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唐、宋、明、清各朝的历史，我们并不陌生；但是，对于元朝，我们知道多少呢？纷繁杂乱的线索，佶屈聱牙的文字，记不住的人名，加上翻译的混乱，读来真是一头雾水，给了解元史设置了重要的障碍。幸亏有梅毅这个历史的守望者，他在众多资料中耙梳整理，钩沉往事，复原历史，写出了一部脉络清析、生动有趣的元朝史，为当前的历史阅读填补了一项空白。

　　往事如风。赫赫元帝国，既不是流星，也不是昙花，更不是遗憾。那地跨三大洲的庞然巨物，虽然短暂，却极其辉煌，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内范围内，大元帝国百年间曾经发生那样多的故事，有过那样令人目眩神迷的血肉人生：元帝国疯狂的对外扩张、宫廷内部的权力争斗、北方汉人在夹缝中的艰难生存、文坛艺苑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与不朽创作……如果暂时忘却蒙元东征西杀的残酷性、破坏力，那个时代所迸发出的勃勃不可抑止的创造力、扩张力、竞争力、进取力，依然值得后人悠然神往。

序：壮丽的废墟——回望元朝

南朝千古伤心事每思豪杰泪满襟

——南宋的文天祥们

临安城上竖降旗——南宋都城的陷落

苦战扬州的英雄——李庭芝

江西的游击苦战——文天祥的最后努力

靖江的誓死抵抗——马■与娄铃辖

重庆的五路被围——张珏(钓鱼城)

悲壮的压山之役——陆秀夫与张世杰

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最后岁月

泥足的巨人

——忽必烈的“政治遗产”

经济危机下的煌煌帝国——敛财三贼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

五百美女的“主人”——阿合马

肆无忌惮的短命鬼——卢世荣

自树“功德碑”的吐蕃人——桑哥

从沙漠到大海——元朝的越海攻击

二次征倭 台风败事

占城爪哇铩羽而归

西南森林的泥沼：安南战场的狼狈

元朝帝王的“精神生活”——佞佛滥施

虚幻的“大一统”——忽必烈死亡时的政治现实

TO BE OR NOT T0 BE

——蒙元帝国汉族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从天堂到地狱的幻灭——元代的民族界限与知识分子境遇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谢枋得

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赵孟颊

歧路茫茫空望眼，兴亡滚滚入愁肠——汪元量

举世无人识，终年独自行——郑思肖

百炼难柔铁石肠

——甘为鹰犬的蒙元初期汉人：张弘范、史天泽、郝经

死而后已的灭宋鹰犬——张弘范

急流勇退的“郭子仪”——史天泽

被遗忘的“苏武”——郝经

挣开人性的枷锁

——《窦娥冤》的背后

文学史上的“孙志刚”——关汉卿

不朽的名剧——《窦娥冤》

“八百媳妇”的密林

——元成宗“守成”时代的蹉跌

并不顺利的继位——元成宗之立

“八百媳妇”——南方又一个陷阱

海都之死——西北诸王的最后“归顺”

兄终弟及 后患无极

——元武宗与元仁宗兄弟

武宗未必“武”——海山时代的瞎折腾

仁宗不尽“仁”——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时期的政治得失

附：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

生如夏花：汉化帝王的悲剧

——“南坡之变”前后事

少年帝王少年臣——元英宗、拜住的政治改革

天上掉来一顶大皇冠——元英宗的被弑与泰定帝的登基

帝位至尊 手足相残

——元文宗、元明宗兄弟的“礼让”

耀日干戈两京间——大都与上都之间的较量

骨肉至亲不相容——元明宗的“暴崩”与元文宗的“复位”

