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记者的角度，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许多重大问题，如解放战争、“反右”、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进行了记录、分析和总结，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该书语言朴实，资料真实可信，可供广大读者一窥新中国的发展历程。

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记者的角度，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许多重大问题，如解放战争、“反右”、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进行了记录、分析和总结，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作者长期深入农村，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多次通过新华社内参向中央反映问题。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他仍两次给毛泽东同志写信，反映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1979年6月，他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为农民松绑……

自序

第一卷 战火纷飞

胡笳一拍

跟随贺龙到冀中打日寇

孤军奋战海南20年的冯白驹

解放海南岛

访问琼崖黎苗山区杂记

宁死不屈的尤冠群先生

当代花木兰郭俊卿

轰天雷

孙根海和他的孩子

青青草原

忆念陶铸同志和岱钦塔拉大草原

西沙和南沙群岛自古是我们的

第二卷 大地呼唤

田野无青壮

大丰晨曦

致毛主席的两封信

“火山”在芜湖爆发

“大包干”应是我国农业建设的主流方向

一个“包”字天地变

安徽首先爬出烂泥坑

致邓小平同志的信

三个包了产的农民

第三卷 杂文随笔

理发难

奖金该发

外客论“公”害

远房表弟

汉中多美女

对抽紧银根的呐喊

姜太公钓鱼

访问西德七记

记者生活杂记

记者和编辑要学法

七、一个“小功”

1947年春，土地改革运动基本上结束了，全东北掀起了大生产运动。没有充足的粮食，就没法支持长期的规模越来越大的解放战争。

许多同志认为，东北地广人稀，人力和畜力都不足，需要组织起来才能发动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不组织起来，有些缺乏畜力和劳力的农民的土地就会有一部分撂荒。作为领导者，这样担心当然是对的，提出“组织起来”的口号也是对的。

问题是在如何组织起来。

我到洮安县梁家屯采访，住在农民高五家里，他告诉我说，屯里要让劳动力集中起来住，集中起来吃，集中起来翻地，牲口也集中起来使用。高五哭着对我说：“我怎么办呢，我全家五口人，有两个强劳力，要去集中住，可我只有一张破被，总不能剪一半给他们啊！”他的邻居白汝九，也叹着气对我说：“兄弟，我不瞒你说，我家口粮不够，在家里一家人汤汤水水，还能糊得过去，集中到一起住，要带口粮去，每天两斤都不够，叫家里的人吃什么？”

许多干部认为，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除分到土地外，还分到了许多衣物和粮食，他们已经富起来了。其实不然。有地主富农的村屯，农民固然可以分到一些浮物，但为数不多。还有一些不住地主富农的村屯，除分配土地外，其他什么也没有。1946年隆冬，在刚刚土改以后。我到镇东县西区采访。有一天，我到处找不到村长，便钻进一家没门的草屋避风。我走进里间，才发现有三个妇女，赤条条地坐在光溜溜的炕上，围着一个土制的火盆。吓得我马上退了出来，一时不相信我是在人间。

因此，我对高五、白汝九的诉苦，是完全相信的。

我跑到区政府，把农民的困难告诉区委书记和区长，希望他们不要搞集中住宿、集体吃饭那一套。区长冷冷地说：“撂荒了土地，谁负责？”区委书记说：“只有组织起来才能生产。”孤立地看问题，他俩的话都是对的。我说不服他们。

我不得不连夜跑回报社，把情况报告社长许立群，由他再报告省委，此事才得到了及时的纠正。

这年冬天，报社总结工作，许立群为此事给我评了一个三等小功。这一小功，记入了我的档案，就成了我这一生惟一的一个功绩。

许立群在抗战前是清华大学学生，思维敏捷，笔头有力，解放后一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后任副部长。1966年初，他协助彭真同志拟了一个《二月提纲》，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内外有别”等等，彭真和他就成了“人人共讨之，人人共诛之”的重点对象。他吃了许多苦头，身心受了极大摧残。“文革”后我去探望他，他对往事记得很清，但说上三句，就要讲他家里的墙上，布满了窃听器。他愤愤地说：“那些家伙倒了，但仍在利用科学害人，仍然一天到晚盯缠着我。”我说：“你家里没有窃听器。”他说：“老尤，你不懂，我是学电学的，我知道那东西的厉害。”一位十分精明能干的同志，“文革”把他弄成这样，怎不叫人咬牙切齿地痛恨那场“文革”灾难。

