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回望周作人》系列之一。本卷收录的是关于周作人的争论的文字。在社会大变动、文化大转型的时代，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文学家和思想者，总不免要卷入这样那样的争论，很有可能成为所谓有争议的人物。鲁迅如此，周作人也不例外。从女师大风潮时的“闲话”，到《五十自寿诗》，再到出任伪职，以至身后，周作人总是处于一个又一个旋涡的中心，他“不辩解”，然而还是参与了不少沦辩，正所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本卷相当一部分是现代人就周作人研究发表的论辩文字。

本卷收入关于周作人的争议文章。五四时期，周作人作为思想文化的启蒙者，在新旧之争中当然 常常引发争论。而从与"正人君子"们的针锋相对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嬉笑怒骂、"浮躁凌厉"的风采。已而吃苦茶、写小品，已而出任伪职，总是成为关注焦点。近年来关于他的论争亦颇激烈。  有时，论争的意义，是超过所论争的问题本身的；而是非之间，尤需要后人的全面考察，审慎判断。

·闲话·

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信 /陈独秀 001

再致周作人先生信 /陈独秀004

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 /Q．v． 006

一个小学生致周作人先生信 /王志刚 009

答周作人先生 /阮 真01l

敬质周作人先生 /郑兆松015

答作人君之日本语典批评 /永嘉松台山人017

读《听说商会要皇帝》后 /班延兆02l

清室优待条件真是法律么?--并代开明先生答班延兆君 /周 淦 023

学者说话不会错? /江震亚 025

也怪不得班君生气 /李江安027

说话真要小心呢! /胡治文 028

冤枉王 /天骥030

"奴性"与"人格" /班介民032

答开明先生 /班延兆034

我对于优待条件之谬见 /毛又新036

与周作人先生论事实 /张崧年039

报凯明先生 /张崧年04l

再报周作人先生 /张崧年05l

孔家店老伙计也要笑开明先生不见世面吧 /萧 度053

《改名的通信》/霁 眺056

反周事件答问 /王子欣 川 岛058

资料一束--《语丝》与《现代评论》的争论 /061

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 /志 摩080

结束闲话，结束废话! /志 摩084

·五十自寿·

和知堂老人五十自寿(二律) /蔡元培089

和苦茶先生打油诗(外一首) /胡 适090

周作人诗读法 /林语堂091

致曹聚仁 /鲁迅093

致杨霁云 /鲁迅094

关于周作人先生 /徐懋庸096

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 /曹聚仁099

隐士 /鲁 迅 10l

小品文的危机 /鲁 迅 103

·个人主义·

《过去的幽灵》 /胡 风 109

"蔼理斯的时代"问题 /胡 风 111

蔼理斯·法朗士·时代 /胡 风 116

青年的需要 /唐 □ 118

文学中的刺激性 /唐 □ 122

再谈文学的刺激性 /唐 □ 124

泛论个人主义 /唐 □ 129

再论个人主义 /唐 □ 132

·投敌·

沦陷期周作人的政治立场 /林 辰 139

关于周作人 /黄 裳 145

周作人出任伪职考 /姚锡佩 152

略释周作人失节之"谜" /曾镇南 169

关于周作人的附逆及其他 /黄开发 175

期待着认真的学术论争--从周作人附逆之"谜"的论争说开去 /曾镇南 181

需要一种学术态度--就周作人研究问题答曾镇南先生 /黄开发 194

·毁誉·

周作人研究的三口陷阱 /袁良骏 205

关于周作人研究的几个问题 /王福湘 210

文化批评的历史性原则--从近期的周作人研究谈起 /解志熙 226

周作人的"国家"与"文化" /董炳月 246

周作人是三十年代右翼文坛的首领吗?--试与舒芜先生商榷 /倪墨炎 266

无端的困惑--与舒芜先生商榷 /蔚 明 270

几点说明 /舒 芜 274

编后记 /277

作人、钱玄同诸君信

陈独秀启明、玄同、兼士、士远、幼渔诸先生：

顷在报上得见公等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殊难索解。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青年人发点狂思想狂议论，似乎算不得什么；像这种指斥宗教的举动，在欧洲是时常有的，在中国还是萌芽，或者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 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公等何以如此惊慌?此间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弟陈独秀白 四月二日(载1922年4月7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P3

