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一杯杯芳香浓溢的醇醪,《西湖全书》以一种散射式的描述,对西湖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定和定格切换。那清丽的群山、那喷涌的泉井、那玲珑的古塔、那精致的亭阁,就像一幅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
《西湖全书》内容引人注目,题材各具特色,并都体现了雅俗共赏的特点。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于谦与西湖的关系,过去都是一些零散的文章作过介绍,这次分别以单行本形式推出,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历史上这四位名人与西湖的密切关系,既深刻地展示了西湖丰富的人文内涵,又较有可读性。本书为系列之一,介绍了“江南药王”胡庆余堂。
“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这世人的俚语,业中的行话,道出了“胡庆余堂”在药业界和老百姓心目中的份量和声誉。胡庆余堂,历经了百年风雨沧桑。它之所生,它之所兴,它之所变,它之所盛,和时代的风云息息相关,和百姓的命运紧紧相连。它为何称“江南药王”?它的开山鼻祖是谁?它有什么经营特色?它有哪些灵丹妙药?它当今的掌门人是谁?它从何而来,又走向何方?让本书作为向导,带你走进胡庆余堂,解读这家百年老店;让本书为你提供钥匙,打开历史的迷宫,把一个个问号拉直。愿本书助你保健益寿,对你人生有所启迪。
助左有功,被赐红顶
咸丰十一年(1861)冬,太平军再次围攻杭州城,城内断粮缺弹,胡雪岩受王有龄委托,赴上海采办粮食和军火。当胡雪岩带20余条货船从杭州湾驶入钱塘江时,杭州城已被太平军所占领,王有龄自缢而亡。胡雪岩闻讯后,执意在城外盘桓3日,最后磕头三响无奈驾船离去。
杭城失陷,兼署浙江巡抚的左宗棠从江西进入浙江。有人在左宗棠面前散布谣言说胡雪岩“发战难财,已卷财物粮款潜去”。正当此时,颇有心计、处事老到的胡雪岩要求面见左宗棠,左宗棠态度冷淡。而胡雪岩坚决求见,说是专为送粮而来。左宗棠一听,连忙大开辕门。胡雪岩向左宗棠献上2万石谷米、1万多两银子,并告:太平军“围杭城之际,某实领官款若干万两,往上海办米。迨运回杭,则城已失陷,无可交待,又不能听其霉变,故只得变卖。今闻王师大捷,仍以所领银购米回杭”。表明自己并非携带粮款出逃。当时东南数省,赤地千里,饥民遍野,左宗棠也正以缺粮缺饷为虑,闻此禀告,大喜过望。这些粮食对左宗棠来说太重要了,胡雪岩解了左宗棠的燃眉之急,取得了左宗棠的信任。
左宗棠进杭城后,百废待兴,在杭州设立救济局,收养难民,招商开市,想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秩序。左宗棠以“浙江之绅办浙江之事,情形既熟,呼应较灵”,全权委托胡雪岩一手操办。胡雪岩向左宗棠提出了“掩埋尸体、办理施粥、免除厘税、营救妇女、筹划耕作、恢复书院”等7项赈济措施,胡雪岩成了左宗棠最可借重的人物。后来,左宗棠在向朝廷奏折中说:胡光墉“自臣入浙,委办诸务,悉臻妥办,极为得力。”认为胡急公好义,实心实力,非寻常办理赈抚劳绩可比。从此,左宗棠器重胡雪岩,支持胡雪岩的事业,而胡雪岩也以左宗棠为靠山,为其出谋划策,创办船局、兴办洋务、筹措军饷、贷借洋款,以至平定新疆叛乱。左宗棠称胡雪岩“有豪侠之慨”,“是商贾中的奇男子”。
清王朝为了抵御外侮,大兴洋务运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北方洋务派首领是李鸿章和曾国藩,左宗棠调任闽浙总督后,也大办洋务。胡雪岩趁机进言,在福建兴办造船厂、军械厂,并向上海的外商采购军械设备。左宗棠以“海禁开非制备船械不能图自强”为由向朝廷奏请,于1866年设立福建船政局。经左宗棠推荐,胡雪岩到福建一手经理船政局。同年底,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离开福建后,还特意向朝廷奏明,称胡雪岩“为船局断不可少之人,且为洋人所素信之人”,要继任者赋胡雪岩以重任。胡雪岩也不负左宗棠的眷顾之恩,使船政局取得了很大成功。在福建经理船政局,为胡雪岩的财富累积创造了更多机会。
左宗棠,湖南湘阴人,一生致力于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有晚清“中兴名臣”之称,曾发出“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豪言壮语。同治三年(1864),新疆库车、伊犁等地相继爆发反清事件,先后在天山南北建立了5个封建割据政权。同治五年(1866)三月,沙皇俄国悍然出兵强占我国伊犁地区,并叫嚣要占领乌鲁木齐,夺取哈密。要不要收复新疆,抵抗沙俄领土扩张,清廷举棋不定。李鸿章等人公开提出暂罢西征,放弃玉门关以外的中国领土。左宗棠则主张西征,坚决收复新疆,粉碎与外国入侵势力相勾结的封建割据阿古柏政权。并认为“如果为了省钱,停止用兵,采取退守政策,敌人就会得寸进尺,甘肃和蒙古西部都将受到威胁”。清廷接受了左宗棠的意见。于光绪元年(1875)三月二十八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进军新疆,面临饷粮和军火两大难题,清政府仅拨200万两给左宗棠作为西征饷银,并令东南各省协办300万两,而各省都赖着不解或少解。在左右为难之际,左宗棠想到了胡雪岩,委托他主持上海采运局。胡雪岩则成了他排忧解难的得力助手,他一方面为左宗棠办军粮军械,一方面为左向洋商借款。当时洋商不相信左宗棠,左的借款一定要胡雪岩私人担保。