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留文著的《孝友传家教泽长——北方儒宗孙奇逢》主要内容有：出身官宦人家，从小受到儒家教育；少年立大志，幕圣贤壮举；父母接连去世，守孝得到人们赞誉；国破家亡，从军报国；立志不仕清，隐居苏门山下；著书立说，驰名天下；倡导三不朽，激励后来人；真爱家乡，感动乡人。孙奇逢与李颙、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在当代学者的著述中，以孙奇逢的“北学”与黄宗羲的“南学”相提，也屡见不鲜。传统儒家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而历检孙奇逢的德行、著述和事功，亦足以当此“三不朽”。

引言
历尽坎坷终成圣
一、生于燕赵读书家
二、乱世磨砺成圣贤
营救东林英名扬
一、结识东林友谊长
二、奔走于东林党难
勇于担当护乡里
一、言谔谔守望一方
二、气迈迈率众守御
力肩道统承危绪
一、弘道于天崩地裂之际
二、回归孔孟倡圣道
敦睦人伦范后世
一、一生不仕为道尊
二、齐家敦伦范后世
三、以朋友为性命
大河南北桃李香
一、教弟子诲人不倦
二、教育思想可成家
三、弟子弘道传师说
移风易俗泽乡里
一、教化乡里靠官绅
二、圣道化民成良俗
三、识得时务易风俗
后记
参考文献

“乡贤”，这一古老的称呼已经淡出人们的视
野很久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乡贤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颁
布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
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创新乡贤文化，弘
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
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的文件里提到乡贤和乡贤文化，这应该是首
次，它表明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
乡贤文化，既是传承乡村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新
时期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乡贤和
乡贤文化淡出人们视线已久，在这一概念重新被提
出来的时候，许多人并不明白什么是乡贤，什么是
乡贤文化，更不知道如何传承和弘扬乡贤文化。鉴
于此，有必要对乡贤称谓、乡贤之说的起源、乡贤
对中国乡村的作用与意义、乡贤文化包含哪些内容
等，作简要回答。
何谓乡贤？按照通常的解释，乡贤是指那些道
德品行高尚同时又对乡村建设有过贡献的人。这里
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道德品行高尚，二是对
家乡建设作出过贡献。但如果仅仅是道德品行高尚
，满足于个人修身齐家、独善己身、洁身自好，很
少关心乡里乡亲，很少对乡梓作出过贡献，那么，
这样的人只能称为乡隐，而不能称为乡贤。乡贤既
应是道德为人敬仰、行为堪称模范的人，更应是为
家乡作出过一定贡献的人。不论是教书育人、传承
文化、制定乡约、调解邻里矛盾，还是乐善好施、
修桥铺路、接济乡人，举凡一切有益于乡里乡亲的
事情，他们总是满腔热情，乐做善为。对乡村建设
的贡献，是乡贤的必备条件。如果对家乡父老没有
什么贡献可言，何以成为乡贤？看一看汉魏六朝出
现的一些记述各地乡贤的著作，如《汝南先贤传》
《陈留耆旧传》《襄阳耆旧记》《鲁国先贤传》《
楚国先贤传》等，其中记载的各地乡贤，不仅在道
德、学问、修养、名望等方面为人称颂，成为时人
敬仰的楷模，而且都是对家乡作出过贡献的人。他
们能入各种乡贤传，绝非浪得虚名。
乡贤之说起源于何时？乡贤很早就存在于中国
的乡村，但乡贤之说却是在东汉中后期才逐渐流行
起来的。东汉中后期，随着一些世家大族的崛起，
各个郡国都热衷于撰写乡贤传记，表彰那些曾经为
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作出过贡献的贤人雅士
。东汉以后，世家大族成为维持中国乡村社会稳定
的重要力量，涌现出许多被后人称为乡贤的人物，
他们对当时的社会，乃至对中国历史文化都产生了
重要影响。作为乡村精英的乡贤，在乡村治理、乡
村教育等方面可补政府治理之不足，发挥了政府无
法起到的重要作用。一些人看到了乡贤对社会发展
的积极作用，把所属郡国那些有影响的人物事迹记
录下来，于是出现了所谓的“郡书”。唐代史学家
刘知幾在谈到这类著作时说：“郡书者，矜其乡贤
，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
