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长在优越环境下的日本人，为绿化中国的黄土高原事业奔波于塞北的穷乡僻壤。面对文化条件、生活条件、自然条件等困难，他13年如一日，坚持自己的理想，实属不易。本书是高见在大同的农村现状考察报告，剖析了当地的严峻生态环境，提出了因地制宜的改进办法。

目 录

《雁栖塞北》寄语／刘德有——006

中文版序言／高见邦雄——010

前言——014

书中主要人物——020

第一章 怎么来到了这么个鬼地方!——022

在摸索中起步——025

“日本鬼子”——029

温增玉夫妇——033

我们受到了“监视”——038

黄土高原上的娜乌西卡—— 040

“高见”——我的中文名字——044

抛弃半生不熟的中国话——047

第二章 黄沙肆虐大地——050

越下越让人头疼的雨——053

严重的“水土流失”——055

水枯!——058

农家孩子多——064

环境破坏与贫困的恶性循环——067

文明之后剩沙漠——070

第三章 好事多磨——074

全国模范试点的悲剧——076

“我要上学!”——078

为小学校建果树园——081

用购物袋装钱捆——086

搞试点——090

破灭的梦——095

人比野兔更可怕——098

正视失败——101

第四章“出了问题，我负责!”——106

成立绿色地球网络大同事务所——108

女干部——110

大同培养的翻译——114

慰问张家口地震受灾地——117

能言善辩的干将——120

只要负起责任，人就能成长——123

祁学峰之后——126

第五章 黄土高原的套盘结构——130

苦干饮水的高处村子  134

新娘不嫁“盘子”边缘的人家——137

灾害专欺穷村子——142

连续的自然灾害最可怕——144

帮助重建小学校——147

三个条件——150

第六章 日本专家的参与——154

立花吉茂和植物园——155

远田先生的变化——161

被换了土的花盆——165

樱花小苗掀起的“革命”——168

菌根菌的惊人作用——170

实现混种过程的艰辛——174

摄影家的工作态度——177

第七章 “掺沙子”——190

人的想法是可以改变的——194

会吵架的人懂得吵架的火候——197

被迫吵架——199

喝酒的教训——202

恋爱、结婚、育子——205

第八章 终于初见成效——2lO

开始变化的村庄——212

开始生长的松树——215

环境林中心的扩大——219

花钱买罪受?——221

“自己养活自己”——225

第九章 何谓富裕?——228

雨天对话——231

供孩子们上学的贫苦农民——237

如果将幸福数值化——242

成绩驱动欲望——246

得与失——25l

延续的生命——255

第十章只种树不能算绿化——258

发现天然林——260

天然林再生的思路——262

建设灵丘植物园——267

祁学峰在市人大会议上的发言——271

“喜鹊林”——274

天然林和人工林——278

第十一章再论中国的水问题——282

被截流的黄河——286

争夺云彩——289

制约发展的“水”——291

北京的背影是沙中楼阁——294

环境意识的变化——300

后记——306

补遗重访西留乡——310

附录绿色使者高见邦雄一记一位在黄土高原植树的日本人《世界知识》记者葛军——312

译者后记／李建华——320

1999年7月，我们去浑源县吴城乡查看果树。我们为这个乡振兴村小学建设附属果园是在1995年的春天。我们在5．3公顷的土地上栽种了4500棵杏树。而该乡在以后的几年中开辟了400公顷的果树园，栽种了30万棵杏树。

在该乡栽种杏树的同一个时期，整个大同掀起了种植杏树的高潮。政府鼓励种植这种最适合干燥和寒冷地区的果树。一时间到处都出现大面积的“仁用杏基地”，现在大部分的地方只剩下了纪念碑。

在我们合作的项目中也有失败的。失败有多种原因。有的是因冬天被野兔啃光而遭受致命打击；也有的是因为连年暖冬发生蚜虫灾害；还有的是因为嫁接了假苗被农民拔掉。

托尔斯泰曾经写道：“幸福的家庭，幸福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不幸是各种各样的。”

成功的原因都是一样，失败的原因各有不同。要想成功，只有严格遵守基本原则，跨越一个又一个难关。但是失败却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

吴城乡的杏树栽培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现场，我们看到树与树之间，树枝已经连在一起，修剪得整整齐齐。为防止野兔啃树皮，根部涂着白灰，而且每年都涂。如果有遗漏的地方，树皮就会被野兔啃掉，真可谓“见缝插针，无孔不入”。于是农民就用方便面的空塑料袋缠在树上保护。正因为每件工作做得到位，才取得了这样的成果。

本来应该在1 998年就可以有收获了。但那一年花谢之后天气骤然变冷，冻害使幼果夭折，结果一无所获。这一年，这一带的农作物获得了大丰收，可是改种了杏树的吴城乡可就惨了。我一直担心，如果1999年也无收获，岂不前功尽弃?听了他们的介绍，我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1999年杏树获得了大丰收，全乡的杏树收入达100万元以上，收入高的农户达到一万元，数目相当可观。树长到这个程度，野兔和虫灾的影响小多了，管理也不用太花工夫了。