周作人研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领域。"五四"以后，人们谈白话文创作，自然要写到他。不过因好恶不同，价值观有别，其形象忽高忽低，捧之者视若神明，贬之者弃若粪土。周作人一生以旁观者身份冷视尘世，写了诸多文字，文本的价值自不必言，而当他成为别人叙述的对象，变为"被看"的对象时，话题之多也许仅次于鲁迅。所以周作人的看 世与被看，是文学史的一道景观，我们今天窥视这一渐渐远去的风景，自然会有诸多感慨。

新文化运动初期，周作人名气之大，有时在鲁迅之上。那时二人被合称为周氏兄弟，其思想状态与文章风格，多有相似的一面。陈独秀与胡适对周氏兄弟评价很高，以为白话文的魅力在二人笔下被呈现出来，是新文学真正实绩的代表。看那时二人的著述，文字老到深沉，学识渊博，且又有深切的现实情怀，所以每有篇章问世，辄被人们争阅，影响之大，现在看旧时文献，依然可以感受到的。周氏兄弟虽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主帅，却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比如译介弱小国家的富有反抗精神的作品，创造了新式小说与随笔。其文激越沉着，深情远致，为许多旧文学的信徒所不及。说白话文在二人手中诞生，又在其笔下成熟，并非夸大其词。

周作人的丰富性、复杂性与难解性有时并不亚于鲁迅。他同代的人与后辈，对其看法也五花八门。浏览形形色色描述周氏的文章，能窥测到现代文化接受史的侧面。文人的心态与价值取舍亦历历在目。了解周作人，固然要看他的著述，那是一个驳杂的世界，走进其间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了解人们对他的看法。这构成了他的形象的立体 性。周氏的同代人中，像他那样杂览群书者不多，知识谱系里有着后人难及之处，所以能与其精神真正对话者不是很多。后代人有必要努力去了解他。我们在这些文字里可以体味到现代意识流变的过程。周氏的投影中有我们现代文人的隐痛，惟有了解其创伤者，才可说触摸到了那个鲜活机体的一部分。  史家眼里的周作人与批评家眼里的形象不同，直面血色的热血青年和书斋里的学人有各自的周作人观。我们看废名、曹聚仁、何其芳、胡 风、郭沫若、俞平伯等人的文章，便知道个体阅读的差异。这差异构成了现代批评史与学术史的斑驳的面容。一个不倦的书写者和他的周围世界，就构成了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破译它们，也并非一件易事。人在历史中扮演的红与黑的角色，有时是反逻辑的。周作人就是在这个反逻辑的叙述里，和千千万万个读者相逢了。

晚年的时候，周作人曾在遗嘱中说，自己一生所写的文字不足为道，这并不是自谦的话。他对生命与人间有着无量的哀凉感。有时想想，理解这个人，不懂其内心的苦楚，大约总有点隔膜的。所以我们相信，看待周氏，当和理解鲁迅一样，不可以世俗的尺度简单为之。他存活于中国，有时又不属于中国。一个读书人在深刻与茫然之间，有时是游移的。辉煌的背后也许恰是大的空虚。周作人的著述生涯，也未能逃脱这样的命运。那是现代文化的一个漩涡。

