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共7册）》的作者陈舜臣作为作家，他所写作的史书，没有学者式的枯燥。讲述历史事件，语言平实无华，通俗易懂，严谨缜密，把握分寸，雅俗共赏，又不失艺术性，写得风生水起，生动活泼。语言的平实，不等于肤浅。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在他的几乎没有任何装饰性、极致到平淡凝练的，对文字具有超强驾驭力的笔下，呈现出时代发展趋势的长河奔腾，脉络清晰，可以比较完整地、宏观地把握历史变迁的全貌，同时在细节上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中国的历史》（全七卷）是一部中国通史，也是陈舜臣规模最大的一部作品。与传统历史学家的写史方法有所不同，陈舜臣以时间为轴，以影响时代进程的事件或人物为中心展开描写，讲述上古时期到近代数千年中国王朝的历史兴衰及所涌现的典型人物。　　陈舜臣对史料采取中立的态度，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弊病，他所讲述的事件都有史可查，绝不杜撰，但又不盲信史料，通过比较不同史学家的记载、论述，经过条分缕析，得出自己的历史判断，在不少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提出独到的观点。

从神话到历史

 三皇五帝

 王朝的发端

 巨大的落日

中华的摇篮

 落日余晖

 郑声靡音

 开疆辟土

 九合诸侯

 五霸交替

 孔子时代

 南风骤起

年表

大统一时代

 泰山风物 

 百家争鸣

 战国七雄

 蜀和楚

 乱世末日 

 统一天下

 万里长城

 楚汉相争

汉王朝的光和影

 大风歌

 创业

 吕后时代 

 马王堆讲述的故事

 休养生息的时代 

 年轻的武帝及其女人们 

 激情澎湃的活力 

 秋风辞

 走向冬天

 余韵时代

 外戚时代 

 王莽之道 

年表

动乱的群像

 王朝复兴 

 灰色的时代

 群臣

 西域

 窦氏始末和宦官之影 

 十九侯诞生 

 飞扬跋扈将军的没落

 三国志开场 

 苍天已死 

 群雄相争 

 三国鼎立 

 曹氏家族的悲剧 

走向世界帝国

 竹林七贤 

 佛教与道教

 单于的家族 

 永嘉之前

 北来之风

 江南春秋

 军阀出场

 淝水之战前后

 归去来兮

 重返洛阳 

 南北朝的舞台

 亡国之音 

年表

隋唐的兴亡

相信幸运的人

土崩瓦解的日子

通往长安之路

迷楼记

群雄图

唐太宗李世民

贞观的实况

家 事

余 震

脂粉消散

花香长安

花谢花落

宋朝及其周边

遣唐使始末

党争与废佛

兵乱与民乱

天下大乱

大唐的灭亡

五代一瞥

词花绚丽

宋朝的创业

澶渊之盟

新法之争

文人谱系

民怨之结局

万水千山

年表

草原疾风

 西扩风波

 北迁与南迁

 通往休战之路

 吴山第一峰

 天地无情

 成吉思汗的崛起

 沧海横流

 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

 黄河千里

 西湖之滨

 鄂州兴亡

 崖山悲歌

复兴与明暗

 正气歌

 元军袭来

 色目人种种

 无法割断的文化传统

 元末四大家

 海上和陆地的叛乱

 王朝末路

 人间天堂

 朱元璋在此

 文人遭难

 大清洗的旋涡

年表

从明朝到清朝

 紫禁城时代

 西洋取宝船

 帖木儿的西域

 永乐之后

 土木和夺门

 北虏

 明朝和日本

 宫廷日夜

 乱民和逸民

 下天风

 摇摇欲坠的万历

 亿兆离心

清朝——百余年

 努尔哈赤崛起

 满洲八旗征伐

 通往帝国之路

 紫禁城的黄昏

 黄云蔽野

 圆圆曲

 创业时代

 风扫南方

 兵马之后

 三世之春

 夕阳西斜

年表

斜阳和黎明

 海陆的裂痕

 宣南诗社的人们

 广东风云

 鸦片战争

 《南京条约》之前

 反叛者

 太平天国的旗帜

 军阀诞生

 光荣与挫折

 火烧圆明园

 外患艰深

中华的飞跃

 甲午之年

 北洋败北

 屈辱之地

 变法与革命

 蒙难与溃灭

 义和团

 激情的季节

 辛亥风暴

 动乱不已

 五四前后

 十五年战争

年表

后记

海陆的裂痕

清政权对结社自然异常敏感。统治层里的满族人口少，只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团结反抗，满族政权应该会迅速土崩瓦解，所以清政府严禁结社。

