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下多数年轻人来说，“顾准”或许是一个陌生冷僻的名字。上世纪90年代第一波顾准热时，他们不过是10来岁的学童。如今，这个名字在他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位被称为“指出中国改革市场化方向的第一人”的思想巨人已辞世30多年了。本书作者为我们勾勒了一幅顾准先生的素描。

　　要有想像力……没有想像力，我们年轻时哪里会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次，年纪大一点，诗意渐渐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想像力了。

悼念忘妻，无法自己。1964年前半生经历，处处与秀有关。此生所有一切欢乐场面，都是秀给的……梦中有时出现这样一二个欢乐镜头，醒来时秀已经离开了人间……

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还在于：娜拉走后怎么样？大革命要求铁的纪律，大革命涤荡污泥浊水。不过，新秩序一旦确立，那个革命集团势必要“一分为二”。任何时候都要一分为二……

一张白纸上只写了两个大大的黑字：“读史”。顾准贴好这张彪炳后世的“大字报”，并未立即离去，他是想捍卫这两个字，让它多保留一些时候他的苦难有多深，他的思想就有多深。当一块砖头砸向这颗思想的头颅，他回过血肉模糊的脸在笑着……

第一章 上海的早晨/1

第二章 大都会里的“财税总管”/20

第三章 一夜之间颓倒的“老虎”/46

第四章 攀援的年代/58

第五章 在漫漠中看到的一缕光/88

第六章 不寻常的“风土考”/110

第七章 心灵的放逐/126

第八章 商城岁月/143

第九章 在风暴前诞生的/168

第十章 鳏病之身的烦俗事/189

第十一章 从京城到息县/209

第十二章 在辽远的城邦中寻找理性/232

第十三章 风雪夜归人/263

第十四章 著作流布/275

附录 顾准生平年表/285

后记/290

晚舂的江南，风景秀丽……

1949年的此刻，顾准却无心欣赏这迷人的景色。他有太多的事要做，解放上海的战役即将打响，如何接管大上海，是他彻夜思考的问题。

1949年，无论对中国历史抑或是对顾准本人，都是非同寻常的转折之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顾准自1931年投身革命生涯，从白区到解放区，辗转千里，艰苦卓绝，他将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首任财税行政长官——一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

话还得从1949年二三月份说起。此时，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已经开始研究如何接收这这座远大特大城市上海，开始遴选各方干部，顾准因其革命业绩和资历，自然名列其中。

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开幕。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顾准听了这个报告的传达，对其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论断，深有感慨。

二中全会闭会的次日，中央召开了安排人事的座谈会。邓小平受中央委托，提出经过酝酿的华东局(包括上海)的人事安排。

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赓、刘晓、刘长胜、曾镜冰、舒同等17人为委员。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中共上海市委：由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为委员，饶漱石为书记。

上海市政府：市长陈毅，副市长为曾山、潘汉年及一位非党人士(后为盛丕华)。

华东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陈毅、粟裕，政委邓小平、饶漱石、谭震林。

根据华东局在渡江战役前制定的接收上海市的总体布署，原华东财委准备接收上海的全部财经系统。当时做了如下安排：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则南下。顾准也随之南下，其原任的财政厅长职务移交给老战友周光舂(原山东粮食局长，“文革”后曾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办公室副主任)。于是，顾准参加到南下准备工作的行列中去了。

南下准备，就是集中南下干部学习党的城市政策，了解应该接收的单位，初步考虑接收的方案等等。南下干部队伍的集中完成于当年2月底前后，由原华东财委所属的财办机关、财政厅、银行、工商总局、生产部等及其下设各机构和山东军区后勤部抽调了3000人左右，分为财政、银行、商业、外贸、重工业、轻工业、交通、公用事业、房地产、劳动工资、农林等十余个大队，合并组成“青州总队”。这支队伍实际上就是将要接管上海市财政经济系统的精英，顾准被任命为青州总队总队长，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被编在第八大队，专门接管上海市的公用事业部门。

浩浩荡荡的南下接收队伍，在顾准的率领下，有条不紊地从青州出发，由津浦铁路乘车南下，首先驻安徽蚌埠以西的怀远县，进行政策学习和接收准备工作。顾准率部南下途中，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带，他那两铅皮箱的心爱的书却非带不可。

其时，顾准的夫人汪璧很想和丈夫一路南下，但是，顾准考虑到他们刚添了次子顾南九(即高梁)，便安排汪璧与家人，随同家属队伍稍迟一些南下。

怀远位于淮河和涡河交叉口，是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鱼米之乡。同时这里也是新四军与武装自卫委员会的老根据地。青州总队在当地驻军接应下，分别住宿在县城与附近农村。

