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为祝贺齐世荣先生八十寿辰而编的学术论文集。齐世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他一生治学、教书，如今已是桃李天下。本文集的作者，或是就学于齐先生，或是在学术生涯中长期受到齐先生的教诲和扶掖，其中很多人已经成为知名的学者、教授，更是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本书所选文章均是作者近年来发表的得意之作。就研究方法而言，本书论文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重视史料的挖掘和运用，尤其通过注释可以看出，第一手资料的引用率所占比例甚大。这无疑是继承了齐先生朴实为学、平实严谨的学风使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从本论文集或许可以看到中国世界史学界一派学人的风采。

本书是为祝贺齐世荣先生八十寿辰而编的学术论文集。书中所选文章内容以近现代史为主，涉及史学理论和世界史学科的各个研究方向，既有古代的拜占庭和罗马，也有近代的美国和日本，既有政治史、外交史，也有宗教史、文化史，既有二战史，也有冷战史，研究对象多为近年史学领域的热门课题。就研究方法而言，本书论文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重视史料的挖掘和运用，尤其通过注释可以看出，第一手资料的引用率所占比例甚大。

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一位开拓者

　——齐世荣教授学术成就评介………………………………………北京师范大学　张宏毅／1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论早期罗马帝国农业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　杨共乐／27

“封建主义”概念辨析…………………………………………………天津师范大学　侯建新／37

关于中世纪德意志’“二期农奴制”的几个问题……………………天津师范大学　王亚平／64

拜占庭《农业法》研究………………………………………………………南开大学　陈志强／75

“地理大发现”的双重背景……………………………………………浙江师范大学　王加丰／95

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东方普遍性与西方特殊性…………………………南京大学　钱乘旦／116

　　　　　　　　　　　　　　　　　世界近现代史

啤酒馆与近代早期英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突……………………………武汉大学　向　荣／133

美国革命时期马萨诸塞立宪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南开大学　李剑鸣／148

镀金时代美国西部牧区的资本流入……………………………………首都师范大学　周　钢／179

缓慢的转弯和前进

　　——罗马天主教之接受政教分离的美国个案…………………………北京大学　彭小瑜／195

论日本近代民主制的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　武　寅／226

法国知识分子史视野中的德雷福斯事件……………………………………浙江大学　吕一民／245

从“橙色”计划到“彩虹”计划

　　——太平洋战争前美国的战略演变………………………………首都师范大学　徐　蓝／260

英国与1915年海峡协定…………………………………………………首都师范大学　赵军秀／279

评巴黎和会上的美国对德政策…………………………………………首都师范大学　韩　莉／291

关于对德国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　吴友法／300

论1920～1934年德国纳粹党同国内主要社会阶层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　郑寅达／319

法西斯意大利对英法绥靖政策的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祥超／343

罗斯福时期的美国与世界裁军会议………………………………………人民出版社　鲁　静／359

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的缔结与英法关系………………………………首都师范大学　梁占军／371

慕尼黑危机与美国对纳粹德国的绥靖…………………………………首都师范大学　程文进／380

1943年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香港问题………………………中国人民大学　李世安／391

卡廷事件：苏波关系史上的一幕悲剧…………………………………中国社会科学院　吴伟／406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中国崛起的开端………………………………武汉大学　胡德坤　韩永利／428

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问题

　　——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华东师范大学　沈志华／440

战后法国的工人阶级与社会冲突……………………………………………浙江大学　沈　坚／467

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伊朗现代化的历史轨迹……………………南开大学　哈全安／486

联合国投票变化与国家间关系(1990～2004年)……………………………外交学院　朱立群／502

　　　　　　　　　　　　　　　　　　史学理论

反“文化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文化多样性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　于　沛／519

“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首都师范大学　刘新成／538

全球历史观的困局与机遇……………………………………………………吉林大学　刘德斌／551

西方史学中的历史循环论与历史进步观………………………………首都师范大学　王勤榕／556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史料的运用…………………………………………首都师范大学　叶小兵／571