鲁迅对周作人的影响很大，对他的感情之深，连周氏自己也承认的。 但自1923年二人分手之后，各奔东西。一个成了荒漠中走来走去的斗士，一个躲在了"苦雨斋"里做了人间的看客。周作人由先前的朗然、明快，渐渐变得清冷、灰色。他以消极的方式人世，谈古往今来轶事，言中外野史杂著，将思想内敛于生命体验之中，走了一条不为外人轻易理解的道路。一边翻译介绍域外学术，一边借当下经验叙述历史，和激进文人的走向街头、溅血的呐喊渐渐远离了。直至后来，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后，他出山做了伪华北教育督办，晚节不保，落得骂名。以其学识之深，本可以成为学界的前导式的人物，但在历史的错位中，滑向鲁迅的反面，其震动之大，在文坛是少见的。惋惜与诅咒，哀怜与批判，至今余音 未绝。

但周作人和鲁迅的恩怨似乎还没有尽，而且恐怕永远也不会尽。无论有何种冲突，有多大的矛盾，无论怎样互相指责，无论怨恨有多大，鲁迅，在周作人心目中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有很多恩恩怨怨的事实，读者耳熟能详。他解放后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写作大量关于鲁迅的文字， 无论动机如何，提供的资料是极有益于鲁迅研究的，这也可以反过来说，鲁迅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离不开周作人。我们从当时与他有过按触的人士的回忆录中就能了解不少这方面的情况，例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鲁迅传》的作者王士菁和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叶淑穗去访问他， 都与鲁迅研究有关，他在接待时提供资料，在那样一种无人过问的境遇中，显示着他存在的价值，同时也不能没有对鲁迅怀有的一种感情，这感情也许是复杂的，我们不便猜测他产生了悔恨之意，但总不能没有一点感激之情吧。他本人也说过："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 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鲁迅)的了。"这些材料，我们在鲁迅研究工作中常常参考，因为正如他所说，差不多是海内孤本，别人所不知道的。他后来因为生活困难，将前半生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其中当然记录着鲁迅的大量活动(1923年失和以前)。可以说，一部鲁迅研究史与周作人的关系颇深。早年的合作著译，发表作品互相署名，周作人为鲁迅的作品写评论，翻译鲁迅作品为日文，等等，等等，不烦缕述，我们对他这方面的贡献的评价，还显得远远不够。

周作人研究更离不开鲁迅和鲁迅研究。本来，在他附逆以前，周作人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学问，研究的文章已经很不少，甚至还有了专门的评论集《周作人论》(陶明志编，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版)。其时，有关鲁迅的研究著作也并没有多少种，关于胡适的就更少。但在抗日战争爆 发以后，这门学问几乎消失了。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经过了思 想偏激极端的教训和文化毁灭运动的震动后，在整理文化传统时，才逐步给了周作人以应有的评价。但因为他的汉奸身份，很难把他提升到以前曾经有过的高度。所谓"出土文物"中，即便是资产阶级文人，曾经攻击过共产党政权，解放后被历次运动整肃过的，也比汉奸卖国贼的名声 好--他的地位低到不能再低。20世纪80年代，有人试图为他的投敌 的动机和期间的行为辩护，寻找证据，希望翻案，引起舆论注意。当时很闹了一场风波。在那种情况下，鲁迅博物馆召开了一个"敌伪时期周作人思想、创作研讨会"，这应该是有关周作人的第一个会议。虽然没有为他的附逆翻案，而且弄明白了历史原本清楚，此案绝不能翻，但这场讨论起到的作用远非这些，它唤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人物，他既有过也有功，他应该接受审判，应该被严厉批判，但却不应该被忽视被忘却。与会者在重新认定他确实有罪于中华民族的同时，也都实事求是地谈到他的功绩，用鲁迅评价刘半农的话说，是"以愤火照出他的功绩"。功绩是历史，是客观存在，不容抹煞，禁止研究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愚蠢的行为，因为它不会妨碍我们对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进行全面的研究。不过，那个时候，因为人们的思想解放还在试探阶段，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因人废言的习惯还在起作用，印行他的著作，进行研究仍然是一个--至少是半个--禁区。

