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是魏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早年有济世之志，后遭典午之变而隐身不与世事。本书通过对阮籍主要哲学著作的不同思想倾向的详密考察，揭示了阮籍思想由儒而玄的演变轨迹，指明了阮籍早期以儒学思想为主，崇尚礼乐刑政一体之治，后来有感于名教的堕落，遂转入庄学思想轨道，崇尚自然和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但由于儒家思想仍然发生作用，再加上他对现实的失望，因而在他那里形成了一个焦虑苦闷的精神世界，构成了一个双重结构的人格。本书从多角度，采用动态方法，并与有关士人相比较，对阮籍的思想、人格及生活情趣加以深入探讨，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时士人的思想风貌以及时代精神的基本特征。

阮籍是魏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早年有济世之志，后遭典午之变而隐身不与世事。本书通过对阮籍主要哲学著作的不同思想倾向的详密考察，揭示了阮籍思想由儒而玄的演变轨迹，指明了阮籍早期以儒学思想为主，崇尚礼乐刑政一体之治，后来有感于名教的堕落，遂转入庄学思想轨道，崇尚自然和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但由于儒家思想仍然发生作用，再加上他对现实的失望，因而在他那里形成了一个焦虑苦闷的精神世界，构成了一个双重结构的人格。本书从多角度，采用动态方法，并与有关士人相比较，对阮籍的思想、人格及生活情趣加以深入探讨，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时士人的思想风貌以及时代精神的基本特征。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序言

第一章 阮籍的家世与生平

一 世儒的士族家庭

二 青少年时期的阮籍

三 正始时期的阮籍

四 竹林时期的阮籍

（一）关于竹林几个问题

（二）政治上的搒徨与矛盾

第二章 阮籍思想的矛盾与分期

一 玄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二 阮籍著作的不同思想倾向

（一）《乐论》和《通易论》

（二）《通老论》

（三）《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

三 阮籍思想之分期

（一）从魏晋之际的政治形势看阮籍思想之分期

（二）从阮籍自述看其思想之分期

（三）从阮籍著作的撰作时间看其思想之分期

第三章 早期哲学：一个理想的客观世界

一 曹魏名法之治与阮籍的儒学思想

二 《乐论》——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整体观

（一）乐与地同象的和谐本质

（二）乐之社会功能与自然功能

（三）至乐无欲的玄学倾向

三 《通易论》——易与天地同道的整体观

（一）整体性：万物莫不一的整体结构

（二）自发性：变易不息的整体过程

（三）协调与协和：天人同和的整体本质及目标

四 《乐论》、《通易论》的理论意义及其矛盾

第四章 后期哲学：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

一 阮籍由儒而庄的思想演变

二 阮籍天人之学新义

三 《达庄论》——以齐物为旨的万物一体观念

四 《大人先生传》——“大人先生”式的理想人格与理想精神境界

五 阮籍玄学思想的理论意义与理论矛盾

第五章 《咏怀诗》：一个矛盾的情感世界

一 双重的时代音调——“忧生”与“刺讥”

二 苦闷的象征——神仙与隐逸

三 《咏怀诗》的思想价值

第六章 阮籍的双重人格

一 阮籍人格的裂变

(一)名士与阮籍的人格结构

(二)阮籍人格的裂变机制与原因

二 阮籍人格的特征与表现

(一)超世与入世

(二)至慎与疾恶

(三)崇礼与毁礼

三 心灵的失衡与弥合途径

第七章阮籍与竹林七贤：思想和人格的比较

一 阮籍与山涛

二 阮籍与刘伶、阮咸

三 阮籍与向秀、王戎

(一)阮籍与向秀

(二)阮籍与王戎

四 阮籍与嵇康

(一)理论形态与思想旨趣之异同

(二)自然与名教

(三)理想人格与理想精神境界

(四)人格结构的异同

五 几点反思

第八章 阮籍的历史影响与评价

一 阮籍的历史影响

二 历代对阮籍的评价

(一)阮籍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

(二)历代对阮籍思想与生活态度的评价

(三)历代对阮籍思想与生活态度在社会政治价值

方面的评价

三 对阮籍应作如何的评价

(一)畅一代庄学之风

(二)玄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三)思想解放的作用

附录

一 晋书阮籍传

二 阮籍年表

索引

一 人名索引

二 文献索引

三 词语索引

参考书目

一、世儒的士族家庭

魏晋六朝时期的地主阶级内部有士族与庶族之分。阮籍的出身大概属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但这在当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似乎有必要澄清什么是士族，与庶族相比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当今不少学者早已指出，士族不仅是地主阶级内部在经济方面享有特权的阶层，而且也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享有特权的阶层。秦灭六国，同时也消灭了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的贵族特权制度，选拔一部分自由平民和低级贵族参加政权机构以统治整个国家。汉承秦制，在选拔人才方面的主要渠道是征辟。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的各级长官都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有德才的做本部门的官吏，中央政府也可以让地方推荐人才以备选用。皇帝有时也特别下诏征辟人才。当时征辟的标准主要是依据于“乡评”或“清议”，即根据乡党对某人的评论或社会舆论，也就是某个人在社会上的声名。一个人的声名越大越响亮，他被选拔的概率就越大，他所担当的职务就可能越高。这种征辟的办法似乎很平等和公开，但实际上对于每个人来说，机会并不是完全均等的。在封建社会的“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居首位，他们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他们被征辟的机会也最大。征辟制度刚开始的时候，对人才的选拔可能是比较客观的，所谓“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不系阀阅。”(《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诏)到后来就逐渐渗入主观的成分。被征辟之人被征辟选用之后反过来成为有征辟权之人，他们援引自己的同类和同族，世代相传下去，就可能形成一批把持仕途、世代做官的士族贵族。与士族相对，在政治上没有这种特权的，历史上称之为庶族。这种情况到东汉末年日趋严重，以至于选拔人才只看门庭阀阅，不管是否真有才德。这正如王符的《潜夫论》所批评的，“贡荐则必阀阅为前”(《交际》)，“以族举德，以位为贤”(《论荣》)。仲长统作《昌言》，亦尖锐地指出：“天下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意林》卷五)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度，主观上在于纠正上述选才的弊病。可是实际上，州郡大小中正皆由当地著姓望族担任，他们对人才高低的评定，大都仍以“世资”或与自己关系的亲疏为标准。因此，推行九品中正制的结果，更造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不仅没有消除士庶的对立，而且使士庶的对立合法化。南朝时沈约一针见血地挑明了这种情况：“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宋书·恩悻传序》)

士族大概在文化方面也享有特权。汉代崇尚儒术，士人多以经术起家做官而位致通显，因此很重视经学。他们不但授徒讲学，而且其子孙也往往绍继家学，形成世代习儒的文化传统。一般来说，士族家庭出身的大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士庶的形成及其对立的情况是否如此，当作别论。但是，由上面的情况完全可以确定，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相较，它至少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享有政治方面的特权；第二，享有文化方面的特权。根据以上所说，再检之以现存的史料，可以大体断定阮籍出身于士族。      P2-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覆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