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不仅是一位领袖人物，也是一位专制独裁者。罩在这位残暴的专制独裁者的个人崇拜的外衣下，是一位善于考虑问题并思索对策、具有强大意志的普通人。他非常勤恳地工作并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是一位不可争辩的历史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还称得上是一位“鲜为人知”的人物。

　　本书是作者采集了大量关于斯大林主义历史的证据、事实和文献后，对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作出深入剖析的一大著作。作者曾因本书而被开除出党。应该说，本书对了解和研究斯大林、对理解和研究苏联历史颇有参考价值。至于作者的观点，相信读者会根据自己对苏联历史的理解，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

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作者研究斯大林主义的主要著作之一。本书对斯大林其人及斯大林主义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并且利用了大量的事实、文献等，真实可信。该书论述的焦点当然是斯大林这个人，但是本书并不仅是他的传记。书中谈的不只是斯大林一个人，还谈了他利用的社会政治的和经济的条件及群体。

作者的话

第一部分 斯大林在党内的晋升和扶摇直上

第一章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

一、1917年前的斯大林

二、1917年的斯大林

三、领导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

四、国内战争时期的斯大林

五、列宁的支持

六、列宁的逝世

七、关于列宁的“遗嘱” 

八、1923—1924年的斯大林

第二章 斯大林同反对派的斗争

一、先交代的几句话

二、谈谈列·达·托洛茨基

三、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和1923年春政治局内的斗争

四、1923—1924年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

五、谈谈格·季诺维也夫和列·加米涅夫

六、同“新”反对派的斗争

七、米·瓦·伏龙芝和费·埃·捷尔任斯基之死

八、“联合”反对派和1926—1927年同它的斗争

九、谈谈尼·伊·布哈林

十、斯大林同“右”倾的斗争

第三章 斯大林在实行集体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错误和罪行

一、苏联发展合作社和农业集体化的前提条件

二、1927—1928年粮食收购工作的困难与斯大林的政策

三、在实行农业集体化中的种种弊端和错误

四、集体化与对正教教会的一再迫害

五、关于消灭富农阶级

六、1932—1933年农村中的行政镇压

七、1932—1933年的农村饥荒

八、关于苏联实行国内身份证制度

九、关于实行工业化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

第四章 30年代初更趋紧张的国内外形势，斯大林的新罪行

一、苏维埃政权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二、1928—1930年的政治审判案

三、工业党审判案和联盟局审判案

四、1928—1931年间的政治审判的造假性质

五、在审判闹剧的幕后

六、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大规模镇压

七、新经济政策的结束

八、党内镇压和加强控制

九、斯大林的妻子娜。阿利卢耶娃的自杀

十、社会科学和文学的艰难处境

十一、斯大林在30年代初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政策

十二、国内和党内开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十三、30年代初的尼·伊·布哈林

十四、30年代初的列·达·托洛茨基

第二部分 斯大林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

第五章 谢·米·基洛夫遇害，对前反对派领导人的审判

一、1934年反对斯大林的“新”反对派苗头

二、谢·米·基洛夫遇害

三、1935年初的镇压行动

四、1935—1936年继续进行镇压

五、对前反对派领导人的第一次“公开”审判

六、亚戈达垮台与叶若夫升迁

七、对“平行中心”案的审判

八、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

九、对“右派一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的审判

十、莫斯科“公开”政治审判的造假性质

十一、对前反对派分子的大规模镇压

十二、30年代中后期的列·达·托洛茨基

第六章 对党和国家基本干部队伍的打击(1937—1938年)