当时大量阅读周作人著作的感受，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岳麓书社出版了他的著作，几部文集合成一册，精装本，显得很厚实。原来我们在大学里文学史上读到的介绍和评价是太简单也太片面了，他的著作同鲁迅著作一样浩博，虽然文风有差异，但一种气度，一种情调，一种眼光，其中文化修养的蕴涵，语言的独特风味，幽默的格调，和鲁迅多有近似之处，为现代很多作家所不及。

第二次有关周作人的讨论会，也同鲁迅、而且同鲁迅博物馆有关。那就是1987年10月在鲁迅博物馆召开的"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 讨论会"。周作人研究的全面开始，也就在此前后。当时已经出现了多篇有关的回忆文字，刊登在《鲁迅研究动态》上。此前出版的舒芜的《周作人概观》比较全面地向读者介绍了周作人的功过，也提出了研究的一 些思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这次讨论会上，两兄弟比较的文章当然是主要的，但也出现不少专门对周作人的回忆和评论。比较文章虽然仍摆脱不了高扬鲁迅而痛贬周作人的主旋律，但周作人研究总算依附在鲁迅研究这门"显学"上而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在今后的日子里更有蓬勃之势。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及《鲁迅研究动态》(后来改名《鲁迅研究月刊》)应该说对周作人研究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立了功。鲁迅博物馆编辑出版的另一种刊物《鲁迅研究资料》上，其实很早就发表了这方面的材料，如周作人的前期日记，周作人的信件和他人致周作人的信件，等等。在《鲁迅研究月刊》的"鲁迅与同时代人研究"栏目中，也以周作人研究的文章为多。

研究新文化运动，研究鲁迅，都不能回避对周作人的研究。对鲁迅博物馆来说，研究周作人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我们起意要编辑这样一套资料集时，我们在编辑计划中所阐述的 想法就如上述。出齐基础资料是深化研究的第一步。在与河南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商量后，确立了一个比较大的出版计划。2003年11月，河大出版社和鲁迅博物馆联合召开了"周作人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出版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国内外几十位专家学者。这应该是关于周作人的第三个会议了，又是在鲁迅博物馆举行!然而，距上一次会议已有十几年，其间周作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也风风雨雨闹了不少争论。现在看来，争论也不是坏事，有助于这门学问的繁荣和发展。与会专家学者都很激动，说这是第一次以周作人名字独立命名的会，似乎在说他终于摆脱了鲁迅的遮掩。但我们并不愿特别强调这种象征意义。我们除了讲周作人研究应该从鲁迅研究的附属和补充，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问之外，仍然讲了这样的意思：周作人不但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而且他的人生道路、思想发展历程、文学业绩与鲁迅有密切的关系，深入开展周作人研究必然有助于深化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方向及其与鲁迅研究的深层关系，有待我们做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讨论。与会专家主要讲了周作人研究资料的出版，因为这已经成为这门 学科中一个关键问题。大家提了很多好的建议，例如国内外研究资料的搜集、翻译和出版，周作人书信(包括来往书信)、日记和文集的出版，等等，项目相当庞大，需要一一实现。河南大学出版社关注文化建设，热心扶植学术研究著作的出版，早有出版周作人相关资料的意向，与我们的想法几乎完全相同。会后我们立即动手，整理已经稍有基础的材料，加 快了工作进度，终于在2004年编就研究资料汇编8卷和周作人书信1卷(即《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并付梓。

这套"回望周作人"丛书，就是8卷资料汇编，分别如次：

卷一，有关周作人的描述和回忆文字，编为《知堂先生》。

因为与周作人有过交往的人陆续谢世，有价值的回忆周作人的文章可能不会大量出现了。现有的回忆文字，有同时代人对他的描绘，有与他有交往的后辈对他的追忆和评价，是难得的第一手材料--尽管还需要进行细致的辨别。本卷有两个遗憾，一是现存周作人亲属的回忆文字极少，也许是回忆惨痛，不忍重提旧事吧。二是与周作人有过交往的一些日本人写的回忆文章，本来想单编为一卷的。就我们所知，有一本日文的《周作人先生的事》，但翻译颇费时间。我们请人译了几篇，附在卷末。希望以后有机会实现原计划。

