用和练新兵之谏言以裕国计和强兵力，能以轻徭薄赋来安定民心，能以选将帅、明纪律来巩固边防，从而使国家得以大治。文天祥要理宗好好向仁宗皇帝学习。

文天祥继续对试题中的第二个问题提出对策。文天祥认为：上古帝王，无论唐尧、虞舜，以至夏禹、商汤和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他们都有兢兢业业和孜孜傈傈地力行道一不息之心。在上古圣帝尧、舜时，天象和畅，世道太平，百姓安康，但尧、舜并不闲逸，他们战战兢兢地行道，无一日敢息。尧命舜要“允执厥中”，舜命禹又加上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话，可见舜行道之念更甚于尧。尧、舜之后，时代发展了，风气日开，人心日益复杂，社会不断变化。夏、商、周三代圣王，为了应世变、扶世道，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设置官职，建立了治、政、礼、教、刑、事各种制度，并且更加努力行道。文天祥指出：上古帝王之心都是天地之心，帝王行道无一日敢息，所以不能以为帝逸而王劳。他劝理宗：“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也就是应当有力行道一不息之心，只有这样，才能有与上古帝王同样出色的政绩，从而显示出行道的功效。

文天祥依次对试题中的第三个问题提出了对策。文天祥结合当时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原则，认为行不息之道者为天理，不行不息之道者为人欲，“不息则阳明，息则阴浊”。从这一观念出发，他纠正了理宗对汉、唐历史的看法。他说：由于汉、唐两代“勇于进道者少，沮于求道者多”，天理反被人欲所制，所以汉、唐不及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汉文帝、汉武帝、唐太宗并非不懂道，但他们三人出入于理、欲之间。当他们务德化、施仁义之时，国家就昌盛。当他们多欲贪利时，国家就会出问题，纲纪制度也不足为治世之凭藉。可见，世道之清浊与理欲之消长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天祥又认为，由于汉文帝为黄、老清静无为的异端思想所累，汉武帝、唐太宗为急功好利等私心杂念所累，所以他们都不能一心求道，对他们也就不足以谈常久不息之事，他们也就不能与唐、虞、夏、商、周的帝王相比，这是非常可惜的。为此，文天祥希望理宗能以汉、唐的历史为鉴，特别要以汉、唐三君缺乏求道之心为戒，那么今日治国和教化的功效，必将大大超过汉、唐。P32-35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建炎元年(1127)五月初一日，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赵构在应天府(河南商丘)即帝位，重建宋政权。不久，宋高宗在金兵的追击下一路南逃，最终在杭州站稳了脚跟，并将此地称为行在所，成为实际上的南宋都城。

南宋自立国起，到最终为元朝灭亡(1279)，国祚长达一百五十三年之久。对于南宋社会，历来评价甚低，以为它国力至弱，君臣腐败，偏安一隅，一无作为。近代以来，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却有不同看法，如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指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更认为：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很显然，对宋代的这种高度评价，无论是陈寅恪还是邓广铭先生，都没有将南宋社会排斥在外。我以为，一些人之所以对南宋贬抑至深，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患有“恐金病”的宋高宗和权相秦桧一伙倒行逆施的义愤，同时从南宋对金人和蒙元步步妥协，国土日腹月削，直至灭亡的历史中，似乎也看到了它的懦弱和不振。当然，缺乏对南宋史的深入研究，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众所周知，南宋历史悠久，国土虽只及北宋的五分之三，但人口少说也有五千万人左右，经济之繁荣，文化之辉煌，人才之众多，政权之稳定，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偏安政权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对南宋社会的认识，不仅要看到它的统治集团，更要看到它的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要看到它的军事力量，更要看到它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看到它的人心之所向。特别是由于南宋的建立，才使汉唐以来的中华文明在这里得到较好的传承和发展，不至于产生大的倒退。对于这一点，人们更加不应该忽视。

北宋灭亡以后，由于在淮河、秦岭以南存在着南宋政权，才出现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再一次给中国南方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从而推动了南宋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显著的进步。

与此同时，南宋又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它具体表现为：

一是理学的形成和儒学各派的互争雄长。

南宋时候，程朱理学最终形成，出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主流派道学，以胡安国、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以谯定、李焘、李石为代表的蜀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此外，浙东事功学派也在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形势下崛起，他们中有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唐仲友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理宗朝以前，各学派之间互争雄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是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推动了文化的普及。

