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正是应国家、社会之需要
的图书。通过这套丛书，可以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
爱国传统、奋斗精神，学习和借鉴国历史上治国理政
的丰富经验。作者多是历史学博士、教授、副教授，
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准。我认为这套书是很有特色的通
俗化的学术著作。
——邹逸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一套有特色的普及版中
国历史著作，深入浅出，结构合理、图文并茂，对某
些重大的出土文物加以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
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
典故加以评说，对某些神话传说加以评论，附录内容
除了通俗普及作用外，还大大增强了学术性和权威性
。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非常好的，应该说
切中了时代社会发展的脉搏。我国目前正处在现代化
转型过程中，因此，特别需要重视从悠久的历史中汲
取经验，在这方面这套书可以提供很好的帮助。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本有关战国历史的读本，是细讲中国历史系列
丛书的一种。这本小书的问世，与丛书总策划郭志坤
先生的热情鼓励与鼎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本书的撰
写过程中，正值笔者赴美学术访问之际，期间出国事
务繁琐，加之对新环境还有一个逐渐熟悉与适应的过
程，因此，在进度上有所拖延。多亏郭先生的悉心关
照和耐心等待，才使我得以克服种种不便，最终完成
书稿。
本书代表了笔者多年来研习先秦历史的些微体会
与心得。笔者试图在吸收学界关于战国历史研究最新
成果的前提下，对战国社会历史变迁的总体面貌、基
本特征和演化规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全景式”的
叙述。章节安排上，尝试以时间序列为纵、社会变迁
为横，呈现战国历史演进的总体历程和基本面貌；内
容选择上，力图将全景式展现与重要历史细节的刻画
相结合；语言风格上，则尽量追求平实、通俗，力求
深入浅出。但由于笔者学力、能力所限，这些意图是
否能够达成，最终还需要读者诸君的批评指正。
本书写作过程中，参照了学界前辈及同仁的相关
研究成果。由于本书体例所限，不能一一注明，谨此
一并致谢。
在本书将要付梓之际，笔者要特别感谢多年以来
引领我走上史学研究之路的诸位师友；感谢我的爱人
黄爱梅女士多年来始终如一地给予我的鼓励、督促与
支持。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张健明教授，长期以来对
笔者亦多有襄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张
汝君同学，在战国大事年表编撰过程中，做了一些重
要的前期工作，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于凯
2014年2月干美国丹佛

序一 李学勤
序二 郭志坤
导语
01 “战国”：大变革之时代
“战国”之名的由来
战国历史的起点
战国历史的分期
02 宗法国家的凋零
三家分晋
田氏代齐
03 列国变法
李悝变魏
吴起变楚
申不害相韩
邹忌相齐
商鞅变秦038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燕哙让国与燕昭图治
04 战国制度变迁
战国制度变迁的总体趋势
战国官制的变化
中央与地方：郡县制度的建立
乡里制度：基层社会治理架构的形成
军功爵制：居民政治身份的重塑
05 战国生产方式的变革
国家授田制的推行
编户齐民的出现
小农生产方式的确立
小农与国家间的共生互动关系
06 列国争雄
魏国始强
齐魏争霸
秦之崛起
合纵与连横
齐燕互侵
秦的远交近攻
秦灭六国
07 兼并战争形势下的军事变革
战国兼并战争的基本特点
列国军事变革措施
战国军事技术的发展135战国时期军事理论的创新
08 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战国时期农业的发展
战国时期手工业的发展
战国时期的商品流通、市场与货币
战国时期城市的发展
09 战国时期社会阶层的分化
小农阶层的分化
豪强地主和军功地主的出现
战国时期的奴隶
战国士阶层的变化
商人阶层的兴起与社会风气变化
10 百家争鸣
战国诸子之学的兴起
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
战国时期的道家学说
战国时期的墨家学说
战国时期的法家学说
战国时期的名家学说
战国时期的阴阳家学说
11 战国风云人物
吴起：执着功名，兴魏变楚
商鞅：变秦易俗，峭法任力
孙膑：身残志坚，兵法修列
“战国四公子”：封君与门客221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苏秦：信如尾生，谍间齐燕
范雎：睚眦必报，快意恩仇
穰侯魏冉：权倾六国，身折势夺
吕不韦：奇货可居
屈原：汨罗悲吟
荆轲刺秦：悲壮的余音
12 考古发现所见战国历史
消失的古国：中山国
远古的乐声—曾侯乙墓编钟
官员“喜”与他的事业
两千三百年前的家信
楚竹书背后的精神世界
附录
附录一 战国大事记
附录二 战国时代列国世系简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结束语
后记