卷二，有关鲁迅、周作人兄弟关系的文字，编为《周氏兄弟》。

两兄弟关系在周作人研究中所占地位十分重要，多年来研究成果引人注目，最近几年也有新材料的发现和新解说的提出。周氏兄弟早年怡怡，中岁失和，而身后又不同。比较周氏兄弟的文字，也总是隐隐分得出阵营，不免多了些感情的色彩。随着岁月流逝，时代悬隔，人们可能站得远一点，看得更客观一些。而关于周氏兄弟的比较研究，也将成为思想史、文学史的永远课题。

卷三，有关周作人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期间的表现，及前后因果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编为《国难声中》。

周作人参加傀儡政府，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引起舆论震动。当时一片声讨之声，也有些人表达了惋惜、哀悼之意，更有些人撰文分析了其中原因。从投敌到受审，周作人的思考、辩解，种种行为，复杂心态，实在具有文化史的深远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上--惭愧得很--这种现象、这种人物也可谓层出不穷：李陵、秦桧、钱谦益……舆论给这些人一个很丑恶的名号：汉奸。曾经有人站在似乎更高的立场，试图为事敌者说辞。殊不知只要民族还存在着，大是大非就不会降低为小是小非，更不会降低为无所谓。且不说甘心情愿，另有隐衷也好，委曲求全也罢，事敌即应蚬颜，无以辩解。我们一面祈祷世界和平，一面必须 吸取教训，使这样的惨景再不要发生，一面也有必要整理和研究一番这几页不光彩的历史档案。

卷四，选取他人致周作人的信，编为《致周作人》。

这些信看似与周作人研究远一点，实际上也正是基础材料的一部分。当然最好是出版往来书信，但在不能收全和一一对应的情况下，先这么编出来，供研究者使用，也是一个权宜之计。相信读者读完这一卷，一定会有所收获，且不说里面有很多独特而珍贵的材料，至少能让我们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

卷五，对于周作人的著译的评论，编为《其文其书》。

里面的文字，有些类似现在的书评，是著作和翻译出版后得到的反应，可见他的著作在当时所引起的注意。也有一部分是后来各种选本的序跋之类，还有一些有关版本的介绍和研究文字。周作人学问渊博，著述宏富，这里选取的当然不足以概括他的整个著述情况。我们很愿意有更多的研究者加意于他的著作的整理、校勘和解说。虽然他的文字以平易著称，但也不能说"老妪都解"。易懂的是文字，他的一些思想，因为种种原因，也还并非人人都能了解。

卷六，对于周作人的论争的文字，编为《是非之间》。

在社会大变动、文化大转型的时代，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文学家和思想者，总不免要卷入这样那样的争论，很有可能成为所谓有争议的人物。鲁迅如此，周作人也不例外。我们在编辑"回望鲁迅"丛书时，就曾拟过围剿集的名目，现在轮到周作人了。从女师大风潮时的"闲话"，到《五十自寿诗》，再到出任伪职，以至身后，周作人总是处于一个又一个旋涡的中心，似未能实现他寒斋苦茶的夙志。周作人"不辩解"，然而还 是参与了不少论辩，正所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同绕他的论辩，当然更纷纭，而且随着言说的自由，近来愈发不可收。该卷相当一部分是现代人就周作人研究发表的论辩文字。我们希望不同的看法不至于影响辩论者各自的生存状态和思考自由。