绿睛“色目”亦能诗

——苜云石、萨都剌、马祖常、适贤

情深不寿贵公子——贯云石

浩歌笑舞真诗人——萨都剌

正直不阿大元官——马祖常

谈辩悬河突厥种——■贤

“二把手”的下场

——权臣燕帖木儿、伯颜、脱脱、哈麻生前身后事

热火烹油——权臣燕帖木儿家族的覆灭

重蹈覆辙——权臣伯颜的倒台

为善不终——权臣脱脱的贬死

自食其果——权臣哈麻的杖死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杀身殉国的元末士人

大义殉国显赤诚——汉人樊执敬

忠魂俊骨堕深渊——泰不华与余阏

不为异朝太平臣——伯颜子中与王翰

歌尽桃花扇底风

——元朝的覆灭

沉迷于古怪性爱和精细制作的皇帝

乱哄哄自己人杀自己人

惨兮兮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北元”的延绵余绪

黄泉无精舍今夜宿谁家

——元帝国最后的诗人们

“铁笛道人”乃诗雄——杨维桢

乘肥衣轻半世豪——顾瑛

洁癣难避真浊世一倪瓒

不容回忆的时代——诗人的荒诞而又必然的死亡

跋：思考的病痛

附录：蒙古历史大事年表

元朝世系表

蒙元时期中外交通图

元时期全图(一)(二)

本来，身为首相的陈宜中应亲自出城到元营议降。此人奸诈加胆小，竟然在定下投降“大计”后，置帝室及临安于不顾，连夜逃走，跑到自己老家温州清澳躲避。

宋将张世杰见宋廷不战而降，率所部离去，屯军定海，以观形势。

文天祥等人出城，在明因寺见伯颜。文丞相状元出身，起初还想以口辩说服伯颜退军，保全残宋社稷：“本朝承帝王正统，衣冠礼乐之所在，北朝(指元朝)将以本国为属国呢，还是想毁我社稷宗庙呢?”

伯颜：“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

文天祥：“北朝若有意保存本朝，请退兵平江或嘉兴，然后再商议岁币与犒师之事。如此，北朝可全兵而返，此为上策；如果北朝想毁我宗庙，灭我国家，则淮、浙、闽、广等地大多未下，成败还不可知，如此，兵连祸结，胜负难料!”

出乎伯颜意料，文天祥这个“亡国宰相”如此抗言直陈，让人愠怒。于是，伯颜语气强硬，以死相逼，威吓文天祥。

文天祥大怒曰：“我乃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之逼，又有何惧!”

一句话，噎得伯颜辞屈。在座元朝诸将面面相觑，数人按剑而起，大有杀文天祥之意。

伯颜见文天祥风仪俊爽，举止不俗，心知此人定是豪杰人士。他呵呵一笑，遣返其他宋使，独留文天祥于元营。

文天祥大怒，数次请归，诘问伯颜：“我来此议两国大事，为何扣留我?”伯颜笑称：“请君勿怒。君为宋大臣，今日之事，正当与我共之。”话虽如此说，伯颜令元军两名大将率军卒严加看守文天祥。

临安方面知事不妙，驸马都尉杨镇等人忙乘间奉益王、广王两个孩童出走婺州。伯颜闻讯，立刻派范文虎率军追赶。

公元1276年阴历二月初五，宋恭帝率百官“诣祥曦殿望元阙上表”，正式举行了投降仪式。

伯颜取南宋谢太后手诏，“谕天下州郡降附”。南宋的宫廷琴师汪元量为此有诗讽曰：“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醉歌·之五》)

而后，宋廷罢遣文天祥等部勤王兵，以贾余庆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此举并非实际意义，只是表示宋廷告降官员品级之高)，刘■同签枢密院事，与吴坚等人并充“祈请使”，准备诣元大都告降。“(贾)余庆凶狡残忍，(刘)■狎邪小人，皆乘时窃美官，(自)谓使毕即归，不以为意。”

至此，伯颜引文天祥与即将前往大都告降的宋臣共座。文天祥悲愤至极，面斥贾余庆等人卖国，并指责伯颜失信。陪坐的吕文焕充好人，从旁劝解。文天祥瞠目斥之：“汝吕氏家族世代受国厚恩，不能以死报国也罢，竟肯阖族为逆，岂不羞乎!”言毕，文天祥离席而去。羞愤之下，吕文焕与贾余庆等人共劝伯颜拘押文天祥，把他押往大都拘禁。