南宋学校教育分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它们在南宋都获得了较大发展。如南宋嘉泰二年(1202)，仅参加中央太学补试的士人就达三万七千余人，约为北宋熙宁(1068—1077)初的二百五十倍。州县学在北宋虽多次获得倡导，但只有到南宋才真正得以普及。两宋共有书院三百九十七所，其中南宋占三百一十所，比北宋的三倍还多，著名的白鹿洞、象山、丽泽等书院，都是各派学者讲学的重要场所。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私塾村校更是遍及城乡。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南宋文化的普及，不仅应举的读书人较北宋为多，就是一般识字的人，其比例之大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高峰。  三是史学的空前繁荣。

通观整个南宋，除了权相秦桧执政时期，总的说来，文禁不密，士大夫熟识政治和本朝故事，对国家和民族有很强的责任感，不少人希望借助于史学研究，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以供统治集团作为参考。另一方面，南宋重视文治，读书应举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对史书的需要量极大，许多人通过著书立说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许多人将刻书卖书作为谋生的手段。这样就推动了南宋史学的空前繁荣，流传下来的史学著作，尤其是本朝史，大大超过了北宋一代。南宋史家辈出，他们治史态度之严肃，考辨之详赡，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四川路、两浙东路、江南西路和福建路都是重要的史学中心。四川路以李焘、李心传、王称等人为代表，浙东以陈傅良、王应麟、黄震、胡三省等人为代表，江南西路以徐梦莘、洪皓、洪迈、吴曾等人为代表，福建路以郑樵、陈均、熊克、袁枢等人为代表。他们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也创立了新的史学体例，史书中反映的爱国思想也对后世史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是公私藏书十分丰富。

南宋官方十分重视书籍的搜访整理，重建具有国家图书馆性质的秘书省，规模之宏大，藏书之丰富，远远超过以前各个朝代。私家藏书更是随着雕版印刷业的进步和重文精神的倡导而获得了空前发展。两宋时期，藏书数千卷且事迹可考的藏书家达到五百余人，生活于南宋的藏书家有近三百人，又以浙江为最盛，其中最大的藏书家有郑樵、陆宰、叶梦得、晁公武、陈振孙、尤袤、周密等人，他们藏书的数量多达数万卷至十数万卷，有的甚至可与秘府、三馆等。

五是文学、艺术的繁荣。

南宋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词是两宋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据唐圭璋先生所辑《全宋词》统计，在所收作家籍贯和时代可考的八百七十三人中，北宋二百二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六；南宋六百四十六人，占百分之七十四，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姜夔、刘克庄等都是南宋杰出词家。宋诗的地位虽不及唐代，但南宋诗就其数量和作者来说，大大超过了北宋。有北方南移的诗人曾几、陈与义，有“中兴四大诗人”之称的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有同为永嘉(浙江温州)人的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有作为江湖派代表的戴复古、刘克庄，有南宋灭亡后作“遗民诗”的代表文天祥、谢翱、方凤、林景熙、汪元量、谢枋得等人。此外，南宋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以及戏曲等，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日常生活中，南宋的民俗风情、宗教思想，乃至衣、食、住、行等方面，对今天的中国也有着深刻影响。

南宋亦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对于科技史家来说，唐代不如宋代那样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是不同的。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较着重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此话当然一点不假，不过如果将南宋与北宋相比较，李约瑟上面所说的话，恐怕用在南宋会更加恰当一些。

首先，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即就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而言，在南宋都获得了比北宋更大的进步和更广泛的应用。别的暂且不说，仅就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上，并制成为罗盘针使用这一点来看，它就为中国由陆上国家向海洋国家的转变创造了技术上的条件，意义十分巨大。再如，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活字印刷术虽然发明于北宋，但这项技术的成熟与正式运用是在南宋。其次，在农业、数学、医药、纺织、制瓷、造船、冶金、造纸、酿酒、地学、水利、天文历法、军器制造等方面的技术水平都比过去有很大进步。可以这样说，在西方自然科学没有东传之前，南宋的科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

南宋军事力量虽然弱小，但军民的斗争意志异常强大。公元1234年，金朝为宋蒙联军灭亡以后，宋蒙战争随即展开。蒙古铁骑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队，它通过短短的二十余年时间，就灭亡了西夏和金，在此前后又发动三次大规模的西征，横扫了中亚、西亚和俄罗斯等大片土地，前锋一直打到中欧的多瑙河流域。但面对如此劲敌，南宋竟顽强地抵抗了四十五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从中涌现出了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反映了南宋军民不畏强暴的大无畏战斗精神，他们与前期的岳飞精神一样，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古人有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近人有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前者是说，认真研究历史，可为后人提供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以少犯错误；后者是说，应该吸取历史上一切有益的东西，通过去粗取精，改造、发展，以造福人民。总之，认真研究历史，有利于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也有利于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

