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为18岁到80岁的读书人推荐的一份大规模读书计划,是一本别开生面的,有趣而又有价值的工具书。作者根据多年的读书经验,为读者精选并评介了一百多种古今世界名著,内容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历史、传记、自传等。
作者每次只用五百到一千字勾勒作品或作者的轮廓,诱引读者读他所介绍的每一本书。这些介绍生动活泼,有时强调作者的生涯与人品,有时摘要叙述作品内容,有时援用权威人士的意见,有时劝告读者别为一般错误见解所迷惑,有时对读者早已熟识的作家如莎士比亚、歌德……做出新的评价。作者强调编撰此书的意图是使读者的脚步迈向书店或图书馆,并提供开门的钥匙,让读者自己去挖掘一生无穷尽的宝藏,不断拓深知识领域,达到渊博多识。
“所谓经典作品,”卡尔·范·多伦认为,“就是没有必要进行改写的作品。”
《一生的读书计划》(升级版)这部介绍经典作品的经典之作,却是上述说法的一个例外。四十年间,克里夫顿·费迪曼的《一生的读书计划》已经三次改版,这部最新的版本向读者介绍了全世界130多部经典作品,内容简明,叙述清晰,既有信息量,又具娱乐性。和以前的版本一样,本书涵盖了西方文明中所有伟大的作品,从荷马到霍桑,从柏拉图到帕斯卡,从莎士比亚到索尔仁尼琴,作品包括史诗、小说、戏剧以及哲学、心理学、政治学、诗歌、历史和传记等各种类型。
但与以前版本不同的是,《一生的读书计划》超越了传统西方的文学习惯,开始关注并收录了众多的东方作家作品,本书既包括了曹雪芹的《红楼梦》,又包含了紫式部的《源氏物语》;鲁迅与托尔斯泰并肩携手,司马迁与修昔底德亦同归一卷。
所以,“最新版”的“新”,不仅指此书本身的再版,而且指其内容的重大变化——对亚洲文化的吸收、对新经典的接纳,以及对旧版中一些未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的删减。
孔子
对于很多当代西方人来说,阅读和欣赏《论语》最大的困难就是超越孔子的传统形象,不把他当成一个令人好奇的东方绅士,觉得他说的格言警句只能放在签饼里面。当然,他的名字也不叫Confucius,这个名字是17世纪的传教士给他起的。那时候对欧洲人来说,每一位哲学家都要有一个拉丁语名字。“Confucius”是“孔夫子”这一名字的拉丁化写法,意思是“伟大的孔圣人”。
他姓孔名丘,出身于一个古老而又广受尊重的贵族家庭。长大以后,他成了一个熟练的弓箭手和御手,既充满了活力,又彬彬有礼。孔子处在一个社会政治发生极大变化的时代,古老的周朝统治日渐衰落,国家分裂成为许多小国,彼此间相互仇恨。孔子的军事才能逐渐变得过时了,因为大规模的军队和新式的武器宣判了旧日小规模战争的末日(这与荷马所描绘的情况并无不同)。
孔子需要一种新的职业,于是他像很多人一样,试图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顾问,利用自己的对于历史和古代文献中的种种先例的了解,帮助国君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生存下去。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成为一国的宰相,利用这一职位来重建他心目中500年前周朝建国的道德标准。他在自己的家乡鲁国曾短期担任官员,但并没有能够成功地说服国君全面采纳他的建议。虽然东亚地区的人长期以来都将孔子奉为“至圣先师”,但他仅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按照他自己的人生标准他是个失败者。他逝世时虽然广受弟子爱戴,但自己却非常失望。
孔子相信,治国之道和国家的安宁来自坚持自然的等级:“父亲要当好父亲,儿子要当好儿子(父父,子子)。”子女要依从并尊重父母,从而父母也会保护和教育子女。从这一点推演开去,孔子得出了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君臣、夫妻、长幼,甚至朋友之间(因为朋友间应当相互尊重)。孔子对于人性持乐观的观点,但相信教育对于充分发掘人性的潜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和苏格拉底(见柏拉图的描述)一样,孔子明白承认自己的无知是学习的基础。
孔子虽然是一个观念极为保守的人,但他反对那种少数人世袭的特权做法,这也许是他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他的理想是培养“君子”,他给这一词注入了特殊的意义:对他来说,任何一个行动、教育、举止配得上这一标准的人都是君子,而父亲偏巧是贵族的愚人则根本算不上君子。孔子也反对成文法典,他觉得成文法典只会招致人们欺骗和逃避法律,他提倡“礼治”,分别包含了礼仪、礼节、仪式和习惯法律中的一部分意义。这种不成文的社会准则可以由道德高尚的精英人士组成政府加以实施。(将这一群体与柏拉图《理想国》中提到的精英统治对照是非常有趣的。)
孔子在有生之年撰写的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论语》只是收集他的谈话、课程和只言片语,是在孔子逝世之后不久由弟子们编写的,然后历经几代人不断增添内容。《论语》没有连贯的叙事线索,有几篇文章语焉不详、令人费解,也有些教诲属于不言自明的道理,甚至有些陈腐老套。而老调重弹主要是因为它们在25个世纪中常常被证明为正确无误。有些读者因为孔子的保守观念而感到不快,特别是他对于父权制度盲目拥护,贬低妇女的地位的做法。但读者不妨想一想,这种批评对上古时代的每一位哲学家都是适用的。 《论语》篇幅不长,值得反复阅读,它记录了一个高尚者的思想。P.8-9
《一生的读书计划》初版于1960年,第二、三版分别出版于1978和1986年,对初版书进行了修订与扩充。在各版当中,克里夫顿·费迪曼以他独特的风格将一生的读书心得加以提炼,与读者分享。在第四版,费迪曼先生第一次与他人合作出书,我能够受他邀请,共同投入到这项富于挑战的工作中,深感荣幸。在下面我将进一步介绍我们的分工情况。
