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集的资料是中国近代科技史上一段辉煌业绩的真实记录。远在1927至1935年，那连年战火、内忧外患、民生调敝、科教衰落的苦难年代，我国一批科学家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梦想，不顾十分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毅然走进贫困落后的我国大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这就是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全称是“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它是我国学术界经过艰苦斗争，与瑞典大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所组成的，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我国为主，与外国平等合作，所组成的大型科学考察团，它一改清末以来外国探险家、科学家、盗宝人在我国境内畅行无阻随意发掘，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国外的耻辱历史。他们所签订的19条协议，成了以后外国人来华考察与我国签约必须遵循的典范，北大著名语言学家刘半农教授曾在一次大会上指出，这个协议“开我国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当此高唱取消不平等条约之秋，望我外交当局一仿行之”。

本书所收集的资料是中国近代科技史上一段辉煌业绩的真实记录。远在1927年至1935年，那连年战火、内忧外患、民生凋敝、科教衰落的苦难年代，我国一批科学家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梦想，不顾十分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毅然走进贫困落后的我国大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这就是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

前言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简介

考察实录

 徐旭生西游日记

叙言

第一卷 自北平至额济纳河

第二卷 由额济纳河至哈密

第三卷 自哈密至回北平

附录一

附录二 沿途杂录

 蒙新五年行程纪

卷一 十六年及十七年西行纪程

卷二 二十年及二十一年东归纪程

 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

 天山龙发掘经过

 蒙新探险的生涯

 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之经过与考查成果

 我服膺气象学五十五年（1972-1982年）（节录）

 回忆与前瞻

 衰老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地学家（摘要）

 西北之地理环境与科学考察

 罗布淖尔与罗布荒原

 西行考查漫记

 绥新公路察勘记

 陈宗器通讯（四则）

 游历内蒙各地简略报告书

 胡振铎回忆录

 胡振铎通讯（二则）

 徐近之通讯（五则）

 我的旅途

 刘慎谔在新疆考察情况

 黄文弼考察日记、考察报告目录

资料

 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之宣言昨日业已发表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拟定的六项原则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如左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诞生经过

 西北科学考查团 行政院准再延期二年

 第一阶段工作报道十三则

 《大公报》社评 西北科学考察团之功绩与教训

 第二阶段工作报道十三则

 国立中央研究院为发行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邮票致交通部公函

 西北科学考查团纪念邮票四种

 西北文物展览明晨开幕所在收入捐燕大基金大会陈列品颇多珍物（摘录）

 理事会工作报道(三则)

 奥尔玛·赫定和斯文赫定的三封信

 西北科学考察团主要中国团员简介

 附：关于刘慎谔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认定根据

 中国团员有关著作目录

 西北科学考察团大事记

 外国人名对照表

 地名对照表

后记

1926年末，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博士率大规模远征队来华，这是他第四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来华考察。其“主要目的是在柏林和北京——上海之间建立一条航线，借完成这项技术任务之机，也进行一些科学考察工作”，考察经费由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提供，成员包括考古、地质、气象等方面的科学家及一批航空人员。

斯文赫定首先到达沈阳与奉军参谋长杨宇霆取得联系。同年12月20日到达北京，通过曾任我国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Andersson．J．G)与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丁文江等取得联系，向北洋政府提出申请。除建立4座永久电台未获批准，飞行计划在第一阶段暂不考虑，并须保密(为避免被媒体披露后引起群众反对)外，外交部顺利批准了考察计划，由翁文灏代表地质调查所与斯文赫定签订了一项协议。斯文赫定从而取得了去我国西部考察的通行证。

1927年3月初，协议内容传出后，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强烈不满，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只容中国人二人负与中国官厅接洽之义务，限期一年，即须东返；(二)关于将来采集之历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俟中国有相当机关再送还。”

3月5日，由北大研究所发起在北大召开了北京各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出席单位有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清华研究院、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央观象台、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天文学会、中国画学研究会等11个学术团体，2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他们大多是受过现代科学洗礼，有着强烈科学救国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并非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者。他们目睹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国外，“痛国权之丧失，惧特种学术材料之攘夺将尽，我国学术前途将蒙无可补救之损失”，同时也认识到为发展科学，与国际科学界合作的必要。会上讨论了如何自主进行科学考察，保护我国文物，必要时可以与外国合作，但“应有相当契约，以不侵犯主权，不损失国体为原则”，决定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制定了关于保护我国文物的六项原则；发表“反对外人随意采取古物之宣言”。

