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战争
天热了,巴黎人想。春天的风。这是战争期间的夜晚,警报。但是夜晚会消失的,战争也还遥远。睡不着的人,那些蜷缩在床上的病人,那些担忧前线的儿子的母亲,那些因为流泪而目光暗淡的情网中的女人,他们听到了第一声警报。这一声还是那种沉沉的送气声’像是从窒息的胸膛里发出的一声叹息。又过去了一会儿时间,整个天空边布满了爆炸声。爆炸声从远处、从地平线的那一头传来,还真像是不紧不慢的呢!睡梦中的人们仿佛看见了大海,一波接着一波,推着海浪和卵石往前涌,又像是三月摇动着森林的暴风雨,或是一群奋蹄急奔、隆隆踏过地面的牛,直到睡意渐渐退去,男人勉强睁开眼睛,咕哝了一声。
“是警报吗?”
更为警惕、更加清醒的女人已经站起身来。有些人关好窗子,合拢百叶窗后,便又躺下了。昨天,六月三日,星期一,开战以来第一次,炸弹投在了巴黎城内;但是大家都很安静。只是前方传来的消息不太好。没有人相信。可是如果宣告说打了胜仗,那恐怕更没有人相信。“我们真是搞不明白。”大家都说。借着手提小灯的光,大人给孩子穿好衣服。母亲用双臂整个儿地将沉沉的、温热的小身体抱起来:“过来,别害怕,别哭。”是警报。所有的灯都灭了,但是在这六月金黄、澄净的天空下,每一座房屋、每一条街道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而塞纳河就像是一面多棱镜,将无数散乱的灯光围拢起来,反射出百倍的光芒。没能藏好的窗子,在柔和的阴影里闪烁着的屋顶,还有大门上每一处凸起都泛着微光的金属装饰,亮的时间似乎比别的要长的几盏红灯,也不知道为什么,塞纳河尤其吸引它们,它们被塞纳河捉住了,在它的水波里嬉戏。如果从高处看,塞纳河应当白得像条牛奶河。有些人会想,这样的河水会给敌机指明方向。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可能。实际上,大家什么也不知道。“我还是待在床上吧”,半梦半醒的声音在嘟哝,“我不怕。——不管怎么样,一次就够了”,智者回答道。
新的大楼里,透过紧急备用楼梯的玻璃门,可以看见一簇、两簇、三簇小小的跳动的光:这是六楼的居民从高处逃下来。尽管有规定,他们手里的小电灯还是亮着。“我最好还是不要在楼梯上把脸摔破,你跟上了吗,爱弥尔?”大家都压低了声音,好像这里到处都是敌人的眼睛和耳朵。然后是关门的声音,一扇接着一扇。在居民区,地铁里的人依旧不少,躲在散发着臭味的隐蔽地方,而有钱人则待在看门人那里,耳朵分辨着外面炸弹落地的破裂和爆炸声,神情专注,竖着身体,仿佛临近狩猎之夜时焦灼不安的动物。穷人并不比有钱人更害怕,他们没把自己的命看得那么重,但是他们更喜欢人云亦云,穷人和有钱人此时互相需要着,需要臂挽着臂,需要一起颤抖一起笑。天很快就要亮了。一束淡紫色和银色的天光滑过小街,滑过河岸的护栏,滑过圣母院的塔楼。沙袋将主要建筑遮没了一半,把歌剧院侧面的卡尔波的那组舞女遮没了,也吞没了凯旋门上高奏着的《马赛曲》的歌声。
炮声开始还在远处回荡,接着这声音就近了,每扇玻璃都随之震颤。人们堵住了窗户,不让一丝灯光泄出窗外,孩子们就在这闷热的房间里出生,他们的哭声让女人忘记了警报和战争的声音。在垂死的人听起来,这炮声显得软弱无力、毫无意义,仅仅就是再多一点声音而已,而恶毒的、巨大的嘈杂声早就要将他们吞没了,如同吞没一朵浪花一般。小东西贴着妈妈暖烘烘的腹部安静地睡着,轻轻咂着嘴唇,仿佛吃奶的小羊羔。警报拉响时被扔掉的流动摊贩车散落在街上,车里装满了鲜花。
红艳艳的太阳仍然升起在没有一丝云彩的苍穹上。又一声炮响,这一次离巴黎如此之近,以至于小鸟从建筑物的顶端惊飞而去。天际高处滑过巨大的黑鸟,在太阳下伸展着映成玫瑰红色的翅膀,飞过就不见了,然后飞过来的是美丽的、肥嘟嘟的、咕咕叫着的鸽子和燕子,麻雀安静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蹦蹦跳跳。塞纳河边的每一棵杨树上都栖息着一串棕色的小鸟,它们非常卖力地歌唱着。地窖深处,人们终于听到来自远方的一声召唤,因为距离,这三个全音组成的军号声显得非常细弱。警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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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贝尔纳·格拉塞被一部名为《大卫·格德尔》的手稿深深打动了,手稿是从邮局寄来的,他立即决定出版。正欲与作者取得联系之时,他却突然发现,这位作者许是害怕遭到拒绝,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只留下了一个信箱号。于是他在报纸上登了启示’希望作者前来与他见上一面,彼此认识一下。
几天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出现在他的面前时,贝尔纳·格拉塞几乎不能相信这位看上去活泼、平静,在法国刚刚度过十个年头的年轻女性竟然能写出如此才气逼人、残忍、大胆,并且笔法如此老道的作品。应该说这是一部作家到了成熟境界才能够成功写就的作品。尽管他已经开始欣赏眼前的这位女性了,但是还在怀疑,他问了她很多问题,直到最后才确认,她的的确确就是作者,而不是代替某个希望躲在幕后的知名作家而来。