卷七，对于周作人的研究、评论，编为《研究述评》。

对周作人的评论和研究，最近若干年取得很大进展。周作人与宗教，周作人与民俗，周作人的文艺观，周作人与外国文化，周作人的思想和作品，周作人与同时代人的比较，等等，许多好的论文，实在不是一卷 的篇幅所能载得下的，因此，选择就显得十分困难了。我们还是把大部分篇幅给了评论，而较少选择研究论文，废名等人的评论文字也许在科 学性和客观性上不如研究论文，但能抓住一些特点立论，也能给研究者相当的启发。此外，我们选入的著名周作人研究专家的文章不是很多，是希望多拿出一些篇幅给青年研究者和外国研究者，虽然也因为好文章太多，这想法并不能完全实现。

卷八是周作人著译索引等工具性的资料集，名之为《资料索引》。

除了一个生平年表简编外，将周氏著译逐年逐月逐日列出，编成"著译系年篇目"，以便于研究者检索。"著译系年篇目"收录的是单篇文章条目，它的后面有一个周氏著译文集的目录，及他人编辑的各种文集和选本目录，借此可略见周作人著作的流布情况。至于历来的周作人研究论著和论文集，编了一个"研究论著目录"。这目录有一个用意：因为资 料丛书的篇幅有限，很多优秀的论文不能收录，因此将研究专著和论文集列出来，便于研究者查找。应该说明的是，因为时间仓促，这一卷里有不少遗憾：因为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遗漏肯定不少，这是要敬请作者和读者原谅的。这里还缺少一个周作人著作外文译本书目，港台周作人著 作的出版情况也很不完整。这是要在适当时候加以弥补的。此外，因为 篇幅所限，"研究论文索引"就只好留待以后再来做了。这里要感谢日本东京大学的伊藤德也君，他给我们寄来了近年来日本周作人研究论著目录，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在这里刊出，遗憾之余，我们却又有一个更大的 奢望，就是伊藤君有朝一日能写出日本周作人研究综述，并编出一个完整的研究论著目录，全面反映日本周作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使我们的资料更加完备。

丛书所收文字，时间跨度近一世纪，语言习惯变化甚大。我们无力做到一本原貌，当然更不能为规范计，恣意改篡前人的著作。这里只力所能及地订正了一些原出版物的手民误植和明显的脱误，其他则仍旧。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前辈、同行和朋友的帮助。曾与晚年周 作人通信的鲍耀明老人，从香港寄来很多资料，足资参考，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王世家先生、张杰先生、王惠敏女士，高远东君、赵龙江君、刘思源君，或惠借书刊，或帮助查找材料，高情厚谊，令我们感动；向梅女士复印、打印稿件，校对著译编目，种种辛苦，自当铭感。

河南大学出版社社长王刘纯先生，是一位热心扶植学术著作的很有眼光的出版家，他和我们不约而同，早在酝酿着出版周作人著作和研究 资料的计划。在联合召开了座谈会后，仰仗他的魄力，编辑工作进度大大加快了。这套丛书还多亏了两位年青编辑的高昂的热情、辛勤的劳动 和耐心细致的编辑作风。一位是张胜君，做事干练投入，他对周氏兄弟文字的热爱乃至沉醉令我们感动不已，这是我们合作的坚实基础。他作为王社长的得力助手，策划联络，对这套丛书的面世倾注了大量心血；一位是孟会祥君，工作态度诚恳认真，文字上又颇为讲究，为丛书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几个月来，我们反复来往电子邮件商量编排事宜，但却更喜欢接读他以一笔好字写在雅致的笺纸上的信函。虽然时间紧迫，但由于我们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居然编成出版了。现在轮到对他们说感谢的话时，却分明地觉得有些见外了。

至于丛书中存在的问题，一定不少，我们殷切期待着读者的批评。

孙郁黄乔生

2004年4月于北京

本卷所选是有关周作人的争议文字。有些争论是他本人参加过的， 有的则是别人就他的是非功过的评价发生的争论。后者类似古人所说的"身后是非"--虽然有些文章发表的时候他还健在。

