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为生殖崇拜及求子习俗、怀孕期间的习俗、分娩习俗、诞生礼仪及喂养习俗、满月周岁的庆贺与取名习俗、育儿的信仰活动、婴幼儿护理习俗、民间教育习俗、成年礼仪与寿诞习俗等九章，对生养民俗事象的操作过程详记其内容，并述其表现形态。作者在写作中，既注意到民间生养风俗内涵的一致性和同一性，又注意到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在描述各族生养风俗事象时，糅入了许多民歌民谣、故事传说、趣味典故，其中带有浓郁的乡情、乡音、乡味，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

本书是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出版项目《中国民俗通志》22卷24本的一卷。正如作者所说，《生养志》一书主要涉及中华民族生养民俗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其一是祈求怀孕、孕育、诞生及围绕这些环节而派生出的种种民俗事象；其二指新生儿出生后的养育长大及其派生出的许许多多带有文化意味的实际生活行为；其三是以寿诞礼仪为主要环节的尊老、养老风俗。

总序

概说

一、中国生养民俗的演进

二、生养民俗构成及其文化意蕴

三、本志书编写原则

第一章 生殖崇拜与求子习

俗

第一节 生殖崇拜

一、女阴象征物崇拜

二、男根象征物崇拜

三、性交合崇拜

第二节 求子

一、婚礼中的祈子活动

二、岁时年节祈子活动

三、保育神祗信仰

四、五花八门的祈子行为

第二章 怀孕期间的

习俗

第一节 胎神信仰与祭祀

一、胎神信仰

二、胎孕祭祀

第二节 孕妇的言行约束

一、举止限制

二、忌嘴

三、禁视

第三节 胎孕保健

第四节 预测男女

第三章 分娩习俗

第一节 产前准备

一、产地选择

二、产房安排

三、铺产床

四、不举之月

第二节 催生礼与催生方法l

一、食物催生

二、祈神、符咒催生

三、巫术催生

四、襁褓衣物催生

五、药物催生

第三节 孕妇生产

一、生产期间的预防措施

二、接产过程

三、劈“偷生鬼”与破“白虎吃子”

四、分娩中的产翁制

第四章 诞生礼仪与喂养

习俗

第一节 诞生礼仪

一、报喜

二、诞生标志

三、洗三

四、贺喜

五、踩生

六、宴请

七、祈祝

第二节 新生儿喂养

一、开奶

二、催奶

三、婴儿卫生

四、哺谷

五、乳疾医治

第五章 满月、周岁的庆贺

与取名习俗

第一节 满月礼

一、行礼时间与性别差异

二、授礼与宴客

三、庆贺仪式

四、剃发仪式

五、婴儿“出月”

六、设宴款客

七、过百日

第二节 周岁庆贺

第三节 取名

一、汉民族的取名风俗

二、少数民族的取名风俗

第六章 育儿的信仰活动

第一节 护儿神崇拜

一、床公床母

二、痘神

三、七娘妈

四、花公花婆

五、阿婆

第二节 呵护婴孩的方式

一、认干爹干妈

二、寄子

三、认舅舅

四、长命锁

五、百家衣

六、百家米

七、舍替身

八、护身符

九、刻脸压灾

十、压岁钱

十一、暖花与放鸭仔

十二、摇竹盼长身

十三、祭谷谷子老爷

十四、渡花树关

十五、保书

第三节 替小孩去病消灾的

巫术

一、叫魂、收惊

二、治夜哭

三、治“客忤”