一经出版,《大卫·格德尔》便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乃至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也随之迅速成名,彼此之间相去甚远的作家——比如说犹太作家约瑟夫·凯塞尔和极右翼君主政体拥护者、反犹作家罗伯特。布拉西雅克——都给了她高度褒扬。生于基辅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从小就跟家庭教师学法语。除法语外,她还讲得一口流利的俄语、波兰语、英语、巴斯克语和芬兰语,并且,她还懂意第绪语,我们在她一九四○年所著的《狗与狼》中能够感受得到意第绪语的痕迹。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就这样轰轰烈烈地进入了文学界,但是她并没有因此飘飘然。甚至,对于人们如此看重《大卫·格德尔》,她还颇感惊讶,因为在她自己看来,《大卫·格德尔》只是一本“没什么分量的小说”——这里面没有一丁点假谦虚的姿态。一九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她写道:“你怎么会以为,仅仅因为一本书,我会忘了老朋友们呢?一本人们谈论半个月之后就要忘得光光的一本书,就像其他一切事情,在巴黎,一切都会被忘记的。”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一九○三年二月十一日出生于基辅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意第绪家族。她父亲雷翁·内米洛夫斯棊、(其希伯来姓氏为雅利安)的家庭来自乌克兰一个叫做内米洛夫的城市,该城市是十八世纪阿西迪姆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中心。内米洛夫大家族从一八六八年在伊丽莎白格勒市开始遭到一连串的不幸,一八八一年,沙皇在伊丽莎白格勒掀起了追捕俄罗斯犹太人的巨大浪潮,并持续了若干年。雷翁·内米洛夫斯基的家庭早先做稻谷生意,四处旅行,而后进入金融界,积聚起可观的财富,成为俄国最为富有的银行家族。在雷翁的名片上赫然印着:雷翁·内米洛夫斯基,沃罗内商业银行董事长,莫斯科联合银行总裁,彼得堡商业私人银行理事.他在伊丽莎白格勒市地势较高的街区买了一座豪宅,位于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房子周围是花园与椴树林。
伊莱娜完全被托付给家庭女教师照料,她所接受的,都是颇为杰出的家庭教师的教育。她的父母很少把心思放在家庭上,在童年,她是个特别不幸、孤独的孩子。她很喜欢和欣赏她的父亲,只是父亲全部精力都扑在生意上,大多数时间出差在外,要不就是在赌场挥霍财产。她的母亲——母亲让别人叫她范妮(她的希伯来名字叫做法伊嘉)——之所以生下这个女儿,完全只是为了取悦其富有的丈夫。但是母亲将女儿的出生看成是自己女性魅力走向衰落的开始,所以生下女儿后就把她完全抛给了奶妈。范妮·内米洛夫斯基(一八八七年生于奥德萨,一九八九年卒于巴黎)对于女儿有一种强烈的憎恶,因此女儿未曾从母亲那里得到过一丁点母爱的表示。范妮成天坐在镜子前窥伺着每一根皱纹的出现,涂脂抹粉,做按摩,其余的时间她都不在家,在外寻求夫妻关系之外的艳遇。这个对于自己的美貌颇为自负的女人满心恐惧地看着自己的线条一天天松弛下去,看见自己彻底变成也许日后只能靠钱养小白脸的女人。然而,为了证明自己还年轻,她拒绝承认伊莱娜已经长大,而是一直把她当成小女孩来看,很长时间里,她强迫伊莱娜像一个小学生那样穿着打扮。
在家庭女教师告假的日子里,伊莱娜就躲在自己的世界里,沉浸在阅读之中,她已经开始写作,绝望地反抗着,内心对母亲的仇恨越来越强烈。这样的一种激烈反抗,这种母女之间违反人伦天性的关系在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作品中占有中心位置。因此,在《孤独之酒》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句子:
“在她的内心,对于母亲有一种奇怪的仇恨,而且,随着她日复一日长大,这仇恨也越来越强烈……”
“她从来不干脆地发出‘妈妈’这个词的两个音节;这两个音节从她紧闭的双唇间颇为困难地被挤了出去;发最后那个‘妈’的时候,她几乎只是咕哝了一声,而且速度很快,是她好不容易从心里拽出来的,带着一种暗暗的、隐隐的、小小的痛苦。”
还有:
“母亲的脸因为狂怒而抽搐着,离她越来越近;她看见了母亲因为愤怒和恐惧而睁大的、充满仇恨的双眼,闪闪发光……”
“上帝说过:‘我保留了复仇的权利……’啊!算了吧,我不是一个圣人,我不能够原谅她!等着,等一会儿,你会看到的!我会让你哭的,就像你让我哭一样!……等着吧,等着吧,我的老太婆!”