受降当日，元朝大军皆屯于钱塘江沙岸上。临安宋人皆希望时节潮至，可把元兵“一洗空之”。奇怪的是，本该生潮的钱塘江，竟然“潮三日不至”，真让人怀疑是否天道冥冥，听任宋朝亡国。

伯颜遣人人临安，尽收宋朝衮冕、圭璧、符玺及宫中图籍、宝玩、车辂、辇乘、卤簿、麾仗等宫廷禁物，催促全太后、宋恭帝、宗室高官以及“三学士诸生”皆北行大都“入觐”忽必烈(谢太后因病暂不行)。为此，汪元量有诗叹曰：“谢了天恩出内门，驾前喝道上将军。白旄黄钺分行立，一点猩红是幼君。”

伯颜自入临安，建大将旗鼓，“观潮于浙江。又登狮子峰，观临安形势。”可以说是志满意盈。

南宋大将李庭芝在扬州闻知宋帝、宗室被掠北去，涕泣誓师，率四万人夜捣瓜洲，准备夺回被俘的少帝及全太后等人。元军防备森然，不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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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言及元朝，总是在眼前闪现出这样一个想头：那是个野蛮的、英雄的、摧毁的时代。其实，我们对元朝的这种印象多多少少是一种误解：成吉思汗的威名太过赫赫，蒙古西征的洪流太过汹涌，致使我们后人(包括东西方的许多学者)多把蒙古最初的扩张史看成了元帝国的全部精华所在。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关于元朝的历史作品中，无论是教授学者的“正史”，还是影视编剧、半吊子历史学家的“戏说”，五分之四甚至更多的篇幅，皆是描绘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这一段时间的蒙元征服史。所有的职业和“业余”作者们如此不吝惜笔墨肆意描画征服者的历史，确实因为那些血与火的壮丽戏幕吸引住他们大多数人的目光。可悲的是，我们中国有些学者也被西方学者牵着鼻子走，认定元朝是一个“更大的世界性帝国”的附属部分。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元史，并非是蒙古史。元史，主体其实应该是从忽必烈开始到妥欢贴睦尔为结束的本土中国史。忆往昔，蒙古帝国的触角伸得太辽阔太辽阔，以至于后人总是乐于眺望本土以外几大汗国的金碧辉煌，并津津乐道那些奇异的异域故事。

元朝在中国，时间段大致有以下三种算法：如果从蒙古灭金统一北中国的1231年算起，那么到元顺帝惶惶然逃出大都为止的1368年，总共有134年历史；如果依据忽必烈在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标志着元朝的开始，那么就有97年；如果从1276年宋恭帝出降、元军攻占临安为新王朝的揭幕，元朝则只有92年的历史。无论怎样计算，可以基本圈定“蒙元在中国”这样的时期是一个世纪的时间。一个世纪，几代人，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确实不算长。但这百年沧桑，对中国历史的日后走向所造成的巨大扭力，是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元朝版图之广大，他们自己说了不算，有吹牛之嫌，但可以从明朝人的感叹中得到证明：“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成宗时代，当漠北诸王承认他为天下共主之时，元朝的理论疆域，包括中国、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以及高丽、东南亚、海外诸岛，等等。如此，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大元旗帜迎风猎猎飘扬，真正是“舆图之广，历古所无”。中原大地、江南水乡、天山南北、波斯、藏北高原、俄罗斯、钦察草原、乃至两河流域，大元的驿马，在金光大道上可以没有阻障地撒欢驰骋。

