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北京是人文荟萃之地，但在对文化名人故居的发掘和保护上，现实状况却不容乐观。龚自珍、沈家本、梁启超、周氏兄弟、辜鸿鸣、齐白石……这些影响了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文化巨子、风流名士，生前名满天下，其故地却大多隐匿或湮没于寻常市井之中。本书是“北京地理”文化丛书之一，记者通过冷静客观的记录，还原地理与人的真实关系，于支离破碎中续写文化记忆。

　　“北京地理”的第一辑包括《名家宅院》、《民间绝艺》、《王谢门庭》三本，从民间，到名人，到王侯，这三个系列各有千秋，正可形成对北京不同历史文化层次的表述，在当今北京城市巨变，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之时，作这样的探索是必要的。中华文明数千年演进不曾中断，是举世罕见的奇观，历史文化在今天仍在以表面的或潜在的方式对我们的生活发生影响，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

序

杨椒山故居：平淡里涌出了波澜壮阔之美

施愚山故居：昔日宣城风骨在宣南一息尚存

纪晓岚故居：阅尽世事的眼闪烁着出世的慧黠

完颜麟庆故居：旷世之美虽已残破犹自撼动人心

龚自珍故居：晚清文人理想曾在这里激荡

沈家本故居：以修律鸣于时 以固守隐于世

俊启宅院：有院华美如斯 难知院主其名

珍妃故居：于历史传闻中找寻真实的她

梁启超故居：屋寒瓦陋 难掩当年大族盛门气质

朱启钤故居：身居深宅大院 胸怀北京全球

马辉堂故居：迷失在丰韵犹存的马家花园

庄士敦故居：遗忘了末代帝师的旧京情结

婉容故居：金碧辉煌已去 曲折回环仍存

蔡锷故居：寂静胡同深藏名将侠骨柔情

辜鸿铭故居：昔日鸿儒谈笑 今日布衣往来

齐白石故居：盛名之下的朴素故地与本色人生

章士钊故居：大红门里讲述的浮生六记

八道湾周氏兄弟故居：见证阿Q诞生与兄弟失和

茅盾故居：在满院墨香里回首豪走过的路

欧阳予倩故居：细心经营而成的文化名人乐土

后记

在这里，忠臣、雅士、爱国文人一脉相承

金玉其外，未必金玉其中。古往今来，大人物们未必个个都气宇轩昂。评判一个人是否成功，不能单看外表。评判一处老住宅是否有价值，也是同样道理。走进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经过几个路边摊，碰到抱着孩子出来买菜的主妇们，呼吸着弥漫着油烟味道的空气。停在12号门前，打量着灰墙灰瓦的一座山门，这就是杨椒山故居，不过一座小庙的规模，远没有周围的几座门楼堂皇。就算少了华丽的背景，在这平凡山门后的院子里，忠臣、雅士、爱国文人照样轮番登场。

明嘉靖年间的杨继盛，人称杨椒山先生，是这个院子里的第一位名人。公元1551年，椒山先生改授兵部车驾员外郎，全家迁入达智桥胡同，住在今天12号的位置上。《明史·列传》中记载，杨继盛曾先后上书弹劾仇鸾、严嵩--两位嘉靖年间相当得宠的权贵。书中细表他从入狱到行刑的过程中，如何意气自如，令英雄动容。向来惜墨如金的史书之所以如此钟情于杨公，是因为相对于颇为阴柔的明清士人文化，杨椒山划下的无疑是血性阳刚的一笔。

弹劾严嵩的阵地

公元1555年，杨椒山被害，杨夫人也自缢殉夫。这座达智桥胡同里的杨府被改建成了供奉城隍老爷的寺庙，改名松筠庵。

如今记者看到的就是清代重修后的松筠庵山门，石额上的题刻已经被磨平了，门里盆盆罐罐罗列，开起了日杂用品店。据说，山门后第一进院子的正房就是当年杨府的正堂。到了清代，正堂被改建为景贤堂，里面供奉过杨椒山的衣冠彩塑一尊。堂外还有乾隆年间刘墉书写的一块石碑。打开后门，院子堆满了木料等杂物，店主解释：之前这间门脸房一直住人，松筠庵的前一进院子不剩什么了，说到老房子，后花园倒还有几间。