随着《舞会》,《伊莎贝尔》和《孤独之酒》的出版,复仇终于达到圆满。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最为鲜明的作品描述的都是犹太人和俄国人的世界。在《狗与狼》里,她描绘了早期的商人联合会里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些商人享有在基辅居住的权利,而根据尼古拉一世颁布的条令,从原则上来说,这个城市不允许犹太人居住。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并不否定东欧的犹太文明,她的祖父母(雅各夫·马尔居里斯和贝拉·丘吉德洛维奇)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文明,尽管家族有了钱之后,他们远离了它。但是,在伊莱娜的眼里,对于金钱的操纵,积聚由金钱堆砌起来的财产都是不名誉的行为,虽然在她的少年时代,包括她成年以后,过的都是大资产阶级的生活。
在描绘犹太人社会地位的上升时,伊莱娜拾起了所有反犹主义的偏见,将那个时代为犹太人所勾勒的种种偏见性的描述安在他们身上。犹太人的一幅幅画像就这样从她的笔下冒了出来,用的都是最残忍、最讽刺的语句,而她则带着一种心醉神迷的恐惧欣赏着,尽管她承认自己与他们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一点,正是她日后遭受一系列悲剧事件的根由。
在她的笔下,我们看到的竟是如此一种对自己的仇恨!在一种令人晕眩的平衡之中,首先她接受了犹太人属于低价值的“犹太种族”的观念,在她看来,犹太种族的种种区别性标志十分容易辨别,尽管,我们无法用三十年代“种族”这个词的含义,无法用后来纳粹德国普遍所指的那种含义来谈论人类的种族。下面就是她作品中安在犹太人身上的某些特点,某些用来定义他们、让他们成为一群具有共同特性的个体组合的词汇的选择:卷曲的头发,弯鼻,柔软的手,钩状的手指和指甲,茶褐色、黄色或是橄榄色的脸色,接近黑色、油光光的眼睛,瘦弱的身体,发黑的厚嘴唇,苍白的面颊,不整齐的牙齿,总是一动一动的鼻孔,除此之外还要加上他们的贪得无厌,好斗的性格,歇斯底里,以及他们在“买卖蹩脚货、炒作外汇、做旅行推销商、做冒牌礼服或贩卖军火的中间人”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代代相传的天赋。
撕开一个又一个“犹太贱民”的词语标签,在《狗与狼》中,她写道:“就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比起一个因种种犹太缺陷而感到耻辱的基督徒来,他的耻辱感更为强烈,更为痛苦。而这份根深蒂固的能量,这种几近狂热地想要得到所欲求的一切的需要,这种对于别人怎么想所抱的一种盲目的蔑视,在他的精神里,这一切都汇聚在惟一的一张标签下:‘犹太人的傲慢无礼’。”非常矛盾的是,在小说的结尾,伊莱娜却显示出某种温情而绝望的忠诚:“这就是我的亲人;我的家庭。”而突然,她又重新推翻了这个观点,借犹太人之口,她写道:“啊!你们这些装腔作势的欧洲人,我多么恨啊!你们所谓的成功、胜利、爱、恨,我,我把它们统统叫做钱!这是另一个词,说的却都是同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内米洛夫斯基对于犹太精神、对于东欧犹太文明的丰富与变化一无所知。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为《犹太世界》所做的一次访谈中,她说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骄傲,回应那些将她看成是犹太民族的敌人的人说,在《大卫·格德尔》中,她所勾勒的,不是“已经在法国扎了根,生活了几代的法国犹太人,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的确不存在所谓的种族问题”,她所勾勒的是“四海为家的犹太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对金钱的爱代替了其他所有情感”。
《大卫·格德尔》是伊莱娜一九二五年在比阿里茨开始创作的,一九二九年完成,小说叙述了格德尔——一个来自俄国的国际金融巨头史诗般的一生:他一步步走向成功,达到辉煌,接着是银行突然间全盘崩溃。还有格德尔渐渐老去的妻子,大家都知道他的妻子对他不忠,这个女人生活奢华,总是问他要更多的钱,好拴住情人。这个证券界曾经的巨无霸彻底被击垮了,斗败了,重新变回年轻时在奥德萨的那个小犹太人。突然,出于对那个姿色平庸、举止轻薄的女儿的爱,他决定重建自己的财产。在成功地完成最后的搏击之后。他精疲力竭地死去,在一艘飘荡在狂风巨浪里的货轮上,他进出了几个意第绪语的词。一个和他一起在辛菲罗波尔登船前往欧洲:希冀着更好生活的犹太移民,听到了他最后的叹息。就这样,格德尔也算是在自己亲人的陪伴下死去了。
……
而《法兰西组曲》的出版经过也颇为曲折,堪称奇迹;这里我们有必要陈述一下。
在逃亡过程中,托管人和两个小孩子带着的一个箱子里装有照片,家庭的证明文件和伊莱娜最后这部手稿,为了节省墨水和战争时期紧缺的劣质纸张,手稿上的字非常小。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这部最后的著作里无情地描绘了一个懦弱的,被战胜、被占领的法国。
箱子陪伴着伊丽莎白和德尼斯从一个藏身之所前往另一个藏身之所,所有的避难处都不安全,因而也都只能是暂时的:先是在一所天主教的寄宿学校,只有两个修女知道两个小女孩是犹太人。德尼斯有了个假名字,但是她总也习惯不了,老师批评她不守秩序,因为在课堂上叫到她的名字,她不回答。还有那些总也不死心的宪兵,这些宪兵觉得再也没有比找到两个犹太小孩送给纳粹更重要的事情了,他们发现了孩子的踪迹,孩子们只好离开寄宿学校。她们在地窖里度过了好几个星期,德尼斯感染了胸膜炎。可是把孩子们藏起来的人不敢送她去看病,就用自己的土方松树树脂为她进行治疗。由于差点被发现,她们不得不再次逃跑,身边一直带着这只理好的、紧急状况下随时可以带走的箱子。托管人在孩子们登上一列火车前对德尼斯说:“把你的鼻子藏起来!”
