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是一种文化。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会有不同的管理办法。生活在海外的华商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总会自然地、习惯性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的企业进行管理,从而表现出一些与其他族裔商人不同的、带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特征。同时,华商又不能不受居住国家或地区文化、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独具优势的管理文化。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华商管理的产生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管理方法的融合、华商管理的基本原理和区域特征,并与中国式、美国式和日本式管理进行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华商管理的独特价值。
本书以东方管理学派“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为主线,以海外华商企业的管理实践为研究对象,共分为五篇,即总论篇、原理篇、比较篇、实践篇和趋势篇,用十八章篇幅论述了华商管理的产生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管理方法的融合、华商管理的基本原理和区域特征,并与中国式、美国式和日本式管理进行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华商管理的独特价值。
三、华商对传统家族文化的继承和演变
早期海外华商大多生长于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而且往往在乡土宗族社会中肩负或即将肩负家族责任,赡养家族、回报抚育之恩的需要迫使他们脱离乡土宗族,他们带着对乡土宗族的无限眷恋与牵挂之情漂洋过海,但他们的文化之根仍然留在乡土宗族之中。正是在乡土宗族文化的心理背景下,近代华商依靠宗党亲友关系大规模移民海外。例如,据陈礼颂先生1934年对澄海斗门乡调查,近代斗门乡移民出洋络绎不绝,后去的人投靠先去的族人,大多仅限于泰国一地,海外的同族关系非常亲密。一些在海外立定脚跟的商人也往往介绍自己的宗党乡人前往海外谋生,如泰国华商陈黉利家族在海外建立基业之后,鼓励同乡族人出外谋生,其澄海县隆都前美乡族人过番谋生可以免费搭乘陈黉利家族的帆船或轮船,到海外可在陈黉利行铺免费吃住,并可在陈黉利企业就业,前美乡陈姓宗族“过番”的人越来越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海外谋生,而且绝大部分曾落脚于陈黉利行铺。移居海外的华人移民,大多以同乡同族聚居的方式从事工矿和种植业,“在大体上还带着乡土色彩,他们出外劳动都是和同乡人相聚于一地,后来的人,就依着先来的同乡——所以一地方的华侨的结合,非常巩固”。从事工商业的华人移民,也是大多依靠乡族关系立足。另一方面,身处海外的早期华商对乡土宗族也具有无限依恋与严重依附。早期华商长期浪迹海上或行走于大都商埠之间,有着浓厚的怀土思乡情绪,有强烈的回归乡土宗族的内心愿望,他们以乡土宗族为人生的最后归宿,致富之后往往退隐于乡土宗族之中,在家乡营造豪室巨宅,捐建宗祠,捐赠祭田,扶持乡族贫困,在宗族生活中度过自己的余生。
早期海外华商之所以发生家族凝聚,其家族文化之所以能够在移民环境中再生,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华人移民很难在短期内与当地人民沟通融合,他们便长期保留着独立的社会群体,故其家族文化历久而不衰。二是由于早期华商并非由官绅、地主及传统商人转化而来,他们兴起于移民拓殖之中,缺乏财富积累,缺乏发展近代工商业的资金,相当多的华商利用族群关系积聚资金,发展近代工商业。如早期华商陈焕荣见香港“出入口贸易之重要”,“遂与族人合作”,积聚资金,“创设乾泰隆行于香港之南北行街”;“又以米业日形发达”,“复与族人集资创陈生利行于新加坡”,家族关系对于早期华商的资本积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是因为早期华商的商业活动没有能够在法律上得到应有的保护。在东南亚,各殖民地当局只将华侨当作廉价劳动力,而不给他们以平等的法律地位。华侨的身份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侨民,又不同于当地的原住民,而被称为东方外国人,实际上受到各种歧视。与此同时,历代中国政府虽然承认海外华侨为中国人,但是由于国力衰微,官员腐败无能,所谓保护海外华侨正当权益往往只是一句空话。1740年,在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发生了荷兰殖民者屠杀近万名华侨的“红溪事件”。事前,清朝政府既没有采取任何保护侨民的措施,事后也没有向荷兰殖民者进行交涉。相反,由于荷兰殖民者担心这一事件可能影响中国商船去荷属东印度进行贸易,曾在第二年派遣使臣与清朝修好。然而,乾隆皇帝却回答说:“莠民不惜背弃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其后的民国政府,对东南亚各地发生的迫害华侨事件,虽曾提出抗议,但是也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因而也没有引起当事国的重视。处在这种情况下,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的家族或宗族,自然是当时华侨小商贩们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依靠。
P68-69
东方管理文化的复兴
我们正处在新世纪的管理文化变革潮流之中。以中国管理文化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文化,已经成为世界管理界众望所归的灿烂新星。无论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巨大经济潜力的释放,还是世界华商的经济起飞,其背后都有着中华传统管理文化的支撑。中国式、日本式、新加坡式管理也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该国文化融合的结晶。甚至是美国管理文化的“人本复归”倾向也与东方管理文化的“以人为本”的精神极为一致。近年来,进入中国的国际大型跨国公司获得巨大经济效益,就其成功之道,也是实现了一种文化融合的管理,造就了一批跨文化管理人才;形成了一种适应中国文化背景的“人为为人”价值观,以道德追求为核心的企业精神文化。
东方管理文化是积两千多年思想、理论和经验所创造的。它也造就了已维持达两千多年之久的中华统一国家。这样一种管理文化是值得高度重视的。而在进入近代的很长的一个时期内,由于中国经济的衰弱和西方经济的发展,这种极有特色的管理文化却几乎被完全忽视和大大误解了,这是管理学学术研究的失误。幸而这一时代已经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重新崛起而最终成为了历史。