绕道校场三条胡同，松筠庵的西南门就开在胡同中间。一个八角攒尖的灰瓦顶探出墙头，门前两位居民在阳光下摆出一副棋盘，交战正酣。清朝年间的松筠庵，北起达智桥胡同，南到这西南门为止了。P2-3

旧时，人们对学问多、本事大的人，常常赞之为"上懂天文，下晓地理"或"仰观天言，俯察地理"，足见我国自古就重视天文和地理。不过，仅就我国古代的地理学来说，所研究和论述的东西不外乎语言分野、建置沿革、五岳四渎、山海河泽、物产贡品、险关要塞、堪舆风水之美，与今天的地理科学相比，既有部分内容的重合，也有根本性质的差别。

在地球表面上，地理无处不有，无处不见，北京亦然。在一定意义上说，北京的地理尤为重要。这与北京这个城市的特殊性相关联。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又是举世皆知的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现在，北京正朝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伟目标发展和迈进。毫不夸张地说，北京的一切都为全国和全世界所关注。北京以其巨大的魅力吸引着全天下人的眼球。

早在六七十万年前，"北京人"就生息在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中，谱写了北京历史的第一章。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之后，立即封黄帝的后裔于蓟。这标志着北京城的原始聚落--蓟已经具备城市性质和功能，被视为北京建城的开始，至今北京已有三千余年的建城史了。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从上京会宁府(在今哈尔滨市东南)迁都于燕京，从此北京始成为一个大的封建王朝的首都。北京真正的建都历史也已有八个半世纪之久。北京的历史太悠久了。正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厚重、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可以说，北京的历史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缩影和精华。

北京的历史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深深植根于北京这片土地上。也就是说，北京的历史文化与北京的地理环境是紧密相连、水乳交融的。北京的天，北京的地，北京的山，北京的水，北京的林木，北京的土壤，北京的城镇，北京的村庄，北京的街巷胡同，北京的道路桥梁等等，既是北京历史文化的载体，又是孕育北京历史文化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试想，没有周口店龙骨山的溶洞，"北京人"及其后裔怎能生存数十万年?没有永定河、潮白河的奔流，哪有北京城所落坐的北京小平原这一地域空间?没有京杭大运河及漕运，北京岂能维持封建王朝的京师地位达数百年之久?没有海淀附近的山水之胜，清朝何以能够修建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没有山前山后的民族分布与交争，北京地区何需修筑雄伟险峻的长城?没有北京城里的胡同与四合院，老北京人的形象与习性又当何如?类似这些问题，无不关涉北京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都是值得深思、需要探究的。

《新京报》的编辑和记者们，独具慧眼，看到了北京地理的重要性，认识到要真正理解北京的历史文化，不全面了解北京古今的地理环境是不行的。所以，于2003年开始独辟蹊径，开设了"北京地理"专版，有计划有目的地、分门别类地向广大读者介绍北京的地理知识和相关的历史文化，深入解析北京的历史文化与北京地理间的密切关系，将北京的历史文化置于特定的北京地理的背景之上，又赋予北京地理以相应的历史文化内涵。这样一来，使"北京地理"专版不仅具有新闻价值，而且富有学术意义。该版的文章简短精妙，融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和新闻性于一体，可读性极强。每期除文字之外，都附以手绘地图和相关的图片，给人以清晰的空间要领并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时，每期都配有知情者访谈和专家评说，既增强了所介绍的北京地理知识的真实感和权威性，又收到画龙点睛之效，很受读者欢迎。可以说，在普及北京地理知识，帮助人们深化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理解和珍爱方面，《新京报》独占鳌头，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唐朝诗人王之焕《登鹳雀楼》诗云："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重温这首名诗，令人深深感受到作者那种勃发奔放的豪情和无限开阔的胸襟，又给人以奋发向上、不断追求的精神力量。在这里引用这首名诗，意在说明我的一点感想。《新京报》创设"北京地理"专版，我想当初编辑和记者们也是怀着无限热爱北京，要真正认识北京、深刻理解北京、将心血奉献北京的这样的一种豪情和胸襟作出的职责选择。而当取得一些成绩、得到读者和社会的认可之后，他们并未满足，除了要继续努力把"北京地理"专版办好以外，更将该版已发表的文章选编成册，分期出版，以飨读者，求得"更上一层楼"的效果。