1999年是大同的大旱之年。虽然7月中旬下了30毫米左右的雨，但在之前滴雨未下。玉米没长到一米就已经抽穗，20厘米高的马铃薯开了花，见此情景，令人痛心不已，收获已经全无指望。而且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不得不实施空中撒药灭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杏树却获得了丰收，乡里的人们体验了和去年完全不同的心情。

遗憾的是我们来之前的几天收获已经结束，树上只剩下零星的果实。最近吴城乡作为实行退耕还林的典型，不仅受到省里，而且受到全国的瞩目。P.210-212

我第一次访华是在1971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前一年。其后，中国发生了巨变。当年在北京街头看到的景象，现已不复存在。在清晨的大街上看到马车拉着一车砖，好像是去修环路。早晚上下班时间还是潮水般的自行车，而现在已经被汽车堵得水泄不通。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变化堪称“世界奇迹”。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历经几代人实现的现代化，中国仅一代人就要实现，如日中天，势不可挡。

有光必有影。光越强，影越重。最明显的影，即贫富差别的扩大。城市和农村，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其间的差距已经远远超过以自由竞争为原理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另一个影，即环境破坏。中国疆域辽阔，面积是日本的26倍，但是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上并非得天独厚。用1 3亿人口作基数计算，甚至是脆弱的。在此基础上继续奇迹般地经济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环境后果呢?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邻国日本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民间团体“绿色地球网络”在山西省大同市黄土高原的农村开展绿化合作事业始于1992年1月，迄今已经过去整整13年。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与当地人的交流。这是一条坎坷曲折的路，这一点只要指出大同曾在日中战争中遭受了沉重的灾难，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东部沿海大城市堪称光或者顶峰，内陆的黄土丘陵和山区农村就是影，是在发展中被暂时遗忘的地方，是谷底。如果把经济发展视为时代的拉动力，环境问题就是它的副作用，就是底层。

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社会，它的真实姿态从谷底看得最清楚。站在山顶无法看到整个山貌。要想看山貌，只能下到山脚下。我在大同开展绿化合作事业的过程中，渐渐开始审视北京。大同是观察北京的最佳地点。如果说从日本、从海外看到的北京是正脸的话，从大同看到的北京就是它的背影。  2003年夏天，中方11家主要媒体和日本3家媒体来大同采访。他们都深感惊讶的是：大同旱得直冒烟，北京的水源桑干河也断流了。连新闻记者都大惊小怪，普通百姓就更缺乏这方面的认识了。所以，这本书——我们和大同的伙伴在这里艰苦奋斗十余年的体验，应该是值得一读的。

日文版问世已经一年有余，如果从执笔算起，已经过去两年了。这项事业现在仍在继续，所以也有想根据其后的进展重写的地方。其中中方合作对口单位从青年联合会过渡到总工会，这件事不是轻易就说得清楚的。另外还要考虑到我的性格，动一处，就可能导致全篇改写，因此不去自找麻烦了。但是，鉴于水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第十一章增加了一节。

我要交待一下本书的译者。我是在1974年3月认识李建华、王黎杰的。当时他们还是学生，我刚20多岁。

为了构思绿化事业，探讨它的可行性，1991年秋我走访了北京几个有关部门，结果没人理我。这也难怪，既无组织又无资金，此等遭遇是自然的。我约李建华边喝酒边道苦衷。他给我出主意，说：“既然如此，何不去地方上试试，像这样的绿化项目，在地方上会受欢迎的。”如果没有他的建议，也就没有这个绿化合作事业，我也不会吃苦受累了。

我在大同的农村语言不通、无法沟通、受到阻碍、苦苦经营的时候，从北京赶来助阵的是王黎杰。没有她的支援，恐怕这个事业就会天折。即使工作繁忙的现在，她每年也要抽出时间来大同几次，这是因为她把这项事业也视为自己的孩子。

他们是本书的最合适的译者。

在此，感谢刘德有先生为中文版撰写序文；感谢徐锡澄先生题写书名；感谢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对出版给予大力支持和责任编辑杨华女士付出的辛劳；感谢《世界知识》杂志社同意转载记者葛军的文章；感谢吕敬人先生、德浩先生的精心设计；感谢对出版给予各种帮助的中方有关人士。

对日本三得利文化财团给予翻译出版的赞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近日本出版社和我联系，说韩国也准备出版此书。东北亚各国因黄沙的到来而知道春天，证明大家生活在同一个环境。环境没有国界。愿我们微不足道的环境合作，能为加强本地区的相互理解和合作贡献出一份力量。

2005年元4月

去年走访日本时，秋意正浓。在下榻的花园会馆完成了本书的初校，犹释重负。望着窗外的妙心寺院，湛蓝的天空下，漫山红叶，层林尽染，松柏叠翠，草木芊芊，不得不为日本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而慨叹。望着这番上好的景致，不由得想起了环境与它有着天壤之别的塞北黄土高原，想到了高见邦雄……