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晒之该博，而能传
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刘知幾：《
史通》卷十《内篇·杂述》）刘知幾是较早关注到
乡贤类著作的史学家，他认为，乡贤类著作都是“
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因而在当地比较流行，而
到了其他地方，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在谈到东汉史
书繁盛的原因时，刘知幾再次提到了乡贤：“降及
东京，作者弥众。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门
甲族，代多髦俊。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牒宗谱
，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此中兴之
史，所以又广于《前汉》也。”（刘知幾：《史通
》卷九《内篇·烦省》）刘知幾虽然没有对乡贤作
出解释，但他把“邑老乡贤”与“高门甲族”相提
并论，表明他已经把“邑老乡贤”与“高门甲族”
放在同一个层级上，充分肯定了“邑老乡贤”的历
史地位与作用。
乡贤对中国乡村有怎样的作用与意义呢？乡贤
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他们不仅热衷于
乡村治理和乡村教育，而且乐善好施、造福乡里。
乡贤一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是乡里有知
识、有影响的人物，经济实力往往要比一般村民好
一些。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造福桑梓，所以常常在
乡村建设上主动作为，只要是力所能及，他们一般
不会推辞。在乡村治理方面，乡贤往往身兼管理者
、参与者、协调者等多重角色，必要的时候，他们
也可以发挥上情下达或下情上传的作用，成为联系
乡亲和政府的桥梁与纽带。在调解邻里冲突和乡人
矛盾上，他们不会以势压人，而是以理服人，注重
多方协调和沟通，注重平衡各方利益。所以，在乡
村治理方面，乡贤是农耕文明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稳
定的重要因素。
在乡村教育方面，乡贤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
乡贤大多是饱读诗书之人，他们深知文化知识对于
人们的生存、生活、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所以他
们非常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启蒙教育和家庭教育。
他们中的许多人自觉地担负起教育自家子弟和乡里
子弟的重任，有不少人开私塾，并兼任私塾先生。
虽然有的人也接受一些“束脩”，但总体来说，义
务教书的情况较为常见。他们是乡村的“先生”，
是传授文化知识的人，是教人向善的人。在善行义
举方面，乡贤更是乐善好施的代名词。他们愿意帮
助别人，勇于助困济人，乐于接济生活困难的乡亲
。如东汉末年颍川郡著名乡贤陈寔，道德高尚，知
书达理，处事公正，待人公平，为乡里所推重。乡
里发生了纠纷，人们不去求官府，而是去找陈塞，
请求他明断是非。只要是陈寔评的理、判的是非曲
直，人们都欣然接受，没有什么怨言，以至于乡人
都说：“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陈寔还
乐善好施，遇上灾年的时候，乡亲们缺吃少穿，他
就接济他们。大灾之年，陈寔的善举不仅挽救了那
些一时糊涂的人，而且教化了乡党，纯洁了世风。
当然，更多的乡贤是靠他们的智慧和财富造福乡里
，为乡亲做好事，譬如常见的修桥铺路、接济穷困
等助人为乐之事。在乡村治理结构尚不完备的中国
传统社会，乡贤在文化教育、乡村治理、乡村建设
等方面，都起到了政府所起不到的作用。他们是中
国传统乡村超稳定结构的基石，也是推动乡村发展
的动力。
对于乡贤，我们应该历史地来看，既要看到他
们在乡村文化教育、乡村治理、乡村建设等方面的
积极作用，也要看到他们对中国传统乡村超稳定结
构的固化作用。乡村是农业社会的基础，也是各级
政权的基础。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权力不下郡
县，县级政权成为封建社会的基层政权，县令或县
长通常都是七品官甚至是从七品官，县丞、县尉的
级别就更低了。国家行政机构设置到县级，县以下
是乡和里。乡和里的治理则借重民间力量，乡长和
里长大多是由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者或望族的族长担
任，他们没有官位，不吃皇粮，不领俸禄，只是负