四、不用手指月亮

五、赶病魔

六、治水痘、麻疹

第四节 护儿的宗教仪式

一、还童儿

二、送娘娘

三、跳墙

第七章 婴幼儿护理习俗

第一节 穿戴

一、“喜旧厌新”与忌露衣过夜

二、象形鞋帽

三、裹肚儿

第二节 睡眠

一、摇篮

二、睡扁头

三、沙土布袋育婴

第三节 喂食

第四节 民间医疗

第八章 民问教育习俗

第一节 教育内容和方式

一、开蒙

二、教养

三、口传教育

四、民间教育组织

第二节 儿童游戏l

一、捉迷藏

二、七板

三、老鹰捉小鸡

四、伤脑筋块

五、抓子儿

六、华容道

七、陀螺

八、踩高跷

九、跳绳

十、跳皮筋

十一、跳房

十二、跑竹马

十三、过家家

十四、打瓦

十五、猫捉老鼠

十六、捉小狗

十七、猜地牯牛

第三节 入学

一、筹集教育经费

二、入学礼

第四节 儿童节日

一、女儿节、娃娃节

二、白族娃娃节

第九章 成年礼仪与寿诞

习俗

第一节 汉族成年礼仪

一、庆号

二、出花园

三、渡童子关

第二节 少数民族的成年

礼仪

一、变形型成年礼

二、考验型成年礼

三、训诫型成年礼

第三节 寿诞

一、寿星

二、寿时

三、暖寿和避寿

四、寿堂

五、拜寿

六、送寿礼

七、寿幛、寿联

八、吃寿面

九、寿宴

十、添粮祈寿

十一、过关

十二、预修冥府、普佛诵经、

放生

参考书目

后记

胎神信仰与祭祀是生育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胎神观念的产生，根本原因在于人类早期科技的落后和孕育知识的贫乏。人们不明白妇女为什么会怀孕，是什么导致妇女怀上孩子，胎儿是怎样在母亲体内成长的。他们只是直观地感到妇女怀孕后身体在起变化，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渐渐隆起。在祈求母子平安的强烈愿望驱使下，越临近生产，人们越焦躁不安。因此，民间便产生了胎神信仰与祭祀。

一、胎神信仰

胎神为掌管妇女胎孕之事的神灵，经常在孕妇左右出没，它能够与胎儿的魂魄相通。胎神的活动具有规律性，某一特定时刻会出现在孕妇周围固定的方位，或者依附于某些物体。

和所有的神灵一样，胎神也具有双重性质与双重功能，它既能保佑百姓，又能作祟害人。胎神既能保佑胎儿，也会伤害胎儿。可以说胎神是恩威并施，使人对它既敬且畏。当它保佑胎儿时，就会得到人们的敬奉；当它作祟害人、危害胎儿时，人们就会害怕，想出种种办法来对付它，达到保护胎儿及孕妇的目的。这时胎神就被认为是胎煞。胎煞会伤害胎儿，不可触犯，只能设法避开。由于缺乏胎孕知识，对妇女怀孕期间的种种现象无法理解，对掌管胎孕之事的胎神更是捉摸不定，充满恐惧，人们更多地是将胎神称为胎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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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者，记也。志书亦即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之类，与史书同源而又有别。史书注重人与事，尤注重人们的言语与活动，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是也，是先个体而后集合；志书则关注凝固化的业已定型的自然、制度以及作为群体的人们的思维与行为习惯，是先集合而后个体。与之相应，史家追求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把史家之史观付诸史笔，褒贬裁量，评判古今，其叙事则是详往而略今；志家追求的是事物之本来，叙而不议是其根本特色，并不注入志家个人的议论评判，其记述则是详今而略往。志与史是中国文化之两大渊薮，其意义均不待言。

志书之由来也渐，若计其源头，大略有四，即《禹贡》、《周礼》、《山海经》、《华阳国志》。中国古代志书之类别亦以此分焉。

《禹贡》为《尚书》之一篇，成书于周秦之际，基于“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全面记录九州之山川、土壤、物产、贡赋、道里等等，实为中国地志之源。《禹贡》之后，代有绍述，晋挚虞之《畿服经》，南朝陆澄之《地理书》、顾野王之《舆地志》，隋虞茂之《区宇图志》，唐李泰之《括地志》、李吉甫之《元和郡县图志》，规模渐大，内容也更为丰实。至宋又有乐史之《太平寰宇记》、王存之《元丰九域志》。元明清三朝均有规模宏大的一统志之编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已达560卷之巨。

