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长在印度的茉莉喜欢温暖的气候，在广东、福建最早流行，东晋时已经向北蔓延到江浙一带，就像印度女人爱把这种花戴在身上发出可人的香味，这种花进入中国后很快就被戴上了女人的发簪，“倚枕斜簪茉莉花”的风尚随之出现。可能也因为这一点，茉莉没能在男性文人设定的花的象征世界中博得一个好位置。
唐代以后连北方长安的妇人也开始把茉莉花簪在发髻上，或者用彩线将花朵串起来挂在钗头。想来当时在北方养茉莉花要花很大的气力，冬季要放在有火源的燠室或以物覆之才能存活，价格也比华南要高好多倍。到宋代茉莉是上上下下、南北通行的爱好，北宋的苏东坡远放海南时也写过当地黎族姑娘口嚼槟榔、头簪茉莉的样貌：“暗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南宋的孝宗皇帝赵窨夏天喜欢去选德殿、翠寒堂乘凉，因为这些殿宇中养着几百盆茉莉、素馨，“鼓以风轮，清芬满殿”。
茉莉花的香味来自里面含的油性成分，如苯甲醇及其酯类、茉莉花素、芳樟醇、安息香酸、芳樟醇脂等。古人不甘心这味道随着季节远去，他们想出各种办法要珍藏这气息，有钱有势的买进口的茉莉花香精，还开始尝试用茉莉花焙茶，让茶叶吸收茉莉花的香气再保存起来泡着喝。
如今大部分香水里或多或少仍然有茉莉花的影子，现代提取茉莉浸膏一般采用浸提法：先把鲜花放入石油醚等有机溶剂中，使花辦中的芳香物质进入溶剂．通过蒸馏回收掉有机溶剂，即可得到茉莉浸膏，它是制造香脂、香水的原料。茉莉花在夜晚绽放的时候香味最为浓烈，所以最好的精油都是在晚上进行萃取的。
唐宋元明清写茉莉花的诗有好几百首，可现在人人知道的却是一首民歌《茉莉花》。最近有媒体报道某音乐研究者发现五台山藏传佛教音乐中的《八段锦》曲调酷似江南民歌《茉莉花》，便猜测这曲调最早可能是佛教徒用来歌颂佛陀的。同时他们也用茉莉花礼佛，随着僧人们四处云游，此曲调才传至江南。这似乎有点想当然，也可能恰好相反，清代佛教徒采用民间的俗曲来弘扬佛法的例子也有不少。
《茉莉花》这首歌的传播也类似波斯人将茉莉从印度带到中国的过程，有曲折的故事。《茉莉花》这首歌的原始版本《鲜花调》大概在明代才出现，清代流行全国，从江南到广东、青海许多地方都有传唱，讲的是青年人面对茉莉花、金银花、玫瑰花时萌发出来的对情爱的渴望：
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
奴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来年不发芽．
好一朵金银花，金银花开好比钩儿芽，
奴有心采一朵戴，看花的人儿要将奴骂。
好一朵玫瑰花，玫瑰花开碗呀碗口大，
奴有心采一朵戴，又怕刺儿把手扎。 在中国这样的歌只能收入到地方小调之类的闲杂书刊里。好在18世纪末年有个外国人西特纳将它的曲调记了下来，并经过改编在伦敦出版。后来，在晚清担任过第一任英国驻华大使秘书的约翰．贝罗(John Barrow)在1804年出版的《中国游记》(Travels in China)里刊出了他在广东听到的民歌版本《茉莉花》歌谱和其他九首乐曲，《茉莉花》遂成为以出版物形式传向海外的第一首中国民歌，此后欧洲出版的各种民歌集中常有引用，并开始在欧洲流传开来。
关键的变化是在1924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创作歌剧《图兰朵》的时候，因为剧中主角是位元朝的公主，所以普契尼就把《茉莉花》改编成女声合唱上演．歌剧的流行让这首民歌竟然成为外国人最熟悉的中国歌曲之一。实际上元朝很可能还没出现《茉莉花》这支小调，而公主更不可能接触这种乡野小调。
P29-30
去年春节，母亲说她老了，养不动花了，原来阳台上摆的几盆花不见了，只剩下卧室窗台上还有两盆好活的。
我对花的最早认识就来自小时候见的这些家常花卉和上学路上突如其来的幽香一一洋槐又开花了。后来在国内外旅行途中，去了不少植物园、自然博物馆、国家公园，对植物在不同文化中的意义、传播产生兴趣，边走边看边想，断断续续写下一些文字，形成本书的初稿。
这些文字能够修订成文和出版，要感谢北京科普创作出版专项资金给于的出版资助。我尝试在科学和人文交叉视野中观察、探讨植物相关的文化现象及其生成机制，在文字之外，还用中外的美术、考古、历史文献图像给于印证和对照，希冀能让大家“审美地”进行阅读和认知。
感谢北京理工大学范春萍教授给予的建议和鼓励，北京大学王一方教授等专家学者给予的评审和指导，感谢平面设计师肖晓女士简洁而美好的设计，感谢曹雪萍女士曾编发部分文章于《人民文学》杂志。感谢艺术家曾健勇先生惠允使用他的作品《还上枝头No．2》作为扉页插图。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和旅途中碰见的朋友，是你们指点粗心的我辨认那些植物，并让我得以看见和体验更多的东西。
周文翰
为了消磨旅行拉长的时日，我曾坚持以脚步丈量自己去过的大部分城市，从车站走到市中心，走到旅舍，走到博物馆，走到广场，走到古城墙……在海外大多数国家这是可行的，毕竟，相比如今中国那些正在急剧扩张的城市，它们大多只能算小城市。