责维持当地的秩序，帮助地方政府做一些诸如征收
税赋、摊派徭役、管理户籍、教化民众之类的事情
。但在乡村治理及文化教育等方面，乡长、里长则
常常要借重乡贤的力量，因为乡贤有文化、有见识
、有影响力，甚至还有财力。当乡贤与乡里管理者
相向而行、勠力同心的时候，乡里就会稳定，乡村
治理就比较顺畅。这个时候，乡贤的作用就得到了
充分发挥。乡贤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乡村治理的标杆
，成为乡人敬仰和追慕的对象。但是，由于乡贤所
受的教育不同，他们的理想、信念、追求也各有差
异，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意与当权者同流合
污，更看不惯权豪势要欺辱压榨百姓，往往是特立
独行者和孤独求道者，但他们依然坚持用自己的方
式服务乡里，造福百姓。如许劭主持汝南“月旦评
”，大力奖掖和提携汝南才俊，评点天下名士，成
为汉末继郭泰之后的清议领袖。他不应朝廷征辟，
谢绝高官厚禄，以“局外人”的身份品评人物，客
观公正，令人信服。又如吃尽文盲苦头的武训，穷
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行乞办学，创办崇贤义塾
，让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进学堂读书，更让人肃然
起敬。再如晚清职业慈善家余治，一生清贫，却四
处呐喊，奔走于大江南北，劝人行善，宣传忠孝节
义，成立各种慈善机构，移风易俗，救济孤贫，而
且创立戏班，编写剧本，以戏曲劝善，被人誉为“
江南大善人”。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感染着世人，固
化着中国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使中国乡村这个自秦
汉以来政府行政权力鞭长莫及之地，成为乡绅乡贤
的表演舞台。在当代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
原》中，从白嘉轩、鹿子霖和冷先生等人物身上，
读者依稀看到了久违的乡贤形象，所以有评论者指
出，《白鹿原》就是在寻找失去的乡贤。这样的评
论虽然不无偏颇，却也道出了小说的文化追求。
乡贤是乡贤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从他们身
上，人们可以看到传统乡贤文化在乡村建设、乡村
治理、文化教育、乡土认同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所以，从中国古代一直到近现代，许多乡村都建
有乡贤祠，用以供奉和祭奠那些为乡村建设作出贡
献的乡贤们，展示各地不同的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是由乡贤及其乡人共同创造的，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文化
形态，对中国古代的乡村治理，对家国文化的认同
，对乡村社会的维系，对农业文明的传承，对宗族
文化的延续，对乡村文明的弘扬，都具有重要的文
化价值。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创
新乡贤文化，就应在进一步明确乡贤文化的历史文
化价值与当代意义的前提下，深入发掘乡贤文化的
内在价值和积极作用。具体来讲，就是要注重发掘
乡贤文化对家国认同、乡村治理、乡村教育、乡村
建设、乡村文明传承等方面的深层文化内涵，通过
一个个乡贤人物，阐释乡贤文化的重要价值，梳理
乡贤文化的积极意义，探索乡贤文化的传承创新路
径。譬如家国认同，首先是基于对家族和家乡的认
同。乡贤作为当地的贤者，不仅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而且还常常让乡党引以为豪，人们不论处于多么
遥远的地方，只要说起共有的乡贤，就会立即引起
强烈的共鸣，自然而然地拉近了人们之间的情感距
离，从而形成对家族和家乡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
说，乡贤是家乡认同的标志性人物，也是促进家国
认同的情感纽带。
乡贤文化对传承发展乡村文明，对当代乡村文
化建设，对提升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对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积极意义。在
大力弘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挖掘
乡贤文化的丰富内涵，梳理乡贤文化的历史脉络，
发掘乡贤文化的价值意义，进而创新乡贤文化，建
设新乡贤文化，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
