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侯孝贤2007年在香港浸会大学所做的一系列讲座的记录稿，首次全方位地回顾了其创作历程。

全书主要分成6个部分：侯孝贤导演电影之路，电影真实与现实的关系，侯孝贤电影的美学信念，谈法国电影导演布列松的电影，侯孝贤与香港影评人对话和台湾电影的现在与未来。书末附录有侯孝贤导演作品年表。书中他细数自己的每一部影片，拍片时的故事、技术上的细节，侯孝贤讲得不少，就像诗话记下来的本事及推敲的过程。侯孝贤在讲座中讲别人也是在讲自己，理论、观念、心得、见地、经历、掌故都有，而且是一条条、一片片杂糅的，听上去似闲话，实则不言理而理自至。书里还爆了不少演员的料，如说舒淇“非常悍”，说刘嘉玲“太聪明”，但这些话都不能只照字面意思去理解。

本书是侯孝贤导演2007年在香港浸会大学所做的一系列讲座的记录稿，在书中侯孝贤导演第一次全方位回顾自己的导演经历，细数自己的每一部影片每一段经历，说拍片时的故事，道技术上的细节，谈小津与布列松，论电影的信念与美学。书中有理论，也有心得；有经历，也有掌故，看似闲话，实则不言理而理自至。

序言/卓伯棠

侯孝贤导演电影之路

谈日本导演小津的电影(电影真实与现实的关系)

侯孝贤电影的美学信念

谈法国导演布列松的电影

侯孝贤导演的电影(与影评人对话)

台湾电影的现在与未来

附录

 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侯孝贤先生赞辞

 侯孝贤导演作品年表

人文素养

除了有实际的电影的经验和过程之外，还有就是如何拥有一个成形的人文素养背景。凤山是个很老的地方，我们住在城隍庙附近的时候，我们家在县衙里，城隍庙就在县衙的旁边一一这个地方是一个老的小镇。那个城隍庙是台湾南部七县市所有戏曲比赛的地方，每一次戏曲比赛都是一两个月，有歌仔戏、布袋戏——就是所谓的“掌中戏”，在福建，特别是在晋江，还有就是皮影戏，大概这三种是最重要的。我们小时候经常跑到榕树下，看他们演戏，很野的。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比较多地看电影了。小的时候喜欢拉人家的衣袖，说“叔叔、叔叔，带我进去”。这样三次总会有一次可以进去的。每次都用这种方式，但当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不好意思了，所以就爬墙、剪铁丝网。凤山有三家戏院，只要他们换片我们就有办法进去，还做假票。做假票便可以看出自己的那种心思。我们去戏院，通常人家进去后会把票丢掉，有些票只被撕了一点点，有些撕过了。以前的票是有条虚线的，虚线那边盖个章，我们走出检票口的时候便会去抓一把被撕过的，然后就跑，小孩子嘛，无所谓，也不会怎样。回去就把票粘起来，对着那条线粘起来，票根撕得少的，可以当作粘的部分，票根撕得多的，就去掉那个虚线，把它从虚线那边粘起来，结果就是一张票，当然上面那个图章是歪的。我知道，那时候我非常小，撕票的人绝对不会看的，他就“啪——啪——”，有时候粘得太紧，“啪”不开，还会催促他。那时候不是聪明，是机灵，很清楚，还好没干坏事。看了非常多的电影，所以看电影变成一个习惯。没有人会告诉你哪些该看哪些不该看，什么片都看，反正不必花钱，有办法进去嘛。

