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向您介绍了中国近现代的十大出版家，包括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先驱——张元济、雄才大略创“中华”——陆费逵、商务出版巨匠——王云五、开明出版第一人——张锡琛、教育出版家——叶圣陶、拓展进步新“生活”——邹韬奋、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胡愈之以及张静庐、徐调孚、赵家璧。让您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出版业，也是纪念这样一群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为科学知识的普及、文化教育的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流、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以及国民素养的提高所做的贡献。

所列十人为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章锡琛、叶圣陶、邹韬奋、胡愈之、张静庐、徐调孚、赵家璧。始于戊戌维新志士，迄于新中国文化元勋。我生虽晚，但犹及见其中叶圣陶、张静庐等先生。至于书中所涉及之顾颉刚、郭绍虞、丰子恺等其他文化名流，亦曾获捧手问教，所以读之倍感亲切，得益非浅。

序

张元济——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先驱

陆费逵——雄才大略创“中华”

王云五——商务出版巨匠

章锡琛——开明出版第一人

叶圣陶——教育出版家

邹韬奋——拓展进步新“生活”

胡愈之——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

张静庐——出版家兼出版史家

徐调孚——作者的知音

赵家璧——独具慧眼的文学编辑

后记

    与图书出版结缘

陆费逵于1886年9月17日出生在陕西汉中。其祖籍在浙江桐乡。他的先祖陆费墀在清乾隆年问曾任《四库全书》总校官、副总裁，参与《四库全书》的编校工作，前后达20年之久。其父陆费芷沧曾在直隶、山东、河南、汉中等地做幕僚。陆费逵6岁时，因父就任江西南昌府幕僚，于是举家由陕西迁徙到江西南昌。其母是李鸿章的侄女，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在陆费逵幼小时，母亲就教他学习四书五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其一生虽仅受“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但他自幼勤奋刻苦，聪明好学，广泛阅读各种新式书籍报刊，其中，三年间，“(在南昌一阅书报社)把当时新出的书籍杂志，差不多完全看过；旧书也看了许多。遇欢喜的，便摘抄于簿子上；遇不懂的，也记出来，以便查书或问人……从十七岁到二十六岁，每日早六时至八时，一定自修，晚问也差不多总是自修或编著。”综观陆费逵的求学经历，他主要是靠自学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功底，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楷模。

陆费逵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处于大变动的时代。他目睹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继而接受了维新思想。他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我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对比中，认识到西学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1902年，年仅17岁的他在南昌与人合办正蒙学堂，后因经济困难，学堂仅维持了8个月。1904年，他来到武汉，创办了新学界书店，自任经理，销售《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另外，他还自撰《岳武穆传》(未刊)，抒发反清爱国的思想。1905年，积极参加日知会的组织工作，并参与起草日知会章程，任该会评议员。同年秋，与张汉杰等人接办《楚报》，担任该报主笔。因该报抨击当局，言辞激烈，遭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查禁和通缉，后逃往上海。他原本打算从上海东赴日本求学，但因经济拮据而未能成行。于是，应邀出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一职，参加上海书业商会章程起草。书业商会成立后，担当评议员兼书记，同时担任职业补习夜校主任和《图书月报》主任。这样，陆费逵踏上了与图书出版业为伴的人生旅程。

1906年冬，陆费逵应邀加入上海文明书局，除襄助经理兼任编辑员外，同时担任文明小学校长和书业商会学徒补习所教务长。当时，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学制的确立，社会对新式教科书的需求量很大。针对这一情况，他在此期间曾与俞复、丁福宝等人编辑了《初小国文读本》、《初小修身读本》、《初小算术读本》等教科书。这些教科书无论是编排体例还是课文内容都是精心打造，特色鲜明，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为当时的教育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但由于文明书局规模不大，实力有限，无力筹措更多资本，使得这一富有意义而且市场前景广阔的事业难以为继，所以，陆费逵等人编辑的教科书在仅仅出版了几册之后，这项工作就告中断了。但这一经历，对他日后从事书业还是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当他为此抱憾之时，当时独树一帜的商务印书馆对他发出了真诚的邀请。陆费逵在文明书局期间，经常和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先生一起出席上海书业商会的有关活动，双方相互了解。由于他既通晓印刷发行事宜，又有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对书业的每个环节都很精通，是一位出版业不可多得的全才，深为高梦旦所器重。经高梦旦与张元济商议，1908年秋，商务印书馆以重金聘请陆费逵加入。