对于南宋史的研究，以往已经有不少学者作了辛勤的努力，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成果，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但是，不可否认，与北宋史相比，对南宋史的研究还不够，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需要填补的空白尚有很多。现在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在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广大南宋史学者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计划用五六年的时间，编纂出一套五十卷本的《南宋史研究丛书》，对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科学技术、重要人物、民俗风情、宗教信仰、典章制度和故都历史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这确实是一项有胆识、有魄力的大型文化工程，不仅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更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这也是曾经作为南宋都城的杭州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相信，随着这套丛书的编纂成功，将会极大地推动我国南宋史研究的深人开展，对杭州乃至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有莫大的贡献，故乐为之序。

2006年8月8日于杭州市道古桥寓所

历史并不意味着永远消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总会以独有的形式存在并作用于当前乃至未来。历史学“述往事”以“思来者”，“阐旧邦”以“辅新命”，似乎也可作如是观。历史的意义通过历史学的研究被体现和放大，历史因此获得生命，并成为我们今天的财富。

宋朝立国三百二十年(960—1279)，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国祚最长的一个朝代，也是封建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对后世影响极大。其中立国一百五十三年(1127—1279)的南宋，向来被认为是一个国力弱小、对外以妥协屈辱贯穿始终的偏安王朝，但就是这一“偏安”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却取得了辉煌成就，对金及蒙元入侵也作出过顽强的抵抗。如果我们仍囿于历史的成见，轻视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不会对这段历史作出更为深刻的反思，其中所蕴涵的价值也不会被认识。退一步说，如果没有南宋的建立，整个中国完全为女真奴隶主贵族所统治，那么唐、(北)宋以来的先进文化如何在后世获得更好的继承和发展，这可能也是人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南宋王朝建立的历史意义，于此更加不容忽视。

杭州曾是南宋王朝的都城。作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近一个半世纪的建都史给杭州的城市建设、宗教信仰、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乃至性格、语言等方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南宋历史既是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更是杭州人民的宝贵财富。深入研究南宋史，是我们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需要，是批判地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今天杭州大力建设文化名城的需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挖掘沉淀在这段历史之河中的丰富遗产，杭州人责无旁贷。

2005年初，在杭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将南宋史研究列为重大课题，并开始策划五十卷《南宋史研究丛书》的编纂工作，初步决定该丛书由五大部分组成，即《南宋史研究论丛》两卷、《南宋专门史》二十卷、《南宋人物》十一卷、《南宋与杭州》十卷、《南宋全史》八卷。同年8月，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同时，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成立南宋史研究中心，聘请浙江大学何忠礼教授、方建新教授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徐吉军研究员为中心主任和副主任，具体负责《南宋史研究丛书》的编纂工作。为保证圆满完成这项任务，杭州市社会科学院诚邀国内四十余位南宋史研究方面的一流学者担任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负责《丛书》的撰写。同时，为了保证书稿质量，还成立了学术委员会，负责审稿工作，对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书稿，我们还邀请国内该方面的权威专家参与审稿，所有书稿皆实行“二审制”。2005年11月，《南宋史研究丛书》被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06年3月，南宋史研究中心高票人选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首批重点研究基地，南宋史研究项目被列为省重大课题，获得省市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以一地之力整合全国学术力量，从事如此大规模的丛书编纂工作在全国为数不多，任务不仅重要，也十分艰巨。为了很好地完成编纂任务，2005、2006两年，杭州市社会科学院邀请《丛书》各卷作者和学术委员召开了两次编纂工作会议，确定编纂体例，统一编纂认识。尔后，各位专家学者努力工作，对各自承担的课题进行了认真、刻苦的研究和撰写。南宋史研究中心的尹晓宁、魏峰、李辉等同志也为《丛书》的编纂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大家通力合作，搞好组稿、审校、出版等各个环节的协调工作，使各卷陆续得以付梓。如今果挂枝头，来之不易，让人感慨良多。在此，我们向参与《丛书》编纂工作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鉴于《丛书》比较庞大，参加撰写的专家众多，各专题的内容多互有联系，加之时间比较匆促，各部专著在体例上难免有些不同，内容上也不免有些重复或舛误之处，祈请读者予以指正。

《南宋史研究丛书》是“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中的一项内容，为该文库作总序的是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同志，为《南宋史研究丛书》作序的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平同志和浙江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徐规先生。在此谨深表谢意！

希望这部《丛书》能够作为一部学术精品，传诸后世，有鉴于来者。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 史及伟

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