我认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主要有三条,它也是现代管理文化的转变中最有价值的观念。
一曰:“以人为本”。东方管理文化高度重视人在管理系统中的作用,作为中国传统道德基础的“仁”,其根本含义即是“人”,“仁者人也”(《礼记·中庸》)。所谓“仁者爱人”(《论语·八佾》),无非是人际关系的协调中的一种理想状态。西方管理直到近年来,才有了与科学管理并驾齐驱的人本管理。
二曰:“以德为先”。中国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修己”即自我管理,而以“安人”即理想化的社会管理及最终达到世界大同为归宿。“修己以安人”是带有根本性的管理方法。管理者通过自己的道德修养的提高,而使民众在其道德威望的影响下自然地达到管理的良好状态。同时,人际关系也通过人的道德伦理来加以调节。
三曰:“人为为人”。“人为”是发挥人的积极性。东方管理文化重视人的道德和行为的可塑性,从而提供了人的发展的可能性。这种“人为”思想甚至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人为科学”,包括十个方面,主要有:关于人和行为规律的研究,关于人的欲望和人的需要的研究,关于奖励和惩罚的研究,关于人和的思想,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思想,关于用人问题的研究,关于领导行为的研究,关于如何运用权力问题的研究,以及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研究和关于人的本性的研究等。
另一方面,“人为”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管理也体现为从“人为”到“为人”的过程:无论是建立大同世界,构造和谐社会的理想,还是现代企业以服务为宗旨的管理观念,都体现了“为人”的管理目的。
除此之外,东方管理文化还有大量极为有效的、具体的经营思想和经营方法。在对待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认识上,在对待管理环境的认识上,在管理的变化因素、时效、战略决策和技巧方法上,东方管理文化都有非常成熟的论述和非常成功的案例。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通过多年研究,编写出《中国管理通鉴》。
1997年在上海举行了以“面向21世纪东西方管理文化”为主题的IFSAM“97世界管理大会”,三十个国家的三百多名教授、学者、专家代表,就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东西方管理文化比较,21世纪管理学发展趋势、当代企业管理和国际经济管理问题发表论文三百余篇,展开了热烈讨论。有近五十家新闻媒体报道了大会盛况。国际学者评论:这是一次国际管理学界盛会,是东方管理文化复兴的燃点,是东方管理文化在世界叫响。加拿大管理科学学会主席蒙莫易加教授说:“在中国召开世界管理大会不仅说明了中国的管理文化源远流长,也说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世界的重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再一次验证了中国文化的魅力。”IF-SAM第一届主席野口佑教授说:“中国将会在世界管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这次会议成立了IFSAM中国执行委员会,并推选了我担任执行主席。以我牵头的,包括我的学生以及一些志同道合的东方管理研究学者群被媒体首次称为“东方管理学派”。从这时开始,我就着手组织东方管理学派的学者开始编著“东方管理学派著系”。该著系包括“三学”:《东方管理学》、《中国管理学》、《华商管理学》;“四治”:《治国》、《治生》、《治家》、《治身》;“八论”:《人本论》、《人德论》、《人为论》、《人道论》、《人心论》、《人缘论》、《人谋论》、《人才论》等十五部首创性专著。我们希望通过这十五部著作来系统地对东方管理文化,尤其是中国管理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发掘、整理、研究。这也是海内外第一部系统、全面地反映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精华的大型著作。从这些著作的实际效果来看,基本上反映了东方管理文化的精神,基本上达到了我们弘扬东方优秀传统文化,扩大国际文化交流,建立有特色的管理体系,为世界经济发展,为复兴东方管理文化做贡献的初衷。
“东方管理学派著系”是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进行的。作为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献礼,本著系经八年的筹备,由王家瑞教授、我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副总编刘子馨教授共同主持进行。承蒙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上海管理教育学会和东亚管理学院、东方管理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许多教授、博士后、博士、企业家、政府官员、访问学者参与研究写作。他们在参与过程中,边研究,边写作,边实践,取得成果。我们期望在新时代取得更多创新成果。由于东方管理学派著系是原创性的著作,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创新和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东西方文化将会有更多的相互撞击与相互交融。我们既需要现代科学技术,也需要传统文化精华;既需要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需要对发展提出可持续性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东方与西方相结合,科学与人文相结合,是对我们和我们后代负责的行为。
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博导
世界管理协会联盟(IFSAM)
中国委员会主席
苏东水
《华商管理学》是在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东方管理学派创始人苏东水教授指导下完成的。从2003年开始,在每个月举行一次的《东方管理学派著系》写作研讨会上,苏教授多次组织专家学者对华商管理学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进行研讨,经过苏教授的反复斟酌、推敲,最后拟定了写作大纲。各章节写作分工是: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林善浪教授负责第1章、第4—9章、第11—16章;华侨大学商学院张禹东教授负责第2章、第3章和第10章,饶志明、郑文标、黄冬铭、杨帆等参与其中部分章节的讨论和撰写;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伍华佳博士负责第17章和第18章。全书由林善浪教授负责统稿,苏东水教授最后定稿。
作者
2005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