中国历史，正是凭借元朝这个伟大的必不可缺的辉煌过度时代，我们的版图才能禁受后世不肖的继承者们一次又一次“挥霍”。大元的融炉，把一个又一个曾经野蛮的民族，包括吐谷浑、党项、契丹、女真、沙陀、渤海，以及数不清的“西南夷”部落，统统融化掉，昔日显赫一时的民族皆成为了今天的“汉族”，虽然这并非出于统治者的初衷，但却极大促进了日后主体民族国家超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至于后世成为中华五大族群之一的“回族”，也是拜元朝所“赐”。正是元朝前所未有的超强吸附力，西藏高原、云南高原、蒙古高原，铸就了中国版图不可更改的政治地理防护墙。

如果暂时“忘却”蒙元东征西杀的残酷性、破坏力，那个时代所进发出的勃勃不可抑止的创造力、扩张力、竞争力、进取力，确实太值得后入悠然神往。可惜的是，民族压迫这一致命的症结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元帝国的结局一定是个巨大的历史废墟。蒙古统治者没有抓住“汉化”的历史机遇，他们太多的精力，都浪费在消受和享乐以及防止如何被“同化”方面。草原虽然非常辽阔，却没有给“黄金家族”赋予优秀而又辽阔的政治视野的基因。不可否认的是，蒙古人在十三世纪晚期带来的血与火，从某种意义上也涤荡了汉民族的颓靡苟全与委曲求全。残酷有时促人警省，杀戮有时会让复仇的雄心苏醒。相比满清，蒙古统治者人群本质上仍存有草原蓝天下那种质朴的野蛮和不加掩饰的爽朗，他们来得急，去得快，输得起，放得下。所以，在历史的丛林中，骄傲的蒙古雄狮是那样阳刚，白山黑水中大辫子的群狼阴柔却更具破坏力。

有一种悲怆值得人们原谅：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轰然达至巅峰之后，无论前瞻还是后顾，都将是往下而行。时光流逝百年，蒙古刀剑仍旧那样锋利无比，只不过它们的新主人的手再也握不住这些沉重的利器了。以暴易暴的魔咒，再一次把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帝国送进历史的黑洞之中。

自蒙古旗帜从大都消失之后，几百年过去，出于政治原因，出于民族偏见，出手这样那样的“理由”，对于元朝，除过激的、以偏概全的“讴歌”以外，无外乎就是更加矫枉过正地把它“一团漆黑”化。其实，百年之中大元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郭守敬的《授时历》，能够看成是元朝科技的里程碑和总代表。它首先使用“截元法”和当时的新科技，同时，为了测算准确，元朝人前所未有地在极北南海广阔地域间设置了27个天文观测站，无论是仪器还是计算法，都领先世界几百年；数学家李治提出“天元术”(立方程)，朱世杰提出“四元术”(多元高次联立方程解法)；朱思本绘成《舆地图》，汪大渊有地理学专著《岛夷志略》；军事方面“成果”累累，积火药与弹道技术为一身的新型武器“火铳”定型于这个时期；农业科技相对得到发展，王桢的《农书》可谓是当时集大成者；棉纺技术得到普及，“黄道婆”就是那个时代这一行业鼎盛的“代名词”；交通系统尤为发达和先进，“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运河开凿、航海技术、制盐业、兵器业空前发展……可以想见，虽然号称“停滞”，但时代，一直在进步着。

文学艺术领域内，中国戏剧无论是创作质量还是思想内容，在元朝都臻至巅峰状态。而且，《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伟大的作品均创作于元末。底层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火山爆发一样涌现在这个正统文化备受摧残的年代。即使是元人最不“擅长”的诗歌形式，百年之间，也出现了四千多位诗人，存诗十三万首有多。唐代流传至今的诗作有五万首，诗人二千二百家。宋朝有诗二十七万首，诗人九千多位。但是，唐宋均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相较之下，元诗从质到量丝毫不见逊色，况且它还有与汉赋、唐诗、宋词比肩的“元曲”峙立于历史长河问。特别是萨都剌、贯云石、余阙、遁贤这样的“色目”诗人，风格奇特，卓尔不群，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让人刮目相看的“异类”。