附　录　齐世荣著译目录…………………………………………………………………………／583

编后记………………………………………………………………………………………沈志华／585

布洛赫在他两卷本的巨著《封建社会》中，几乎完全都在谈论西欧的Feudalism，仅用10页篇幅探讨了西欧Feudalism的普遍性问题。在总结了西欧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后指出，“具有这些特点的社会结构，必定带有一个时代和一种环境的印记”，是否可能像母系氏族或父系氏族社会那样，封建社会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呢?不错，布洛赫提出了这样的假设，不过他并没有沿着这样的假设简单地给定结论，而是求诸实证。布洛赫不愧为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可以提出任何假设，而结论则要在一个一个具体的案例分析之后才可得出。可是，“这里所涉及的比较研究工作显然超出了一个人所具有的能力范围”，所以西欧之外他只涉足日本案例分析。日本11世纪以后政治权力的分割、职业武士等级的兴起、庄园的出现等，似与西欧Feudalism有一定相似性，其实也不尽然，其中“模拟血缘关系”和“誓约体系”的因素明显不同于西欧。布洛赫随之指出，“日本的附庸制是比欧洲附庸制程度高得多的从属行为，其契约性质则少得多”，而且不容许附庸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对庄园上的人有着广泛权力的真正的庄园”。“建立起来的庄园极少，且极其分散……不是西欧真正庄园化地区的庄园”。很明显，布洛赫关于西欧封建制具有普遍性的观点仍然是一个假设而已，最多及于日本，即使对于日本也颇有保留。他进一步总结说：“日本的附庸从属关系在更大程度上是单方面的，且天皇的神圣权力处于各附庸誓约体系之外；就这方面来说，从一个在许多方面都颇类似于西欧封建主义的体制中，并没有出现类似情况，这也绝非偶然。”

值得注意的是，布洛赫《封建社会》的最后一章“欧洲封建主义的延存”，对西欧Feudalism做了相当精彩的点评，将其不仅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也视为一份对近代社会的宝贵遗产，其中特别强调了武士观念与契约观念。他说，在西欧，附庸的臣服是一种真正的契约，而且是双向契约。而这种“契约”观念一旦移植到更大范围的政治领域，就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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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生最值得纪念的两件事

         齐世荣

我生于1926年，到今年10月已满80周岁，有为者到这个岁数已经做出了许多成绩，值得庆贺。但要为我这样一个成就甚微的人举行庆祝80岁生日之类的活动，就是多余的事了。因此，当我的一些学生最初向我提议庆祝并出一本纪念文集时，我就毫不犹豫地谢绝了他们的美意。但他们仍然认为有此必要，于是我做了让步，条件是文集只收作者已写过的文章，一律不要为庆祝我的生日而写新文章，以免浪费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把作者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汇为一集，则可以看出我的学生和年青朋友们的成就，特别是可以看出他们超过我的地方，以显后来居上、新陈代谢之迹，那就值得一做了。

我于1945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47年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49年7月毕业，大学阶段基本上于新中国成立前完成(北京于1949年1月解放)。1949年8月被分配到育英中学担任政治教员，后兼教历史。1954年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至今。由于以上的经历，我是新中国成立前史学界的一个学徒，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的一名兵卒，故在一定意义上可算一个过渡人物。作为历史学界的一个过渡人物，我有两个虽不算很特殊但也难得的机遇。

第一，我曾受教于一些名师。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我的老师有齐思和、翁独健先生；太老师有邓之诚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老师有刘崇■、雷海宗、邵循正、孙毓棠、周一良先生；太老师有陈寅恪先生。以上各位，我都听过他们的课，未听过课的先生，就不列举了。邓之诚、陈寅恪两位先生，我虽直接听过他们的课，但不敢自居弟子之列，因为我的许多位老师都是邓、陈二位的学生，所以我尊这二老为我的太老师。以上各位先生在学问上都卓有建树，自成一家，陈寅恪先生尤为享誉中外的一代史学大师，他们的学术成就，史学界早有定评，不用我在这里多说。各位先生的人品也很高尚。例如，邓之诚先生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曾被逮捕下狱，坚贞不屈。陈寅恪先生在香港时拒受日军送来的大米，掷之门外。雷海宗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时，辞谢赴美讲学的邀请，表示国家危难之际，誓不出国门一步。各位先生忠诚教育事业之心，决不因物质生活的困难而受影响，更不受高薪的诱惑而放弃神圣的教育工作。孙毓棠、周一良先生都是在1947年左右回国的，那时国统区物价飞涨，大学教授的实际薪资已很低，清华大学发给每位教授的一袋白面，就是他们最值钱的收入。但孙、周二位先生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与国内比)，回国任教。我受过这么多名师的教导，是很难得的机遇。