当从纳粹集中营回来的幸存者开始陆续抵达火车东站时,德尼斯和伊丽莎白每天都到那里去。她们还去接待集中营关押犯人的露特西亚饭店,举着写有她们名字的纸牌。有一次在街上,德尼斯以为自己看见了母亲,于是她拼命地跑。
德尼斯救出了这本珍贵的簿子。她不敢打开,看到簿子在,对她而言已是足够。有一次,她想看一看里面的内容,但是太痛苦了。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年。
她和妹妹伊丽莎白商量后决定,将母亲最后的这部作品交给现代出版存储中心,而此时改姓为吉尔的伊丽莎白已经成了一位出版社的文学负责人。 但是在与手稿分离前,德尼斯决定将手稿打出来。借助于放大镜,她开始了漫长而困难的辨认工作。《法兰西组曲》有了电脑稿,接着,又按照原来的样子誊抄了一遍。和她想象的不同,这不是简单的笔记或是私人日记,这是一幅色彩强烈,非常清晰的壁画,是给法国和法国人拍下的一张活生生的照片:逃亡的公路,挤满了精疲力竭、饥肠辘辘、争相在乡间破屋走廊里的一张椅子上小憩一会儿的女人和孩子的村庄,装满家具、床垫、被褥和餐具的汽车,缺少汽油停在路中央的汽车,被粗野的乡下人弄得倒足胃口,试图挽救自己那些小摆设的大资产阶级,被匆忙间举家逃离巴黎的情人抛弃的妓女,将孤儿院的孩子们送往暂避之处的神父——孤儿院的孩子们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受到任何压抑,最终杀了神父,寄住在某个资产阶级家庭里、在婆婆的眼皮底下勾引战俘年轻妻子的德国士兵。在这幅令人痛苦的画面上,只有一对平常夫妻保留住了自己的尊严。他们的儿子在最初的战役中受了伤,一路上,在那些残兵败将中,在喧闹的、将伤员运往医院的军车里,这对夫妻徒劳地找寻着自己儿子的足迹。
当德尼斯·爱泼斯坦将《法兰西组曲》的手稿交给现代出版存储中心时,她感到十分痛苦。她毫不怀疑母亲最后这部作品的价值,但是她还不曾让一位出版社的人读过,因为此时,她病重的妹妹伊丽莎白·吉尔正在写《战俘营哨所》,一部出色的关于母亲的虚构性传记作品,母亲,那个她还没能来得及了解的人,纳粹将她杀害时,伊丽莎白只有五岁。
米利亚姆·阿尼西莫夫
《法兰西组曲》的翻译完成之后,竟是很长时间不能够写一点什么。没有想过为什么,仅仅是觉得还不能够。好像觉得在到处都是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的声音中,那历史的一页还不曾翻过去,觉得巴黎人举家出逃的画面还历历在目,觉得一切都还是切肤的疼痛:战争、生命、希望和未曾实现的爱情。
对于内米洛夫斯基这个名字,我想几乎没有中国的读者会知道。这位才气过人的俄罗斯籍犹太女作家在三十七岁的时候被杀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她在法国文学界所获取的显赫声名以及两个孩子母亲的身份并没有能够挽救她作为犹太人的悲惨命运。
《法兰西组曲》是她在被带走之前所致力完成的一部作品,一幅她身陷其中,却想努力看清、想说明为什么的巨幅历史画卷。在命运未决的时刻,描绘这样的画卷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因此,她在自己的笔记簿上这样写道:西西弗斯,我需要你的勇气。
从她自己的笔记来看,如果命运允许,这将是一部长达“一千页”,包括五部彼此独立而又相连的作品在内的长篇巨作。像一部音乐史诗。可是遗憾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刚刚完成两部:《六月风暴》和《柔板》,她就被宪兵带走,几经辗转,到了奥斯维辛。所有的营救工作都没能起到效果。她的亲人和朋友甚至打听不到一点她的消息。不幸中的大幸在于,她有时间为自己的组曲中的第二部小说《柔板》画上句号。
于是这部未完的《法兰西组曲》成了正处在创作高潮的作家的绝笔。其后的一切则成了带有一定悲情色彩的传奇:内米洛夫斯基的丈夫也很快被送进集中营赴死;两个孩子带着手稿四处逃命;直到六十年后,在打算把手稿捐献给法国现代出版档案馆前,大女儿终于有勇气翻开这部手稿,一行行地辨认着已经模糊的字迹。传奇得到了传奇的肯定:二○○四年的雷诺多奖第一次颁给一位已经故去的作者,在这一年的法国文坛掀起轩然大波。
一、大逃亡的画卷
一九四○年的夏天对于法国来说是一场灾难,然而这场灾难来得太快,以至于像是在梦里。《六月风暴》是从这样一种梦一般的夜开始的。沉沉的夜,倒影了整座城市灯光的塞纳河,突然响起的、如同海浪一般的警报声。
走出这夜的背景,人物开始陆续登场:大资产阶级佩里冈一家,作家科尔特和他的情人芙洛朗丝,银行小职员米肖夫妇和他们参战的儿子让一玛利,银行老板科尔班和他的情人、舞蹈演员克拉伊,收藏家朗日莱。所有的这些人都即将踏上同一条命运:弃城而逃。一条从巴黎往各个方向的难民流于是形成了:轰炸声,叫喊声,呼唤声,让一向以人间天堂自居的法国沦为地狱。
佩里冈一家是典型的大资产阶级,家产不计其数。逃亡之初,老佩里冈先生还活着,但是已经基本上在等死,在等“世界舞台上最后的,最精彩的演出”——宣布遗嘱的那一霎那;一家之主的佩里冈先生是巴黎一家博物馆的馆长,出入上流社会,由于工作关系,他暂时留在了巴黎,没有加入难民潮;这家的女主人是活跃在小说前台的人物,是她率领全家人逃难,这个头脑冷静,总是“高昂着脑袋安排好一切”的女人在爆炸来临时,从容地救出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和钱,却将公公——老佩里冈先生落下了!