还有就是文字。我记得大概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哥哥开始看武侠小说，他一租就是一个菜篮，我们是骑单车去租书，租书店是在骑楼。他看得飞快，然后我就接手，他看一本我看一本，然后我两个弟弟也开始加入，老三跟不上只好放弃，老四勉强跟着，最后都在等他，最后一本看完，我再骑单车去换。看了几年下来，那个租书店里的书基本看光了，武侠小说摊子上所有的武侠小说都看光了。后来我自己看的时候，如果是我喜欢的作者，就把他的书全部挖出来看。看到没得看了，就会去摊子问有没有新的续集，第几集，如果还没到，就看旁边还有什么，譬如言情小说，旁边还有一小撮所谓的黑社会小说，像费蒙的《职业凶手》之类的，男孩子把黑社会小说看完了没得看了就开始看言情小说。在台湾上年纪的人就会知道，言情小说是很多的，每一个都看，看了有兴趣就把它挖出来再看。琼瑶的言情小说我看得反而比较晚，是在高中时候看的，其他的早看了，包括翻译小说在内。念初中的时候会去学校的图书馆找，这种翻译的书我最爱看的就是《人猿泰山》、《鲁滨孙漂流记》、《鲁滨孙家庭漂流记》、《金银岛》、《基度山恩仇记》等。然后还会溜到一个同学家，他们家有一箩筐线装的、页面泛黄的书，如《济公传》、《三国演义》等，没事就蹲到那边看，看完了就去玩。看书的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来没断过，各种文字的东西我都有兴趣。

通常我去一个地方，比如说北京，我一定会看电视，看中央台，清早起来看。像我这次去北京，电视上就在介绍所有十七大的委员和常委，清清楚楚，这在台湾是没有的，根本不知道那些人谁是谁。还有六点半会介绍报纸上与民生相关的新法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因为我每次去北京碰到人，出租车司机或其他什么人，他们讲起政要人物来清清楚楚，不似台湾，所有人都一片糊涂。这有什么好处呢？这会让人们一起成长，但这个成长是在无形之中，慢慢的，要演变才有可能，而不是像台湾是用欺骗的。

与人相处的经验

我之前讲过一群人，他们不是什么帮派，都住在城隍庙附近，年龄差不多，假使他们的叔叔哥哥辈是一群，我们年龄差不多的是一群，我们在一起就是打架，内部打，打完了跟外面打。凤山那个小小的地方由好几块组成，是地域性的，并不是眷村。那时候眷村还不成形，黄埔新村里面还没有帮派，所以我们可以进黄埔新村打。这种经验你们很难想象的。我们那时候上初中，初三而已，我们那一大挂子大概十几二十个人，跟南门那帮人，约在公园，公园那时候黑漆漆的，我们去到那边发现他们没来，我跟另外一个个子比较小的同伴，每人带一把刀，先去探。我们走过桥那边的小学去探，没有人便又折回来。但没想到他们一早就埋伏到桥底下，哇一下子上来。那时候大家拿的都是“强肱”，长长的，前面有个铁的短刀，还有所谓的武士刀，正牌的很少，都是自己去铁工厂做的，我们那边有铁工厂。然后就看见火花，“锵——”，里面很黑的，所以会退到马路。我们这些个子比较小的会去捡砖头，看他们追过来就先用砖头砸，然后就看他们又“乒乒乓乓——”。会有人受伤，但出人命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人多，在街上，闲杂的人又很多。像那种打架的场面，对现在年轻人来说几乎不太可能，而且是事先约好的那种。现在这个时代跟我们那时不一样，其实比起来现在更危险，但那时候是很刺激的。那样几次后，到高中，已经把士官俱乐部，陆军的，都给砸了，然后被抓，有记录留下。到了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我们那种玩法肯定考不上大学的。

到了要去当兵的那一刻，我就非常自觉地跟那种生活切断了。在这种少年斗殴的过程中你慢慢会感受到一种眼光，当你做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比如说把士官俱乐部砸了，你会觉察到别人的眼光不一样了，对你会突然有种尊敬，会让你有点自我膨胀的感觉。之后就会有同学受了欺负回来告诉你，同学说报你的名没用，还是被打，我就出去，去找，找到就打，你打他发现他不会还手，不知道为什么，原来你已经有累积了。这都是经验。

