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夷吾曾箭射齐桓公,齐桓公登基后非但不罚反而重用,并尊为“仲父”,终荣登春秋第一任霸主的宝座;晋文公重耳流浪十九年,牢记臣子狐偃“得土”之言,六十岁南征北战不减其志;军事奇才先轸因无法释怀唾君之面,终于受箭而死留下千古遗憾;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有才华,于是用五张羊皮赎出,成就一代名相的同时也改变了国运……历史风云变幻、波诡云谲,八国相逐称霸,英雄豪杰,哲人智士层出不穷。春秋,这是中国第一个,也可能是惟一的思想真正解放,言行不受拘束的时代,这是一个让人们尽显才华的时代,一个追求人生理想的光荣岁月。正是在这样一个兼收并蓄、百家争鸣的棋盘上,开启了古国的文明辉煌……
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应从什么地方入手?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从公元前771年周室“骊山之乱”后的平王东迁为分析的起点,其时,周王朝的统治力严重衰落,齐桓、晋文、楚庄等七八个政治集团相继崛起,各诸侯国争相发展自己的力量,华夏族的整个天下呈现出剧烈动荡的局面,文化的一统局面也随之破碎,代之而起的是群星灿烂、异彩纷呈的壮丽景观。
广开言路,开个口子引水流
郑国的乡间学校,称为乡校,当地人形成一种习惯,经常聚集在乡校中议论朝政,评价朝臣的施政得失,有人建议捣毁乡校,以绝人谤,子产反问那人:“为什么要毁掉呢?”他借此发了一段极为精彩的言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则吾行之;其所恶者,则吾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他认为民众的评价就像老师一样,能指出执政者的正误得失,这种监督作用对施政有极大的好处,执政者可以把它当作良药来医治自己施政中的毛病。
如何对待民众的怨谤,子产借乡校一事阐发了自己深刻的考虑,他说:“吾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对于怨谤,只能以忠善来化解,绝不可企图借助行政威力来禁防,因为思想问题用行政力量干预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子产进一步表示说:“消除怨谤就像治理江流一样,堵塞水流通路必然造成大决口,最终伤人必多,没法挽救;不如开个小口使水流通畅,这样会防止大水泛滥。”子产把人们的怨谤情绪当作一种客观存在来看待,认为必须为这种消极情绪提供一种宣泄通道,以维持人们的心理平衡,保证其行为上的安分;否则,若禁止消极情绪的宣泄,必然积小成大,这种情绪有可能发展为行为上的对抗,导致无法收拾的局面。子产的这种想法,包含了对某种心理活动规律的理解,表现了他丰富的政治经验。
P216-217
认识一个人的性格,要了解他最早的生活经历,从中把握他的“生活样式”;认识一个民族的特征,要挖掘其早期的历史,以发现其中包含着的一些重要“遗传密码”;识辨一种文化,要对这一文化源头作细致的回味,以便从中发现极有价值的“文化因子”。按照这样的道理,当代人要想获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就离不开对中国历史的重新审视。
中华民族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史,可靠的文字记载自前841年开始,七十年后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大裂变,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促进了民族心智的提升和成熟,民族性格由此基本定型。这和古希腊开始的欧洲文明在空间上是并存的,在时间上也大体一致。
近代以来,欧洲文化中心论一直占据着几乎主导的地位,当欧洲文明遭遇到当代社会的许多问题,按照自身模式解决起来深感力不从心的时候,才放眼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一片智慧的海洋。中华文化在当代社会面临着一场蓬勃复苏的机遇。它将是和长期备受推崇的西方文化足相媲美、彼此交融、可以互相激勃的人类另一博大精深的文化形式。对中华文化的体认和复苏将是东西文化共同的幸运。
