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武汉作家文丛”中的一册，“武汉作家文丛”共10册，另有方方的《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刘醒龙的《凤凰琴》、邓一光的《她是他们的妻子》、陈应松的《狂犬事件》、林白的《红艳见闻录》等。本书为胡发云中篇小说选集，收录了六部中篇小说——《死于合唱》、《隐匿者》、《思想最后的飞跃》、《葛麻的1976—1978》、“老同学白汉生之死》、《射日》。除了《射日》较为具有“传奇性”之外，别的都是“朴素”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且主人公都是小人物。

此集收录了六部中篇小说——《死于合唱》、《隐匿者》、《思想最后的飞跃》、《葛麻的1976—1978》、“老同学白汉生之死》、《射日》。作品中的主人公以及其他众多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生动流畅幽默的语言，皆以作者祖祖辈辈生于斯死于斯的城市武汉为背景，向世人展示了作者心目中的这个古老、厚重、复杂、暧昧而又充满张力的城市，洋溢着作者对故乡的深深的爱。

死于合唱

隐匿者

思想最后的飞跃

葛麻的1976——1978

老同学白汉生之死

射日

武汉——一个没有坐标的城市(代跋)

费普上中学的那一年，突然会感觉到孤独了。那时他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孩子在进入青春期时常见的一种现象。他常常为这孤独痛苦或甜蜜。费普的父母生下他之后，不知怎么就再没有生育了。那时的家庭一般生育都很多，像他这样家境的人，要多生就更容易。请保姆请奶妈，怎么生都行的。他那个里份的住户，大多是教师、医生、会计、银行职员或中小商行的经理——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中产阶级，大家穿戴都很得体，言行很有礼貌，互相间交往很有分寸，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张太太李先生陈医生王律师见了都叫得很亲热的。但绝不会过分亲密。因此，各家各户的孩子们也不太来往，放了学，各自在家做做功课，听听无线电或不声不响地玩玩具。不像高头街巷里的那些孩子三五成群一天疯到黑，打珠子，赌洋画，官兵捉强盗，到汉水里去摸人家船上的西瓜，隔几条街的人都能混熟。费普的母亲也算一个大家闺秀，学历比他父亲高出许多，在一家女校教过英语，但结婚后就不再工作，在家里操持一点家务，读读小说，弹弹钢琴——那钢琴是法国领事夫妇离任时送给他们的，或者邀了三两女友来家小聚，聊天，打扑克牌，下弹子棋，有时夜间也出去跳跳舞。那时汉口的夜生活很发达，一些老汉口至今还记得那时的一些有名的舞厅、酒家、夜总会，记得那几支风靡江城的爵士乐队——“波依也”、“夜巴黎”、“安多乐”……一说起来，腿都会情不自禁地扭动。他们鄙夷不屑地说，如今这些舞厅这些乐队，哼，连过去的一半都赶不上。前些年，几个还活着的老爵士乐手在怂恿下又聚集起来重操旧业，一些老舞迷们闻说后激动地赶去，试了一两场。有许多感慨又有许多失落，说大不如以往，太丢生了，那萨克斯吹得，都关不住风了……据说，费普的母亲就是在舞场上遭遇了那一次很猛烈的婚外恋情，后来神经便有了些毛病，一直到“文革”中去世，未曾好利索过。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来武汉。一大批文艺人士也来到此地，演戏，唱歌，画画，写诗，开会，演讲……一时间，名流云集，将武汉变成了全国文化艺术的中心。那位三厅抗敌演剧队的男演员就是在那如火如荼的一瞬间与费普的母亲相遇的。过了如火如荼的一小段日子后，那像蝗虫一样飞来的各路名流又匆匆忙忙地飞走了，那男演员从此也杳无音讯，将一个痴情女人弄得恍恍惚惚。解放后，费普的母亲曾说某一个有名的大导演就是当年那位男演员。但她说这种话的时候，总是不太清楚的时候，清楚的时候，她又什么都不说，所以，人们也不能太当真。“文革”初期，北京有人来外调，说那个大导演自己都招了。可费普的母亲一口咬定从来不认识这个人。不久，有消息说那个大导演自杀了。这次费普的母亲彻底地疯了，见人就说，××怎么还不来呢，我还怀着他的毛毛呢，他不来我怎么好生下来?费普的母亲一边说，一边拍打着自己那故意朝前挺起的肚子。P4-5