《周礼》亦成书于周秦之际，以六官为纲备列西周制度，有天官冢宰，上自大宰，下至夏采，计63种官职职掌；又有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所领官职均过于天官。对六官所属各官职，《周礼》均先记官名、爵秩、人数，再罗缀其职掌，此乃中国典志之源。自《周礼》后，典志成为中国古代志书的一大门类。该类志书以制度为主，兼及其他。最具代表性者，有杜佑之《通典》、郑樵之《通志》、马端临之《文献通考》，亦即“三通”。此后，又有《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上述6种志书连同“三通”合称“九通”。另外，诸朝之“会要”，如《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唐会要》等，亦属典志之类。  《山海经》包括《五藏山经》、《海内经》、《海内外经》、《大荒经》等内容，基本部分成书于秦统一前，主要记述涉及诸地的风土民俗、地理环境以及物产与神话，由于其内容中多有后人不能认知之成分，常被斥为荒诞不经。《汉书·艺文志》将其归于形法家；《隋书·经籍志》并以后之志多将其列人地理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是“小说之最古者尔”；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则认为是“古之巫书”。我们认为，从其主体内容看，既以记录风土民俗、神话传说为特色，应当是中国风土志之源。在《山海经》之后，风土之志渐兴，有地域性风土志、事类性风土志等等，前者如晋周处之《风土记》、宋范致明之《岳阳风土记》、宋孟元老之《东京梦华录》、清王柏心之《监利风土记》等；后者如南朝梁宗懔之((荆楚岁时记》、北魏杨街之之((洛阳伽蓝记》、唐韩鄂之((岁华纪丽》、南宋陈元靓之《岁时广记》等。另外，综合性的通志式风土记也间有出现，东汉应劭之《风俗通义》是其代表。

《华阳国志》为晋常璩所撰。该书亦名《华阳国记》，所记地域为古九州之一的梁州。《禹贡》日“华阳黑水惟梁州”，故称《华阳国志》。该志内容包括地理、人文历史与人物三部分，是有关该地的综合记录，故可视为中国方志发端之代表作。此前的春秋战国迄秦汉时代，亦多有地域性著述问世，东汉的“郡国之书”更是风行，但都是某一类的专志，或记历史，或记地理，或记乡党耆旧，还不是完整的方志。《华阳国志》之后，方志之书蔚然而兴，尤其是明清时代，省有通志，州府县镇亦各有志，知名学者多参与其中，一地之地理、人文、沿革、物产、田赋、教育、风土、人物、灾异等均囊括其中。方志之续修补纂亦保障了其功能与内容的常新不辍。据统计，仅清代编修的方志就达4655种。

综上所述，地志、典志、风土志、方志构架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横向支架，它们与各种史乘所构架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纵向支架相组合，便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代相传承的来龙去脉，涵括了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所有的内涵。

近世以来，随着新理论的传入与建立，面向社会与人文的新学科也层出不穷。古代志书中的地志、典志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或汇入新学，另成门户；或湮没无闻，未有绍述。方志与风土志则未有替代者，无论其编纂方式、编纂内容，还是其基本功能、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都不可替代。故尔，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新方志之编修勃兴，自各省之省志至各市县之市志、县志，多编修一过，至于镇志、村志亦颇有编修。与之相应，各种形式的民俗志亦承风土志之主脉，悄然兴修。有地域性民俗志，上承周处之《风土记》，一省之民俗志、一市一县甚至一村之民俗志陆续面世；有事类性民俗志，上接《荆楚岁时记》、《岁时广记》，自婚丧居住到岁时节日均问有问世者。惟涵括全国、上承《风俗通义》之民俗通志尚付阙如，这对于民俗志、民俗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一大缺感，亟待匡补。这是我们发起编纂《中国民俗通志》的本意之一。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民族文化的构建中，民俗与民俗学的意义是前提性与基础性的。在人类文明的进化与竞争中，民俗与民俗学对于所在文明体的生存与发展同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人类文明的进程看，各文明体都走过了一条从封闭、碰撞到冲突的道路，又都在经历着交流、融合与统一的进程。在文明的行进中，似乎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归宿，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的道路。一种道路是文明的冲突。在文明的初发阶段，各文明体的形成与演边相对独立，古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两河文明、中国古文明等等，都是在相刘隔离的状态下独立形成的文明单元；此后不久，文明的碰撞也告产生，从希腊罗马、印度半岛到东亚地区出现了更大范围的文明体；纪元以来，人类文明进入到定型与扩张阶段，西欧文明、斯拉夫文明、阿拉伯文明、玛雅文明都形成于这一时期。文明体的定型又与其扩张密不可分，无论是定型中的文明还是业已成型的文明，都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与扩张。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各文明体的发展日益失衡，而资本主义的扩张性与掠夺性，直接造就了愈演愈烈的文明冲突。时至今日，文明的冲突依然如故，未来文明的前景似乎也应当是不断的冲突与抗争。这一现象是“文明冲突论”者立论的基点。