积极进取，不断追求，必然收获丰硕之果。《新京报》奉献给读者的这本集子就是明证。

尹钧科

2005年l0月9日

北京：时间之书的伟大作者和读者

13世纪，世界级伟大城市元大都被从意大利威尼斯赶来的地理"星探"马可·波罗誉为"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由此启动了西方世界持续几个世纪的东方迷狂。美善合一，是"乌托邦"的重要特征。然而，通常只有已经消逝的，或尚未到来的黄金世界，才能成为乌托邦，才能构成对现世秩序的更高评判尺度。被乌托邦叙事所神化的元大都，也未能逃脱这一定律。

依据《周礼·考工记》所精心规划的元大都的壮丽宫城，建成后不到一个世纪，明兵攻破大都，新主以"消除前朝王气"为由，下令将其全部拆除。正如项羽对秦朝宫阙、李唐王朝对隋炀帝"迷楼"的大肆焚毁那样，每一个新王朝的合法性，总是建立在对前朝建筑的疯狂毁灭之土。正是这种"项羽式逻辑"，导致了中国绝大多数历代珍贵建筑的覆没。幸运的是，一位名叫萧洵的工部小吏，对即将被毁的元大都的瑰丽宫阙深切迷恋，决心记录"临刑"的前朝富阙殿宇之"美丽深邃"。由这些记录组成的《故宫遗录》，流传至今，成为研究元大都宫城的重要资料。

萧洵的故事隐含着所有地理记录者与写作者的欲望：将脆弱易损的物质空间，转化为永恒的时间。讲述空间的故事，其实就是讲述时间的故事。通过杰出的个人书写，城市的地理空间与时代经验紧密交织，比如雨果和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陀斯妥耶夫斯基与曼德尔斯塔姆的圣彼得堡，乔伊斯的都柏林，本雅明的"童年柏林"，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川端康成的东京。与其说是言说者选择了城市，不如说是城市选择了它的言说者。他们在纸上所构筑的城市，与现实中的城市互为镜像，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能从某一角度照到自己的影子，甚至可以窥见自己的前生或来世。

城市生长一消亡再生长的时间，既是线性的物理时间，又可能最终被纳入神秘的圆形时间。城市空间的历史逻辑，既是理性的，又常常是非理性的。北京是一座被权力和历史理性所严密控制的特殊城市，其空间体系体现了非凡的理性法则，形成了完备的符号象征系统；同时，其空间面貌和市民精神，又被各种意识形态不断改写，尤其是在20世纪，这座城市激烈的空间变法，充分体现出了历史的非理性一面。今天，在北京空间体系的改造过程中，主宰城市核心的皇权逻辑与旧帝国美学系统，与越过环线不断扩张的全球化资本逻辑，既激烈争斗，又私下妥协、互相渗透，从而不断修改着城市的地理景观，以及土地价值的核定标准。而对于被巨大的历史漩涡所裹挟的微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居住经验与记忆(包括个人记忆、家族记忆、民族历史记忆)发生了断裂，他们在熟悉的家园不断晕眩，找不到回家的路。时间长了，失忆症就可能转为"神经麻痹症"，甚至可能导致神经中枢紊乱。

与口语媒介和电子媒介相比，印刷媒介是城市记忆更为理性、可靠的管家。作为文化中心，北京最不缺乏由官方和权威提供的合法知识，同时，它又是民间话语繁殖得最旺盛的城市。在一些名声显赫的老胡同里，我们可以看见穿着"胡同游"背心的三轮车夫，绘声绘色地向世界各地来朝圣的游客，讲述着某座破旧宅院、乃至门楣上某个图案的神秘故事，向观光客提供各种勾人魂魄而又来历不明的市井传奇。文化地理学家卡尔·索尔有一个精辟总结："如果驮畜队行进的小路是地理现象的话，驮畜队也可以看作是地理现象"，也就是说，在讲故事方面有非凡热情与才能的北京的三轮车夫、胡同居民，也是一种地理现象。

