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完成了从耶鲁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成为蜚声中外的经济学家。他从浙江大学校长到北京大学校长，成为“桃李满天下”的一代教育名师。解放战争期间的舆论认为，今日马寅初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的声望与地位，可与过去文学界的巨人鲁迅先生相比……本书主要涉及的是马寅初先生的“后半生”——最后的33年，他的声望他的痛……

引子  他的声望他的痛/1

第一章 不同寻常的“知北游”/6

第二章 布拉格一华沙的和平之旅/20

第三章 喝“洋饮料”的浙大校长/40

第四章 “老北大”经营新北大/66

第五章 “团团转”理论的鼓吹者/101

第六章 石破天惊的“新人口论”/121

第七章 周恩来：“不能划(马寅初)为右派”/158

第八章 终究要照亮心田的昏暗/197

第九章 九旬老翁的险关/209

第十章 公允的裁判/220

第十一章历史的复位/244

附 录 马寅初先生生平年表/274

后 记/258

马寅初与浙江大学的缘分，可谓“由来已久”。早在1927年10月26日，马寅初就在浙江大学工学院发表过题为《平均地权》的演讲。在随后的1936年5月，马寅初又先后两次到浙江大学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金融问题》、《非常时期中国之财政问题》，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深刻地揭露、无情地抨击、有力地鞭挞国民党政府中贪官污吏的假公济私和受贿舞弊等行为。抗日战争期间，马寅初被国民党软禁于重庆歌乐山家中，竺可桢校长又代表浙江大学师生，专程前往看望马寅初。l946年4月22日，马寅初又应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邀请，作题为《中国目前经济之危机》的演讲。1946年6月15日，杭州20多所大中学校的数千名学生和教职工集会，反对《中美商约》出卖内河航行权，反对内战，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并成立杭州市大中专院校学生联合会。伪保安司令部曾经“关照”马寅初，不准他参加这个集会；但是，马寅初仍然义无返顾地去了。大会主席做了简短的讲话，随后请马寅初发表演讲。

马寅初愤怒地说：“中国弄得这样糟!为什么会这样糟?一句话，就是没有正气。大家只晓得你抢我夺，贪污的贪污，做强盗的做强盗，官做的越大越会贪污，上行下效，下属人员乌七八糟自然不必说了。这么一来，所以弄得老百姓没有饭吃，当兵的没有饭吃，公务人员更没有饭吃，只有那些发胜利财、发接收财的才有饭吃。”“中国就有这么一批人，惟恐天下不乱。社会越乱，他们就可以得势发财，他们的发财是建筑在社会的乱字上面的呀。”。

会后，马寅初同学生一起冒雨游行，并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一些杭州市民目睹此情此景，感动得热泪直流，纷纷向游行队伍脱帽致敬。。这次游行，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冲击很大，给杭州人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后，记者以《马寅初作狮子怒吼》为题，高度评价马寅初所起的重大作用。

1948年深秋的一个傍晚，马寅初来到浙江大学工学院内龙泉馆前的广场，参加专门为他举行的一个营火晚会。在这个晚会上，马寅初发表了题为《条条道路通共产主义》的演讲。

对于马寅初这样一位声誉卓著、学养深厚、成果丰硕的优秀学者和铮铮铁骨的爱国民主人士，浙江大学急切地想聘请他为教授。l947年和1948年，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曾经两度热诚聘请马寅初来校任教。但是，由于种种外在因素的限制和阻挠，马寅初一直无缘成为浙江大学的教授；而成为浙江大学一校之长，更是无从谈起。

令马寅初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机会最终还是来了——虽然说来得未免步履蹒跚。P42-43

东

20世纪的中国一方面多灾多难，一方面又充满了变数和希望：这两者都绝好地汇聚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知识分子是20世纪中国的标本，解剖知识分子就是解剖20世纪的中国；分析知识分子，就是分析中国的20世纪。这就是我们这套丛书能够得以存在的最大理由；也正是这个理由，能保证读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认真地审视中国的20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

在这些知识分子群落中，有作家、诗人、历史学家、翻译家、哲学家、思想家；有革命斗士、自由主义者、新儒家的代表，也有汉奸文人。他们的命运折射了中国的命运。他们都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历史，也有过属于自己的耻辱和充满变数的命运。但无论是辉煌历史、耻辱还是充满太多变数的命运，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入口处回望前尘和来路时，我们就会发现，一切都不再单属于个人．一切都将、都已永久性地属于20世纪的中国，属于中国的20世纪。

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他们的心路历程，不是为了向历史撒娇，更不是为了向历史索赔，甚至不是为了简单地证明谁对谁错，而是为了保证今天和明天的我们活得更理智、更聪明、更幸福、更踏实。先人的错误或光荣如果不能被我们清楚地分辨，我们就是不合格的子孙；20世纪的遗产如果不能被有效地清点，21世纪就有可能是变了形的20世纪，时间就有可能在流动中处于静止的状态。我们再也不需要这样的悖论，而我们曾经确实受制于这样的悖论。事实上，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拥有晴朗的天空，我们还没有全方位地愧对先人，靠的就是我们对遗产的清点，对错误的洗涤，对光荣的分辨。