佩里冈家的长子菲利普是神职人员,是这笃信天主教人家的骄傲所在。他受命于危难之中,要将家族慈善事业所收养的一群孩子带往一个他们认为安全的临时驻地。然而,他竟然死在这群“黑暗中的孩子”手上,这群“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向往光明”、“感受不到光明的存在”、“不因为缺少光明而心存遗憾”的孩子手上。
第二个儿子于贝尔还没有成人。这么一个“拉丁语翻译得零分”的青少年,出于对英雄主义的浪漫向往,在逃难途中甩开了家人,去找寻抗敌的队伍。他亲眼看到法国如何溃败,一群没有武器的乌合之众如何在做徒劳无功的挣扎。在家人已经准备给他举行葬礼之前,他又奇迹般地——尽管这场奇迹并不怎么光彩——回到了亲人的面前。
除去佩里冈一家,作家科尔特也是所谓享有优裕生活的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准则,有自以为是的历史使命,有对生存的思考。在自己的写字台上,他也写下了这样的字句:西西弗斯,我需要你的勇气。然而,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不得不带着自己“严肃意义上的情人”芙洛朗丝一起出逃,离开巴黎:对生存再有思考,舍不得的仍然是最实在的命啊。在逃跑的过程中,他的一系列生活准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到处是血淋淋的粗俗,好不容易弄到的食物被抢(从内米洛夫斯基的写作笔记来看,这个事件将对其以后的小说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直接面临德国人的枪林弹雨,直至最后走进相对舒适的,属于他这个圈子的一家饭店,看到熟悉的人(这个阶层的所有人正和他一样出逃),他才算释然。
收藏家朗日莱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收藏家,平日里只和自己认为美的东西打交道。这是一个以艺术为名,自私到对除自己之外的任何生命都无动于衷的人。出逃的时候,“他将自己比作在火山熔岩到达前出逃庞贝城的罗马人,放弃了奴隶,房屋和金子,但是在自己的内长衣里,却放上了几尊陶土的雕像,一个形状完美的花瓶,或是做成美丽的乳房形状的高脚酒杯。”而就是这么一个不堪与粗俗为伍的收藏家,却在再也买不到一滴汽油,敌机在天空盘旋的情况下,偷了一对善良的,刚刚结婚的年轻男女的汽油,绝尘而去。或者是出于小说的安排,在《六月风暴》结尾,当他回到巴黎,回到自己熟悉的美的世界里时,却愚蠢地死在车轮之下,驾车的,正是被他视作美的代表的,那个戴着一顶小巧的紫貂皮帽的舞蹈演员克拉伊。
的确,在这幅大逃亡的画卷上,惟一保持了人类的高贵的,就是从来不受命运眷顾的银行职员米肖夫妇。米肖夫妇惟一的儿子上了前线,不知生死。银行下令撤退,他们在出发之际被老板从车子上赶下来——因为老板不得不带上他的情人、舞蹈演员克拉伊。他们踏上了最辛苦的旅程。但是因为有爱,夫妻之爱,母子之爱——米肖夫人每时每刻都在守候着自己的儿子,他们是惟一有尊严的、站在恶毒的命运不能袭击到的地方的人。
在这张所谓大逃亡的画卷上,在这急板的行进速度里,就这样,作者让每一个人充分展示了他的存在。他们有自己的逃亡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里都充满了令人惊叹的细节,比如佩里冈家的那只猫(作者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写这只猫残忍而血腥的夜晚活动),比如科尔特在逃难途中和芙洛朗丝的争执与和解,比如朗日莱在月光下偷那对小情侣的汽油。《六月风暴》从头到尾的确就只是逃难,然而在逃难的背后,更是形形色色的人从逃难开始到逃难结束的过程中所展示的生存本质。
生命的意义原本各不相同,但是,在战争的照射下,在所有人都不知所措地面对生命的劫难之时,他们所撞到的物质界限是相同的,是提前到来的生命尽头的隐隐威胁。原先所谓的命运眷顾失去了它所有的意义。并且,只有最不受命运眷顾的人才能够脱出身来,更加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在《六月风暴》的结尾,米肖夫人面临生活的困境,突然间爆发道:
为什么苦难都是针对我们的?要么就是针对我们这一类人?针对普通人?针对小资产阶级?不管是战争爆发,法郎贬值,失业增加或是革命爆发,别人都能从中得到利益。被压垮的总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我们要为所有的错误付出代价。当然,别人不会怕我们的,我们!工人可以自我捍卫,富人有的是力量。
这是超越战争的层面,对人的命运的更深的追问,有点出乎我们阅读期待之外。作为一个女性的作家,竟然可以这样的不宿命,竟然可以有这样直接的追问。《六月风暴》中没有一点关于战争的直接描写。对于这一点,作者在其写作笔记中亦解释得非常明确,她说:“我感兴趣的是世界的历史”,因为“好的历史场景是通过人物的眼睛所看见的历史场景”。 平常人眼中的历史和战争——而不是某一类人眼中的历史和战争。
二、没有完成的爱情
逃亡的画面描绘到最后,意外地出现了一段世外桃源的生活。米肖夫妇的独生子让一玛利受了重伤,被送到乡间农庄暂住。他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时昏迷时清醒,成天躺在农庄人家用来暂时搁置死人的灵床上(我们不得不佩服小说家的细心安排,因为在后面的日子里,这张灵床上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惊心动魄,足以引导小说发展方向的事件)。
然后,他慢慢地恢复了,可以和农庄主家的两个年轻姑娘聊聊天,说说笑话,可以考虑自己未来的事情——他突然产生了写作的愿望。农庄主家收养的一个女孩儿(实际上是这家未过门的儿媳)玛德莱娜对他产生了朦胧的爱情。就在让一玛利已经与家人取得联系,不Et即将离开前的一个夏夜,在豌豆棚下,这个出身不明(因为是孤儿)、几乎没得选择地生长在农村的姑娘却突然没能控制住自己,流着眼泪对让一玛利说:“离开您简直要我的命…”
镜头到这里戛然而止。这月光下的夏夜成了《六月风暴》里惟一牵连爱情的场景。先前的战争、逃难、困苦、汇聚在同一场面里的形形色色的贪婪突然变成这一点忧伤而无奈的感情的流淌和年轻女子的泪水,变成大事件背景之中寻常人的感情向往和失望。而小说急板的节奏也随之一下子舒缓起来,真的会令人感到心脏在怦怦直跳后骤停的疼痛。
我是在这个时刻隐隐感觉到作者的冷静和残忍的,感觉到她能够从容运用对比,把握事件进程,而不让自己沉溺于浮泛的爱恨之中的能力。
果然,这个场面足以拉开《柔板》的序幕——玛德莱娜也成为将两部小说连接在一起的人物。
《柔板》是占领和被占领的故事,是占领军和被占领的法国人之间的故事,是德国军官和法国女人之间的故事,是未完成的、永远也完成不了的爱情故事。
占领军来了,来到法国这个富庶的小镇上,在四月的风雨之中。几乎和所有的战争小说不同,占领军到来的时候,并没有激烈的冲突。只是“天上下着凄冷的雨”和教堂前的一株开着粉红色花朵的桃树在风雨中颤抖。
人们在互相猜度,法国人和德国人。但是在这互相猜度、甚至互相仇恨的人群中,还有一个超然度外的法国女人露西尔。这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丈夫做了战俘,而她和丈夫之间并没有爱情。她的婆婆指责她冷漠,因为她的悲伤并不是只针对丈夫,而是针对整个个人命运的悲伤。用寻常的道德和情感来看,她怎样做竟然都是错的,都是可以被指责的。
露西尔没有仇恨,她也还不曾得到过爱情,婚姻只是一场失败的交易。这些与战争的灾难无关。
骑兵队的中尉住进了她家。年轻、英俊、彬彬有礼、精通音律的德国军官。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占领与被占领的关系,爱情或许会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或者即便有爱情之后的争执、眼泪哪怕到分离,也会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可是战争搁置了一切,它使男女之间的对视成为悬而未决的疑案。但是战争对于他们,又是怎样的呢?
德国军官或许和所有参战的小伙子一样,只是觉得这是国家的召唤,民族的召唤,集体的召唤,是为了“大我”牺牲“小我”的英雄浪漫主义。可是露西尔却想:“这又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没有什么新的创造,我们死了两百万人,在另一场战争中,他们也是为了这所谓的‘集体工作的精神’牺牲生命的!他们死了……二十五年之后……什么样的欺骗!什么样的虚荣啊!……”
而我们为之牺牲的爱情呢?