        P20-P21

    自序

在我的青年时期，当我对国家、民族、人民的认识还在模糊不清的时候，曾受到过三次震撼灵魂的冲击，给了我终生受益的教育。

前两个冲击发生在抗战前。那是在“九一八”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把东北三省丟了，3000万同胞成了日本铁蹄下的奴隶，但他仍然不思悔改，还一直恬不知耻地叫嚷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毫无抗敌御侮的准备。那时有一位名叫续范亭的革命元老，他泣血上书国民政府，要求团结全民力量，奋起抗日，收复失地。他的上书不被理睬，激使他怒发冲冠，径直跑到中山陵前切腹自杀。我看到这条新闻后非常激动，深感续范亭先生的人格无比崇高和伟大，他唤醒了我的爱国情怀。我那时才16岁，原本对爱国还只有一般概念的认识，看到续范亭先生的切腹自杀后，才懂得国家和人民是血肉相连的整体，没有国家，就没有人民。因而人人应该有不惜个人生命、奋起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责任。

第二件事是在过后不久，我看到上海出版的《文学》杂志上，登载有东北作家舒群写的一篇小说，题名《没有祖国的孩子》。那时东北还没有完全沦亡，但大连早已被日本人占有。有一个朝鲜孩子，因为国破家亡，流落到我国的东北，没有读书的机会，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想到中国的內地去寻找求生的道路。他到了大连，旅客纷纷上船，独有他被大连海关的日本人认出是朝鲜人，认为朝鲜人是日本帝国的奴隶，不能让他跑掉，便一把把他抓出了登船者的行列。我读了以后，对这个没有祖国的孩子产生了极大的同情，有好几晚竟然噩梦连连，梦到自己也没有了祖国，受到种种屈辱和奴役的痛苦。醒来以后，自然更加深感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的重要，对日本帝国主义也就更加仇恨。

以上两件事唤醒了我的爱国觉悟。

第三个冲击发生在贺龙率部转战的敌后战场。“七七”抗战后不久，我逃出即将沦陷的家乡，流亡到武汉，认识了正在编辑出版《战地》半月刊的舒群。他介绍我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第八队，后又介绍我去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到了]938午冬天，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决定，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贺龙准备率领一部分主力向平、津、保三角地带的冀中前进。鲁艺此时成立了两个随军实习小组，一个由作家沙汀和诗人何其芳任组长，带领鲁艺的几十个学生跟随贺龙去前方，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小组由卞之琳、陈荒煤率领，跟随邓小平去晋东南。

到了晋西北，我被分配到师政治部的战斗宣传队担任文化教员，专教那些少年娃娃语文和算术。大军越过同蒲铁路封锁线后，我被调到师政治部干刻蜡板的工作。不几天，大军便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到了冀中。那时，贺龙的过路部队有7000多人，骡马丁丁当当，天又黑，道路早被当地人民和游击队破坏得支离破碎，遍地深坑，行进缓慢．由此被敌伪发现。从此我们的头上天天有敌机跟踪侦察，战斗也就天天不断。据师部统计，在贺龙率部进入冀中后的头半年里，大小战斗就有200多次，其中齐家会和黑马张两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日寇久攻不胜，兽性大发，曾动用了违反国际公约的毒气弹。

半年的实习期满后，沙汀、何其芳便准备率领我们回延安，去继续后期的学习。正在这时，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突然把我叫去，对我说：“部队需要人，希望你留下来工作。”

