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之一，它以传记的形式，纪实文学的笔法，对传主的演艺生涯、政治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往事的梳理和不脱离事实范围的文学描写。因此，全书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既有个人传记的纵向特点，又不完全拘泥于琐碎细节，而注意展示所述重要作品、重大事件横切面的宽阔历史背景；既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又大胆进行具有一定想像力的文字发挥。

出版前言

第一章城隍的后代

第二章童年的反叛

第三章不当亡国奴

第四章冲出沦陷区

第五章陪都求生

第六章第一次上台

第七章被迫的婚姻

第八章死里逃生

第九章中华剧艺社

第十章一炮走红

第十一章四大名旦

第十二章野玫瑰风波

第十三章为了做人的尊严

第十四章西康之行

第十五章重返舞台

第十六章难忘李香君

第十七章结婚进行曲

第十八章抗战胜利了

第十九章爱上了拍电影

第二十章意想不到的爱

第二十一章银坛双翼

第二十二章最喜欢打腰鼓

第二十三章学演工农兵

第二十四章远去的爱

第二十五章林洁与芳林嫂

第二十六章“大跃进”的年代

第二十七章美丽的林红

第二十八章浪涛滚滚

第二十九章暴风雨前夜

第三十章 黑沉沉的噩梦

第三十一章跑龙套真好

第三十二章流泪的眼睛

第三十三章伟大的母亲

第三十四章友谊天长地久

第三十五章晚霞红似火

附录：秦怡简历

后记

           野玫瑰风波

首先说明，六十年前在重庆演出的话剧《野玫瑰》，先是红极一时，后被各界人士批判罢演，被指为是“为汉奸理论涂脂抹粉”的反动戏，编剧陈铨亦被指为是“公开宣扬法西斯理论”的国民党员，由此闹出一场风波。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戏虽然不演了，“风波”却未停，与“风波”有关的人背着沉重的包袱，尤其是编剧陈铨先生，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但是，凡被歪曲的人或事总有还其本来面貌的一天。如今，那场“风波”已彻底得到澄清，冤屈者也予以平反，可以安息九泉了。事已至此，似乎不该再旧事重提。但不然!历史是不能被轻易忘记的。何况不同当事者在那场“风波”中的处境并不一样，因此，当今天重新回顾那场“风波”时，应力求客观公正地加以叙述。

1942年10月，“中艺”排演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秦恰没有角色，属空档。此时，施超以留渝影人剧团的名义向应云卫商借秦怡，参加他组织的《野玫瑰》的演出。应云卫一直想培养秦恰当“中艺”的台柱子，期望她能不断有所长进，在秦怡空档的时候有人来找她演戏，应云卫爽快地答应了。

“施超他们来找我要借你，要你演一个女大学生，我已答应了，你去吧。”找了个机会，应云卫向秦怡说了施超借她的事，鼓励秦怡接下新的角色。

凡应云卫答应和决定的事，秦怡自然不会反对。秦怡心里十分清楚，应云卫在培养她，尽量让她有更多实践的机会。所以，应云卫和她一说借人的事，她二话没说就高高兴兴地到《野玫瑰》剧组去报到。

《野玫瑰》是个现代剧，编剧叫陈铨。剧情大意是：国民党特工人员夏艳华，嫁给了伪政府的大汉奸王立民，在王家遇到昔日情人、打人伪政府内部的国民党情报人员刘云樵。在一次窃取情报的行动中，云樵的身份被伪政府警察厅长识破，危急关头，夏艳华利用警察厅长对她的迷恋，放走了云樵。随后，夏艳华又玩弄机巧，让王立民杀死了警察厅长，再迫使王立民自杀，自己远走高飞。全剧四幕戏，剧情曲折离奇，紧张惊险。七个角色，人人有戏，其中王立民和夏艳华是男女一号入物。戏的主题是和汉奸作斗争。这样的戏，演员选得好，对观众是有吸引力的。看中这一点，中国青年剧艺社导演张骏祥曾想排《野玫瑰》。张俊祥和陈铨是大学同学，两人私交不错。后来，他们一个留学美国，一个留学德国，回国后继续保持来往。当张骏祥想排《野玫瑰》又尚未行动时，施超捷足先登，抢先一步找了陈铨，把剧本争取到手。名义上这个戏由留渝影人剧团组织演出，实际上是施超和路曦夫妻两人找个投资商联手操作，他们认为排演《野玫瑰》肯定能赚钱。

