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于老从1939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在延安这六年的回忆。于老经历了这个时段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或置身历史的潮流，或侧身“漩涡的边缘”，或处于“漩涡”之中。他以自己的经历，提供了许多历史史实和史料，对历史作了透彻的观察和深刻的分析。

(一)1939年(1)

小引(2)

39·Ol从广东省委机关到延安的途中(2)

39·02我一下子喜欢上了延安(13)

39·03生活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第一夜(16)

39·04“你不去马列学院了”(19)

39·05中央组织部训练班(21)

39·06第一次听毛泽东演讲(24)

(二)1940年(28)

小引(29)

40·01陕甘宁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使我得到了满意的工作岗位(29)

40·02第一次跳秧歌(34)

40·03我兼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37)

40·04我还兼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编审股长(42)

40·05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的前前后后(44)

40·06在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里(52)

40·07毛泽东笑得很开心(55)

40·08有幸同毛泽东坐在一张餐桌上(56)

40·09在这里我想插进几句讲讲何思敬(59)

40·10陈云小组和洛甫小组(61)

40·11“《自然辩证法》读书小组”(64)

40·12学做一点翻译工作(66)

40·13我在延安的读书生活(67)

(三)1941年(72)

小引(73)

41·01 1941年的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工作(74)

41·02不习惯这个“官”字(80)

41·03 1941年的《轻骑队》(81)

41·04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87)

41·05“土包子”和“洋包子”(91)

4l·06西北局第四局(93)

41·07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一个争论(97)

4l·08宝塔山后沟那个晚间的一件事(98)

41·09下乡琐事(100)

41·10在去柳树沟过延河的桥上(101)

41·ll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日子里

(103)

(四)1942年(109)

小引(110)

42·01 1942年的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工作(111)

42·02考察团在去绥德的路上(123)

42·03到了绥德之后(125)

42·04去双湖峪途中顺访三皇峁(127)

42·05于光远夜走凤仪亭，刘澜波谈话五分钟(129)

42·06烟筒沟煤窑(130)

42·07吃糠的学问(132)

42·08在印斗看地主账本(134)

42·09我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同柴、彭合写的这一本(135)

42·10一场空欢喜：《反对党八股》中表扬《轻骑队》的话删去了(138)

42·11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142)

42·12用自己“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党”(143)

42·13“思想自传”(146)

42·14整风学习期间我的工作(149)

42·15西北局高干会(150)

(五)1943年(154)

43·01走向审干(155)

43·02抢救失足者(157)

43·03韦君宜的《思痛录》(159)

43·04西北局宣传部(161)

43·05《吴满有》和《寻门户》(163)

43·06有关“抢救”的一个故事(165)

(六)1944年(168)

44·01“特别班”(169)

44·02龙儿寺开荒(173)

44·03从“特别班”到延安大学(178)

44·04延安大学财经系(179)

(七)1945年前九个月(182)

45·0l一个很特别的消费合作社(183)

45·02五棍同乐(185)

45·03第一次享受老人权(186)

45·04给全校上大课讲自然发展史(187)

45·05“于光远吆!在延安时就是我的老对头”（189）

过了宜山的那一条江，走不远就进入贵州省。

贵州穷山恶水、生活贫困我早有所闻。走在贵州境内，对一路的情景进行观察，果真如此。路边的山又大又陡，由于雨水充足，山上有树，可就是没有田地。田地都在坝子——山间的小平原上，贵州这种小平原既小又少。汽车在公路上走，就没有经过这种小平原。那时修筑的公路为了省钱，坡度很大，坐在车上的确有些胆战心惊。有一段公路司机们把它叫做“掉死岩”，这是谐音，本来还有一个好听一点儿的正式名字，可是被弃之不用。走这段公路，只要司机一不小心，车子就有翻下大山去的危险。我坐在车上，亲眼看到不止一辆掉到山下去的汽车的残骸。路上行人不多，但常常可以看到背着一大块盐块的独行人。一块一般一百公斤左右，背盐人艰难地在坡度很大的公路上行走。这块盐一直不从身上卸下，随身带着一个大架子，实在太累了，就用木架把盐块支起，在路边靠一靠，歇歇背和腿。在路上有时还可以看到卖茶水和卖银耳汤的。茶水当然很便宜，赚不了多少钱。那银耳，的确是当地的特产，煮得很好。在大城市银耳是公认的补品，可以卖个好价钱，可是在贵州公路旁边它的价钱一点也不贵。干这些营生的人，不管老老少少，个个穿得破烂不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那是概括贵州当时状况的名言——其实我早已听说过，同我这次亲眼所见完全吻合。