一、打击中央一级党的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干部

二、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之死

三、关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遭遇

四、关于与列宁关系密切的其他一些人的命运

五、打击加盟共和国和州一级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干部

六、对工会和共青团组织领导人的镇压

七、消灭红军干部

八、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机关、法院和检察院内部的镇压活动

九、对外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活动家的镇压

十、对科技知识分子的镇压

十一、对文学和艺术活动家的镇压

十二、对各阶层居民的大规模镇压

第七章 1939—1941年的平反和镇压活动

一、叶若夫下台和贝利亚上任

二、谈谈贝利亚的政治生涯

三、1939—1941年的部分子反

四、1939—1941年进行的新镇压

五、国际上对1936—1938年政治镇压的反应

第八章 非法的侦查和拘禁手段

一、对在押人员的刑讯和折磨

二、审判闹剧。监狱和押送站

三、劳改营制度

四、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行为和责任

第三部分 斯大林主义产生和确立的原因与条件

第九章 斯大林个人对组织1937—1938年恐怖行动的责任

一、斯大林与领导1937—1938年的镇压

二、关于斯大林“被骗”的悲剧问题

三、斯大林是精神病患者吗？

四、关于斯大林“不断”革命的神话

五、关于斯大林“民族”革命的神话

六、关于斯大林“反共产主义”革命的神话

七、关于斯大林经历的又一个说法

八、再谈斯大林的个性和他的犯罪动机

第十章 关于1937—1938年大镇压的其他一些原因

一、逮捕的连锁反应。“砍树必有碎片飞

二、关于任意扩大政治罪概念的问题

三、广大群众参与镇压和对告密行为的鼓励

第十一章 有助于斯大林篡权的条件

一、问题的提出

二、再谈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三、缺乏公开性和批评自由

四、1936—1939年苏联的国内外形势

五、集中制和长期执政

六、布尔什维克党对政治活动的垄断

七、斯大林对列宁关于党的统一观的歪曲

八、斯大林个人对惩罚机关的控制

九、社会主义革命中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十、不明真相，不知所措，不够团结

十一、党和国家部分机关的官僚化和蜕化变质

十二、部分革命干部中的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

十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理论与实践问题

十四、缺乏对管理机关的有效监督

十五、俄国和苏联的民众缺乏教育、文化和民主传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人民群众

第四部分  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斯大林专政的某些影响和后果

第十二章 斯大林的外交和军事错误，战争时期的斯大林

一、1939--1940年间斯大林的外交政策

二、同芬兰的战争

三、1941年斯大林的军事战略失误

四、作为卫国战争年代统帅的斯大林

五、卫国战争期间的镇压和其他违法行为

第十三章 战后时期斯大林的罪行和错误

一、战后时期的非法镇压

二、人民民主国家中的非法镇压

三、工农联盟的削弱

四、国家反犹太运动的发展

第十四章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苏联科学和文化中的后遗症

一、斯大林的专横和对他的个人崇拜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二、贬低列宁在党史中的作用

三、斯大林的理论遗产问题

四、自然科学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文艺的影响

第十五章 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

一、官僚主义的统治

二、政治宗派主义

三、言行脱节

四、真假社会主义

结束语

一、斯大林的晚年

二、对斯大林活动的总评价问题

人名索引

斯大林早在童年时就表现得固执，总想比同龄人高出一头。他没有多大才能，但很顽强，读了很多书。索索个子不高，体力不强，不能指望在孩子们打架时能打赢，总怕被人打了。他很早就性格内向，报复心重，一辈子都不喜欢个子高、体格健壮的人。斯大林很早就热中于追逐荣誉。但他是个穷孩子，又被认为是异族人，他明白一个来自外省小城的格鲁吉亚穷青年在沙皇俄国不能有多大作为。格鲁吉亚作家亚·卡兹别吉著作和命运对年轻的斯大林产生很大的影响，卡兹别吉是格鲁吉亚一个十分富有的地主，他免除了自己农民的赋税，放弃了财产，几乎有十年时间像一个普通牧民那样住在深山里。

1880年至1886年他才从事写作。忧郁症和严重的精神病不久就夺去了他的生命。斯大林特别喜欢卡兹别吉描写山区农民争取独立和自由斗争的长篇小说《弑父者》。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无所畏惧的柯巴——也成了年轻的索索心目中的英雄。他甚至开始把自己称做柯巴，这个名字便成了朱加施维里第一个党内的化名。老布尔什维克在20世纪30年代(而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更晚的年代里)往往把斯大林称做柯巴。后来斯大林有了不少党内化名，他被称做伊万诺维奇、瓦西里、瓦西里耶夫。但是柯巴这个名字和斯大林这个假姓终其一生都在使用。

当索索八岁时，母亲送他去哥里正教小学。斯大林用六年时间读完了学校四年的课程。他学习很困难，因为学校的教学基本上是用俄语进行的。斯大林学会了出色地用俄文写作，但始终都不能流利地讲俄语。他讲俄语时讲得很轻、很慢，带着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革命者的圈子格外看重演讲的能力，斯大林因此经常感到自己的缺陷。但他以优秀的成绩从正教小学毕业，于1894年进入梯弗利斯正教中学。在正教小学尤其是正教中学里充斥着蒙昧主义、日常烦琐的监管和相互告发的气氛。学校里的制度严格，接近军队的纪律。难怪俄罗斯的正教中学不仅培养出政府和教会忠心耿耿的奴仆，而且还培养出革命者。斯大林本人在1931年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时说：