斯文赫定完全没有料到，此行竟会遭到中国学术界如此强烈的反对，因为他以前几次来华连中国政府也未通知。他后来写道：“如果通过外交渠道事先将事情谈妥，对我们来说以后的事也许好办得多。但事实上，直到探险用的所有装备都已运出来后，同中国政府的谈判才开始进行。”“我们没有考虑任何更多的麻烦，后来，当我们感觉出正身陷困难的深渊中时，除去力图克服它们，已别无其他选择”。他只得亲自至各处疏通，宴请各学术团体代表谋求妥协。但他认为政府已批准了他的计划，“也只有中国政府才有权否决这一决定，因此这里进行的一切讨论当然只能是多余的”因此他在来函……P7-8

本书所收集的资料是中国近代科技史上一段辉煌业绩的真实记录。远在1927年至1935年，那连年战火、内忧外患、民生凋敝、科教衰落的苦难年代，我国一批科学家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梦想，不顾十分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毅然走进贫困落后的我国大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这就是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全称是“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它是我国学术界经过艰苦斗争，与瑞典大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所组成的，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我国为主，与外国平等合作，所组成的大型科学考察团，它一改清末以来外国探险家、科学家、盗宝人在我国境内畅行无阻随意发掘，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国外的耻辱历史。匏们所签订的19条协议，成了以后外国人来华考察与我国签约必须遵循的典范，北大著名语言学家刘半农教授曾在一次大会上指出，这个协议“开我国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当此高唱取消不平等条约之秋，望我外交当局一仿行之”。

考察团先后共有团员38人，其中科学家30余名，中外各半。他们在我国西北部约46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进行了8年的野外综合考察。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学科之广，成果之丰都是空前的，因此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这次考察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惊人发现，例如：

1927年7月，我国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在包头以北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并预言它将成为北方的“汉冶萍”，为包钢画出了最初的蓝图，现在梦想已成现实，包钢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发现者和预言家，为他建立了塑像。

1928年起4年中，我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在新疆准噶尔盆地东部发现大批恐龙化石，仅1928年获得初步成果时就已轰动了国际学术界，一瑞典地质学家对斯文赫定说，“你们费巨款，作考察，即使只得此一件大发现，已属不虚此行”。我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认为：“此其重要，殆不在中国猿人之发现之下。”

1929年至1931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满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挖掘出土汉代木简一万余枚，即著名的“居延汉简”。此前各地出土的简牍总共不过几百枚，全部流失国外，这批国宝却一直保存在国内。而“居延汉简”的最初发现者正是我国的考古学家黄文弼，他于1927年10月，大队途经此地时发现汉简数枚，并预言“此地如细掘，必可多得木简”。

1928年至1930年，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对古高昌国考古的重大发现，解决了古高昌国的茔域和纪年问题。他在罗布泊地区发现的土垠遗址，是继楼兰古城之后罗布泊地区又一个重大发现，现已被确认为西汉著名的居卢仓故址。所发现的土垠汉简70余枚，为新疆地区发现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西汉简牍。

1934年5月，瑞典大探险家斯文赫定和我国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乘独木舟进入罗布泊——这个曾引起各国探险家、地理学家争论不休的古干湖盆，进行了空前也可能是绝后的一次水上考察。陈宗器等所绘制的罗布泊地区的第一幅实测地图，其精确程度已被美国陆地卫星一号验证，认为：“图像上第五阶段湖岸所包围的罗布泊形状大小与陈宗器等人测绘完全一致。”

1935年，我国年轻的气象学家李宪之在柏林大学，用自己的实际观测资料进行研究，发表了博士论文“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突破了当时气象学的局限性，得出了不可思议的结论：“其中最强烈者，可以越过赤道，侵到雅加达，甚至澳洲的达尔文港，在这两个地区造成强烈降水”，进一步他又找到了台风的成因。他的观点在国际气象界引起很大争论，却被后来的卫星云图充分证实。