在要求，是提升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的内在要
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内在要
求。
为此，我们组织编纂了这套“乡贤文化丛书”
，把自东汉以来的历代乡贤进行梳理，系统展示乡
贤、乡贤文化的历史风貌和文化价值，以期让广大
读者对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乡贤和乡贤文化有更多的
了解，对乡贤文化的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有更多的
认知，共同为创新乡贤文化、建设新乡贤文化作出
应有的贡献。
“乡贤文化丛书”第一辑，我们精选了10位在
中国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各地乡贤，他们不论在教
书育人、修身齐家，还是在乡村治理、乡村建设、
慈善赈济等方面均作出了一定贡献，成为人们传颂
的典范楷模。在本辑编写过程中，每位作者均对自
己承担的人物有一定研究，但因作者较多，行文风
格各异，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不妥之
处，尚祈读者批评。
卫绍生 廉朴
2018年5月20日

乡贤，是道德高尚且对地方建没有突出贡献的人。乡贤，是地方的精英，对地方社会文化发挥过积极作用。
乡贤，热衷乡村治理和乡村教育，且乐善好施、造福乡梓。
乡贤，道德高尚、处事公正、治家严格、扶危济困。
乡贤，是乡贤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乡贤是家国认同的纽带，是促进区域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黏合剂。
乡贤祠，祭奠和供奉为地方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贤，展示各地不同的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是由乡贤及乡人们创造的，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留文著的《孝友传家教泽长——北方儒宗孙奇逢》系“乡贤文化丛书”第一辑之一种，重点叙述明代著名思想家孙奇逢的一生，赞美他在河北老家、河南新家的事迹，作为乡贤代表，他的一生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浸润在明清理学的大海之中已有数年时间，这
本书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吧。在就要完成这本书
的时候，顿时一种轻松之感油然而生，但几乎是同
时，良多的感慨又一阵阵地袭来，一种隐隐约约的
使命感似乎也已经扛在肩头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学术的主流就是学习西方
，从科学技术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新文化
运动中，“德先生”“赛先生”被请到中国，在中
国思想文化阵地新与旧激烈交锋，引发了汹涌的波
涛，激荡怒吼。鲁迅先生借狂人之口所说的“吃人
的旧礼教”迅速传遍华夏大地，“打倒孔家店”也
成为几乎整个社会的共识，除旧布新，中国的传统
文化被一波又一波的西方文化浪潮所冲击，溃不成
军。新文化运动代表了中国进步的时代潮流，是时
代的最强音，没有新文化运动，不冲破旧文化的藩
篱，中国便不能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
尤其是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宋明理学，基本上被整
体否定了。所以，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对于理学，往往以“吃人”之学目之，从来没有多
少好感，而对于鄙视科举与道学的贾宝玉推崇备至
。
然而，在孙奇逢身上，我们读到了和以前脑海
中的形象不一样的理学先生。
在他这里，我们读到了自觉承续中华文化的使
命感。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在于它特有的
文化，有强大的文化才有强大的民族。华夏先民在
历史上屡遭入侵，历经磨难，然而，仍然能够坚韧
地发展下来，绵延不绝，历久而弥新，正是由于以
儒家为主流的华夏文化的支撑。其中的脊梁，正是
像孙奇逢这样的知识分子。他生逢乱世，道丧学荒
。面对这种境况，孙奇逢以年过花甲之身，刻苦勤
奋，撰写了《理学宗传》《读易大旨》《四书近指
》《书经近指》《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等