“我不能说我从六岁起就已经倾向社会主义了。甚至也不是从十岁或者十二岁。我参加革命运动是从十五岁开始的，那时候我和当时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秘密小组发生了联系……为了抗议正教中学里所实行的侮辱人的校规和耶稣会士的办法，我决心要成为并且真的已经成为革命者，成为真正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了。”

        P4-P6

    作者的话

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我研究斯大林主义的主要著作之一。将近20年的时间我为撰写这本书作了种种形式的准备；接着又用了25年多的时间写作这本书，一点一滴地、有时是大把大把地收集有关斯大林主义历史的证据、事实和文献，反复加以推敲，和朋友及志同道合者一起讨论，和论敌进行论战。我会见过蹲过斯大林监狱和劳改营的老布尔什维克，其中有为数不多的尚健在的反对派参加者，还会见过奇迹般幸存下来的前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党外的技术专家，前军人、学者、作家、记者、党的工作者、普通工人和农民，被称做“富农”的人和被“作为富农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人，神职人员和普通教徒，前肃反工作者，返回苏联的侨民以及打算离开苏联的人，同他们一一作了详细的交谈。

我自从开始思考我国和整个世界的政治现实(我的一代人很早就开始这方面的思索)起，就自认是社会公正和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但我从来不曾是某一政治学说或社会学说的盲目追随者。现实曾是异常残酷的，我痛苦地忍受了1938年突然降临我家的悲剧以及我虽未直接地，但也间接地参与了的1941—1945年战争中种种悲惨的事件。我十分清楚，我所向往的社会主义，还是一个遥远的理想，而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中依然充满了不公和苦难。弄清我身边的充满矛盾的现实，探索改变和改善这一现实的途径，包括改变当时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观点的途径，早就成了我生活和活动的目标和动力，决定了选择哲学作为我的主要专业，而历史和教育学作为我实践活动的首要方面。我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考虑写一本关于苏联社会历史的大书，但直到1964年才得以同我的许多朋友讨论这本书的草稿，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和政治书籍出版社总编的办公室里以及苏共中央的某些部门讨论过这些草稿．1969年初我写成了这本书的第11稿，决定在国外发表。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当时出现了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现实危险，另一方面是出现了对我和我的兄弟若列斯进行迫害的威胁。

这本书的第一版以《让历史来审判》(《Let HistoryJudge》)为书名在美国出版，而1972—1973年又以其他的书名在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日本以及稍后在西班牙出版。1974年在美国用俄文出版了这本书的新版(增补版)，稍后在北京出版了中文版。

这本书出版后引发了许多评论、批评和讨论，基本上都是出于善意的。但我不认为书中涉及的问题都已阐述得很全面，因此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继续在许多方面努力。首先，这本书在各国出版和在苏联流传这一事实本身，导致我开始收到各种文献和材料、我不了解的20世纪20—30年代的书籍和文章以及不久前写成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的作者想告诉我们某一个证据或者谈谈自己对我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难题的看法。其次，对苏联历史其他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苏联社会结构和特点的探讨，使我在1972—1989年间又出版了几部著作，我在其中研究了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产生它的前提和它造成的后果以及个别反对斯大林的人和斯大林某些亲信的命运。最后，我正是在最近几年有可能读了西方苏联问题专家发表的许多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关于斯大林主义问题和苏联历史的著作。其中有罗。塔克、亚·乌拉姆、罗·孔克韦斯特、斯·科恩、鲍·苏瓦林、L.夏皮罗、琼一雅克·马里、G.索尔斯伯里、J.博弗、M.列文、R.丹尼尔森、B.伦哈特、乔·卡迈克尔等。

当然不能不提到苏联作者以及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移居国外的作家、政论家和学者在西方出版的大量书籍和文章。这些数量众多的著作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有关我国过去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篇章，其中提出了对历史学家颇有教益的各种见解、理论和假设。我指的是叶·谢·金兹堡、纳·雅·曼德尔施塔姆、亚·伊·索尔仁尼琴、列·济·科佩列夫、瓦·季·沙拉莫夫、若·亚·梅德韦杰夫、E.A.格涅金、A.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瓦·格罗斯曼、鲍·T.巴扎诺夫、M.阿古尔斯基、马·雷曼、A.M.涅克里奇、M.黑勒、米·吉拉斯、A.列维京—克拉斯诺夫、з.科尔曼、瓦·恰利泽、莉·丘科夫斯卡娅、马克苏多夫的著作以及尼·谢·赫鲁晓夫的回忆录。