十三世纪，蒙古的铁蹄声中，整个世界都在颤抖，西方人更是恶毒地诅咒这股强大的熔岩流为“黄祸”。其实，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蒙古西征最有利于后来西欧诸国的崛起，因为正是蒙古人给予了当时的穆斯林以沉重打击，并让东罗马帝国藉此苟延残喘了两百多年。特别是他们在今天俄罗斯地区的统治所造的“后遗症”，更间接地帮了西欧国家率先进步的“大忙”。相较而言，北中国在蒙古崛起时受创最深，南中国由于忽必烈时代汉人儒士的劝告，受摧毁的程度和被屠杀的人都相对减低。许多学者疑惑不解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北宋、南宋文明那样发达，为何都相继败于野蛮、落后的女真和蒙古?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当时的汉文明，从政治学意义上观察，它是一种衰败的文明。原始蛮族没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负担，他们会不顾一切地为了抢劫和破坏向这种“先进”而又衰弱的文明发动进攻。由于“先进”文明的统治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复杂性和联动性，其力量反而四趋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终成为“拖累”。而旷日持久的备战和战争使“文明”的成本呈几何级数放大，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最终被简单而又野蛮的力量消灭掉。可以想见，蒙古人乍起之时，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样，他们尽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气力和智力。所以，他们把每次进攻都当作是迈向万丈深渊前的一搏。面对这样的进攻者，又有哪个瞻前顾后、思虑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挡呢?  元朝的统治，是“戒备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一种高难度艺术。’但是，汉文明的“高级”，最终让蒙古上层贵族因为“技术”方面的无法企及和借鉴产生了“厌恶”，而这种“厌恶”又蜕化为愚昧的、盲目的、不知就里的“仇视”。他们既不能改造这种文明，又不能完全融入这种文明。阿诺德·汤因比说过：“境外蛮族的全部文化产品都有心灵分裂的创伤。”这种“创伤”，在汉文明这样一个高级而又成熟的文明面前，使得统治者既无力使本民族产生更成熟的“集体主义”意识，又没有发展出更积极的“个人主义”精神。浑浑噩噩之中，大地的主人选择了酒精和美色的自暴自弃。所以，元朝作为一个由多种因素粘合而成的硕大无朋的“统一体”，才会形成刹那间轰然进裂的局面。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观察，对于北方大草原呼啸而来的蛮族来讲，经济方面最容易被吸收改造，政治居于其次，而一种内敛的、高级的文化最难以吸收。文化的解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神方面的格格不入，其实是元帝国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当然，凭心而论，这个巨人倒下的另外一个原因也不可忽视，就是它所处时代的“运气”太背——十四世纪前五十年，天灾不断，水旱蝗灾无年不兴，元顺帝时代更是河患滔滔，继之引发饥荒、瘟疫、死亡，而后当然是无休无止的暴乱。耐人寻味的是，气候的周期性影响，对中国历史曾经造成过数次剧变：四世纪的西晋、十二世纪的北宋、以及十七世纪的明朝，都曾经经历了气候地理学所造就的“黑色星期天”。这几个王朝，在灭亡的时候其内部远远没有达到它们必然灭亡的衰落状态。草原的沙漠化、干旱化和各种天灾把这些骑马的蛮族推向耕地，周期性的抢掠忽然变成了征服。无知、蛮力加上运气，马上民族会以连他们自己也惊愕的速度坐在中原帝王的宝座上。这一次，却是相反。

“天命”如此，草原的“主人”们势必要退回草原。在大溃逃的过程中，经历了最初的惘惑和不知所措之后，草原祖先们的记忆积淀和生存本能似乎又有部分重新回到这些马背民族的头脑中。宽广的大漠和无边的草原唤醒了他们沉睡的悟性，似乎在蜿蜒行进中和零散而又有秩序的游逛中使草原民族能变得更加警省和团结。所以，不幸中的万幸，这个民族未在改朝换代中灭绝，他们以退为进，走回“长生天”的保护圈，耐心等待着下一个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