我深受老师的影响，始终以他们为榜样。在坚守教育岗位，忠诚教育事业这一点上，基本做到了。但在学问方面，远远不及老师，成就很少。一则天赋有限；二则后天刻苦努力不够；三则从1949年大学毕业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20多年不断卷入政治运动，没有较长的一段时间静下心来钻研业务，“文化大革命”10年更是光阴虚度。我自知成就甚微，因此常对我的学生说：治学要取法乎上，你们要向我的老师学习，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学问家。在课堂内外，我把自己所了解的诸位老师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详细讲给学生，他们感到好多内容是书本上体会不到的，收获很大。诸位老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情操也令学生深为感动。我的学问虽然距老师甚远，但他们的治学精神还是学到了一点。我自70岁以后，屡有“封笔”之念，但每一想到几位老师年已八九十岁仍著述不断，就憬悟起来，于是继续学习，并时或写点小文，虽无佳作，一砖一瓦之用如能起到，日子就不算白过了。

我另一个引以为幸的机遇，是教过一些优秀的学生。1949～1953年我任教育英中学时的学生，后来出了不少优秀的中学老师、教授、工程师、医生、文艺工作者和国家公务员。1954年调入北京师范学院后，专教历史至今。“文化大革命”前教的学生，毕业后大都从事中等教育工作，其中不少人因工作成绩优异已评为特级和高级历史教师，他们对普及历史教育作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1977、1978年两届学生虽然上山下乡多年，但他们在劳动期间仍能抓紧工余时间努力学习，考人大学后一般都刻苦读书，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我在北京师范学院教这两届学生的时候(1981年前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教现代国际关系史)，50岁刚过，精力饱满，且在10年罢废之后重登讲坛，其乐可知。我全力以赴授课，学生亦勤奋学习，确实起到了教学相长的作用。今天，这两届学生当中的一些人已在各自的历史研究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给我以极大的安慰。我常对他们说：你们这一代拥有比上一代优越得多的条件。第一，你们不再受许多“左”的政治运动的干扰，得以专心治学。第二，今天的政治环境民主、宽松，学者可以发表自己的心得而不致因学术问题被扣上政治帽子。第三，物质生活不断改善，无衣食之虑。第四，国家重视科教事业，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有较充裕的经费购买图书资料，有专款派人出国留学考察，有人获得不止一次机会，出国三五次者大有人在，这十分有利于开阔学术视野。以上四点，只是就其大者而言，其实不止这些。有了这么多的好条件，你们理应比上一代做出更大的成绩。我认为今昔对比，很有必要，有对比，中青年才会知道今天良好的学习和工作条件得来不易，才会对它们倍加珍惜，否则就会过分强调客观条件而不去自省主观努力如何。此外，我还认识了校外的一些中青年学者，结为忘年之交，对他们的创新精神甚为赞佩，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我国世界史学界的光明前景。我衷心希望我的学生和中青年朋友立大志，下大工夫，在继承前辈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勇攀史学的高峰。学问之道，有一规律，不可违反，那就是“先因后创”，即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发展；但只有继承，而无创新，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止，学术就会丧失生命力。

我一生也有许多坎坷遭遇，但既曾有幸师事名师，又培育过一些英才(我的作用当然只是一小部分)，单是这两件事就堪以自慰了。编者一定要我为《文集》写篇“序言”之类的东西，踌躇再三，觉得平生最有意义的事莫过上述这两件，遂决定概括写出，如果能对读者起到一点参考作用，就是对我极大的鼓舞了。

最后，我要向为《文集》提供大作的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其中有两篇文章，情况特殊，需予说明。一是张宏毅同志的大作。他在文中对我作了介绍，其中颇多溢美之词，实不敢当，所以最初我觉得《文集》似不收此文为好。但后来考虑到文中所讲的事实部分，可供中青年同志了解一个过渡性史学工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师承关系、教学与科研的经历和想法等等，或者不无一点借鉴价值，便终于同意了。另一篇是陈祥超同志的大作。祥超只比我小10岁左右，是同一辈人。他因在研究意大利史的过程中，我曾起过一点引路作用，故一再谦称是我的学生。今收入他的大作，意在纪念我们之间的真诚友谊与合作关系，非敢以师自居也。