拍电影基本上是一个团队，尤其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都是粗粗壮壮的，有状况就打，几乎每个片子都打。有时候我是副导演，在一边吃便当，吃着吃着看见他们又打起来了，把便当一放，噼里啪啦打一顿之后，再把便当拿起来，说不要再打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不常打架，眼睛看不到是谁打他的，他们只看到对象，这绝对是个经验。一直打到我第一个片子，就是那个卖座的《就是溜溜的她》，我那个制片就和摄影助理打起来了，追着那个摄影助理，两人一前一后地追着。我就不自觉地也跟着跑，跟着要去打，跑到一半，突然我想，不行，今天我开始当导演，不能打。我就回头说不要再打了，回去再算，但其实不会再算，那个气消了就没了。这一点其实有助于在以前那个年代拍片子处理跟别人的关系，还有面对事情的态度。

不要以为以前我们很容易，一点都不容易。经常会碰到导演和他的副导，同一个公司的，我迟到了，他们就会说什么什么——他们就是给我难堪嘛。我说好，我没讲话，到外面来，屡试不爽。这种东西很简单，只有用这种方法，他就不敢出来。打过了其实没事，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一个高一的找我，我是高二，他找我出去。我那时候一大挂子，一堆人，我不要他们来，只是我一人跟他去，因为我看他只有一个人，他看我一个人来，就把手上的刀丢了，两个人就用拳头打，用拳头打不出什么嘛。

基本上这些经验是我跟人相处、观察人的蛮重要的一个阶段，可以引导我拍片子，不然就会很困难，因为常常会发生问题。我讲一个小经验，我们以前下南部，租个小车，就看一个卡车从旁边，“哗——”，非常快地过去，把我们那个游览车的反射镜啪一下打掉了，车“唰”地一下子停下来。卡车司机下来跟我们那个司机吵，把我们车撞坏了还骂我们的司机，我们的司机不知回他句什么，他就上来了，但看见我们一群拍电影的，哎哟，短裤底下都是刺青，手臂都是刺青，然后就下去——赔钱。我一点都不夸张，很好笑，那种场面，他知道那是种状态，这种事情没办法解决，给了钱很快就走了。这是以前那个社会，不像现在，台湾男生都比较“娘”了，中性。但是假使你看韩国的电影，它还是有这种状态的，尤其东方神起那种跳舞的动作，跟日本，跟香港、台湾地区都不一样，是种男人的劲儿。

P18-23

《侯孝贤电影讲座》的出版，为侯孝贤2007年11月5日至7日一连三天应邀在香港浸会大学作的电影讲座画上了完美的句号。这是侯导演从影三十多年来的创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在三天之内，为同学作了七场讲座：(一)侯孝贤导演电影之路；(二)谈日本导演小津的电影(电影真实与现实的关系)；(三)侯孝贤电影的美学信念；(四)谈法国导演布列松的电影；(五)侯孝贤导演的电影(与影评人对话)；(六)台湾电影的现在与未来；还有(七)评电影电视系学生作品。这是他从来没有试过的电影艺术的传承工作。而这七场讲座中，其中第一讲的部分讲稿以“我的电影之路”为文和第二讲的部分讲稿以“真实与现实’’为题，分别刊登在《电影艺术》杂志2008年1月号以及2月号。顺便一提的是，《南方周末》于2008年1月17日一连四版刊载了王寅采访这次讲座而完成的《创作本来就是有限制》与《我永远给自己找难题》二文，以讲座侧记加直接访问写成，可以一并作阅读的参考。