我们并不是注定热爱遗忘的民族，只是有些事情我们羞于提及，宁愿将它埋在内心的最深处；实际上，我们是热爱在内心深处进行考古研究的民族，因为那些深埋内心的事情总是被我们一次次地咀嚼，无论是午夜梦回还是其他一些独处的时刻。尽管发掘过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指向光辉的前程，但这也同样不能从逻辑上证明我们的内心考古学毫无意义，也没有能力宣布内心考古学完全失效。这套丛书不过是内心考古学偶尔的文字表述而已。它仅仅是冰山理论的一个小例证罢了，因为还有更多的东西来不及出土。任何一个公正而心怀善意的读者都将不难看出，这里边没有哀悼，没有凭吊，没有唁电，也没有其他任何不良爱好；反抗遗忘、指向未来、歌颂美德和力求聪明，才是内心考古学的本意。我不敢说这本意已经得到了完美的实现，但本意被表达出来却是这套丛书追求的首要目标。其他的一切都是后置性的东西。事实上，不带偏见的读者肯定会发现，这套丛书中的每一本的最后一页，遗忘都被击倒在地，内心考古学和它的本意却悄然站立了。

反思成了内心考古学的第一要务；但反思必须建立在事实之上：它需要反思者具有侦探一样的能力。西谚说，上帝也大不过一个细节。因为只有细节才能证明上帝。同样．反思的正确与否必须要征得无数细节的认同和首肯。因此，所谓的内心考古学，不过是发掘细节。在此，细节的意义要么是不重要的，要么就是意义早已溶解在了至高无上的细节之中。但不能因此认为这套丛书只是细节的罗列和堆砌。鉴于上面说过的原因，它也提供意义。但那是融细节和意义于一体的意义。在这里，所谓意义，是充满细节的意义；所谓细节，是充满意义的细节。这保证了内心考古学的实现，也保证了反思的有效、诚恳和善意．当然还有深度。

感伤是没有用的，悲观主义是一条绝路，积极和乐观才是我们的必需品。反思意味着乐观，内心考古学则指称着积极。没有这样的品质，反思和内心考古学将共同归于失败。这套丛书的作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各自表达了自己的积极和乐观。他们努力将20世纪的一些蛛丝马迹摆在了我们面前，努力将过去了的中国的某些角落摆放在了我们眼前。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指向今天和未来，所以他们的忧患已经不再是忧患，而是特殊形式的乐观。他们辩证地将忧患和乐观融在了一起。在这套丛书中，忧患是乐观的忧患，乐观则是忧患着的乐观。因此，这套丛书有效地将矫情给最大限度的抑制住了，也将任何性质的抱怨踢出门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正好接续和推演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愿以此与读者诸君共勉。

2005年5月2日

马寅初是蜚声中外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现代著名的爱国人士。马寅初一生历经了三个裂变的大时代：清王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亲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新中国等几个重大历史阶段，生平跨越一个多世纪，是一位可歌可泣的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众所周知的铁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很高的社会知名度。给这样一位如此重要的人物作传，确实是我始料不及的。

个中因缘，还得从头说起。

2004年的上半年，我正在上海挥汗如雨、马不停蹄地撰写博士论文。江南的春天，草长莺飞，风光旖旎，正是外出踏青的大好时节，但也是最易发困的季节。3月的一天，“叮铃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午休后的宁静。我拿起听筒，电话那头是熟悉的男中音，原来是敬文东兄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一番寒喧之后，他谈到自己最近正在策划的一套丛书，问我是否有意参加其中一部的写作，并说最好的选择就是马寅初。我略加思索，随后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在写作《马寅初的最后33年》的过程中，我力求做到“感同身受”，极力想达到陈寅恪当年所说的“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但是，极力地“感同身受”却未必能“真了解”。这一种奇妙而又矛盾的感觉，一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笔者撰写《马寅初的最后33年》的全过程——它挥之不去，它呼之即来。

关于马寅初，虽然说早已出版了煌煌大观的《马寅初全集》(十五卷)，虽然说已经刊印了不计其数的各类文章，但是，我们现在仍然觉得材料还不够充足。关于马寅初的生平事迹及其心灵深处的诸多层面——尤其是他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的那2 o年，目前仍然有太多的未发之覆，需要一一索解。或许，它们将随着知情者的逐一故去而永远地成为千古之谜!当然，读者和笔者都不愿意看到那一结果的出现。

笔者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参考了很多有关的研究成果，并利用了一些已有的现成的资料(如传记资料)。这些成果在本书的注释中基本上都有所交代，当然，疏漏和贻误也是在所难免的。在此，谨向有关专家、学者以及其他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因为当时正一门心思忙于博士论文的撰写，一时分身乏术(也不敢分身、分心)，所以我对敬文东说，恐怕只能等到七八月份才能真正进入实质性的写作阶段，这样会不会影响整套丛书的出版。敬文东理解我的苦衷，但他给我提了一条非常优秀的建议：在上海搜集好资料、带回四川撰写。

回到原工作单位(宜宾学院)后，虽然说教学和科研任务并不轻，但我仍然按照合同的要求、如期推进写作的进度。10月初，全书初稿基本上完成了；随后，根据出版社的意见和敬文东的建议，我对全书做了适当的修改——包括结构的调整、文字的润饰、细节的考证等等，以使书稿具有较好的历史性、文学性和艺术性。

当然，笔者最后奉献给读者的这部书稿，绝非尽善尽美之作，不足之处肯定很多，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为了本书的写作，我的家人牺牲了很多，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激之情。

彭华2004年11月，于宜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