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念祺，1954年生，上海人，曾在黑龙江省呼玛县三卡公社插队十年，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完成本科、硕士学业。大学毕业后曾任职中学历史教员，硕士毕业后坐过一年半机关。后来到上海社科院，先后在经济所、历史所从事研究工作，任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著有《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自1992年起，时而在报刊上写一些读史随笔。写过几本通俗历史读物，如《话说中国》（秦、西汉卷）、《衰颓的年代——仁宣致治之后的明帝国》、《故事里的历史》。

人物与历史
吕思勉先生的通史旨趣与“史界声光”
吕思勉先生的通贯史识与学问人生
陈寅恪史学之渊源与精义
王道政治的理想是如何被毁弃的
秦和西汉的史事与人物叙议
汉武帝与宫廷政治
西汉亡于宫廷，王莽亡于豪强
郑和下西洋：难解的中国历史之谜
废相之后明朝专制政治的走向
中国历史上皇权的持续强化
盐业，牵动历史的大局
被误读的宋朝“故事”
美化商鞅变法有违史实
宋襄公的历史价值
商鞅的为人为政与战国风气
“汉家儒宗”叔孙通
班固笔下的侠
周亚夫冤案的由来
“狼虎丛中也立身”
宰相赵鼎的悲剧性结局
刘基与朱元璋的政见分歧
汪文言与东林党案
读书杂识
“西方中心”论视野下的城市史
贸易如何打造世界
道不同，不相为谋
道德的“灾变”
一个书生的历史视界
激动人心的人生片断
阳明为什么要说“心即理”
从《李自成》到《崇祯皇帝》
传神才是史家的追求所在
读书人的胸襟

从官制变迁入手，揭示过度集权的弊端
一部《吕著中国通史》，其上编乃就中国文化的各个主要方面加以探讨，说明制度变迁的原因，以推求现状的由来；凡材料、布局、变迁过程、社会历史背景。乃至于立论，皆有精审缜密的把握。如先生讲述中国历史上的官制变化，重在突出政治的变迁，并概括其基本过程：秦汉官制如何从列国时代蜕化而来，又因不适合统一时代而不久即生变迁，以及由此造成错杂不整，入唐后再被整理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制度，却行之不久又不能适应实际，在唐中叶之后再生变迁，然后为宋朝所沿袭，入元又加入了一部分异族因素，再为明朝所沿袭，清朝又大略沿袭明朝，至末叶因政体改变，官制随之再变。至于在这样的过程中讨论历代官制的具体变化，吕先生则通过历代内官（中央官制）和外官（地方官制）的设置及权限变化，讨论各不同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和政治特点；而以内官“分事而治”、外官“分地而治”为线索，讨论历代官制变迁中的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升降变迁，以及官制设置不合理而造成的行政阻隔和影响。高度的概括，结合具体的分析，是吕先生撰述通史的一个特点；而与此特点结合在一起的，则是深刻的史识。如针对外官权限被侵夺的问题，吕先生指出：“上级权威愈大，下级的展布愈难。积弊之深，和末造中央威权的不振，虽有别种原因。官制的不善，是不能不尸其咎暗勺。”因过度集权而造成权威不振，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从官制变迁入手，以揭示政治变迁过程中过度集权的弊端，是最尖锐也最有说服力的。惟官制变化千头万绪，关系又极复杂，只有抓住过度集权与中央权威的关系问题，才能用简驭繁、博而反约，在纷繁的官制变化中，把握中国历史上官制变迁的因果。所以，吕先生学问的深密，是在更大的方向上。与严耕望先生所提到的那类“仄而专的深入”的确不能同日而语。
说到深密，还不得不说的是，吕先生治史，决不故弄枝蔓，以展示“深密”。如先生札记《汉人多从母姓》一文，讲的本是一显而易见的问题，惟其容易被人疏忽，又比较重要，先生即将相关史料特意摘录，并指出其为古代余习，以及汉人尤重母系亲亲之义的问题。又如伪古文尚书中“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其中”一语，向来认为前八个字本于《荀子·解蔽》所引《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之语。而吕先生指出，其中“惟精惟一”四字，亦本于《荀子·尧问》“执一无失，行微无怠”，“执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等语。按说，此经学史上的问题，并非无枝蔓可寻，但先生札记《伪古文尚书有本于荀子者》一文，仅用四百余字而已。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下两册，约八十万字，凡考释、考论，皆此类要言不烦之文。
研究中国学问，不能脱离基本的史料 即便是严先生讲的近代史学重视新史料的问题，其实也未必是吕思勉先生的史界声光远不及陈寅恪、陈垣和钱穆三先生的真正重要的原因。近代史学重视新史料，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文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先生这里所说的“新史料与新问题”，实际上讲的是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与新发现史料的关系问题。强调新史料与新问题，这对于“敦煌学者”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对。而“预流”“未入流”的说法，不过是陈先生的一时一地之论。近来个别学者引陈先生此言，放言高论“预流”和“未入流”之说，至于滑稽，这对陈先生真是极大的误会，也是对中国近代史学的极大误会。陈先生在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所写的序言中指出：“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断不误者。”陈先生讲得很明白，研究中国的学问，虽有新发现的史料，却无论如何不能脱离中国最基本的史料。而近代史学的风气，更不会唯新史料马首是瞻。其如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及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基本上是用中国史书中最习见的材料写成的，却甚为当时的学界所推崇。所以，严先生认为吕先生之被低估的第二个原因，其实也并不很重要。反复揣摩严先生关于吕先生的史界声光远不及陈寅恪、陈垣和钱穆三先生的三条原因，不能不使人感到，严先生真正强调的是第三条。他形容吕先生“埋头枯守，默默耕耘。不求闻达”，何尝不是对那些向往“声气相求，四方具瞻”的学术地位的学者的一种批评呢？
P7-10