另一种道路是文明的交流与融会。自文明生成至今，各文明体之间的交流一直存在，而且，随着冲突时代的到来，这种交流日益强化。迄今而言，文明的交流已覆盖了所有文明体及其所有主体内容。无论是语言、文学、宗教信仰，还是民风民俗、艺术审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交流与融合。在这种交流与融合中，各文明体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各自的特征也不断减弱，人类文明的同一性日渐彰显。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兼并与文化殖民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现存文明体的开放性、兼容性越来越强，对于自身以外的文化的吸收、容纳已成为绝大部分文明体的共性。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文明的前景应当是一元同一，这是“文明同一论”或“文明融会论”者立论的基点。

对于“文明冲突论”抑或“文明同一论”、“文明融会论”，我们不必评判其得失，因为它们所立论的基点都是文明进程中的客观实在。我们需要看到的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最大限度地拉近不同文明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距离，使之互相依赖、互相依存，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不断趋同。在新的世纪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信息一体化必将实现，地域与民族的分野会不断减弱。但我们还必须看到，文明的同一只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理论上的终极方向，在通往这个方向的路途中，不同文明体的多元共存与竞争甚至冲突是维持人类文明行进的根本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的多元性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与生物的多样性对生命世界的意义同等重要。到人类文明实现完全同一之日，恐怕也就是其走上衰亡之时。我们更要看到，在人类文明冲突与同一的矛盾运动中，任何一种文明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就四大古代文明而言，纪元前2000年左右，埃及文明便告衰歇；纪元之初，希腊文明消逝而去；此后不久，富有特色的古印度文明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逝去的文明或沉淀为文化遗产，或同化入新的文明形态，逝者斯夫。历经沧桑的中国文明在步人现代文明之林后，面临着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峻的竞争与冲突，沉舟侧畔与枯木身边的故事依然故我。中国文明究竟何去何从，是像古埃及与希腊文明那样沦为文化遗产，还是继续保持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活力?我们的愿望当然是后者。

既如此，如何构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中国文明，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责任。在新的中国文明的构建中，绵延几千年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与民族意识是不可合弃的坚固基石，只有植根于坚实的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沃壤，中国文明之干才会枝繁叶茂、常青不衰。而面对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如何清理芜杂、铺就基石，如何开垦优秀文化传承的沃壤，则是我们民俗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众所周知，无论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还是民族意识，其基点都是民众百姓中所萌发、所传承、所蕴含的存载于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习惯、思维偏好与审美价值取向，也就是民俗。自文明产生之后，社会文明或者说社会文化就区分为雅与俗两大部分，而且，在传统社会，这一分野的距离在不断的扩大中。中国古代的“风”与“雅”、“俗”与“礼”所反映的就是这一分野。风与俗是民间社会所拥有，雅与礼则是上层社会的专有物，也是所谓的正统文化所在。长期以来，研究历史也好，研究传统也好，对以往的研究往往关注于充溢于文卷、人们都可以津津乐道的正统文化上，从四书五经到二十四史，从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还有儒道法墨，但这些并不是中国文明的全部，也未必是中国文明的本体所在，我们的视点还应当同时或者说更多地放到负载着几千年文明的芸芸众生之中。

从文明的进程我们不难看出，风与俗是雅与礼之源，几乎所有的正统文化都是由风、俗而来，是对风、俗改造加工的结果，无论是繁复的礼制礼法还是典雅的唐诗宋词，都来自民间的风俗、歌谣。正统文化对风俗的改造吸纳是不间断的过程，民间风俗的萌发、生成以及它们对正统文化的影响与冲击同样也是不问断的过程。正统与民间的这种矛盾互动酿就了几千年的中国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风与俗就是中国文明的源泉所在。我们还可以看出，作为正统文化的雅与礼虽然不断地向民间渗透、征服，但它们从来没有真正征服、改变民间社会的风与俗，民间社会生生不息、源源不断的风与俗依然是最多数民众的自发选择。即便是那些上层社会中人，礼与雅的光影下仍时时可见抹不去的民间风俗的遗存，这又缘于他们本身大多来自民间，这也是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的一个基本分野点。