叔向所描述的情况，史称“六卿专政”。六卿各占地盘，各有武装，他们为争权夺利，展开了激烈尖锐的斗争，互相攻打不休。晋出公十七年（前458），六卿中的智氏与赵、韩、魏三家联合，灭掉了范氏、中行氏两家而共分其地。按照原来的规矩，被灭家族的土地，应该归还给“公室”——国君，但这次四卿却将两家土地私分，引起了国君晋出公的不满。晋出公准备向鲁、齐两国求援对四卿施压，结果却不幸被四卿赶跑，最终流亡国外。公元前456年，四卿逐晋出公，立晋哀公。晋国国政由智、赵、韩、魏四家把持，晋国国君至此已完全成为四卿的“傀儡”。
四家之中，尤以智氏势力最为强盛。智氏的首领，是曾任晋国执政的智宣子之子智襄子（名瑶，又称智伯）。智伯性格刚毅果决，仪表魁伟，勇武善射，多才多艺，能说会道，但其道德品质却不太好，属于有才无德之人。这就为后来智氏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智宣子去世后，智伯接任了晋国正卿的位置，他的野心日渐膨胀，但自身的弱点也充分暴露。他不仅贪得无厌，好大喜功，而且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为人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史称“贪而愎”。他总想倚仗自身的强势，把另外三家吃掉，以便独占晋国。于是，智伯以“强公室”为幌子，要求韩、赵、魏三家，各交出一部分领地和居民，献给晋国国君，实际上是想借此削弱别人，以增强自己的实力。
三家之中，韩、魏两家实力较弱，他们自知无力与智氏抗衡，虽然不情愿，但也只好把自己管辖的万家之邑拿出来，献给了智伯。但赵氏的主君赵襄子，却素与智伯不睦，他不愿意屈服，坚决拒绝了智伯的要求。智伯于是大怒，遂胁迫韩、魏两家联合起兵，共同讨伐赵襄子，意欲一举而翦灭之。
赵襄子见形势不妙，遂采取避敌锋芒的策略，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附近）。晋阳是赵氏家族经营多年的老根据地，不仅有坚固的城墙和充足的物资储备，更重要的，还有当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晋哀公三年（前454），智伯率韩、魏二家出兵围攻晋阳，鏖战三月不下。将晋阳团团包围两年多，仍未攻克。眼见战事拖延日久却进展甚微，智伯十分焦急，最后想出了一条计策，准备用水攻，决晋水（汾水）以灌晋阳城，把晋阳变为汪洋泽国。
晋阳城被水所困，情况日渐危急。据说当时情形，“城不浸者三板”，水位只差三板（六尺），就和城墙一样高了。城中军民“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赢”（《战国策·赵策一》），甚至到了“易子而食”的惨境（《史记·赵世家》），但民无叛意，依然坚守如初。
智伯带着魏桓子、韩康子巡视水情，见赵氏指日可灭，不禁踌躇满志，忘乎所以地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
魏、韩二人闻言，马上联想到自家的事。魏桓子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山西运城市附近，属魏），韩康子想到绛水可以灌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属韩），不免暗暗惊心。但智伯却满心以为大功垂成，对韩、魏二家的微妙心态变化，丝毫没有察觉。
赵襄子为化解危机，与谋臣张孟谈策划，决定策反韩、魏。于是，张孟谈星夜潜出城外，与韩、魏二家密谈，揭露智伯贪得无厌的政治野心，并晓以“唇亡齿寒’’之理。韩、魏二家终被说动，于是约好日期。其谋智氏。
P12-13

于凯著的这本《百家争鸣的大变革时代（战国）》“全景式”叙述战国社会历史变迁的总体面貌、基本特征和演化规律；以时间系列为纵，社会变迁为横，呈现战国历史演进总体历程及基本风貌；内容上将全景式展现与重要历史细节刻画相结合；语言风格平实、通俗生动。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在十几年前
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
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
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
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
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
当不错的反响，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作的一番努力
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不少次机会
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
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
广于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
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
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
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
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
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性质和对象来说，是
“面向大众”；就书的体裁与风格而言，是“通俗化
”。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
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
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
。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
，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
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
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
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
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
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
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
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当相
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
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
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
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
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
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
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
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
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
，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
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
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
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
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
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
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
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
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
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
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
解的字一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
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
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
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
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
，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
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
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
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
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
在“通俗化”方向上作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
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能俗。”这也很
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
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
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
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8月17日

于凯著的这本《百家争鸣的大变革时代（战国）》在“七国并立”、“变法改革”、“合纵连横”等重要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凸现出百家争鸣的文化潮流。本书结合文献和文物，通俗考释为后世传诵的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