《野玫瑰》剧组阵容很强，演员有施超、田力、王斑、陶金、路曦和秦怡，导演是苏怡。秦怡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最初的角色分配是，男女一号人物王立民和夏艳华，由施超和路曦夫妻俩分演，秦怡演一个女大学生。这个角色和她比较接近，演起来并不难。  

剧组排练非常认真，一点也不许含糊。

苏怡给大家说戏，说《野玫瑰》是向汉奸作斗争的戏，是抗日的。第一幕戏排下来，从形象要求出发，苏怡提出秦怡和路曦对调角色，秦怡人比路曦高，夏艳华是打人汉奸内部的女特工，让秦怡演在台上更能撑得住。根据角色塑造需要，导演提出演员互换角色在剧组属家常便饭，大家没有异议，路曦本人也很乐意。

角色一对换，秦怡由配角升为主角，依常情她应该高兴，可她高兴不起来，反有点害怕。夏艳华是个女特工，戏份重不说，更重要的是她漂亮、洒脱，在交际场上兜得转，表现在舞台上要收得拢，放得开。二十一岁的秦怡，漂亮自然不用怀疑，唯独与洒脱不沾边，所有的是拘谨、缓慢与憨厚，因而思想负担很重。    虽然如此，秦怡还是把演夏艳华看成是提高演技的一个好机会，决心演好夏艳华，把自己从腼腆的性格中“解放”出来。

为寻找“洒脱”的感觉，秦怡从舒绣文和吴茵大姐身上，从女青年会那个交际花身上，寻找、捕捉“洒脱”的外在表现。舒绣文性格豪放，无所顾忌，敢做敢当；吴茵善良大度，语言自然清脆；女交际花神秘莫测，个子瘦高，穿一件披风，风度翩翩。在回忆与她们的交往过程中，秦怡逐渐树立演好夏艳华的自信。

服装与化装师也帮了大忙，他们想方设法让秦怡尽量风流潇洒，雍容华贵。最终的定装是：秦怡披一头波浪长发，穿大开叉紫色长旗袍，戴一对时髦耳环，脚登高跟鞋，整个形象像是一座夺人眼球的雕塑。活到二十一岁，秦怡从没有这样打扮过。  

《野玫瑰》的演出，果然轰动山城。演一场，满座一场。观众每天排着长队购买票子，黑市票价一再翻番，高出正常票价好几倍。观众为能看到《野玫瑰》和一睹秦怡的风采感到满足。

 “你去看什么戏?”  

 “我去看秦怡。”

马路上常常听到这样的对话。秦怡的名字代替了剧名，一出《野玫瑰》使秦怡名噪一时，红透半边天。

每天演出结束，总有大批青年观众等在剧场门口，以亲眼目睹秦怡的真面目为快，以得到秦怡的亲笔签名为荣。个别痴情的观众，借诗表达对秦怡的爱慕之心。一些达官贵人发来请柬，提出和秦怡一起共进美餐。还有个别无聊的阔佬，在马路上发现秦怡，竟开着汽车尾随盯梢。

更离奇的是，一次国民党空军的人来买票，因满座而未能如愿，他们竟在抗建堂剧场门口架起机关枪，扬言如果不让他们进场看戏，他们就对剧场进行扫射。剧场被迫想办法给予满足。

一部戏能得到这样不寻常的反响，秦怡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她感受到了观众对她的热情，这说明她努力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夏艳华这个人物，她演活了，得到了观众的承认。但同时秦怡又非常清醒，没有因走红而盲目轻飘。对热情的观众，她为他们签名，满足他们的要求；对求爱的小诗，她挑了些写得好的，收着细细诵读；对达官贵人的显摆纠缠，她不敷衍应酬，心甘情愿地过着一件旗袍穿四季的生活。

《野玫瑰》演出的成功，一是因为剧情设计巧妙，二是一个漂亮的女演员演了女一号，而且是真把角色演出来了。如果仅此而已，再火的戏演一段时间总会冷下来，跟着是继续排演新戏。然而，当《野玫瑰》演得正火的时候，一场“风波”悄然而起。大约演到第八场，批判之声开始泛起，说是戏有问题。为了保证演出，秦怡当时除了上台，就是休息，没机会听到传言。后来纷纷扬扬的说法越来越多，秦怡知道了大吃一惊。问题到底在哪儿?她不知道，也看不出来。

一天，赵慧琛告诉秦怡一个消息：“听说这个戏政治内容不好，有替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涂脂抹粉的内容。《新华日报》有社论，编剧还得了奖。”

秦怡听后愕然无语，辛辛苦苦地演戏，观众这么欢迎，怎么竟是一个为国民党的假抗日涂脂抹粉的戏呢?