在一个暴风雨的下午,那个因为自己儿子做了战俘而痛恨德国人、每时每刻都在诅咒德国军官的婆婆不在,家里的仆人也碰巧不在,德国军官和法国女人突然间有了一个难得的,只剩下两个人的下午。德国军官在弹琴——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他会是一个很出色的音乐家——女人坐在一边听,一边想着关于“集体和个人命运”的问题。音乐,抑或是她所思考的问题令她热泪盈眶。接着,他们用漂亮的器皿喝了一点酒,吃了一点点心。德国军官冲法国女人说:
“夫人,您有没有听说过那种扫过南部海域的飓风?它们形成圆圈,边缘由暴风雨组成,飓风中心是不会移动的,一点都不动,以至于处在这飓风中心的小鸟儿或蝴蝶根本不会受到飓风的侵扰;它们的翅膀都不会被吹皱,而就在周围,暴风雨却横扫一切。瞧瞧这座屋子!瞧瞧现在正在喝福隆迪涅昂的葡萄酒、品尝饼干的我们,再想想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在法国人的眼里,德国人总是带有一点这么不谙世事的单纯,这种骨子里的单纯,似乎真的成了“飓风中心”,哪怕经过战争的严酷,也是没有变化的。德国军官弹自己写的曲子给法国女人听,他弹和平时期,弹战争,弹士兵的死去——但是那么美好和圣洁的音乐并不能阻挡使他成为士兵的“集体精神”:这是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差别,是德国军官的感性和法国女人的理性之间的差别。
记得我译到这里的时候,已经陷入无法形容的焦虑之中。因为不知道这个故事会不会滑向具体的爱情,不知道作者会如何解决个人与集体、唯美的精神与丑恶的现实、德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矛盾。如果是爱情,那真的可以预见它支离破碎的结局——这是人世间怎样的悖论啊,再美好的东西,走到头,撞在现实的墙上,也一定是支离破碎的惨不忍睹。
果然,尽管在婆婆的眼皮底下,他们还是不可控制地走近了,越走越近。在小镇最漂亮,同时也是最可怕的房子里.这里有两个人自身的原因,也有小镇的压力——奇怪的是,小镇的法国人那么夸张自己痛恨德国人的心情,却在不得不寻求帮助的时候一定会来找到露西尔,请她代为疏通。
两个人越走越近,心跳得越来越快:《柔板》的节奏走到后面,和《六月风暴》正好相反,反而急了起来。在高潮到来之前有这样一段关于“前爱情”的描写:
没有爱情的表白,没有吻,只有沉默……除此之外就是高烧一般的,充满激情的对话,他们在谈论各自的家乡,家庭,音乐,书……他们体会到的奇怪的幸福……这种想要发现彼此心灵世界的迫切……一种情人的迫切,已经成为奉献,奉献身体之前的灵魂的奉献。“了解我,看着我。我是这样的。这就是我所经历的,这就是我曾经爱过的。你呢,我的爱人?”
然而,“前爱情”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行到这里,却被一个意外事件打断了,曾经处在幻觉一般的“飓风中心”——只能是幻觉,否则又能是什么呢——的法国女人一下子被拖到暴风雨中。《六月风暴》里出现过的玛德莱娜的丈夫(一个逃跑回来的战俘)杀了住在他们家的德国人,他需要藏身之处。玛德莱娜找到了露西尔,就在她已经打算“奉献身体”之前。露西尔一下子从夜晚的梦的氛围中惊醒了,她藏起了玛德莱娜的丈夫。这个事件宛如一声尖叫,划破了属于两个人的夜晚,也中止了即将来到、却永远不能来到的爱情。
一个道德外的故事就这样以突然转折的方式回归到了道德里,而且是常人的,社会的道德里:尽管这碰撞发出了如此惨烈的叫声,但是作为故事,转圜得竟然是游刃有余。这是作者的功力,也是作者的残忍。不明就里的德国人仍然一厢情愿地想要将故事进行下去,在一个傍晚,他将法国女人拥在怀里,然而,法国女人却害怕地挣脱了。因为,在德国军官站在只有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的时候,法国女人已经因为历史和现实站在了伊甸园之外:也许,伊甸园根本就是人类臆想出来的幻境?
占领军最终走了。临走前,法国女人对德国军官说:“我请求您,作为对我的纪念,一定要尽可能地保全自己的生命”。仍然是个体与个体的对话,只是不再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的话,而更像是一个母亲对一个孩子说的话。也许男女间的爱情——至少作者这么认为——是最容易被撞碎的吧。而母爱,因为其绝对性和非解释性,可以超越现实的种种矛盾,获得存在的合理性。
三、人物和细节的力量
译这本书所带给我的惊喜是我始料不及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没有再接触过这类传统手法的小说:完整的故事,明确的写作目的,作者置身度外的冷静目光……
我也几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女作家:冷静,从容,理性,历经大悲大喜(我们可以从序言中获知,内米洛夫斯基出身大富大贵人家,她的家庭在十月革命之后逃出俄国),身处危难之中,却没有一丝的自恋。
然而她又决然不是充满英雄主义浪漫梦想,想用文字拯救社会与世界的男性作家。她身处悲剧之中,想要努力看清楚这悲剧的面貌——是面貌,而不是具有观念性的根源。根源对她来说,应该是小说之外的东西。
在一个纠缠于自己——或是完全走向反面,纠缠于种种过剩的关于“自我”的观念——的时代,看到这样一部有着鲜明生动的人物,有着充满力量的细节的小说,能够感受到的是怎样一种令人颤栗的快乐啊。