陈云笙在《慎节斋文存》中说:“洋人不听大帅言,而信胡一诺。左公愈信爱胡,倚之如左右手。”从1867年至1881年,为左宗棠西征以及收复新疆之需,胡雪岩在上海购买洋枪洋炮和筹饷,先后6次借银计1770万两。在俄英帝国主义染指新疆、企图蚕食中国领土时,胡雪岩以购运军火、代借洋款的行动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这非常值得大加赞扬。胡雪岩购得的新式武器普洛斯后膛螺丝开花大炮及后膛七响洋枪等军火,为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赶走英俄入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胡雪岩筹措军饷也尽心尽力,尽管左军“西征度陇,所历多荒瘠寒苦之区”,但胡雪岩所筹措军饷“均如期解到,幸慰军心”,西征之师从不“闹饷”,因此令左宗棠感激不尽,认为胡雪岩其功“实与前敌将领无殊”。胡雪岩在帮助左宗棠借外债过程中,也从中获取巨额利益。曾国藩的儿子、我国第一个派驻外国的大使曾纪泽,披露“胡雪岩之贷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有人估计胡雪岩、左宗棠从中获利在260万两以上。
新疆收复后,左宗棠晋封二等侯。他接二连三将胡雪岩功绩上报朝廷,奏请加官进爵。事先,左宗棠问过胡雪岩,想得个什么奖励,胡雪岩说:“想弄件黄马褂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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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药王,胡庆余堂。”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
这世人的俚语,业中的行话,道出了“胡庆余堂”在药业界和老百姓心目中的份量和声誉。
胡庆余堂,历经了百年风雨沧桑。它之所生,它之所兴,它之所变,它之所盛,和时代的风云息息相关,和百姓的命运紧紧相连。
胡庆余堂,至今仍飘着浓浓的中药奇香,无愧为响当当的中华老字号。
当时光年轮转到21世纪的时候,当现在的人们越来越讲究保健养生的时候,当医疗保健“返朴归真”的理念风行于世的时候,当生物技术突飞猛进的时候,当全球已形成越刮越盛的中医中药旋风的时候,“胡庆余堂国药号”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了世人的眼球;“胡庆余堂国药号”也像一个扑朔迷离的疑团,引起世人的发问:
它为何称“江南药王”?
它的开山鼻祖是谁?
它有什么经营特色?
它有哪些灵丹妙药?
它当今的掌门人是谁?
它从何而来,又走向何方?
让本书作为向导,带你走进胡庆余堂,解读这家百年老店;
让本书为你提供钥匙,打开历史的迷宫,把一个个问号拉直。
愿本书助你保健益寿,对你人生有所启迪。
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撰著成这本书,应该说是“集体创作”的结果。杭州出版社徐吉军副总编悉心指导,并一起议定提纲。中国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兼胡庆余堂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俊对此书的编写给予大力支持。胡庆余堂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孙群尔主任真诚无私地提供珍藏的资料。胡庆余堂国药号有限公司杨仲英总经理对此书的编写非常重视,并仔细审读了全稿。叶建华副总经理挤出宝贵时间拍摄了大量的照片,韩桢中、孙铁、陆建文副总经理不厌其烦地接受采访和咨询。薛家柱、王翼奇先生审订了书稿的部分章节。杨清华编辑和赵辛美编为书稿的文字和图片作了精心的审修和编排。这都为较快成书提供了便利,谨致谢意。
撰著《胡庆余堂》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创作的机会。是“雪记”主人的传奇、“江南药王”的神采和中药文化的绚丽吸引了我,激励着我用自己的眼光去解读它,通过自己的心灵去感悟它,拿起笔来评介它,以使这家百年老店真实完整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使其所蕴含的中药文化绽放出缤纷的异彩。正是凭着这一点,我冒酷暑,抗疲倦,白天采访,夜晚笔耕。有时为求证一个疑问而花上半天时间去踏访。此书虽不尽如人意,但自觉是倾注了我的情感和心血。
作为《西湖全书》的一个分册,是要讲究可信性和可读性的。因为本书记叙的是一个有根有据的实体,讲述的是一群有名有姓的人物,评介的是一批关乎保健治病的中药。这尤其需要有认真负责的写作态度。在写作中,有两个人的两句话令我感慨良多。胡庆余堂创始人胡雪岩说:“药之真伪视乎心之真伪。”胡庆余堂的现今掌门人冯根生说:“‘戒欺’是我的圣经。”冯根生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当场讲出了“戒欺”匾的全文,让我惊叹。他们讲的是做药,其实也是在讲做人做事。因此,我努力把可信性和可读性结合起来,以对胡庆余堂的历史负责,对此书的读者负责。为求真求信,除实地考证外,在写作时查对和参考了有关书籍和资料,如赵玉城著的《胡雪岩与胡庆余堂》和孙春明著的《国药冯》等,其中第七章引用了《国药冯》的一些内容。在此谨向著作者表示感谢。
因时间仓促及水平所限,疏漏之处谨请读者指正。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