《智的安分》所收的30余篇随笔，其中一部分是读近人史著的杂感，一部分是自己的读史心得。作者程念祺以读史为业，凡读近人史著，有时会心血来潮，便忍不住要把著者的好处和自己的感想写出来，与他人分享；至于读史，亦常常情不由己，古今切换，于学术研究之外，或叙或议地讲些“陈年旧事”，看看人性这个东西，在某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共性会有些怎样的表达。

收在这个集子中的数十篇读书随笔，最早的写于
1992年，最晚的写于2016年。最早的那篇《道德的灾
变》，是发在上海《青年报》副刊《开卷》版上的。
编辑李韧常找陈克艰约稿，与我也渐渐熟悉了。一次
与他聊起《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就给他写了这篇稿
子。从那时以来，偶尔因编辑约稿，会写一些读书类
的随笔。现在，从前后二十多年写的这类文字中，选
一些编个集子，又怎么才能起个合适的名呢！
吕思勉先生在一篇名为《论青年的修养和教育问
题》的文章中，讲到人的“安分”分为两种。一种是
“迷的安分”，一种是“智的安分”。吕先生认为，
“一个人安于现状，却对于为什么安于现状，自己是
茫然不知道的，此乃迷的安分”。我从上小学，一直
到下乡插队，一直就是懵懵懂懂的。插队的时候，人
家招工走了，人家把户口迁回家乡了，人家办病退了
，人家被推荐上大学，我都视若无睹。自己出身不好
，以为一辈子要呆在农村，就连回家探亲也不愿久住
。回想起来，那时候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学习，而
我却没有。我的很多同事、朋友，都是在“上山下乡
”时，开始努力学习的。我却随遇而安，偶尔读书也
并不用心。这就是由于这“迷的安分”所致。当然，
这样也少了许多烦恼。
1979年，我总算考上了大学。大概由于“出身”
不再成为问题，我竟一连三次参加高考。如此屡败而
屡战，也要归功于我的“迷”。66年毕业的小学生，
中学念了一年半，学的多是领袖语录和大批判文章，
却非要考大学不可，不就是由于不再“安分”，而又
执“迷”不悟吗！当时哪里知道许多人都在上山下乡
时读了那么多的书。知道的话，是绝不敢考大学的。
如今，对于吕先生所说的“智的安分”，我也有
些明白了，懂得了先生所谓“从全体中算出自己的分
地来”的道理。回想起来，大学毕业后到中学当历史
老师，以后读研究生，甚至坐过机关，然后到研究所
工作，自己都没有过改行的念头，一门心思要研究历
史，也可以说是“智的安分”使然。一样工作需要人
去做，自己恰巧做了这工作，又是喜欢的，不就应该
一直认真地做下去吗。吕先生说：“学问从来没有替
个人打算的，总是替公家打算的。替公家打算，就是
所谓仁。所以不仁的人，决不能有所成就。”这样的
话，读来让人感到亲切。多少年来，对于读书做学问
，自己从未视之为“禄利之途”，也没有另去寻一个
“禄利之途”的打算，从来都觉得研究历史，再聪明
的人也不至于屈才，再笨的人也会有一点点成就，不
也是一种“智的安分”吗。
我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经济史，读书的范围则更宽
泛些。收在这本随笔集里的，有些与经济史还有些关
系，更多的则全不相干。它们都是我在“智的安分”
中，因现实启发而生出的历史思考。那么，这个集子
，就叫它《智的安分》吧。
程念祺
2018年4月于上海

《智的安分》由程念祺著。
吕思勉先生说，“一个人安于现状，却对于为什么安于现状，自己是茫然不知道的，此乃迷的安分”。中年以后，潜心问学，终于从“迷的安分”走到“智的安分”。平生嗜好读史，常情不自禁，古今切换，或陈年旧事，或大题小作，意在让人看看人性这东西，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会有怎样的共性，从而展现某些历史的当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