我和本书译者之一王黎杰都是在1974年认识高见的，当时他20多岁，而我们还在上大学。时光荏苒，30年过去。高见自1992年开始在大同地区开展绿化事业以后，我们接触的机会便多起来，成为知己。如今他在中国的绿化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当地组织和村民的支持下巳绿化4500公顷，种植树木1600万株受到了中国各级政府、群众团体等诸多表彰。去年2月，我曾在《人民中国》杂志上介绍了高见和本书的日文版。他笑着说：“你把我捧得太高了，我可没那么完美。”其实我并没有夸张，每当谈起高见的事，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朋友，都对他的行为大为赞赏、敬佩。一个生长在优越自然环境下的日本人，为绿化中国的黄土高原事业奔波于塞北的穷乡僻壤，13年来每年有100多天在此度过，不仅要面对艰苦的生活条件、文化冲突，还要克服自然和人为的诸多困难保活种植的树苗，想起来确实非常不易。

事业之初，举步维艰。当初高见一人来中国，身背装有数月用品的行囊排长队买火车票，为节省费用，他住饭店多人房，去便宜的饭馆吃饭，甚至有时自己跟自己较劲儿，创一天花钱最少的记录。“今天晚上改善一下吧，给我放两个鸡蛋!”读到这里，不觉心里隐隐作痛。他为绿化合作事业到处奔波，集资筹款，截2004年累计争取了日方提供绿化资2000余万元，而对自己却如此苛刻，铁石心肠，焉能不为之动容。

山西大同是日本侵华时期的重灾区，因此当地村民在感情上对日本抵触很深，这种情绪无疑对“绿色地球网络”的合作活动产生了无形的压力。下寨北村在战争期间曾遭受日军洗劫，当高见在1993年提出要帮助该村脱贫、为小学建设果树园的建议时，遇到了村里长老的反对。“我们再怎么穷，再怎么苦，也犯不上要日本人的施舍。”这件事使高见意识到战争给人们留下的阴影太深，在当地团干部的说服和高见的诚意感召下，最后长老们同意了。1994年春天，当植树团抵达大同后接到通知参加下寨北村小学果树园的植树仪式时，不禁喜出望外。那天全村男女老少齐出动，日本朋友和孩子们一起栽树、浇水，老人们坐在周围有说有笑，热闹的场面好像过节一样。此番情景，令人感慨万分。高见在书中有一段谈到了战争责任问题。面对日本存在的“战争说不好谁是谁非”，“感谢为国捐躯的人理所应当”的论调，高见说：“劝君不妨好好想一想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那场战争是在哪里进行的!是在中国进行的，它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如果日本不来这里，也就不会出现这种事了。弄清这个逻辑关系，对今后的日本至关重要。”虽非高谈阔论，却言简意赅。

《雁栖塞北——来自黄土高原的报告》是高见在大同地区开展绿化事业的真实记录，又是一部数据详实、颇有说服力的大同农村现状考察报告。它不仅剖析了大同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和严峻的水土流失状况，同时又从多元的视角提出了因地制宜的改善方法。比如他们从初期的失败中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不赞成把项目规模搞得过大，为分散风险从小规模起步，待农民积累了一定经验有了自信心后再循序扩大。高见生长在贫苦农家，很了解农民，深知农民对侵害自己眼前利益的事情非常敏感，所以种植果树尽量避免使用耕地，而利用废弃的耕地、荒山野岭、沟壑谷底。其实这一做法揭示了新中国建国以来在治理黄土高原中始终未能较好地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不把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因而也就无法将群众治理生态环境的积极性长期持久地调动起来。因此，要把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既不能以牺牲生态效益换取经济效益，也不能只顾生态效益而忽视经济效益。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高见把项目分成长期、中期、短期并使其有机地结合起来，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是极为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经验。高见认为只种树不是绿化，认为如果绿化不以阻止环境破坏和贫困形成的恶性循环为目的，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文明之前有森林，文明之后剩沙漠”，话说得平淡，却让人震撼。自然界经数百万年甚至更长的漫长时期逐渐形成的自然环境，人类可以在几百年、几十年的短时间内将其破坏，而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恢复起来却十分缓慢。20世纪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快时期，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爆炸性的增长使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愈发突出。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使传统生活伦理中的节俭成为过去，消费背后隐藏的欲望扩展了生产的空间，促使包括后续工业化国家在内的全球性经济竞争愈演愈烈，加速了有限资源的消耗。中国20年来经济建设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飞跃发展，无疑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消耗的高昂代价。我每从西藏、云南等偏远地区回到北京时，面对百货商店或超市货架琳琅满目的商品，总是感到困惑。“得到的和失去的，如同硬币的两面同时并存，但是人们容易感受到得到的一面，却很难察觉到失去的东西。”

愿本书能为中国保护和恢复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提供借鉴，愿这种方式的民间交流为促进和加深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积累宝贵经验。

李建华

2005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