最后，推动我继续研究斯大林主义历史的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在目前条件下，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正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问题成了斗争的中心——力图对苏联社会进行激进革新的人和阻碍这一革新的人之间斗争的中心。

甚至在1985年初还有人试图为斯大林恢复名誉。随着苏联取得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40周年的临近，强化了对作为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斯大林的颂扬。甚至有计划对伏尔加格勒和莫斯科伏尔加格勒区恢复用斯大林的名字命名。没有这样做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党的领导人发生了变动。

但是1986年上半年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只是有所暗示，而不是直截了当地加以谴责。杂志上发表亚·别克的长篇小说《新的任命》成了公开性政策在这一领域走出的坚决的第一步。作家在这部小说中不仅再现了斯大林十分精确的和令人胆战心惊的面貌，而且揭示了他体现的极权专横管理体制的实质。

苏共中央1987年一月全会的决议成了公开性政策发展中的转折点。1987年初我国放映了格鲁吉亚导演田。阿布拉泽的影片《忏悔》。这部影片艺术形式独特，不仅使用了现实主义的方法，而且使用了超现实主义怪诞荒谬的手法，给斯大林主义的以至一切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沉重的一击。

这时发表了尤·特里丰诺夫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消逝》，这部小说的主题是20世纪30年代对十月革命积极参加者的镇压，而作家丹·格拉宁和弗·杜金采夫分别在其小说《野牛》和《穿白外衣的人》中讲述了斯大林和李森科对经典遗传学的摧残。

最后，苏联读者读到了亚·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以记忆的名义》；诗人在长诗中谈到了使他的一家成为受害者的剥夺富农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悲剧以及个人崇拜时期其他种种胡作非为的现象。安·阿赫玛托娃著名的长诗《安魂曲》(讲述直至斯大林去世前列宁格勒持续进行的镇压)也发表了。阿·普里斯塔夫金描写1944年车臣人民被强制迁离世代居住的故土这一悲剧的中篇小说《金色的彩云歇过了一宿》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1987年冬春，鲍·斯卢茨基、奧·别尔戈利茨、阿·塔尔科夫斯基、Б.奇奇巴宾、阿·日古林、尼·扎波洛茨基、瓦·沙拉莫夫等诗人数量众多的诗篇在等了15—20年后陆续问世。同年阿·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出版，成了我国文学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认为，这部长篇小说不仅是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而且还提供了1933一1934年历史上和心理上精确的斯大林肖像，当时他已经在为玩弄一系列居心叵测的权术作准备，以便找到借口来消灭一切不满者并建立起以“领袖”威权统治为基础的机关。

1987年夏秋，文学界和电影界继续对斯大林主义进攻。应该提及的是当时发表了鲍·皮利尼亚克著名的《永不熄灭的月亮的故事》，这部小说在1926年由斯大林亲自下令查禁。人人都清楚，书中说的是有关米·瓦·伏龙芝之死的某些见不得人的细节。

1988年开始了对斯大林主义新一轮的更猛烈的攻击。《新世界》杂志年初发表了鲍。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而《十月》杂志则刊登了瓦·格罗斯曼气势恢弘的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这部小说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但是1961年这部小说被“查抄”。没收了作者及其朋友手中，甚至两家杂志社编辑部保存的这部小说的所有草稿和抄件。苏共政治局委员米·苏斯洛夫对格罗斯曼说，这部小说要等到两三百年后才能刊印。可是我们只等了27年就读到了这部小说。

剧作家米·沙特罗夫在这一年初发表的剧本《更远……更远……更远……》，是他研究和谴责斯大林主义的新的一步。

陆续发表的大量的回忆录成了研究者异常宝贵的源泉，其中有叶·金兹堡的纪事体长篇小说《艰难的旅程》、苏·加扎良的回忆录、瓦·沙拉莫夫的短篇小说集。我认为这三本书是以劳改营为主题的作品中最出色的。

在现在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和20世纪60年代初反斯大林运动之间有着继承关系，但也存在一系列重大的区别。众所周知，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反斯大林的指向，首先都与尼。谢·赫鲁晓夫本人的倡导有关，这一倡导遭到了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相当多的人以及权高势重的军事和国家领导人公开的和暗中的反对。