清代出现各种各样的秘密结社。连不是反体制的、非政治性结社也受到政府的禁止，所以全部都成为秘密结社。虽然不允许结社，但有的职业离不开结社。

例如水夫。隋唐以来，南方的粮食、物资运往北方，这是为南北格局取得平衡所必需的，是中国地政学的必然。连接南北的大运河是中国的大动脉，在这条漫长的运河上行船的水夫们就需要成立互助性的组织，否则无法安心工作。马戛尔尼等使节团来到中国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发明照相机，但留下了精致细密的铜版画。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运河河面并不宽敞，船只很容易遭受来自陆地的攻击。运载重要物资的船只必须做好防范匪盗抢劫的准备。

乾隆中期以后——18世纪末之前，清朝的“盛世”已过，国势开始倾颓。人口的急剧膨胀也是造成生活窘困的一个原因。农村无法养活这么多人口。乾隆时期，据说人口比一个世纪前增加了一倍，具体说，从两亿增长到四亿，而同期的耕地面积只增加百分之十几。农业技术几乎没有改良，按简单计算，人均收入减半。

生活贫困，流民自然随之增加，他们偷盗抢劫，为非作歹，为了生存采取违法手段。在政府眼里，他们是“匪”，所以必须彻底镇压，严加惩处。匪贼当然也不会轻而易举地就范，生死攸关之事，竭尽全力反抗。如果出现富有统率力的领导，把他们组织起来，可以成立力量相当强大的集团。他们甚至袭击抢劫运河上的船只。船队自然也采取防御的手段，例如与沿岸的权势者联合实行保护，有的还雇用保镖。其实保镖也与匪贼的出身阶层差不多。

治安混乱，人们为了自卫，便团结起来。尤其强烈感觉团结深有必要的是水夫、搬运工、行商、在举办庙会时的肩挑小贩等这样的出外干活的人们。这些人成立的自卫性组织当然是非法的。因为禁止结社是政府的原则方针。

说得极端一点，在那个时代，只要是结社，就只能是秘密结社。即使不是反体制的结社，也不会得到政府的承认，所以只好采取秘密结社的形式。虽然禁止组织社团，但政府起初对宗教信仰的社团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后来，白莲教及其同一系统的混元教、天理教、清水教等进行反政府活动，连宗教信仰的结社也遭到镇压。

第六卷说过，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徒冲进紫禁城，当时发射的箭矢至今还留在隆宗门的门额上。这是一种宗教的暴动，各地都有发生。组织结社最合适的条件就是以宗教信仰为核心。只要宣传信仰的功德，就可以聚集众多人，以信仰作为加强团结的精神纽带。

清中期以后，时常发生利用宗教结社的反乱。一说到反乱，可以说必定都与宗教牵连在一起，而且似乎反乱的次数有点过多。

虽然也有与宗教信仰无关的民众反乱，但政府方面全部统归为宗教暴乱。如果是纯粹的民乱，说明地方官的执政不得民心，会被问责处刑。一旦城市在民乱中失陷，地方官会被判处死刑。如果是宗教暴乱占领城市，地方官只是被撤职，不会被杀。因为宗教暴乱一律被认定为邪教，被视为超越政治的异常现象。邪教产生于与政治不同的世界观，所以不是政治家的责任。基于这样的想法，也就把民乱说成是邪教的暴乱。

在需要组织社团的职业人中，最热心组织社团的是水夫。因为只要上船，大家都是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具有团结的力量。他们在成立自卫、互助的团体时也采取宗教信仰的形式，称为“设教”。