作者细膩而智慧的眼睛,从俄罗斯作家那里生成的成熟的小说技巧几乎让她能够把握一切人物。人物的出身,心理和形象往往通过寥寥几笔便跃然纸上。
她写佩里冈夫人:显然,上帝原本想把她塑造成一个红发的女人。她的皮肤特别细膩,但是由于岁月的缘故,已经起了皱纹.她那庄严而颇具分量的鼻子上布着红斑。绿色的眼睛如猫一般,投射出尖锐的目光。但是,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造物主大概犹豫了,觉得色泽如此明亮的头发与佩里冈夫人无可指责的道德以及行为举止不太相配,于是便给了她一头棕色的、暗淡的头发;
她写那位声名与财富俱备的男作家科尔特:他颇为英俊,有着猫一般懒洋洋的残酷神情,柔和的、富有表现力的手,恺撒式的,略微有点胖的脸;而这么一个生活规律并且优越的人在逃难时受到种种挫折,他的反应是,“首先是抱怨,然后才是自卫”。
她写在惟一保留了人类尊严和高贵的米肖夫妇在逃难后回到巴黎,历经艰辛,坐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每个人的膝头摊着一本书,但是他们都不在读。最后他们靠着睡着了,手握在一起。
她写在爱情的道路上迟迟不见行动的德国军官:这既不是羞怯也不是冷漠,而是德国人动物一般的深深的、尖刻的耐心,这是在等,等适当的时刻到来,等着迷醉的猎物听凭其宰割的时刻到来。
不仅是人物。在小说情节的安排上,故事的逻辑也往往是由致命的细节串连起来的:一根相当精巧的,由小珠子串成的链子。小说处处在不经意的地方留下了机巧,把看似不相连的人物全都组合在同一幅画面上,让相同的灾难的光照射着他们。
老佩里冈先生创立的,并且留下了五百万法郎财产的所谓慈善团体葬送了他长孙的命——而且他的长孙还是一个神父,专门救赎那些可怜的灵魂!多么可怕而残忍的讽刺。
抢夺科尔特食物的赫尔坦丝实际上就是科尔特在路上不愿正视的“丑陋的女人”,而这位赫尔坦丝在小说的结尾处又出现了,出现在收藏家朗日莱的家里,如果不是朗日莱命丧克拉伊之轮下,她就会成为朗日莱新的佣人。
还有克拉伊,她是银行老板科尔班的情人,一个很善于在一切环境下尽量让自己得到舒适的女人。她硬生生地挤上了科尔班逃难的车子,使得米肖夫妇无法随整个银行一道撤离(然而这也是一种幸运)。在南方的小镇上,她碰到了献身抵抗事业未果,可笑的佩里冈家的二儿子于贝尔。她凭藉本能一下子嗅出了于贝尔身后那个声名显赫的家族所散发出来的气味。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作者真的完成了《囚徒》(原计划《组曲》中的第三部),这个细节还将埋下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
同样是这个克拉伊,她葬送了朗日莱的性命。朗日莱回到巴黎,回到自己收藏的珍贵艺术品之中。在他熟悉的酒吧,他遇到了戴着“两块紫貂皮”缝制成的,“比餐巾环大不了多少”的小帽子的克拉伊,他一下子觉得自己又找回了美的世界。他不会知道,正是这美的世界彻底葬送了他的性命。“他的脑袋受到了可怕的撞击”,撞在克拉伊车子的挡泥板上,而与此同时,他最心爱的镜中维纳斯雕像——因为赫尔坦丝的到来被他意外地搁在桌子边缘——也被打扫卫生的门房带了一下,跌落在地上,和他一般,脑袋成了碎片。
还有让一玛利曾经躺过的灵床。被分配到玛德莱娜家住的德国翻译官——一个很年轻,并且因为年轻而残忍的小伙子——好奇地问,这是用来干什么的?而在这之后,这位翻译官果然就躺在了这张灵床上:他死于战争所制造出来的合理仇恨的观念。
所有这些细节中的巧合和伏笔会让人相信,也许冥冥之中真有命运这只无形的黑手。让人在不甘心的宿命之外又安慰地想:或许命运真的会有它的眼睛,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对于整个组曲的结构来说,《六月风暴》中的让一玛利和《柔板}中的露西尔应当是两个重点人物。法国男人和法国女人,属于民众一分子的普通而高贵的法国男人和法国女人。从写作笔记上来看。如果没有中断,两个人物应当会相爱——会是一场真正的,充满痛苦的爱情。虽然小说到第二部就不无遗憾地结束了,可是这两个人物相遇的可能性已经用隐性的笔触被埋藏在前两部小说中:米肖夫妇逃难,曾经得到露西尔的帮助,在露西尔家稍作休息,并且在这之后写来感谢信;然后是收留让一玛利,并且对让一玛利产生了朦胧爱情的玛德莱娜;玛德莱娜的丈夫伯努瓦杀德国人,逃难,求助于露西尔,露西尔慨然应允,并因此逃过了几乎逃不过的德国军官的爱情;最后是德国驻军离去,露西尔准备将藏在家中的伯努瓦送到巴黎:她立刻想起了在巴黎惟一认识的米肖夫妇。《柔板》结束之际,就这样,下一部小说的大门已经悄然开启。
由小说家精心操纵的情节推进与真实得近乎残酷的细节相得益彰:这就是这部《法兰西组曲》的魅力所在。写实的意义也因此获得了全面的延展。而在这样一个读者几乎已经忘记古典小说家最为迷人的传统魔术手法的时代,内米洛夫斯基用她生命最后几年的痛苦和光彩夺目的才华,以虚构世界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那个曾经的过去:人物、事件和背景。正如她自己在写作笔记中所说的那样:永远不要忘记战争总会过去,历史的所有部分都将变得模糊。要尽一切可能努力尝试人们会在一九五二年到二○五二年间关注的事情和论战。
一百年间的议题: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才是真正关于历史的小说罢。
译者
二○○五年十一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