武汉——一个没有坐标的城市(代跋)

凡倚江河而建的城市，大都很散漫，一条街道，说拐就拐了，说岔就岔了，说没就没了，全无章法，不像北京、西安那些帝王古都，横平竖直，南北西东，规规矩矩的。房屋街区也因地皮怪异，杂乱无序，四面八方都有。有的街心，就兀然耸着一溜房屋，大约当初修路到此，地皮突然宽出许多，便将街心派了用场。

武汉有两条大江穿城而过——一条是大名鼎鼎的长江，一条是全国最大的内河汉江，将一个城市生生分割成三处。这种局面，在全国大城市中不知是否还有第二例。由此，武汉的地形，便格外扑朔迷离。外地人来，借助地图，也常常要走失向。由于两江分隔，道路曲折，城区也显得特别大，大得无边无际心里没底。有朋友来汉，从汉口天河机场落机，驱车到武昌我家，路上开车不塞不堵一个多小时，花的时间，几乎和千里航程一样。而且彻底丢失了方向感。用一句时新话说：找不着北了。我说，别说你初来乍到，就是我，在这儿生活多年，也从来没有找到过北。

武汉是一个没有坐标的城市。我不知道，一个城市居民的言行举止生活方式，和这个城市的格局有什么关系。

近年，我们常常自说白话地将武汉称为“国际化大都市”，实际上，往细处看，武汉更像一个大乡镇。从面积、人口、交通、工业、商贸、科技、教育等诸多方面的规模来说，武汉当然算得上是一个大都市，全地球像这样规模的大城市也不多。但从另一些方面来说，从武汉人的文化品格、行为准则及社会生活规范来说，却有很浓重的乡镇味，或日宗法味。

我的父系，能说得出来的祖宗，都生活于武汉。我自己除插队的两年或临时出差出游，数十年来，也一直生活于斯。因而，我在所有小传简历一类的文字中，都简约明了地写一个“胡发云，武汉人”。由我这样一个正宗的武汉人说出“武汉是一个大乡镇”，而不说“武汉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或许不易被误解为地域偏见。

在交通阻隔的年代，武汉人实际上分为武昌人、汉口人和汉阳人。武昌是历代行政首府及最高学府所在地，衙门，书院，庙宇，兵营，皇家花园，几乎都在武昌，这一点，从武昌的地名可以看出——都府堤，粮道街，察院坡，巡司河，读书院，司门口，函三宫，阅马场……至今，武昌一些破败的老街巷里，不时还可以看到一座座古旧老宅。那形制，那做工，那气派，依然透露着当年的儒雅与豪华。历代许多文人墨客都在武昌留下过传世诗文，列出来，可以权当一部文学史看。

汉口原来与汉阳相连，属汉阳县管辖，是一片水乡泽国湖凼子，很荒凉，有一些高地，叫“墩”，陆续聚居了一些外来人口，打鱼捞虾踩藕种小菜。如今，汉口市中心繁华地带，还留下一些当初的地名：唐家墩，鄂城墩，天门墩，双墩，等等。唐诗人崔颢当年在武昌黄鹤楼上，遥望大江对岸，写“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时候，连汉口这个叫法都没有。明成化年间，汉水一次任性，改道经由龟山北麓入江，生生把汉阳给割了出去，从此改变了汉阳的命运，也改变了汉口的命运——汉水长江的交汇处，便成了汉水之口——汉口的发祥地，南来北往，客商云集，大江上下，樯桅林立，成为全国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五口通商后，汉口又成了洋人租界所在地，各种工商金融航运新闻娱乐业蓬勃发展，得现代西方文明风气之先。所以汉口人勤勉，精明，善工商。生活方式也很洋化，一些汉口老人，斗大字不识一箩筐，却能说一口洋泾浜英语，德语，法语，这些人都是在洋人的轮船，洋行，西餐厅，跑马场混过事的。年轻时，都穿过西服革履，都能跳几步“伦巴”、“华尔兹”。改革开放之后，汉口人也是率先投身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的，闻名全国的汉正街，便是老汉口的老商业街，虽然蛰伏数十年，当年的兴隆几乎已全然不见，一旦春风化雨，那些个天生的生意人便一夜之间生长出来了。连他们那些几乎没见过做生意的子孙后代，都是一把好手，如有遗传一般。