来到商务后，陆费逵先担任国文部编辑，次年春出任出版部长、交通部长兼师范讲义社主任，并编著《简明修身讲义》、《最新商业修身讲义》和《伦理学讲义》等教材。1909年2月，商务印书馆创办《教育杂志》(月刊)，陆费逵担任主编。

P31-32

予尝读老友俞君筱尧佳作《书林随缘录》，流连讽诵，想慕我国近世出版界诸多仁人志士，为中国文化事业之进步，立下不朽之功。所惜其书所记系随缘鳞爪，语焉不尽。于是告爱好我国出版史之冯子春龙，嘱赓俞君之作。未及二年，喜见春龙斐然成章，所著《中国近代十大出版家》已脱稿。

所列十人为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章锡琛、叶圣陶、邹韬奋、胡愈之、张静庐、徐调孚、赵家璧。始于戊戌维新志士，迄于新中国文化元勋。我生虽晚，但犹及见其中叶圣陶、张静庐等先生。至于书中所涉及之顾颉刚、郭绍虞、丰子恺等其他文化名流，亦曾获捧手问教，所以读之倍感亲切，得益非浅。

春龙有意续写金灿然等前辈出版事业。深望筱尧兄等出版界老人，能予以赞助，早观厥成。犹记一九六三年，我在中华书局整理《张謇日记》时，曾亲见金灿然总编辑与赵守俨兄组织郑天挺、唐长孺、王仲荦等专家学者点校二十四史。书局对专家生活备极照顾，出必车，食必鱼。而金总编辑却自奉甚薄，每天在大食堂排队买饭，啃大白菜。老前辈之廉洁仪型，值得后人矜式。

我识春龙二十年，深敬其能在纸醉金迷、酒绿灯红之中，保持清醒，淡泊利禄，折节读书。已届中年，犹毅然至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日进，行日修。所有此一切，均足征其志趣远大，智虑过人，异日定能为国家人民立功建业，其前途将未可量，愿与春龙共勉之耳!

二零零五年八月

时年八十有三

2002年9月，我有幸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李良玉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在李老师的热情鼓励和悉心指导之下，我选择了中国近现代的出版业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在接触这一不太为学术界所重视的领域之后，张元济、陆费逵、邹韬奋等一大批近代出版家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我。我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样一群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为科学知识的普及、文化教育的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流、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以及国民素养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无疑是我们民族的精英。历史研究不应该忘记他们!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基本动机。

在本书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许多前辈学者和友人的帮助。老一代出版家宋原放先生对本书寄予了很高期望，对所选人物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并提供了一批重要资料，经常来信询问写作的进展情况。本书所选的十位出版家正是依照宋老的意见确定的。南京大学卞孝萱先生也就有关问题提出了宝贵意见，并主动介绍有关线索，便于我与有关出版家的亲友们联系。祁龙威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关心我的成长，当得知我的这一计划后，主动将俞筱尧先生赠送他的《书林随缘录》一书转赠予我，并为拙著赐序，嘉勉有加。九十六岁高龄的著名书法家瓦瓮先生冒着酷暑为本书题签，令我感动不已。在此，我向这四位尊敬的前辈致以深深的谢意!另外，在写作过程中，蒋志强、王建富、陈向阳三位学友帮助查阅了许多资料，并分别撰写了叶圣陶、赵家璧、邹韬奋等部分的初稿。马宏柏博士及时提供了徐调孚先生“火线救手稿”的史料，更正了学术界多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时间错误。中华书局的高俊江先生从中华书局档案室中帮助找到了徐调孚先生1951年的照片，弥足珍贵。北京《出版史料》杂志社的张巍先生也热情相助，提供了章锡琛先生的照片。同事马约生博士代为翻拍了有关赵家璧先生的照片。在此，对于所有给予我帮助的前辈和友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写作过程中，我还参阅了海内外一些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其中，大多成果均在每篇文章的文末“主要参考文献”中列出了。没有他们的研究工作，要完成本书的写作，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书中一定还会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热忱欢迎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冯春龙

二零零五年六月于扬州瘦西湖畔晴云斋

     补 记

就在本书定稿、排版之际，得悉宋原放先生不幸辞世的噩耗，心情非常沉痛。宋老是我国当代德高望重的出版家，长期担任上海市出版界的领导工作，毕生献身于人民的出版事业。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率先倡导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晚年致力于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创办了《出版史料》杂志，主编了《中国出版史料》、《上海出版志》，出版了《中国出版史》、《出版纵横》等著作。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宋老给予了多方指导和鼓励，并主动提供了一批资料，谨以此书向宋老致以深深的悼念。

 冯春龙

二零零五年八月于扬州瘦西湖畔晴云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