……当时在学术界都曾引起极大的轰动。

特别值得自豪的是我国科学家以不畏艰苦的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在考察中取得了骄人的成果，连斯文赫定也承认中国团员的成绩大于外国团员。从而改变了开始合作时外国人对我国科技力量的怀疑与偏见，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有的中外同行之间从此建立了终生的友谊。此次考察中大部分科学家后来成了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这段考察对他们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例如：中方团长徐炳昶，为哲学教授，曾任北大教务长、北师大校长，后来却走上了历史考古的道路，成了著名的历史考古学家；桃李满天下的地质界元老袁复礼教授不但在科学上立了大功，并且为当地群众找水，改进炼铁技术，群众感激万分，甚至为他立生祠——“复礼庙”、“袁公庙”，考察团的故事也一直伴随着他的教学，他们的精神影响了一代老地质学家，例如：同为科学院院士的地质学。家武衡和宋叔和，正是受了袁老师的影响才选择了地质专业；考古学家黄文弼为我国新疆考古第一人，也是我国科学家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第一人，他从此与新疆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著作成了新疆考古的必读参考文献；地质学家丁道衡当时只是北大刚毕业一年的助教，但从此便走上了他的事业高峰，中国科学院将成立时，据说已被定为学部委员，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实现；气象学家李宪之、刘衍淮当时只是从北大考入该团的气象学生，经过3年磨炼已经成了独当一面的气象工作者，斯文赫定曾预言，他们“对于世界科学将有重大贡献”，果然如此，不久他们就在柏林大学双双获得博士学位，李宪之关于台风成因的学说后来被称为“李氏效应”，是气象学上“划时代的发现”，刘衍淮也终生从事气象工作，后来成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被誉为气象学泰斗；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成了我国地磁学的奠基人，地球物理学会的首届理事长，国际知名的罗布泊学者；植物学家刘慎谔在戈壁沙漠中两年的考察，为他以后成为杰出的治沙专家，奠定了基础……

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个在我国科学考察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考察团，却被抛在了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国际国内一些学者知道这个考察团，大都是从国外文献上看到的，难怪国内外许多人都认为它是一个“外国考察团”!就连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也出现了同样的错误。出于弄清考察团历史真相的目的，1985年我离休后开始着手调查。当时我见到的资料，只有先父徐炳昶(旭生)所著《徐旭生西游日记》、袁复礼著《蒙新五年行程记》(上)油印本和斯文赫定的《长征记》中译本，但他们都只记述了考察团最初一年多的情况。要弄清考察团的全貌，还要做大量的工作。采访已是耄耋之年的尚健在的仅有的几位老团员和知情人，已是刻不容缓了。

首先采访了袁复礼、李宪之二位老团员，得到了他们热情的关怀和支持。特别是袁老给了我《蒙新五年行程记》(下)和他刚刚发表的回忆录《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一文，使我对该团的全貌有了初步了解，并使进一步调查有了依据。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仍在西北(甘肃)的老团员胡振铎。对已故团员黄文弼、丁道衡、刘衍淮、陈宗器、徐近之、刘慎谔、郝景盛等人的家属及其生前友好，进行了追踪调查，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蒙他们提供了一些珍藏的宝贵资料，有的从未发表。采访还得到了与考察团有过直接间接关系的历史见证人包尔汉、朱穆之，老专家学者夏鼐、黄汲清、乐森寻、苏秉琦、傅振伦、李仲钧等以及有关方面的中青年专家学者的帮助。搜集资料时社科院考古所的资料室、图书室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帮助。  上述访谈所获，大都收进了此汇编。调查的另一方面是上个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大量的旧报刊，从中搜集了有关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资料。这两部分就是这部资料汇编的主要来源。其主体部分为中国团员的考察日记、考察报告、通讯、回忆录等。关于他们的论文专著，只附收集到的目录供读者参考。另一部分是原始文件、报刊评论、报道等。此外，我们还组织人力翻译了斯文赫定著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在该书出版时删掉了原著的第一部分(关于考察团的诞生经过)，删除部分也收入了本汇编。这部汇编说明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诞生的历史背景，科学考察活动及其成果，为我们展示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全貌。

穿透历史的风尘，回顾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它的功绩与精神仍然熠熠生辉。当此举国上下关注开发大西北之时，抚今追昔，逝者已矣!晚辈不忘先人之功业，编辑这部资料，愿为了解这段历史有所裨益。

但是我们并非专业人员，水平及条件所限，调查很难进一步深入，材料整理难免有不当之处，望读者给予指正。

在材料整理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是如何处理的，说明如下：

1．“考察实录”部分按撰写人参加先后及职务排列。由于篇幅所限，黄文弼的考察日记、考察报告和研究成果，近年都已出版或再版，总计不下数百万字，本书只录书目，供读者自行查找。