基于中国文明双元结构的特性及其特定的矛盾运动方式，要真正认识把握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与民族意识，真正认识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国情、我们的民族性，就必须全面认识千千万万民众中所生发、传承、使用并认知的民间风与俗，这是我们发起编纂(《中国民俗通志》的本意之二。

事实上，对于民间风与俗也就是民俗的关注由来已久，自周秦至明清，观采风俗、注重民间文化的学者不乏其人，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随着近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形成，民俗研究与民俗学也正式肇始。自1919年前后的歌谣征集处和歌谣研究会的成立、《歌谣》周刊的创刊至今已八十多年。在中国民俗学八十多年的历程中，民俗学人们筚路蓝缕，历尽坎坷，初步构建起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基本架构，民俗调查工作与民俗理论研究都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当然，由于历史的坎坷与民俗学科自身建设的不足，在学科领域还有相当数量的荒芜之地等待开垦。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俗学概论》提出，民俗学的内容可以分为六大部分，即民俗学原理、民俗史、民俗志、民俗学史、民俗学方法论、资料学。我们认为这六部分内容又可以合而为三，即：理论前提——民俗学原理与民俗学史；民俗研究本体——民俗史与民俗志；民俗研究手段——民俗学方法论与资料学。八十多年来，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上述部分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但也都存在着不等的缺环与不足。以民俗研究本体而论，民俗史的研究成果颇丰，既有通史性的《中国风俗通史》、《中国风俗史》，又有民俗事象或民俗断代史的大量成果。现有研究虽然学术价值与学术质量仍有参差，但已覆盖了民俗史的基本领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学术界深厚的历史研究基础与近数十年来社会史研究的进展。与民俗史相比，民俗志应当是本体中的本体，是整个民俗学的基础所在。近数十年来，民俗志的编修也是方兴未艾，既有以地域为基点的地方民俗志，又有以民俗事象为基点的专题民俗志，这得益于广大民俗工作者对民俗学田野调查的重视以及丰富的田野调查成果的问世。与此同时，民俗学界也开始了面向全国的民俗志的编修。段宝林先生曾经发起编修的《中国民俗大全》与陶立瑶先生正在主持的《中国民俗大系》是两项富有开创意义与基础意义的民俗学工程，对于全国性民俗志的编修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但毋庸讳言，它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俗通志的编纂，一方面，其内容与体例还不是严格的志书体，另一方面，它们都仿民初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以地域为单位分别编修，属于各省民俗之合编。上述两书之命名为“大全”与“大系”，也是恰当的。因此，能够反映中国民俗全貌的中国民俗通志至今尚未出现，这是民俗志研究的一大空白，也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大缺憾。这是我们发起编修这部(《中国民俗通志》的本意之三。

《中国民俗通志》在编修中力图体现“通”与“志”两大特性。所谓“通”，旨在打破地域界限，面向全国范围，以民俗事象为纲加以贯通。全书共分为22卷，计有：节日志、生养志、婚嫁志、丧葬志、生产志(上、下)、商贸志、服饰志、饮食志、居住志、交通志、宗族志、江湖志、庙会志、交际志、信仰志、禁忌志、演艺志、游艺志、民间文学志(上、下)、民间工艺志、民间语言志、医药志。

本志各卷使用统一结构，采用章、节、目的形式。各章节的设置力求做到能够全面反映某一民俗事象在全国流行的概貌，同时也突出重点区域和重点民族，反映出地域差异和民族差异。所记述的民俗事象以汉族为主，兼及各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内容。撰写中充分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对于有争议或容易产生争议的少数民族民俗事象，以受到多数人赞同的本民族学者的观点为准。书稿中凡涉及跨界民族问题，均按国家颁布的文件处理；凡涉及民族政策的，亦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令。