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应从什么地方入手?冯立鳌同志的《博弈春秋人物正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该书以前771年周宣“骊山之乱”后的平王东迁为分析的起点,其时,周王朝的统治力严重衰落,齐桓、晋文、楚庄等七八个政治集团相继崛起,各诸侯国争相发展自己的力量,华夏族的整个天下呈现出剧烈动荡的局面,文化的一统局面也随之破碎,代之而起的是群星灿烂、异彩纷呈的壮丽景观。在民族意识的苏醒之初分析其文化特征,同时,把分析的着重点放在民族意识历来看重的因而具有丰富史料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方面,无疑是历史文化分析上极富眼光的选择。
作者是带着历史文化分析的自觉意识投入研究的。论著分析的资料是《东周列国志》,但在许多地方已参考了《史记》、《左传》、《国语》、《晏子春秋》等史书。体例的安排上亦按照春秋历史发展的逻辑互相衔接,环环紧扣,波澜有序,每一章节微观的剖析之后又有总体的结论和认识上的升华。有些甚至上升到民族史的高度,如认为晋楚争霸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春秋中后期的蛮夷称霸表明了天下政治活动中心的“外移”,是华夏族范围拓展的标志等。总之,作者某种高度的文化使命感是非常明确的。
作者运用哲学、政治学、心理学、领导学、逻辑学等方法全方位地剖析春秋政治史,并着力敲打蕴含于历史政治领域之燧石中的智慧火花。作者始终稳站于现代人的立场上,带着现代人的观点,乃至现代人的思想矛盾和困惑去认识历史,因而往往能考察出古代事件中所负载的现代文化信息,也每每能得出新异的分析结论。如对宋楚泓水之战,作者认为宋襄公的迂阔体现着殷商后裔所背负的沉重的传统包袱,战争显示了当时北南文化的优劣差异。书中对齐桓公、勾践、孔丘、子产等政治人物的心理分析和功业评判,生动地体现着客观全面的辩证方法;作者运用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梦理论分析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前的梦现象,分析夫差临死前的裹尸行为;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分析晏婴论辩的机智;用道家的文化特征认识由余仕秦等等。我欣赏作者的博学以及他熟练驾驭多种知识原理的能力。这些原理方法是人们常见的,但把这些方法综合用之于历史分析,却是一种新颖的手段,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值得提及的是,作者对许多科学原理并非刻意地对号入座,顺次套用,而是把它们藏之囊中,信手拈来,灵活配置,随机巧用,使全书始终充满着令人叹止的机智气氛。
该书的不足是:史料的剪裁过分服从于全书的体例和结构,因而会疏忽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选取;有些分析结论也有待进一步提升。但瑕不掩瑜,全书对春秋历史政治的分析从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且从政治实践、人物活动的层面切入对民族文化的系统考察,以指点群星、描述苍穹的方式试图揭示春秋时代历史政治演进的基本趋势,这恐怕是没有先例的。
李明华
2005年11月12日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时期,以周室为根基的宗法血缘关系经过约三百年的延伸延续而渐次淡弱,在宗法关系上建立的政治统治已经虚弱无力;另一方面,生产的进步、人口的繁衍、交往的扩大、信息的增多、各种社会因素的变动,又造成了地方政治集团的崛起,以及地方各政治势力发展的不平衡,某些地方势力要求重新划分天下利益和政治权力,而虚弱的宗法政治统治却无力消化、引导和控制这种要求权力划分的能量,于是,以前771年犬戎镐京之乱为契机,周室的政治统治以及传统的社会秩序终于在地方政治势力的冲击中开始松弛并走向崩溃。各种政治因素从旧有的社会序列中挣脱出来,按照自身的内在要求,在相互冲突中又重新寻求新的组合。这是一个历经了五百多年阵痛和磨难,在痛苦、兴奋和惊异中成长的民族发展历程。
各种社会因素的冲突似乎呈现出无序的状况,但其中发生着以下显著的情况:其一,华夏与南蛮、东夷、西戎、北狄的界限一次性被打破,民族范围由黄河中部渐次拓展到长江流域和钱塘江、珠江之地,华夏民族在冲突和融合中伸展成形。其二,传统的天命理念被颠覆,人们以无畏的勇气面对现实、憧憬未来,许多以经邦济世为主旨的学说纷纷出台面世,对人们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都起到了导向作用。影响国人深远的思想理论也大多产生于这个时期。其三,人们在社会的大动荡中探索和尝试新的政治形式,其中有失败,也有成功,但延续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体制之雏形形成于这个时期,并靠争战年代所显示出的优胜性而被推向全国。