第二天，碰巧金山来找秦眙，两人一起吃饭，秦怡问金山：“你说，《野玫瑰》到底是抗战的戏，还是为国民党涂脂抹粉的戏?”

金山也不得要领，一时敷衍道：“《野玫瑰》的问题主要出在施超身上，他拼命抢戏，他演的汉奸王立民太要戏，演得叫人有点同情。”

秦怡觉得金山没说到点子上，《新华日报》批评《野玫瑰》是为“国民党假抗日涂脂抹粉”，没说为汉奸涂脂抹粉。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一定要搞清楚。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秦怡和剧组的人到处找《新华日报》，一时没有找到。过了几天，赵慧琛看到了《新华日报》批判《野玫瑰》的文章，文章很长，题目叫《读(野玫瑰)》。文章重点指出：《野玫瑰》“……更严重的问题是隐藏着‘战国策派’思想的毒素”，结论是“反动戏”。赵慧琛把《新华日报》批判文章的内容告诉了秦怡，并特别提醒说，文章只批判了《野玫瑰》剧本，没有涉及留渝影人剧团的演出。

接着，传来一条消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野玫瑰》的编剧陈铨发了编剧奖。这进一步说明了《野玫瑰》问题的严重性。随后，秦怡又听人说陈铨是国民党，还有人说陈铨是国民党特务。有了这些确切的事实，秦怡相信《新华日报》对《野玫瑰》的批判是正确的，既然是国民党特务写的戏，《野玫瑰》无论如何不能再演了。

剧组的大多数人也感到不安，纷纷同意秦怡的意见：立即停演《野玫瑰》。大家向投资人提出，投资人坚决不同意。《野玫瑰》上演的时间不长，扣除苛捐杂税，钱还不够还本，再说卖座又这么好，停演了损失太大。

 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剧组的人急得不知所措，谁也没有心思再演下去。关键时刻，美工师张尧出面找大家商量，星期天演完日场，一起到中苏友好协会开会商讨办法。秦怡后来才知道，张尧是地下党员。有人肯出面牵头办事，剧组没人有不同看法。

根据事前通知，星期日日场一结束，大家分头到中苏友好协会汇合。组织者张尧，参加者有秦怡、陶金、苏丹等人。施超因是《野玫瑰》演出的策划者，没有通知他参加，怕他为了收入不肯停演。路曦是施超的妻子，也没有被通知参加。与会者都是进步戏剧工作者，人人都想为抗日贡献一份力量，理所当然地不能容忍演坏戏破坏抗日。商讨的一致意见是：投资方不同意停演，就立即罢演，当天夜场付诸行动，具体由舞台监督苏丹和主演秦怡在夜场戏演完后拉开大幕，秦怡向观众宣布：《野玫瑰》从明日起罢演。

一部使自己走红的戏，要自己亲口宣判它的“死刑”，这多少有点残酷，但秦怡毫无怨言，她追求的不是虚名，是抗日救亡的理想。

当天晚上，戏像往日一样开演，剧场内座无虚席，没人发觉有什么异样。最后一幕戏结束，大幕迅速合拢，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几分钟后，大幕又徐徐拉开，秦怡和苏丹站在舞台上。观众以为是谢幕，准备再次鼓掌，可仔细一看不像，两人的表情特别严肃，哪有这样谢幕的?

剧场内寂静无声，秦怡上前一步，开始讲话，平时舒缓的语调变得激越高昂：“观众朋友们，我们演了一个坏戏，美化了特务汉奸，我们决定罢演《野玫瑰》。已经买了票的观众朋友，请你们马上去退票。”

剧场内一阵骚动，演员罢演，从没听说过!慢慢有了惊叹和叫好声，也有了鼓掌声，而且越来越响。

演员罢演《野玫瑰》，舆论议论纷纷，赞成的和反对的，各执一词，引起强烈反响。

戏剧界为此举行“演员有没有权力不演坏戏”的讨论，舒绣文率先支持秦怡：“我钦佩秦怡，她能承认自己演了坏戏，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应该像她一样，如果演了坏戏，也应该站起来罢演!”