所谓“志”是突出其志书特色，具体而言，力图处理好五个问题：

一是史与志的关系。史与志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所谓“纵通”与“横通”的问题，《中国民俗通志》采用纵通与横通相结合的方式，以横通为主，以纵通为辅。因此，在每卷的前面设立“概说”部分，该部分内容包括：概述所述民俗事象的历史沿革；介绍学术界对所述民俗事象的研究状况；本卷记述民俗事象的理论依据或突破。概说后再分章叙述有关内容。

在具体事象的叙述中，根据内容的需要，用恰当的方式和文字，点出事象的源头或演变，但绝不做过多的铺陈，而是点到为止。

本志所记民俗事象的时间是以20世纪前50年为基点，主要记述正在发生的、行将消亡的、消亡未久的民俗事象。对于50年代以后所出现的民俗事象，采用慎重处理、点到为止、缺而不论的原则。这种时间纬度，是在充分考虑民俗事象所具有的传承性的基础上确定的。

二是述与论的关系。民俗志是一种志书，它必须遵循志书写作的基本要求。在述与论的关系方面，以“述”为主，“述”是全书提纲和行文的基点。本志的“论”首先体现在全书前面的概说部分中；其次，在具体内容的叙述中，通过对材料的取合、剪裁也可以体现出作者的理论视角。  三是个案与一般的关系。作为民俗志，如何体现出民俗鲜活生动的特点?我们在编纂中主张采用点面结合、疏密得当的方式。所谓“点”，就是民俗个案，通过对个案的运用，将“点”写细，使全书“出彩”；所谓“面”，就是在有限的文字中照顾到民俗事象的多样性、多面性，以民俗类型为经纬，体现通志全面、周到的特点。

四是民间与官方、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民俗通志是对中国民众民俗事象的记录，这些事象长期以来在中国的乡间流行着、存活着，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根基。因此，本志在记述上，采取“重乡村，轻城市；重民间，轻官方”的基本原则。

五是资料的运用。作为志书，对于资料的运用，提倡以田野报告等第一手资料(或别人所做的、可靠的田野资料)为主，以近现代田野资料为主，以文献记录资料为辅。对于田野资料，应该以尊重的立场和中性的态度来对待，尤其应该重视并且注意运用近二十年来的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有关资料则应慎用。

我们力争在前人研究探索的基础上，按照上述构想，完成不负于时代与学术要求的((中国民俗通志》。令人感动的是，自此议首倡到编纂委员会的组建、编修学者的确定，直到今日全部通志的杀青付梓，我们始终得到全国民俗学界诸师长同仁的奖掖支持。他们或参与其中，或出谋划策，或指点评判，令人感铭。山东教育出版社的领导慨然支持(《中国民俗通志》的编修与出版，不惮辛苦，多方组织，为民俗事业和中华文明之复兴竭力襄成，更令人感铭。

           《中国民俗通志》编纂委员会

                 2004年10月

我编写的《中国民俗通志·生养志》已杀青，责编孟旭虹老师来电，要我补篇后记。写什么呢?写作的过程是辛苦的，而准备写作的过程则是令人愉快的。为了确定此丛书编写的原则、大纲和体例，同仁们多次相聚在山东，济南、威海、泰安均使我流连忘返。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当时那段工作中有娱乐、娱乐中有工作的美好时光，我至今记忆犹新。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大家团团围坐，畅所欲言，倾心协作，其中的乐趣是独自在书斋里不断往电脑里敲字所感受不到的。因此，我的确要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的英明决策，出版如此大型的民俗志丛书；要感谢叶涛等仁兄热心而周密的组织，将这么多全国各地的民俗学工作者聚集在一起。当然，我还要特别感谢钟年兄，他非常精心地审读了书稿。倘若没有他的斧正，此书的瑕疵会有更多。

今天是端午节，据说在古代，此日生下的婴儿是不能养大的。这一生养禁忌早已不存在了。我的女儿已长大成人了。我们养育她的过程与此书记载的大不相同，诸如洗三、穿百家衣、吃百家米、抓周、认干爹干妈等习俗，都未实施过。与时俱进，这是民俗文化演变的规律。许许多多的生养民俗远离了现实生活，变成为越来越多的排列整齐的文字。但愿这部((生养志》能为人们记忆生养民俗提供一些帮助。

                作者

       2004年6月22日于北师大励耘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