这时各地来怀远集合的财经接管干部，人数已达3500多人。顾准安排大家分成九个单位学习。主要学习文件有：《入城纪律守则》；上海地下党转来的情报与地方常识；华东局政策研究室编写的《接管城市工作学习提纲》、《新区工作学习提纲》、《城市政策》；华东局前方工作委员会编发的外国传媒介绍国际形势的电讯等等。怀远集训学习时，接管干部都很兴奋，七嘴八舌地表达意见，曾山经常让顾准作概括性发言。顾准很讲民主，新剃了一个安徽“笆笆头”的顾准，坐在一张农家粗木方桌前，总是笑呵呵地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然后进行归纳。他有超群的概括能力，每次都能用逻辑性很强的语言，充分反映争论焦点和各方论据……他很快就能够赢得大家的尊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怀远集训进行得轻松热烈，各个学习点经常传出一阵又一阵欢声笑语。当地革命群众争先恐后地推车挑担，给青州总队送来肥猪、鲜鱼和绿油油的新鲜蔬菜，尽量让大家在进军大上海前吃得好，养得壮……老百姓对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期待与支持，深深地感染了顾准。

4月初，在总前委的指挥下，二野、三野的渡江部队已在长江北岸集结完毕。华东局决定，青州总队于4月3日起，从怀远分四路出发，经苏北宝应等地，宿营于靠近长江北岸的扬州，随时待命随大军渡江。渡江后，接管大上海的各路文武俊杰，将在长江对岸的丹阳会合。(P1-4)

20世纪的中国一方面多灾多难，一方面又充满了变数和希望：这两者都绝好地汇聚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知识分子是20世纪中国的标本，解剖知识分子就是解剖20世纪的中国；分析知识分子，就是分析中国的20世纪。这就是我们这套丛书能够得以存在的最大理由；也正是这个理由，能保证读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认真地审视中国的20世纪和2O世纪的中国。

在这些知识分子群落中，有作家、诗人、历史学家、翻译家、哲学家、思想家；有革命斗士、自由主义者、新儒家的代表，也有汉奸文人。他们的命运折射了中国的命运。他们都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历史，也有过属于自己的耻辱和充满变数的命运。但无论是辉煌历史、耻辱还是充满太多变数的命运．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入口处回望前尘和来路时，我们就会发现，一切都不再单属于个人，一切都将、都已永久性地属于20世纪的中国，属于中国的20世纪。

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他们的心路历程，不是为了向历史撒娇，更不是为了向历史索赔，甚至不是为了简单地证明谁对谁错，而是为了保证今天和明天的我们活得更理智、更聪明、更幸福、更踏实。先人的错误或光荣如果不能被我们清楚地分辨，我们就是不合格的子孙；20世纪的遗产如果不能被有效地清点，21世纪就有可能是变了形的20世纪，时问就有可能在流动中处于静止的状态。我们再也不需要这样的悖论，而我们曾经确实受制于这样的悖论。事实上，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拥有晴朗的天空，我们还没有全方位地愧对先人，靠的就是我们对遗产的清点，对错误的洗涤，对光荣的分辨。

我们并不是注定热爱遗忘的民族，只是有些事情我们羞于提及，宁愿将它埋在内心的最深处；实际上，我们是热爱在内心深处进行考古研究的民族，因为那些深埋内心的事情总是被我们一次次地咀嚼，无论是午夜梦回还是其他一些独处的时刻。尽管发掘过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指向光辉的前程，但这也同样不能从逻辑上证明我们的内心考古学毫无意义，也没有能力宣布内心考古学完全失效。这套丛书不过是内心考古学偶尔的文字表述而已。它仅仅是冰山理论的一个小例证罢了，因为还有更多的东西来不及出土。任何一个公正而心怀善意的读者都将不难看出，这里边没有哀悼，没有凭吊，没有唁电，也没有其他任何不良爱好；反抗遗忘、指向未来、歌颂美德和力求聪明，才是内心考古学的本意。我不敢说这本意已经得到了完美的实现，但本意被表达出来却是这套丛书追求的首要目标。其他的一切都是后置性的东西。事实上，不带偏见的读者肯定会发现，这套丛书中的每一本的最后一页，遗忘都被击倒在地，内心考古学和它的本意却悄然站立了。