应云卫和白杨都支持秦怡罢演。  

秦怡没有参加这次讨论，她从发言记录上看到了舒绣文的发言，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事关大的原则，舒绣文给了她鼓励和力量。

针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野玫瑰》颁发优秀编剧奖，重庆戏剧界联合发出签名抗议信，秦怡在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罢演和抗议，形成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直至“文革”，秦怡为此深受指责。

“这个人是演反动戏成名的!”  “她红得发紫，全靠《野玫瑰》。”

在政治气氛极左的年代，“演反动戏成名”是分量很重的政治性罪名，秦怡长时间惴惴不安，成为一块心病，在各种学习、整风和思想改造运动中，一次次作自我检查，接受别人的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秦怡遭受批斗，被隔离审查，这也是原因之一。

在最困难的时候，秦怡每每想到敬爱的周总理。1961年9月，秦怡参加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的关于提高表演技巧的座谈会，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

“好的演技不要丢，你在《野玫瑰》里演得很好。”晚上，周总理和秦怡一起跳舞，周总理边跳边说。

秦怡听了吓了一跳，她不敢相信周总理这么客观冷静地看待这件事，便轻声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个污点是洗不掉了!”

周总理笑了：“这跟你没关系，那个戏的内容不好，你的演技是好的。戏的内容是编剧写的，好的演技是你的。而且，在那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你又怎么能知道呢?”

秦怡心中感到一阵温暖，周总理的善解人意和亲切鼓励，她感激不尽。

和秦怡相比，《野玫瑰》编剧陈铨的命运凄惨多了。因为《野玫瑰》、《蓝蝴蝶》等几出戏，解放后他一直抬不起头来，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二十多年后才沉冤昭雪，彻底平反。后经查证，陈铨既不是特务，也不是国民党员，他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一个做学问的教书先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个人的局限性而创作了打算在校园内演出的话剧《野玫瑰》，又意外被人看中，拿到社会上去演出，被国民党所利用，结果惹出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  

用今天的眼光看，《野玫瑰》风波属事出有因。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同室操戈，九千多新四军将士壮烈牺牲。这一反动暴行，一方面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另一方面，彻底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嘴脸。在此政治大背景下，《野玫瑰》公演产生巨大反响，自然引起了一些左翼人士的深思，待读完剧本，发现剧中两位主要与汉奸作斗争的特工，身份均是国民党员，由此很容易让人得到一个结论：这是为“国民党涂脂抹粉”。

同样是在此政治大背景下，《野玫瑰》演出不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编剧陈铨颁发剧本奖，更加刺激了左翼人士的不满。在重庆，为抗战救亡，戏剧界演出过多少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好戏，几曾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谁发了奖?

有了这两方面的原因，《新华日报》发表批判《野玫瑰》的文章，并不是无端的发难。至于从批判戏到批判人，特别是建国后的一段时间中，在极左的氛围下，对当事人采取无情打击的做法，那是另外一回事了。P79-84

200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走过了艰苦卓绝而又辉煌灿烂的路程，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他们与历史相伴，无论是在清末民初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还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年代里，他们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克服各种困难，拍摄了众多的享誉世界的经典之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业绩。毫无疑问，追寻他们的艺术足迹，描绘他们的多彩人生，展现他们的宽阔胸怀，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电影的研究工作，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在庆祝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喜庆日子里，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编纂了《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并授权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该套丛书的首批图书。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首批图书，选择约20位电影家为对象，包括从事编剧、导演、表演、摄影、事业管理等工作的电影家。通过对于他们流金岁月的回顾、生活历程的展示，描述他们的人生阅历，记录他们为中国电影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同时，也可以对一些重要的电影历史进行过滤和补正，增加电影研究史料的积累，达到以史鉴今之功效。

首批图书以每人一部著作的形式，总计出版约20本。作者将在对传主深入采访以及搜集补充相关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以纪实文学的笔法，对传主的演艺生涯、政治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往事的梳理和不脱离事实范围的文学描写。因此，全书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既有个人传记的纵向特点，又不完全拘泥于琐碎细节，而注意展示所述重要作品、重大事件横切面的宽阔历史背景；既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又大胆进行具有一定想像力的文字发挥。

首批图书中的各本著作，本着形式多样的原则，根据传主的情况和意愿，在口述实录、自传和普通传记等多种传记形式中，确定不同的体例。

在酝酿首批图书的传主人选时，优先考虑从未出过传记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突出反映电影艺术创作中主要部门的著名电影家的成就，更是整套丛书的出发点、着眼点。由于传主各自的情况不同，相对应著作的文字与图片数量也将有所不同。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是一项长期选题，也是一项民族电影学术工程，今后在适当的时机，还将陆续出版丛书的其他电影家传记图书。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编委会

                    2005年6月

当秦怡老师审完本书的最后一章，签下同意出版《跨越世纪的美丽——秦怡传》的委托书后，我的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代之而起的是欢欣之中夹有一丝遗憾——从采访到写作，历时一年有余的辛勤劳动能够化成铅印的文字，高兴是自然的，然而由于诸多原因，现有的篇章尚不尽如人意。