著作，卷帙浩繁。尤其是《理学宗传》，历三十年
功夫而成书，构建起从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
、朱熹、陆九渊到薛碹、王阳明、罗洪先、顾宪成
十一位宋明理学家组成的理学传承系统，调和朱陆
之争以成儒学道统。孙奇逢以强烈的使命感高举儒
学大旗，著书立说，昌明道统，广收门徒，弘扬圣
道，教化百姓，普及圣学。
在他这里，我们读到了中国传统士人特有的烈
烈气节。孟子倡导大丈夫之气，仁义为本，以志帅
气，留下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
移”的铮铮名言，培养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刚
烈气节，也培植着中华民族的不屈脊梁。天启朝阉
党祸国，诏狱大兴，缇骑四出，东林党人惨遭毒手
，孙奇逢以一介书生，秉承燕赵慷慨之气，毅然奔
走于阉祸炽烈的恐怖之中，世人称为“范阳三烈士
”之一。清朝时，朝廷屡次征召，但他以大明遗民
自处，高蹈不仕，虽然终身贫穷，却更彰显冰清玉
洁的气节。晚年，孙奇逢的气节观有了进一步的发
展，他把气节和学问联系起来，提出“不重名节，
不修行宜之人，决不可以谈学问”的论断，认为名
节是学问的藩篱、防线。因而他也更加重视名节。
他把对于气节的践行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学养愈
深，功夫愈真，“饥饿穷愁困不倒，声色货利浸不
倒，死生患难考不倒”，这是他对气节人生的体验
和实践的总结，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同时，注意纠
正东林党人的气节之偏，把中庸之道注入气节观念
之中，把气节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他这里，我们读到了他浑身充溢的中和之气
。儒家讲中和位育，《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
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这一中庸思想被孙奇逢发挥到了极
致。这倒不是说他在理论层面上进行了多少创新，
而是说他对于中和思想的躬行践履。
实学思潮的兴起是明末清初学术的鲜明特点，
在所有清初的学者中，孙奇逢是最为突出的实学思
想的践行者。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中和思想的践履
使我感叹不已。在他那里，位天地，育万物，总不
过一个“仁”字。
治理家庭，他把仁爱贯穿于家庭关系的处理，
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一家五世同堂，
数十口人和谐相处，远近数百里，无有不羡慕的。
待人接物，他反复强调宽和、包容，只看人之
长，不责人之短，反复强调要涵养人，涵养人才能
转移人，教化人。他用他的生命在践行宽和包容的
中和之道，每有忿戾，就会自省悔过，所以凡是见
过他的人都说他和蔼友善，都喜欢与他相处，喜欢
受教于他。
在政治层面，他深刻反思了明末庙堂之上的恶
斗，不仅批判阉党的奸邪恶毒，也批评东林党人的
尚气好争，提出君子要包容小人，涵养小人，化小
人为君子。可以说，他把儒家中和之道真正推向了
日常生活之中，时时践行，时时提醒，温良润泽，
和气满面，他就是中和之道的形象化表达。
这就是孙奇逢，一个和我们以前批判的道学先
生完全不同的真实的道学先生，他学养深邃，躬行
实践，以道修身，融道于身，从他身上，我们感受
到了真正的儒家之道，感受到了令人肃然起敬的人
格。
今天，中华民族正处于

（三）直隶各地教授生徒
孙奇逢守孝期满后，功名进取之心即淡，加之父母亡故，家道衰落，作为已经二十八岁的当家人，他需要养家糊口，所以也就开始了一生的事业——授徒讲学。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至清顺治六年（1649）南迁止，这一段时期孙奇逢辗转于京师和容城、易县、定兴、新安等地教授生徒，因为都在北直隶，所以我们把此三十八年称为直隶各地教授生徒时期。这三十八年又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设教京师，结识东林党人
孙奇逢为父母庐墓六年的孝行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尊重。万历三十九年（1611）春孙奇逢为母亲守孝三年期满，当年秋天，就收到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杜诗的邀请，到其家教授他的儿子。两年后，京师牛俊臣仰慕他的品行，敦请设馆于其家。不久，京城官员薛近洙、唐灼州、贾孔澜相约送子从孙奇逢受学。薛近洙，号孔泉，万历年间进士，他的儿子薛凤祚是清初大名鼎鼎的学者、天文学家、水利专家。薛凤祚此时随孙奇逢读书，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后来孙奇逢移家百泉，薛凤祚还不远千里赴百泉探望老师。