甘泗淇的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宛如晴天霹雳，打得我晕头转向，不知所在。原因是我家赤贫，父亲早死，母亲先去纱厂做女工，后来当女佣，一月只赚三块钱，没法供我读书，所以我连初中都没毕业。到延安后难得得到一个读书的机会，我哪能轻易放弃，因而我回答他说：“我要跟随老师和原班同学回延安去，读完后半段的课程，这是学校再三宣布了的。”

甘泗淇严正地说：“固然学校是这样说的，但是抗战期间，一切都得服从前方的需要。”

我急得哭了起来，我说：“我不是一个不爱国的人，也愿意到部队工作，但是现在不行，我一定要读到毕业。”

甘泗淇更加强硬地说：“是前方抗日重要，还是你读书重要？”

我说：“当然是前方抗日重要，但是我个人的读书学习也重要，文化基础不好，干什么都不行。”

甘泗淇没让我把话说完，抢截说：“一个人的文化水平，不一定靠读书才能提高，在实际工作中可能提高得更快。你已具备了基本的文化基础，完全可以不必再去专门读书，应当多在战争中锻炼提高。”

那时我的思想水平很低，组织观念更差，居然跟甘泗淇辩论了起来，我说：“书本知识是基础，我就缺少书本知识。我一定要回去。”

甘泗淇见我跟他胡搅蛮缠，突然火冒三丈，从坐凳上跳了起来，举起他粗壮有力的拳头，向他面前的那张方桌狠狠地击了一拳，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一声巨响过后，他指着我的鼻子大声说：“现在国破家亡的时候，人人应该奋起救国，你岂可逃离战场，不顾民族安危？难道打日本是别人的事，你没有责任？”

我真没有想到，甘泗淇会对我发这么大的火气，还讲出这么天经地义般不容人置辩的真理，这对我的个人主义思想是非常沉重的打击。

我不愿意放弃多读书的愿望。又不敢反驳他，只好沉默不语。

过了一阵，甘泗淇见我不吭声，以为我已被他说服了，便问道：“怎么样，你同意留下来了吗？”

我更加无法吭声，我不会说“留”，也不好开口说“不留”，怕他发出更大的火气。

甘泗淇语气稍稍缓和地又说了一遍：“怎么样。你同意留下了吗？”

到这时，我没法再不吭声，只好咬了咬牙回答他说：“我领会你讲的道理，但是我现在的心情，还是盼望着读书，我想跟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一起回延安去。”

我说完了这话，害怕得不敢望一望甘泗淇的脸。

我等待他的怒吼，谁知怒吼久久不来。我偷偷地朝他站立的地方望去，不见了他的人影，原来他在屋子里转起了圈子。屋子较大，是冀中有钱人家的一个中厅。他转过来，又转过去，一直转了几圈，然后把大手一挥，带着失望的语气说：“既然你一再表示不肯留下，那也没有办法，明天你就和你们的老师和同学一起回去吧。”

我一听这话又喜又愧，喜的是他放了我，愧的是我成了抗日战场上的逃兵，逃避了我应负的一份抗日救国的责任。

以上三次震撼，就像给了我一面镜子，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时时对照我的作为，是否对得起我的国家和人民？

这本集子，就是我在镜前的形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一直当记者，心里老想着过去受到的教育，因而时时鼓励自己要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些有益的工作。适巧新华社的领导，每次开会都要强调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这是很合我的心意的。从1954年起，我就前后担任过新华社粤、浙、皖、苏分社的社长，每年总要挤出三四个月的时间下乡采访，真心跟农民交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向分社记者提出的口号就叫“劳动采访”，当然我自己要首先执行。深入的结果，对农村情况就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也就敢于向上反映，其中有些是极尖锐的意见，由此而受到过严厉的处分，包括连降4级和开除党籍。我虽做不到“无怨元悔”的程度，但一旦平反，仍然不断往农村里跑，不断反映农村的重大问题。我之所以有此胆量，是与我过去受过续范亭和甘泗淇的教育有关。只可惜我的文化基础太差，不能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因此只能有胡笳一拍，而不能多有几拍。  以此作为本书的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