往事历历在目。

2004年春节后的一天，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友人翟建农从北京来电说，为迎接中国电影百年诞辰，真实记录优秀电影家数十年的心路历程，进一步推进中国电影的史学研究，他们决定编纂一套《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其中秦怡传考虑让我撰写。事情虽然来得有些突然，但内心依然感觉十分高兴，因为能为广大观众所热爱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作传，无疑是件非常荣幸的事。

第一次走进秦怡家的情形，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事先进行了电话联系。我到时她已站在客厅门前迎接。“秦怡老师，我是……”像许多人公开称呼她那样，我也叫她“秦怡老师”，以后无论在电话中还是当面碰到，我都这样称呼她。这丝毫没有世俗式的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你喝茶，刚泡的茉莉花茶，蛮好喝的。”进入客厅，我刚在硬木沙发上坐下，秦怡老师边说边将茶几上的一杯茶推到我面前，然后在沙发的另一边坐下，她的头顶上方是一幅她的油画肖像。面对她的亲切诚挚，先前有过的拘束感和陌生感全都消除了。接下来的交谈也变得格外亲热轻松，我像是与家中的一位长辈在交谈，又像是和一位交往多年的老朋友在叙旧。

作为一名功成名就的艺术家，秦怡老师的平易近人与和蔼慈祥，令我深受感动。采访结束，已是傍晚六点多了。时令初春，白昼短夜晚长，马路上华灯齐放，我沿着街道缓缓前行，脑中再现刚刚逝去的一切，心中更多了一份对她的崇敬。

后来的采访就更加顺利了。每次都是在那间客厅中，我听她娓娓而谈——谈她的父母、她的童年、她的离家出走、她的演戏(拍电影)、她不同时期的理想与追求，当然也谈她的爱情、婚姻和家庭。于是，一次次面对面的交流，使我不断地走近她，也使我从她的人生之旅中获得了诸多教益。

稍嫌不足的是，秦怡老师实在太忙，每天工作都排得满满的。她像是一列奔驰的火车，呼啸着滚滚向前，没有停歇的时候。比如，为了中国电影百年华诞，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记者接踵采访她，请她谈中国电影，谈自己的从影之路，谈“电影皇帝”金焰……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年，她亲自见证、参与了五十多年，是为数不多的尚健在的“三四十年代”电影人，她有资格对中国电影发表看法。这样，我的采访只能穿插在这些采访中进行，时断时续，前后历时七个多月。以至许多有价值的材料需进一步深挖时，时间已不允许了。出版社不时来电询问我的工作进度，提醒我别忘了交稿时间。与此同时，我也不忍心再缠着秦怡老师不放，她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而在我已有的采访中，大多是在星期六与星期天进行的。

进入写作阶段后，我一直在思考：写秦怡老师的传记，怎样才能写得真实些?八十多年的人生，无论是理想追求、艺术生涯，还是个人情感生活，她都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但她始终是勇敢地一步一步向前走。她生活在哺育她成长的这片热土上，又深深地爱着这片热土。因此，如同她扮演的角色大多是美丽善良的女性一样，她的形象、性格和心灵也是美的——她以这种美感染、打动了无数观众。想着想着，“跨越世纪的美丽”的题旨忽地跳跃而出，循着这一主题，似乎能将一个真实的秦怡展现在人们面前。

“秦怡老师，您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吗?”当我整理好三十多盒录音磁带，列出写作大纲征求她的意见时，特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怎么写是你的事，我就不说什么了。不过，有一点请你注意，千万不要为了抬高我去贬低别人!”她回答说。

为了追求真实，我一遍遍地翻阅、消化采访材料，同时拜读了姚芳藻女士的《秦怡：深渊中的明星》，潘学国、郁歌两位合著的《鲜花与荆棘——秦怡小传》，又在上海曲阳图书馆(影视图书馆)有关人员的帮助下，查找了若干报纸、刊物发表的写秦怡的文章。在众多的原始素材面前，我反复比较，其间还多次上门或电话联系，向秦怡老师核实，以决定取舍。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中国电影出版社副总编辑李梦学先生给予了热情指导，责任编辑徐维光女士、图片编辑赵子航先生和祖忠人先生也为本书的文字和照片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秦怡传终于出版了，已有的文字是否勾勒出一位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的真实一生，我真诚希望听到来自读者们的评判!

                      唐明生

                     2005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