回想安排侯导演到香港浸会大学作“导演大师班”系列的电影艺术及文化讲座的构想，是在“吴宇森导演电影讲座”(2005年11月)之后，肯定侯孝贤导演对电影艺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于是，2006年秋天，我亲到台北并约了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的廖金凤主任跟侯导演碰头，当时他正与友人进晚餐，他抽时间与我们谈了一个小时，谈到他对电影真实与现实的认识，见解精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而我的脑海马上闪现，必须邀请侯导演到香港为我们的学生作学术讲座，对电影系的学子而言，最重要的是能有机会亲自向大师学习与请教。对我的邀请，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回到香港，我们马上作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分为三项：(一)侯孝贤的电影讲座用三天的时间，作七场讲座(其中一讲以评论同学的作品为主)，详细道出每场讲座的题目和范围，以及时间和地点的安排。同时，听讲座的人不仅仅限于香港浸会大学电影电视系的学生，同时发出通知，内地、台湾、澳门等地大学相关课系的学生亦可参与。不久得到超过30所大学的回应，我们亦发出了邀请函。(二)聘请侯导演为我们三年制的“电影电视与数码媒体艺术硕士”班的课程顾问(另一位是吴宇森博士)。(三)向大学提出书面申请，准许颁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予侯孝贤。我为此曾到“大学荣誉博士委员会”上接受询问及解释侯导演的成就和对世界电影文化的特殊贡献等，最后获得了肯定和通过。

整套计划的安排细节大致告一段后，我马上与侯导演的秘书心怡小姐联系，并随后再飞到台北，在原为希尔顿酒店的恺撒大饭店咖啡厅与侯导演作第二次见面，就一些细节作最后确定，并当面将一封吴清辉校长代表浸会大学颁发2007年“荣誉博士”的函件交给他。在座的尚有廖金凤主任，我的研究生吴晶，她当时刚好到台北参加在政大举行的一个学术会议，大家相谈甚为融洽，且廖主任即场提出邀请侯导演回母校作一次演讲，侯导演也爽快答应。

一切都作了妥善的规划与部署后，邻近讲座举行及荣誉博士颁发典礼前一个月，突然接到了心怡小姐从台北发来的信息，说侯导演恐怕到时不可前来，原因是他接拍的一个广告必须在讲座举行的时间拍摄，这可把我们给吓了一跳，因为一切安排已经定了下来，更改几乎不可能，如荣誉博士颁奖典礼，前来参加讲座的数十所大学学生代表的所有证件及机票等已经办妥。当然，我们也了解影视广告工作的日程会随时改变，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我也体会侯导临门前的恐惧——一连七讲，确实骇人，他事后也说当时一口答应，有点后悔，觉得有很高的难度，重要的是他从未试过，所以，我在前面说是侯导演的一次创举也！

其后，经过多次联络，将原先的日程安排由一次分为两次：第一次，先来浸会大学三天作讲座，然后回去台湾拍摄数天；第二次，在“荣誉博士”颁授典礼的当天早上从台北赶来浸会大学，下午参加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的颁授典礼，正式成为浸大博士校友，第二天，离港返台。一切经过重新调整后都很顺利，讲座与学位颁奖都座无虚席，香港传媒亦为侯导演参与的两次活动作了广泛的报道。这是本书出版的因缘始末，在此特别感谢电影电视系同仁及同学的支持，文志华老师的封面设计(天地版)，还有天地图书公司颜总编的盛意促成，在此一并致谢！

石头里蹦出个猢狲，台湾出了个侯孝贤。尽可以用各种流派去比量孝贤的电影，尽可以用孝贤去串联小津、费里尼甚至安东尼奥尼等，孝贤的电影都是自成智慧的。大师之间，只有尊敬，真理的对面，还是真理，无小人戚戚。这恐怕是我敬孝贤的基本道理罢。

——阿城

侯孝贤“基本上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他的电影的特质，也在此，是抒情的，而非叙事和戏剧。

——朱天文

在侯孝贤身上，我看到一种很纯洁的叙述方式，这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这是让我感到最震惊和最受触动的，通过他的电影，我更好地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看到了我自己。

——让-米歇尔·付东(Jean-Michel Frodon)，(《电影手册》杂志主编)

他是这个年代很好的导演，他学习道家，大度，很有创意。一般美国导演让你拍戏，最后会解释一个电影的主题给你听。但侯孝贤不是，他让你自己感受生活，寻找答案，给演员很大的空间。

——朱丽叶·比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