汉水改道以后，名城汉阳渐渐衰落，到得后来，几乎沦为武汉的一个郊区，除了一些日渐荒芜的古代名胜遗迹，似乎没有多少值得说道的。武昌人隔了一条长江天堑，很少去，汉口人虽说汉江不宽，一叶扁舟便能横渡，也很少去。记得只是在清明上坟祭祖时，才是汉口人去汉阳最多的时候，时至今日，依然也是如此。直至五十年代初，汉阳最繁华的钟家村，还是一副乡下模样。所以，汉阳人比较低调，比较平和，上学时，一些爱面子的同学，常常不愿说自己家住汉阳。张之洞搞洋务的时候，汉阳曾有过骄世的近代工业：汉阳兵工厂和汉阳铁厂。后来也衰落了，只留下了龟山脚下那个巨大的铁镏和农讲所那一排斑驳的“汉阳造”，诉说着前世的辉煌。

三镇分割多年，各自保留了许多痕迹，这一点，至今还能从口音上听得出来。1949年后，来了一批南下军人和干部，出现了一些北方语音区，比如省市委，军区等大机关所在地。五十年代中期，又来了一批东北重工企业的援建者，又出现了一些东北语音区，如武钢，武重，大桥局等工业区。七十年代初期开始，一大批复转军人陆续进入武汉公检法司及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带来了湖北各地县的乡音，这几批人，也有自己相对固定的生活区域……因此，在武汉，你几乎可以凭口音，大体猜出一个人的由来。这些都足以说明，尽管号称九省通衢，但武汉老百姓的生活，是相对封闭的。即便在同一城区，各阶层也只生活在自己的一个小范围中，对于粮道街的一个老太婆来说，武汉大学是不存在的，而对于水果湖大院中的一个孩子，老城区中那些小街巷也远在天边。

长期以来，武汉都是一个由血缘、宗族、同乡、街坊、同事、同学、师徒、朋友、哥们、上下级等一系列因素聚结起来的无数个小“村社”的组合。在这个“村社”内部，武汉人常常很义气、热情、随和、谦恭，很乐于助人甚至为朋友两肋插刀；而在这“村社”之外，武汉人又常常是另一种面孔。同一个小伙子，他可以请一天事假为朋友搬家累得筋疲力尽黑汗水流而毫无怨言，但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却会因为别人无意挤了他一下而破口大骂甚至拳脚相加；同一个医生，会为一个熟人看病亲自跑上跑下化验取药最后还送出大门外，但一转身对另一个陌生病人可能又是爱理不理一脸冰霜的模样；同一个乘警，会将朋友委托的一个无票旅客安顿得舒舒服服，就餐时还给送一份饭菜来，但对另一个不相干的逃票者可能就是横眉怒眼恶声厉气了……

武汉人不是不善，更多的时候，是将“善”用于自己的“村社”内部。再往小里说，是用于自己的家庭。一个武汉人，可以跪在地上将自己家的地板擦得光洁鉴人，但一起身，就会毫不在意地将一堆果皮菜屑扔到楼下大马路上；可以将家里多年不用的坛坛罐罐破竹床烂木头保存得妥妥帖帖，一出门便会将痰吐在大马路上，将脚踏在绿草坪上，甚至一使气砸坏公用电话或拆了马路护栏的钢管拿回家派点用场。报纸上，常常有一溜新装的街灯被破坏殆尽，一片刚刚摆放的钵花被哄抢一空的消息。破坏街灯，有时是看中灯饰匕的金属，有时什么也不为。哄抢钵花，当然是抱回去装点自己的居室……武汉人不爱自己的城市，这一点在全国大约是名列前茅的；武汉人爱自己的家，这一点在全国大约也是名列前茅的。