汽车进入贵州，经过独山到了都匀。到都匀后，司机告诉我们，第三天清早离开都匀前往贵阳。这样一个行进安排，对我正合适，因为我正好有一个清华同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下简称“民先”)队友傅明弟在都匀，我想见见他，了解一下当时的状况。他是个新闻工作者，抗战后在他家乡都匀搞发展民先的工作，同我一直有通信联系。各地民先的地址我都带在身边，按照我身边本子上记下的地址一下子就把他找到了。他告诉我，贵州的政治局势很不好，只能同特别信得过的人一起工作，同一般青年只是交朋友，不敢打出民先的旗号，但他一直在坚持工作。

就是在都匀，他告诉了我贵阳民先队被破坏的比较详细的情况。这件事我在广东省委已经听说了一些，但没有傅明弟告诉我的详细。贵阳当地人、抗战前在中国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党员、民先队员张益珊，在1938年2月曾到武汉办事处找到我，告诉我抗战后他回贵阳已经团结了不少革命青年，在贵阳建立民先地方队部的条件已经具备，问我是否同意他把民先地方队部成立起来。我同意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工作。回贵阳后他就把贵阳地方队部组织起来了。1995年8月4日《贵阳晚报》登载的一篇文章中讲道：“1938年4月，共产党员张益珊受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派遣，来到贵阳，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建立了贵阳民先地方队部。”

P6-7

关于《我的编年故事》和它的第三册

《我的编年故事》第一册出版于1996年10月；第二册出版于1998年4月。在第二册的出版说明中写道，此书分四册出版：1915～1935(20岁前)；1935～1939(抗战前后在国民党统治区)；1939～1945(抗战八年)；1945—1949(迎接全国解放)。第二册出版后我就动手准备第三册书稿，而且基本完成。可是一直没有发稿，耽误了好几年。最近把书稿找出来，准备发稿。看后觉得除原有各篇的文字需要斟酌外，还要再作一些补充。1998年说明中对这一册所写“抗战八年”四字，我认为改为“抗战胜利前在延安”较好。因为抗战爆发后的一些内容已经在《我的编年故事》第二册里写过了。

欠账总得还。2001年出版社还催问过一次。我也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2002年夏，我有机会到许多年没有去过的郑州。见到李亚娜同志时，我就答应2003年上半年交出《我的编年故事》第三册。回北京之后，我就开始动手。当时我很有信心按时完成，因为按照我的工作规律，只要机器开动，产品制作出来的时间不会很久，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就可以把改定的书稿交到出版社。事实上我也改出了差不多一半的稿子。可是事与愿违。这个工作又因为种种原因中断了，其中就有2003年1月在体检中发现粪便中有潜血，经过肠镜、肠造影等进一步检查，很可能是结肠癌。于是住院动手术。手术中判断还没有癌变。但是八十八岁的人手术后身体总比较弱，而这时“非典”在北京又很猖獗。直到今天我才重新坐到电脑桌旁，重理旧业。

重理旧业就要从头看起。一看就要补充修改。改一遍当然会好一点，但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接上以前写到的地方。我希望这次能够一气呵成，不再中断。

《我的编年故事》第三册写的范围是“抗战胜利前在延安”，也就是写了从1939年7月到延安之后，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这六年多一点。

“抗战胜利前在延安”同“我在延安”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因为抗战胜利之后我在延安还停留了短时期，而1946年8月我又回到延安。这时候又到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历史时期，不再写进第三册，该是第四册要写的内容了。

关于这第三册的编写方法，我没有新的想法，还是打算完全按年份来编。每篇都按年份编号，比如1939年的第一篇，就记作“39·01”。一、二、三各册《我的编年故事》写法、编法都不相同。我觉得这一册采取这种编法比较合适。第四册恐怕又会采取另外的写法和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