等看厌了教堂、寺庙、展馆、古迹和街头涂鸦，就去探寻更生僻的地方，比如在加尔各答的植物园、曼谷的私家园林多待一会儿，在阿尔罕布拉宫观察喷泉如何运作，在罗马寻找古引水渠的残迹。有时候会半路在毫不知名的小镇临时下车，闲逛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一户户人家的窗前挂着花，紫藤顺着一面白墙攀缘而出。印象深的是安达卢西亚人养花种草的热情，不，不仅仅是热情，这是他们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房前屋后总有花木盛开，收拾得千净利落。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养的那些寻常花木，红绣球、凤仙花、吊金钟，想起上中学的时候校园在城市边缘，紧邻一大片田地，每到春季油菜花开时我们沿着田埂背书、散步。那时曾淘到一本旧书《群芳新谱》，讲一些花草的栽培方法和古诗文典故，出版时可能针对的是离退休千部，因此拉开距离看也挺有种老派的怀旧感。
后来读王象晋的《二如亭群芳谱》(简称《群芳谱》)、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些有关植物的著作在挑剔的今人看来，或许插图不够精细，分类也有点荒诞一一和林奈的植物分类学不搭界。其实明代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时代，在商业和兴趣的驱动下，人们开始着力在各个行业、诸多方向上深究细赏，出版商、药物学家、爱看杂书的文人们纷纷撰文出书，于是有了徐霞客这样的旅行家、计成这样的园林高手、李时珍这样的药物学家和《金瓶梅》那样世俗味浓厚的小说。
和明代大致同时，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人也对植物研究产生了很大兴趣，进而，随着殖民的脚步到全球搜集标本和移种植物，这也是所谓现代知识建构和传播、全球经济文化交流全面加速的宏大历史的展开。在好多博物馆里能看到欧洲的博物学家从中国、印度和东南亚采集的标本、精致的手绘图谱，它们足以构成迷宫一样的景致。
自然，书店、图书馆里也有各种植物有关的书，有的从现代植物学的角度辨析花草，诸如“科” “属” “种” “多年生落叶小灌木”等名词让我发懵，爱读的是那些讲述植物学家、园林学家如何去世界各地搜集标本的故事，他们进行的是真正的“发现之旅”，而我的旅行更多地是在既有的指南地图中寻找到一个个景点。
算是为旅行留个纪念，拉拉杂杂边走边读边写，记下我曾见到的那些植物、看到的故事和对比之下的些微感想。让我好奇的是植物标本、命名在不同文化间“迁移”的过程中，人们对植物的“认知”以及“文化定位”在历史长河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像《群芳新谱》那样仅仅从中国古诗文、神话传说等“内部视角”出发解读植物的审美、文化意涵的传统著作不曾涉及的。
在古代，帝国的扩张、使节的往还、僧侶的传教促进了植物的传播和植物知识的扩展，但一种花木能否得到广泛传播、种植往往取决于一系列偶然因素和缓慢的人为改造。而大航海后的植物传播以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全球经济体系对资源的商业开发为基础。波及规模和推进速度前所未有，一旦有市场需要或者进入公共建设范畴，就会形成规模化的开发，再进入全球的需求市场和知识体系的循环建构中。
在历史变迁中，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对同种、同类的花草会有不同的命名和认知。即便是在中华文化圈，今天的我和唐代、宋代、明代的人看到的同一种花朵的前因后果就大不相同。比如现在中国很多城市的年轻人把玫瑰当爱情的象征，视向曰葵的寓意为生命力的张扬，等等，可是500年前的明代人可能还没见过葵花籽这种东西呢。
养花种草方面我是新手，不敢教大家如何侍弄，姑且就在科学和人文、地域化和全球化、前现代和现代、中国和外国这诸多理念、机制、知识的变化纠结处和琐细缝隙里找些闲话说说。
是为志。
周文翰
2016年
一种植物发源于何处?如何被传播交流开来?在不同的文化中又有怎样的意象?
从科学性、人文性、趣味性出发，结合中外文化交流史、园林史、美术史等，周文翰著的《花与树的人文之旅(精)》从更为综合的角度看待人类如何认识植物、如何赋予不同植物不同的文化意义，以及各种植物在不同地区、文化中传播的历史细节和反映的文化现象。翻开本书，会有一种在文化与植物交织的时空中畅游的感觉。
在不同的国度，植物往往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而即便在同一种文化中，植物的象征意义也会随着历史变迁而改变。从科学性、人文性出发，结合中外文化交流史、园林史、美术史等，周文翰著的《花与树的人文之旅(精)》从更为综合的角度看待人类如何认识植物、如何赋予不同植物不同的文化意义，以及各种植物在不同地区、文化中传播的历史细节和反映的文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