1987年开始对斯大林主义发起全线进攻．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作报告时，再一次突出强调了20世纪30年代的悲惨事件。他说：“有时有人说，斯大林不知道违法行为的事实。我们拥有的文献说明并非如此。斯大林及其身边的亲信因大规模镇压和违法行为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这是对子孙后代的教训。”

苏共中央政治局负责为无辜被判决有罪的人平反的委员会的工作在同斯大林主义作斗争中作用巨大。本书部分引用的报刊上登载的数量众多的材料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大量的新事实证明，我国人民为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为1933年的饥荒以及剥夺富农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学术界对这些事实的研究使得我们改变了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此后在苏联历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即斯大林的一切主要罪行是在1934年之后才开始的，而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策是正确的。

令人遗憾的是，这时参与恢复历史真相工作的主要是作家，新闻工作者和电影工作者，而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尽管关于出版新的苏共党史和为大中学提供新的教科书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但是官方的历史学界目前在这方面贡献不多。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上将的《胜利与悲剧》一书是苏联历史学家揭示斯大林现象的第一批尝试之一。总的来说，苏联历史学界尚未完成反思斯大林主义实质和后果的任务。

苏联人对本国历史十分关注。但是这种关注有时也被人从各方面加以利用。同时一部分人把恢复历史真相看成是自己一切理想的破灭。他们纷纷给报刊编辑部写信，攻击反斯大林文章和书籍的作者。最典型的是1988年3月《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的尼·安德烈耶娃的来信；舆论认为这封信是反改革势力的宣言。

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当然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从中得出不同的结论。我国人民对过去的历史知之甚少，因此难怪连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罪行有限的揭露，也使得许多人不仅张皇失措，而且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但是以为只要继续不让苏联人了解真相，就可以使他们不失去信心，是危险的幻想。世界是巨大的，不同的势力纷纷登台，争夺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如果我们“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而不对斯大林时代作全面研究，结果就会适得其反。社会主义如果不能对在一定的条件下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官僚主义的蜕变和个别人物的暴政的社会历史进程、经济进程和政治进程作出解释，那就不能保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名声。

伊·爱伦堡写道：“在斯大林时代受到伤害的是思想还是人？不，思想没有受到打击。受到打击的是我这一代的人。”

这个说法不对。斯大林时代的违法行为既对人也对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给以沉重的打击。凡是珍惜这一思想的人，凡是不愿意看到牺牲于残暴专横下的千百万人的死亡在我国历史上仍只是一场无谓的悲剧的人，都应当克服斯大林主义最危险的后果之一——害怕说出真相。

我对自己的许多观点作了修正，但仍保持了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忠诚。我听到过我国和国外斯大林主义者对我的许多粗暴和不公正的批评甚至威胁．我还听到过和读到过我国和国外今天难以对“社会主义”一词作出肯定评价的作者对我不少粗暴和不公正的批评。我希望对此类指责最好的回答是读者在本书中将看到的事实和论据。

我对本书总的结构作了不大的改动，因为某些读者和评论者指责这本书有片面性。我接受这一指责，但并不认为这是重大的失误。我在本书中只研究苏联社会一定发展时期现实生活的一个方面。历史学如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有权作抽象表述。如果作比喻的话，可以把本书叫做“病史”，被称做社会主义的苏联社会长期重病的历史。我们当然都清楚，斯大林时代不仅是恐怖时代，它还是各方面进步的时代，这一进步也应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但是科学也不能绕开过去时代最黑暗的一面。维克多·雨果曾说过，历史没有垃圾筐。

置于笔者注意力中心的当然是斯大林这个人。但是本书并不仅是他的传记。书中谈的不只是斯大林一个人，还谈了他利用的社会政治的和经济的条件及群体。

……

我的著作是个人的研究。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这本书的论点、期限和结论。同上述各人的合作只基于个人的主动和信任。我没有利用任何档案馆材料或内部材料，也没有看过这些材料。我没有请求也没有得到官方机关的任何帮助’但也没有遭到它们的严重阻挠。

1989年在《旗》杂志头四期上发表了本书以后，我收到了读者的来信，使我得以在本版中作出相应的修改。

我感谢这些来信的作者并衷心接受未来读者可能提出的一切意见和修改建议。

     罗伊·梅德韦杰夫

         198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