其四,任何时代的人们都会有一些生活中的正常行为,但发生于当时的许多生活与交往行为,却被历史以典故或汉语成语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如“大义灭亲”、“伯乐相马”、“上下其手”、“完璧归赵”、“毛遂自荐”、“鸡呜狗盗”、“围魏救赵”等等。发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生活行为被烙印在民族文化的深层,长久地影响民族的心灵和思维模式,这是不奇怪的,因为这是民族心理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走向成熟并基本定型的时期。
中国的民族史、思想史、政治史和文化史都在春秋战国时代奠其基,该时代在时势呼唤下涌现出的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改革家、谋略家,都以自己的努力影响了社会的进程,他们各有短长、辉光相映,构成了一派千秋不灭、群星灿烂的悠远苍穹。评点他们各自在天下变局中的成败得失及其富有特征的文化人格,对于当代人了解中国的民族心理,把握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认清其中的优长和短缺,都是极有现实意义和文化警示意义的。
《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竹书纪年》等史籍以及《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新序》等子书都对春秋战国的历史事件有所记载和叙述,是认识该时代不可替代的资料,但它们都是从特定侧面,在对一个人物或若干事件的记述中表达历史,有些记述则过于简单。对春秋战国五百五十多年历史试图作全景式描述的是明代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该书把见之于典籍的零散史料串联和拼接起来,成功地编织了一个史料详尽、次序缜密、前后照应的东周历史大观,虽然连缀过程中夹杂有一些文学家的想像,但作为一种“本质上的合理”演绎,作为历史文化的衍生和积淀物,也不失其自身特定的文化价值。我以为,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冯梦龙氏的该著作是中国最优秀的历史文化小说之一。对一般读者而言,系统了解春秋战国的政治发展史,从《东周列国志》开始是最好的方法;即使是在该领域从事某方面研究的专家,亦可由此获得对春秋战国政治文化发展过程的系统性把握。
我的拙作《博弈春秋人物正解》和《天下战国人物正解》是从政治学、哲学、人才学及文化学等视角对东周列国时代的政治发展过程所作的分析和反思。由于春秋与战国两个阶段上的政治活动特征不同,拙作的取材形式不同、布局结构不同,因而只能作为两部论著。但两个阶段在历史过程和客观时间上的衔接,以及本人取材对象和分析方式的一致性,又使两部论著成为特征相近、不可分离的孪生姊妹篇。我钟爱两部拙作远胜于早年对《三国演义》作分析的那本论著,尤其倾心于其中稍后出世的妹妹篇。分析楚汉逐鹿政治人物的论著是紧接其后的。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为两书的增修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社科院副院长王经伦研究员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广州市社科联主席、研究员李明华博士审阅了两书,并在百忙之中拨冗作序,将论著介绍和引荐给读者。对单位、领导和朋友所给予的支持,本人在此表示诚挚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李向晨编辑与李向瑜编辑对论著的大小标题做了倾向于现实的改动,希望他们的辛勤工作能得到读者的欢迎。我在对春秋战国人物分析之后,又有对该时代典型文化现象的分析和对列国政治发展的论析两本拙作,试图由此构成对春秋战国政治运动和文化特征更为翔实完满的认识,希望能尽快面世,也盼读者朋友一并能给予批评指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尽头,对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反思自然不会停顿终结。当代文化成果终将有被超越的一天,那将是民族文化更为长足的发展,对此我们满怀信心并欣喜地期待着。
作者
2005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