熟悉本书前几版的读者都会注意到,本书中出现了几个重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出现在标题上,本书现在名为《一生的读书计划(升级版)》,旨在强调这一版进行的实质性修订与扩充。本书最为明显和重大的改变在于推荐书目大大扩充,涵盖了全世界的作品。
十年之前,我们只能为传统的西方作品编写导读,而现在,由于世界变小了,各种通信交流的媒介不断进步,这一切都使那些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想要了解全世界文学的传统,因此我们觉得现在编写导读也许恰逢其时。这一时机比人们所想像的来得早些。
对于生活在20世纪末的人们来说,“地球村”已不再是空想。由于有了飞机,通信卫星,世界各地新闻的实时电视直播以及互联网,世界变得变小,从某种意义上说,小到人可以无所不知。此外,广泛涉猎世界文化,吸收各种文化的营养,这种做法对于每个人都有利。
基于这两种考虑,本书既包括了紫式部夫人,又包括了奥斯汀小姐,谷崎润一郎与福克纳并肩携手,司马迁与修昔底德同归一卷。我们认为本书这些新增条目会使读者阅读时更有兴趣、更有成就感。本版还包括了如伊斯兰教的基本经典《古兰经》、禅宗经典《六祖坛经》等作品。
以前各版中有一些作者,在本版中被去掉了,因为这些作者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些作者包括乔治·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约翰·杜威(John Dewey)、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同时去掉的还有几部大作品的合集,如杜兰特(Durants)的《文明的故事》(Story of Civilization)。由于本书内容的扩展,涉及到了非西方世界的作品,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最好把合集这类作品去掉,把我们推荐的作品限制在那种被芝加哥大学罗伯特·赫奇斯(Roberlt Hutchens)称为“原创性交流”的作品上,也就是那些有能力可以超越时空限制,直接与人们进行交流的作品。除了收录20多位非西方作家之外,还有几个来自西方传统文学的新作家第一次出现在本书中,包括W·H·奥登,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迪金森、安东尼‘特罗洛普以及伊迪丝·沃顿。
还有几名科学家也首次出现在本书当中,包括伽利略和托马斯。库恩。
科学这一类文字在本书当中难以完全包括,原因是多方面的。科学作品通常技术性较强,所需专业知识绝大多数读者都不具备。此外,科学家常常文笔不佳,而且科学作品通常也不鼓励清新可读的文学风格,很多科学作品非专业读者读来味同嚼蜡。此外,书籍也不是科学交流所首选的媒介,科学发明常常写在短短的论文当中,在专业会议上宣读或者专业期刊上发表,或者像现在一样,在互联网上以“待发表稿件”的形式传播。当然这其中也有些特例,我们就选择了其中最有意思的几部。
本版中的另一处变化是材料的排列方法。
早期版本中,作品是按照题材来排列的,分别置于不同的题目之下,如小说、戏剧、诗歌等,并按照原文分别排在不同类别之下。由于本版加入了非西方作品,这种排列方式不仅无助于读者理解,反而会令人迷惑。这一版中,无论是哪一类别或者哪种原文,全都简单地按作者出生的时间顺序排列。全书正文分成五部分,只是为了标志较大的时间跨度。时间的划分没有什么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意义——日本的平安时代与中世纪的欧洲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相同之处。但这些时代的划分有助于读者发现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区间内产生手世界各地不同作品之间的某种相同与相异之处。我们希望,把本书的内容分成较小的部分,使读者不至于觉得读完所有这些书的工作量过于令人生畏。
本书傈持了以前各版本的一个做法,就是在我们介绍的不同作家之间进行交叉引证。
引证使用括号加数字的符号。例如,谈到修昔底德,费迪曼说道:“他是第一位精确描述强权政治内心活动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等人都以不同方式继承了这种手法。”这些交叉引证并不是要让读者马上翻到那些文中提及的作者,也不是要让读者在这类交叉引证指出的内容之间翻来翻去,这种做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让人稍做停顿,去思考这些原创思想的作家之间是如何跨越了几年甚至几个世纪来进行伟大的对话的。而我们就此可以聆听他们的谈话。即使有时作者之间不可能产生直接的交流,我们也常常能够感受到两者问的呼应;正所谓人以群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关于孔子的文章中包含了对柏拉图的引证的原因。
本书中绝大多数条目都是从第三版中继承而来,有的改动很小,有的则变动较大。克里夫顿·费迪曼为一些新收录的西方作家撰文介绍。我主要负责介绍所有非西方作家以及另外几名新入选的西方作家。费迪曼先生与我在文学观念和价值判断上观点非常接近;若非如此,我们很难共同完成这项工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在每一篇文章下面署上自己姓名的缩写。
这本书的价值有一部分来自两位作者能够自由发表个人见解——无论在风格上还是在价值判断方法上。我们并不想故意伪装出一种一致性。
所有这一切的改变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让新一代读者有机会看到本书的最新版本,并从中受益。
约翰·S·梅杰(J.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