所谓争论，即是要辨明是非，争自己所是，议别人之非。提起来也许会有人摇头不赞成，斥为无聊。特别是有些争论本身可能是琐碎甚至可笑的。周作人一生参加过不少争论，自己身后也成为别人争论的话题，但他自己晚年经常对争论表示反感，对别人的批评表示沉默，提倡所谓"不辩解"。例如晚年回忆录里就着重指出希腊人的辩解无用。当然， 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辩解也将毫无用处的情况下的一种貌似坚强的态度--失败者没有争辩的资格。但实际上，他研究了一生的古希腊文化，对辩论才能的培养极为重视。修辞学和辩论术直到现在还在西方文化教育传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中国人小时候读书做文章，不大提倡练习这种文体，因为古代圣贤不提倡此道，觉得不温柔，欠敦厚，但在实际 生活中，在民间，辩论却是相当发达，同样是圣人(亚圣)的孟子就不得不承认自己"好辩"，因为"不得已"也。鲁迅和周作人都提到过他们乡间妇人吵架的风姿，用的口吻并不是厌恶，甚至还透露几分欣赏之意。而绍兴盛产的师爷(类似于现代的律师)正是这种吵架辩论的能手，可以说将其职业化了。鲁迅一生，常常和他人打笔战，给人一种横眉冷对、好吵架、不饶人的印象。他自我评价说，他的文字在中国要算是厉害的。可见他对这门艺术的修养有着高度的自觉和充分的自信。

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有改革(甚至革命)主张，又经常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就免不了培养和发挥这方面的才能。

周作人某个时期写作此种文字曾有过杰出的成绩。如果要把此道中的最杰出人物鲁迅称为"圣人"的话，把"亚圣"的称号给予周作人也很可以考虑。但普通的读者可能不大注意到他的这一方面。因为他在编辑文集时，把这些文字刊落了，我们现在只有在后人编的佚文集中看到。

本卷收录的一部分文字是别人对他提出的意见，或纠正他的文章中的错误，或对他的批评进行反批评。这些都是争论中很有益处的部分，真理的彰显，学问的进步，离不开这样的批评和争论。

更有很多争论起于思想观念上的分歧。例如他同陈独秀的争论。从与《新青年》同仁产生分歧这一点上看，他已经不像此前那么激进，已经开始提倡对一切取宽容的态度了。他的主张是：对宗教信仰，可以不提倡，但也不能给予压制。他因此不赞成古代有些不讲道理地反对宗教的文士，并经常攻击以辟佛著名的韩文公。不过，如果说他与鲁迅有大的区别，他讲宽容，鲁迅讲斗争，那也是过于绝对了。应该说，他们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对那些他们认为丑恶的东西、反动的思想，他们并不宽容。就是在同鲁迅决裂之后，他还参加了一场大论战，卷入女师大风潮，与现代评论派斗了很多个回合。

后来他亲自参与或以他为话题的主要争论有，关于小品文的争论，《人间世》上刊登他的自寿诗引起的争论(他本人并没有加入，可能因为不便发言)，出任伪职期间与日本文人的争论，还有解放后同鲁迅的学生就鲁迅作品解说发生的并未引起注意的争论，等等。

这些材料至少说明了，周作人曾经是一个公众注目的人物，是一个在思想界文化界有影响的人物，他每每提出人们关心的问题，他常常站在文化思想的前沿地带。同长兄鲁迅一样，他摆脱不了被争议的命运。杰出人物总是在争议中成就其杰出性的，没有争论，就不可能有思想的进步。历史上没有众口一词赞扬、人人顶礼膜拜的圣人，孔夫子不是直到现在也还不断遭到批判吗?