武汉人在全国的口碑不算太好，这种坏印象从何时起，无人考证，我想，大约不是历来如此，因为在卷帙浩繁的正史野史中，似乎还没有此类对武汉人的恶评。听老人们叙说，或我自己遥远的印象，武汉市民曾是非常和善，非常温文尔雅的，武汉人有一个时时挂在嘴边上的对别人的尊称——“您家，您家”，用武汉话说起来又柔糯又谦恭，比北京话的“您”更多一份亲呢。便是同辈之间，甚至上辈人对下辈人，也常常用此称呼，让你顿时觉得宛若家人。

有人曾将武汉人的火气归咎于夏炎冬寒的坏天气，其实这天气也不是一年两年，几乎是世世代代的。你看那无风的夏夜中，40度上下的气温，武汉人一边悠悠忽忽打着蒲扇，一边能恍恍惚惚睡上一觉，还真该赞叹他们那种神清气定的好功夫好修养。也有人将武汉人的争勇好斗归咎于打码头的习俗。我想，那可能只是某个行业的习性。因为与码头生活有关的人，在一个城市中毕竟很少，况且他们不是当时那个社会的主流，他们即便打，也是打得有章法，有由来的，无非就是为了吃口饭，要是无事生非成天打架，一冢老少就要饿肚子了。不像如今，一些架打得莫名其妙，打得不分场合。关于武汉人坏脾气的这两种推演，可能会放掉了一些更重要，更深刻的社会原因。

武汉人曾经大都生活在巷子和里份中，门户相对，墙壁相连，几家人共一个厨房做饭，用一个龙头打水，在一块小小的空地上乘凉，赤膊短裤，床席相连，家家户户之间很熟悉，谁家买了什么菜，谁家添了什么衣，谁家来了什么客，甚至谁家为什么事吵了架，互相间都是清清楚楚的。有的住房板壁薄，甚至人家一个月有几次夫妻生活，邻人也大体了解。武汉人把生活在自己周边一个范围中的熟人叫做“街坊”，很长一段时间，武汉市民中，除了自家亲人，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是“街坊”，你要听谁说“某某某是我的街坊”，那就是说他们关系不一般了，许多话都好说，许多事都好办。许多住户，一住就是几代人，亲近得很。当然，也有钉钉磕磕的时候，也有嘟嘟囔囔的时候，甚至也有唇枪舌剑伸拳捋袖的时候，但很少，而且大多都会被街坊们及时调解。因为，市民们生活的安宁平和，是需要自己来创造的。生意人说，和气生财，住家人说，远亲不如近邻。相当一段时间，武汉的治安是很好的，记得小时候，父母都要上班，孩子们在家，玩着玩着，敞着门就出去了，一两个小时不回家，也不用担心什么。即便锁门，也就是钉一只搭链挂一把小锁。不像如今，电子门，防盗门，居室门，便是卧室门，也得安锁。老人们说，早年问很难听到杀人放火之类的凶讯，有一年，武昌一家药铺老板的儿子谋杀了自己的老婆，一些小报将这件事从年头说到年尾，做足了文章，赚够了市民的歔欷与好奇心。哪像如今，每天的《楚天都市报》都要死几个人，六毛钱死一个人，两句话死一个人，一把牌死一个人……市民看得都不要看了。