反思成了内心考古学的第一要务；但反思必须建立在事实之上：它需要反思者具有侦探一样的能力。西谚说，上帝也大不过一个细节。因为只有细节才能证明上帝。同样，反思的正确与否必须要征得无数细节的认同和首肯。因此，所谓的内心考古学，不过是发掘细节。在此，细节的意义要么是不重要的，要么就是意义早已溶解在了至高无上的细节之中。但不能因此认为这套丛书只是细节的罗列和堆砌。鉴于上面说过的原因，它也提供意义。但那是融细节和意义于一体的意义。在这里，所谓意义，是充满细节的意义；所谓细节，是充满意义的细节。这保证了内心考古学的实现，也保证了反思的有效、诚恳和善意，当然还有深度。

感伤是没有用的，悲观主义是一条绝路，积极和乐观才是我们的必需品。反思意味着乐观，内心考古学则指称着积极。没有这样的品质，反思和内心考古学将共同归于失败。这套丛书的作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各自表达了自己的积极和乐观。他们努力将20世纪的一些蛛丝马迹摆在了我们面前，努力将过去了的中国的某些角落摆放在了我们眼前。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指向今天和未来，所以他们的忧患已经不再是忧患，而是特殊形式的乐观。他们辩证地将忧患和乐观融在了一起。在这套丛书中，忧患是乐观的忧患，乐观则是忧患着的乐观。因此，这套丛书有效地将矫情给最大限度的抑制住了，也将任何性质的抱怨踢出门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正好接续和推演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愿以此与读者诸君共勉。

2005年3月2日

顾准先生是中国前改革时代的思想家、经济学家。我从事顾准研究近20年，著有《顾准传》(团结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顾准画传》(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在此，再次表示由衷的谢意。

在思想家顾准(1915—1974)先生诞辰90周年到来之际，谨以这本《顾准的最后25年》作为心香一瓣，祭奠顾准先生在天之灵。

我第一次接触顾准先生的名字，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我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书店购到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顾准先生遗著《希腊城邦制度》，捧读之下，当即被作者敏锐高超的历史观所折服，并惊叹不已。

从此，我就一直铭记着一个名字，一个光辉的名字，他就是顾准。

后来，由于工作单位变动的缘故，我从上海市人民政府来到了顾准先生早年工作、学习的地方——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得知顾准先生自1927年就在这里工作，立信既是他的母校，他又是立信元老。顾准勤勉笃实、学有所长、著述颇丰，深得我国杰出的会计专家、教育家、立信的创办人潘序伦先生的首肯，也得到立信同仁的拥戴。在立信的十多年期间，顾准先生大器早成，很快成为一位知名的会计学教授。这时，他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职业为掩护，为上海地下党工作。……所有这些，在我接触和参与编纂立信校史校志时得知，不禁心驰神往，同时，也为有幸与先生先后在同一学校学习、工作感到自豪。

这时，我还荣幸地结识了顾准先生的胞弟，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敏之先生，他正应聘担任立信的校务委员。由于顾准兄弟与立信的机缘，我不时得到陈敏之先生的悉心指教，我在读了顾准先生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手稿后，萌发了为顾准作传的念头。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历经十载，披阅《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文存》等原始文稿，以及陈敏之先生和高粱、张南先生提供的其他资料。我还有计划地从京沪等地搜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报刊、图书(包括各种回忆录、日记、书信、传记、评论文章)等，走访了顾准先生家属和许多生前友好，积累了不少素材，同时也参考引用了已有成果，经过反复推敲，数易其稿，今天终于将本书奉献给广大读者。

这里需要特别特别指出的是，文化大师王元化先生十分关心这本书的出版。他援笔书赠了一款条幅，内容是：“顾准对于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六七年半个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出现，都作了思索，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 但是由于本书的体例原因，只好割爱。陈敏之先生在身患多种疾病并多次住院治疗的情况下，仍然关心着这本书的出版，老人提笔疾书和与我攀谈的的情形，今后生终身难忘。对陈敏之先生的执着与真诚所要表达的感激之请，我觉得用世上任何语言来形容，都是无力的、苍白的……

顾准在令人难以想像的逆境中，从事学术研究，他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哲学、经济、思想的探索，作出了具有里程碑式的贡献，顾准真正做到了究天人之际、明内外之势、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顾准曾向世人昭示：“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①

顾准的“从经验主义到理想主义”的坎坷经历，是一曲可歌可泣的不凡的人生传奇。

谨以此书献给顾准先生90岁诞辰。

罗银胜

2005年6月8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