面对这座勾人魂魄的都城，《新京报》"北京地理"的记者们怀着与"胡同游车夫"同样的言说热情。不过，作为现代新闻传播媒介，我们的言说方式，与历史知识和民问传闻都不相同。我们关注的不是封闭、静止的空间。不是坐在历史废墟中把玩死物，也不是向饥渴的游客兜售宫闱秘闻，而是致力于记录各种类型的城市空间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的居住经验的变化。文字和摄影镜头，一直在努力捕捉城市现代空间形态，与历史时间之间的激烈争斗。我们不想在一种"如数家珍"的献宝思维中，做同义反复的工作。我们更有兴趣的，是那些祖传"家珍"在时间中的命运，关心它正在被什么所覆盖、扭曲，或者说，诡谲的现代生活在如何改写、重塑城市记忆。

与传统的自然地理学不同，现代人文地理学试图让人的感受重返地理的中心。这正是《新京报》"北京地理"栏目的基本宗旨。自2003年11月创刊至今，"北京地理"致力于从城市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解读北京，记录城市景观与人文活动的互动关系。城市的空间形式，就是市民的心灵形式。市民对城市的情感与记忆，与城市的空间形式密切相关，它附着在城墙、道路、王府、寺庙、胡同、四合院、集市以及各种消费和休闲场所上。记忆不仅仅是私人的、破碎的，它可能成为城市在全球化中的一个强烈对照与反诘，幸运的话，它甚至可能修正这座城市的去向。为此，"北京地理"的年轻记者们，同时扮演了考古学家、地质队员、侦探、游手好闲者的角色。他们整天沿着城墙根、老胡同、四合院，在那些被遮蔽、被遗忘的角落暴走不休。在摩天大楼的高科技幕墙上，他们看到了千年的红砖碧瓦、雕梁画栋。在现代城市的轰鸣中，他们听到了元大都早朝时的圣谕和菜市口的吆喝。面对层叠的空间、交错的时间，他们必须修炼双重视力和听力；同时，他们又要避免出现"幻视"和"幻听"，因为真实客观永远是新闻叙事的紧箍咒。

两年来，"北京地理"一直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和信任，许多读者都表示希望"北京地理"结集出版，以便收藏。《北京地理》第一辑的出版，与读者、专家和出版社的倾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要感谢著名的城市地理专家尹钧科、王永斌、王彬、段天顺、孔庆普先生，他们一直在以更高的学术尺度，关注、鞭策着"北京地理"的采编工作，慷慨无私地为我们指点迷津；王永斌、王彬二位先生，不厌其烦地校改了第一辑的书样。  《北京地理》还将陆续分辑出版，力图献给读者一幅更完整的北京人文地理的"时间之书"。在我们的梦想中，北京既是这本书的画中人，还是它的读者、鉴定者和收藏者，最重要的是，它才是那位伟大而神秘的作者。

新京报《北京地理》丛书执行主编 吕约

　　这个城市，向你呈现的是如此动人的图卷，千年历史的余温尚能真实地触摸，物质的遗存仍是那般地合用，虽然积下了一些尘土，但掸一掸并不碍事。这是怎样的一部大书啊，我这十多年的探索，尚不及只鳞半爪，可每一次的行进分明使我的灵魂舒朗开来……我的心开始了这样歌唱，沉醉在历史长河之中。——王军/《城记》作者、北京史学者

在我们的梦想中，北京既是这本书的画中人，还是它的读者、鉴定者和收藏者，最重要的是，它才是那位伟大而神秘的作者。

——吕约/新京报《北京地理》丛书执行主编

在时间与时间的洪流中，新京报幸好是这样一种代表先进文化的报纸，他一边是高扬责任、情怀无限的新闻旗手，一边是温文解剖学雅、经时治世的知识英雄，一边是留存历史、诗意栖居的文化先锋……新京报丛书，新京报人文精华的集结。

耕耘当下，收获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