2006年4月15日

今年10月是齐世荣先生八十寿辰。去年底，徐蓝、文进等几位师门兄弟几番找我，商议如何为齐老祝寿的事。齐先生一生治学、教书，在史学界和教育界的名望和地位尽人皆知，耄耋之年大寿，本该隆重庆祝一番。但我们深知齐先生向来淡泊名利，只求踏实做事，不图外表显赫。于是，大家主张不搞什么正式的祝寿活动，只是师门来个小型聚会，以表对恩师多年来栽培、指导的谢意。不过，既然都是学术中人，编一本弟子们的研究文集以示祝贺，还是必要的。先生对此议表示认可，因我是开山弟子，经济上也比较宽裕，便指定由我负责操办。

本文集的作者，或者直接就学于齐先生门下，或者在学术生涯中长期受到齐先生的教诲和扶掖，所选文章均是大家近年来发表的得意之作。这样，我这个主编也就轻松多了。除做一些技术性的编辑工作，我只是将论文按学科分类，并按所述内容的时间顺序编排一下而已。

司马迁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史记·李将军列传》)李白亦有诗云：“桃李君不言，攀花愿成蹊。”(《李白集校注》)收入本书的33篇论文涉及史学理论和世界史学科的各个研究方向，其学术水平如何，读者自有评判，而编辑之后给我的明显感觉是，所有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重视史料的挖掘和运用，尤其通过注释可以看出，第一手资料的引用率所占比例甚大。这自是大家信奉的治学理念使然，亦与师承大有关系。齐先生虽主攻世界史，但治史、教学继承了中国史学朴实为学的传统，崇尚平实严谨的学风。门下弟子及所教学人多有追随，肯于训诂考据，在收集和梳理档案文献方面下工夫，所做文章自然也就显出其功力。做学问是件苦差事，若无此情趣志向，切莫入此“空门”，但既已入门，又岂能急功近利，轻率浮夸?特别是在如今商业大潮的冲击之下，学人似乎更有必要甘于清贫寂寞，崇尚乾嘉遗风。

利用这个机会，还想说几句感触人生的肺腑之言。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讲的是师道尊严，也指出了师生关系的内涵。至少，我的学术人生与齐先生确有一层不解之缘。我年轻时既勤奋好学，又自视甚高，再加上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种社会责任感，总认为自己干什么都可以成就一番事业，报效国家。历经种种磨难和艰苦努力，终于在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第二年又在齐先生门下读了研究生。临近毕业时，一位搞经济工作的高层领导人看过我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几篇论文后很满意，希望我去做他的秘书。我征求了长辈们的意见，父亲和老领导朱庭光所长都认为，以我的为人秉性，根本不适合进入仕途，而学术研究倒很需要那种追求真实的探索精神。齐先生更鼓励我从事史学研究，他说：你就照现在这样刻苦努力，跟着我做学问，十年之内就可以成为中国的一流学者。我当时激动不已，决心做一名历史学家。

不料命途多舛，天降灾难，我的学术生涯被迫中断。不过，无论是身陷囹圄，还是游荡商场，我始终没有忘记先生对我说的那句话：只要努力，我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学者。况且，我也确有一种感觉，就个人兴趣和性情而言，我应该并完全可以做好学问。正是依仗这种信念，我于1982～1983年恶劣而艰苦的环境中完成了40万字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业问题研究的书稿，又在1987年放弃了广州一家合资企业的优厚待遇回北京编辑《二十一世纪文库》，并最终于1991年离开了在深圳经营的生意红火的贸易公司，利用经商所得建立起一个民办历史研究所。尽管已过不惑之年，但离开学术界毕竟十载有余，无论是专业还是人际，都生疏了许多。重返历史学界后，我自然是先到恩师那里请求指点迷津。在我人生又一次面临重大的转折关头时，先生再次将我引入学界，并提供了诸多帮助：不仅经常与我讨论研究课题，还不时邀请我参加一些重要学术会议，又赠与了大批个人藏书。当我设立史学著作出版基金时，先生召集许多史学大家组成了学术评审委员会；当我组织起收集和整理苏联历史档案的研究项目时，先生又出面为课题组成立了学术顾问委员会。总之，没有恩师所做的这一切，我是不可能在短短十余年间取得学术上如此成就的，也没有我学术生涯的今天。我想，这也是众多弟子在先生大寿之际的共同感慨。

谨以此桃李之作祝贺齐世荣先生八十寿辰!

沈志华

200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