2．关于报道，本书只择要收入了一小部分，考察开始前中瑞双方谈判过程，各大报刊报道很多，本书限于篇幅未收入。

3．考察团所经地区，大部分是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或无人区，众多地点没有准确地名或无名，各民族语言又不相同，以致同一地点往往出现几种完全不同的记载。例如：考察团在包头以北所设的第一个大本营，《徐旭生西游日记》中记为“厂丫了丫(hana)河”；《蒙新五年行程纪》中记为“‘罕纳郭罗’或译为‘干难河’、‘罕纳河”’，《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中记为“哈那郭罗”；斯文赫定的著作中记为“KHJIRTU—GOL”，《长征记》中译作“胡碱图”，《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译作“胡济图河”；丁道衡的著作中称“阿木赛”；黄文弼的著作中称“亚木赛河”；刘衍淮的著作中称“胡加图沟”，此地现在又叫何名?未作实地调查，不得而知。我们整理了一份“主要地名对照表”但很难保证准确无误，只能作为参考。对《徐旭生西游日记》中用注音字母拼写的地名，为了方便读者，加注了汉语拼音。

4．关于外国人名，有的经两次转译，译音相差甚远，而且大部分未写原文，使人很难分辨。例如：瑞典地质学家NILS．G．HORNER又写作N．HOYNEL．DR．NILS，中文译作郝诺尔、‘汗奥尔、霍勒、霍诺尔、何奈尔、霍涅尔、立尔博士等。我们整理了一份“外国人名对照表”，凡能找出确切根据判定为同一人者均收在一起，供参考。

5．我们查阅的旧报纸是近年翻印的缩印本，个别字迹印刷不清，虽设法查找但仍有些字空缺；有的原始资料缺页无法弥补，只能留有遗憾了。

6．20世纪早期，在汉字及标点符号使用上，有些与现在的使用规范不同，本书中原则上尊重原著，一般不予改动。

在此我们衷心感谢那些关心支持我们的老前辈和朋友们，愿我们共同努力，发扬老一辈科学家为祖国为科学的献身精神，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本书资料主要由王忱收集整理，徐恒、徐桂伦协助完成。  王忱

2003年9月于北京

自：1985年我对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始调查以来，至今已近20年了，经过一波三折，在我的家人共同努力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下，这本书终于要出版了。

说实在话，当初我根本没想过出版之事，调查只是为了“翻案”。在“文化大革命”中，该团的成员都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后来作为个人虽都已平反，但对该组织并无结论，直到1980年代出版的权威著作中，有的仍把该团写为一个“外国考察团”，我们认为这个案必须翻，必须还它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不仅仅是为了父亲徐炳昶(旭生)和与父亲一起的一批老科学家个人的荣誉，更是因为这次考察来之不易，怎么能把先辈经过艰苦奋斗取得的成就拱手让人?要翻案，就得拿出充分的证据。但这时知情人已所剩无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我便开始了紧张的调查。没想到这一调查，竟把我带进了一个十分广阔的奇妙世界，不断令我震惊和感动。经过近两年的调查，基本上摸清了该团的来龙去脉，我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们的功绩与精神永存——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60年纪念》(1987．5．21)，在《科学》上发表了《西北科学考察团60年祭》(39卷2期)，并将整理的材料送交有关部门和此段历史的直接见证人包尔汉副委员长。包老对此十分关心重视，从而促成了“纪念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60年座谈会”的召开，会后由地质学会负责将发言汇编成《开创中外科技合作的先驱》一书，此事开始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

但是这次会对已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这段历史，仅仅是扫去了覆盖的灰尘，使它初步展示了本来的面貌，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可以说尚未开始。我们认为这段历史很值得研究，不过对这样一个大课题的研究，绝不是我们个人力所能及。因此我希望把已收集到的资料提供给所有对此事感兴趣的朋友共享。出版工作并不顺利，一拖就是十年，其实晚出也有好处，在此期间资料得以补充，我们的认识也有所提高。更可喜的是，适逢国家提出开发大西北之机，许多有志青年的目光也集中到了大西北，先辈科学家为开发大西北所作的努力，若能对今天的开发者有所启迪，也可算作恰逢其时了。

非常感谢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王得后先生的鼎力相助和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责编薛燕平女士的精心策划下使此书得以面世，了却了我们的一桩心愿。

王忱

2004年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