这个时候，好友鹿善继赴京赶考，两人在京师见面，他乡遇故知，孙奇逢非常高兴。也是在这次会试中，鹿善继金榜题名，考上了进士。鹿善继，定兴人，其家乡江村距离孙奇逢的家乡仅有三十里的路程。早在孙奇逢十四岁进学成秀才、声名鹊起的时候，二十三岁的鹿善继就曾登门拜访，从此订交，开始了两人一生的友谊。两个人切磋学问，砥砺名节，可以说，鹿善继是对孙奇逢影响最大的人。鹿善继的祖父鹿久征是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曾经受命巡按苏松。以苏松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王学传播的重镇，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专列“南中王门学案”一节，讲述黄省曾、朱得之、唐顺之、徐阶等王学后人的行止、学术。鹿善继的祖父为官此地，受到王学很深的影响。他从江南为鹿善继购买了很多王门学者的著述，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王文成公全书》。对于此书，鹿善继喜之不胜，日夜诵读，深思有得，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次京师相会，鹿善继把自己日日诵读的王阳明《传习录》介绍给孙奇逢。孙奇逢不读便罢，一读则“跃然有得，自是寝食其中焉”。因为虽然之前孙奇逢谨守程朱绳墨，但一直重视道德的实践，六年庐墓的经历正是他儒学道德实践的结果。他的这种感性的思想一旦遇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心有默契，怦然而动，顿觉醍醐灌顶，自己尊德性的倾向一下子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从此，孙奇逢走上了一条偏向王学、调和朱陆的学术道路。
孙奇逢重视交友，一生视朋友为性命。京师设教的六年里，孙奇逢不但与鹿善继重叙友谊，谈论学问，而且结交了很多正直的朋友，其中不少是通过鹿善继而论定终生友谊的。重要的有如下几位：
曹于汴，字贞予，山西安邑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以正学自任，遇事敢言。同孙奇逢谈论“仁体”之学，对孙奇逢多有引导。
周顺昌，子景文，苏州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与鹿善继同榜进士。孙奇逢因鹿善继的介绍而与其相识。他们共同谈论起孙奇逢家乡的忠烈杨继盛，周顺昌表达了对杨继盛的崇敬之情，孙奇逢深为感动，说：“忠愍公（杨继盛的谥号）是嘉靖朝的忠谏第一人，当朝您也一定是忠谏第一人，不会甘做第二人。”在旁边的鹿善继随口吟诗一首，其中有“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里寻”，是鹿善继对周顺昌的嘉许，也是他自己吟诗明志，表达自己的志向。后周顺昌受到魏忠贤的迫害而被拷掠致死。
周起元，字仲先，号绵贞，福建海澄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孙奇逢寓京设教期间，周起元敬佩孙奇逢的忠孝与侠义，常常过访，两人相谈甚欢。周起元耿介正直，敢作敢为，后死于魏忠贤阉党的迫害。
孙奇逢寓居京师的六年正是朝廷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的时期，京察大计中党争不断，“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等诸多大案连续发生，看似平静的古都北京实则刀光剑影，暗流涌动。虽然孙奇逢无官无职，却在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敬佩那些正直敢言的官员，所以他所结交的曹于汴、周顺昌、周起元等也多是名节之士。
寓京期间，孙奇逢先后迎来了他的长子立雅、二子奏雅的出生，同时还同朝中官员贾鸿洙结为儿女亲家，以长女许配给他的门生、贾鸿洙的儿子贾尔霖。万历四十五年（1617），女儿出嫁在即，妻子槐氏一直病魔缠身，孙奇逢不得不离京返乡，结束了六年的京师生活。第二年，与自己甘苦与共的结发妻槐氏去世，年仅三十四岁。孙奇逢伤心不已，诔文有“氏知大体，能甘贫，吾妻实吾友”之语。
2.教授乡里，参与政治斗争
孙奇逢离京归乡后，有李天笃、阎顾行、张泰阶等众多弟子从其学。孙臣曾在北城村附近的宝藏寺结社会友，至孙奇逢已历三代，宝藏文社的活动一直持续不断。孙奇逢常集子侄、弟子肄业其中。孙奇逢还专门为宝藏文社制定了社约：一日立志，一日知学，一日改过，一日求友，一日虚己，一日率真，一日定操，一日尚齿，一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