同时，这种情况也说明着当时的言论和刊物发达的情形，他的很多议论是在自己办的刊物上发表的，有些争论实际上就是两个派别、两个 刊物之间的战斗。

身后的是非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关于他是否汉奸的争论。这场争论的起因也许是一个谬误。实际上，其附逆行为及其后果，早已定案，历史事实本来清楚明了，并无可争议之处。我们这里选取了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是考虑到，其中表达着一些观点，一种心态，一种舆论倾向，显示了人们对他的命运的关心和同情。这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不能简单地视为翻案风和反动思潮，视为为汉奸辩护，而更应该看成人们对一个知识分子的惋惜和同情，更应该从中看出人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反思，对他的才能和业绩的实事求是的肯定。也因此，这次争论也有它的功劳，至少对加强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有关人物的争论，往往和纯粹的学术讨论不同，就是不可避免地论 及人的道德品质。在这个问题上，表面上看，周作人和鲁迅的情况大不一样。因为他有叛国投敌的丑行，戴着一顶汉奸的歪帽子，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而鲁迅只是在争论，在被人攻击，在反击。但实际的论争中，总免不了牵涉到人品、道德。鲁迅就颇受了道德的攻击，例如有人说到激动处，指责他存心不良，要杀尽青年人，说他是封建余孽和资产 阶级，是二重反革命。正方说他骨头最硬，反方则说他胆子最小，年轻的时候因为怕牺牲而不参加革命活动，晚年又爱惜生命住进了上海的租界。

文化学术上的问题，本来可以平心静气地讨论的，而争来争去却成了天大事体，要罄南山之竹，竭东海之波，灭此朝食，投畀豺虎了。学术界本来最应该讲民主、讲宽容、讲自由论争的，可叹的是，偏偏很难做到，有时甚至偏狭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许是与政治太近的缘故吧。古代的 知识阶层就是官僚的预备队，往前跨一步即成为政治家。所以大家动不 动要卫道，按捺不住"实际解决"的冲动。难怪周作人很早就写过《文学的宽容》，说"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他接下来说的一番话更 有意义："然而宽容决不是忍受。不滥用权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发展是宽容，任凭权威来阻遏自己的自由发展而不反抗是忍受。正当的规则 是，当自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压迫的势力，不应取忍受的态度；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这话说得很精彩，可惜很难做到。

文化学术方面的许多问题不是依靠决议或判决书所能决定的，它需要理解和宽容，为的是对历史现象进行全面的考察和本质的研究。例如，关于周作人文章的优劣，有人说好得很，有人说糟得很；有人说是最有味道的文章，寓观点于摘抄，有人则讥之为掉书袋。本是见仁见智的事，差别很大也没有关系，但争来争去，渐渐上升为态度问题、路线问题。其实，这件属于文学鉴赏范畴的事，没有必要牵扯进政治、道德的标准。

可是，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呢?因此我们更要警惕过于苛刻，努力学习宽容。这里收集的材料或者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参考和借鉴。

曾经有一种章太炎的文集，刊落了他早年大量争论的文字，如与康有为及其门徒论战、痛斥吴稚晖变节行为、谢本师，还有攻击儒教的文字等，而只收学术文章。鲁迅对这种做法颇不赞成。他本人的文集里就收录着几乎全部论战文字，如果篇幅允许，他甚至还想把对方的文字附上。他生前已经有了计划，要把攻击他的文字收集出版(《围剿集》的题目就 是他本人所拟)，可惜因为早逝，未能实现。周作人编文集，有意遗漏大量论辩文字，给人一种温柔敦厚的印象，似乎遵从了儒家的诗教。但这样做不利于对他的思想和文风进行全面的研究。我们觉得，这几次的争论在他的一生中起到的作用，学界研究得还很不够。可惜，这里的选文很难做到全面。因为最好的办法是有来有往，把争论双方的文字并列一起，使读者看得更分明。但因篇幅限制，不得已只好任一方面的文章在这里跋扈着。好在周作人的文章差不多都已重新出版，虽然有些零乱，没有编年体的本子，但据现有各种文集、选本，互相参照，还是不难找到的。

  编者

  2004年4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