武汉是一座历史很久远的城市，努力追溯，可寻至三国东吴时期，孙权在武昌筑城屯兵操练水师。到了唐宋，已很繁华了。但真正发展成一个现代城市，是在清末的洋务运动之后。到了民初，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一个市民阶层，如雨后春笋般蓬蓬勃勃生长出来——民族工商业者，买办，教师，医生，会计，报人，店员……形成了武汉民间社会的雏形。他们也曾经很新潮，很进步，讲文明，讲科学，生活境遇和自我感觉都很好。如果不用“阶级论”的眼光看，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善良的，宽和的，勤勉的，谦虚谨慎的。因为他们生活于民间社会，他们得以生存的重要方式便是对社会道德社会公则的遵奉。那时候，在一条街上居住或做生意，你为人恶，你服务差，你就等于是自寻绝路，没有一个什么单位或组织来保护你的。

武汉曾有无数个小社区，一条街巷，一栋楼房，一个店铺，一个行业公会，他们大都具备一套自我协调系统，比如前面说了，居民夏天室外乘凉，竹床躺椅塞满一条里份，人多地窄，既无上级划分，也无组织督察，那么场地的分配就要靠社区的规则了，比如与自己住房毗邻，比如人口多少，比如先来后到，比如老人优先……大体能保持个公正。如果谁破坏这个规则，那么他就要冒被社区不齿的风险，并在日常交往中失去邻里间的许多帮助，如果这些成本高于他无理占用一块空地乘凉所获取的利益，那么他可能就会放弃那种霸道。

1949年以后，面对强大的政治组织及铺天盖地的革命理论，民问社会便迅速地从这个城市中退缩并隐匿了起来。成了新社会中的灰色阶层。尽管他们的人数要比当初接管这个城市的人要多得多，但他们却是虚弱的，自卑的，怯懦的，隐忍的，顺从的。他们当初的热情与锐气，才智与创造力都在一片罪恶感的阴影下消遁了。于是，本原就很脆弱的市民社会的一些规矩和法则，很快就瓦解了。

武汉的市民，绝大多数是近百年来陆续从附近的农村及外省迁入的。要在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法制不健全的市井社会中生存下去，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原有的宗法关系。这一点形成了武汉市民独特的文化品格与社会规范。这种强大的力量甚至也渗透到了学府、机关、文教科研单位。武汉的管理层与知识层外来成员所占比重很大(南下、调干、考学……)并有自己相对集中的生活区，与大多数市民的生活是隔离的，没有与他们形成有机的社会序列，无论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还是人格魅力都很难对武汉的市民生活产生正常的影响。况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自身又带来了新的宗法关系。

不过，武汉人表现出自己的市民意识与市民热情，历史上也曾有过几次，一次是震惊天下并终结了中国千年封建王朝的辛亥首义，在那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无数平日温良敦厚逆来顺受的市民们，突然间都成为义无反顾的斗士，端茶送水，捐衣捐粮，运送弹药，救治伤员，直至亲自投入战斗，在武汉三镇洒下热血。一次是抵御日寇的武汉保卫战。那一段日子，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各商会，各街区，各家各户都自发地走上了街头，募捐，演阱，唱歌，参军参战。血战台儿庄中壮烈捐躯的王炳章师长的灵柩到汉时，一条大街摆满了隆重的祭品。当然，武汉人日后还有几次热情澎湃的时候，比如大跃进，比如“文革”，但这些热情，只给武汉人心里留下一些难言的伤痛或尴尬，终于又缩回到昔日的自为状态之中。这些大多都进入过我的小说，成为里面人物活动的背景。

说了武汉和武汉人的许多不是，但我依然爱这个地方。这种厚重，这种复杂，这种古老和暧昧，这种充满张力的城市文化格局，怕两辈子也写不尽它。武汉是我的一张巨大的写字台，在它上面摊开稿纸的时候，无数人事便鲜活起来。所以，我几乎不在异地写作。

我喜欢过一些其他的国度或其他地方，也曾有机会移居那些地方，但最终依然留在武汉，我想很深的一层原因，便是我与武汉的某种历史铸就的血缘联系。我希望我祖祖辈辈生于斯死于斯的武汉，变成一个更可爱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