“水夫设教”成为清代的一大政治问题。水夫的组织必须是大规模的团体，像大运河这样，这么漫长的河岸线，需要地区广泛的组织才能覆盖运河沿线地区。如此庞大的组织不仅对清代，甚至对近代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大运河的水夫，据说起初多是北方人。首都北京居住着皇室以及众多的贵族（满洲旗人）、高官，他们的俸禄都是用大米支给。北方不产大米，只能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来。大运河的起点是鱼米之乡的江南。北方的水夫来到江南运米，肯定不太习惯南方的生活习惯和气候水土。于是，居住在杭州的有权势的北方人为他们提供食宿。中国人原本具有浓厚的同乡意识。这可以说是定居的农耕民的习性吧。

为北方水夫提供生活方便的主要是钱氏、翁氏、潘氏，他们修造庵，分别称为钱庵、翁庵、潘庵。这些庵不仅提供食宿，也附设有医疗设施，甚至还为死者准备好墓地。这虽然是一种侠义的行为，但据说三个庵的主人都是禅宗的一派罗教的信徒。于是罗教自然而然地在水夫中传播开来，蔓延扩大，成为他们维系这个团体的纽带。

罗教是明代一个名叫罗祖的人开创的禅宗的一个派别，主张“无为解脱”，所以又称为无为教。罗祖原先是运粮的军人，也许运粮的水夫对他有一种亲近感。

往北京运粮的水夫还有一个必须团结起来的理由：船只北上是运粮，南下则因无物可运，多为空船。但如果利用空船运送违禁品，可获暴利。起初是运盐。盐是政府的专卖品，其利润为成本的十几倍。民间销售私盐，即使价格比官价便宜很多，依然大有赚头。但如果被政府发现，必遭严惩。只要挂着御用商人的旗帜，向各地官员贿赂，运送私盐应该不会困难。不过，只要同船的水夫出现一个叛徒，那就非同小可。因此，水夫的团结更加坚强。

贩运私盐以后，随着时代的变化，加上鸦片，买卖越干越欢。不言而喻，这是极其危险的营生，需要牢不可破的团结，因此有的开始举行可怕神秘的仪式。

虽然是秘密仪式，水夫组织的覆盖地区十分辽阔，根本无法隐瞒。于是他们就将已经公开化的组织起名为“安清帮”。“帮”是帮派的意思。这个名称的含义是“安定清王朝的集团”，标榜爱国，为政府出力。

这个组织后来称为“青帮”，成为中国黑社会的标志。其母体是杭州的三庵，所以根据地是江南地区。P3－5《卷七》

这几年，陈舜臣先生在我国声名鹊起，他的著作，主要是推理小说、历史小说、随笔被大量译介，使得我国读者比较全面地接触、了解这位著名的华裔日本作家的作品。平心而论，陈舜臣的作品走进我国读者的视野来得晚了点。他在日本可以说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文学大师，他以推理小说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一部《花叶死亡之日》（《枯草の根》）荣获江户川乱步奖，奠定了在日本文坛上的推理小说家的地位。1967年开始创作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先后有《鸦片战争》、《小说十八史略》、《甲午战争》、《秘本三国志》、《太平天国》、《耶律楚材》、《秦始皇》、《郑成功》、《成吉思汗》、《诸葛孔明》、《曹操》等名作问世。他的历史小说具有独特的风格，有意识地将推理手法运用其中，历史与推理的紧密结合更增加了可读性和情趣性，这在日本小说界独树一帜，使他成为与司马辽太郎并驾齐驱的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以日本历史为素材，陈舜臣则以中国历史为题材，许许多多的日本人正是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中国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架起了一座桥梁。

陈舜臣的历史小说几乎在我国都已出版，唯有篇幅最长的、非小说的《中国的历史》尚未译介，此次福建人民出版社推出以飨读者，实乃幸事。

陈舜臣的《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中国通史，以时间为轴，自神话时代写到近代。他与史学家的写史方法有所不同，以影响时代进程的事件或人物为中心展开。

《中国的历史》是史书，不是小说，结构严谨，没有虚构、戏说的成分。他的历史小说尽管也是以史实为基础，但既然是小说，其细节描写难免有虚构的成分，这是本书与历史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所以本书没有太多的细节描写，想象合理，推理合乎逻辑，是史实的努力再现。

陈舜臣是日籍华人，使得他具有与国内学者、作家不同的认知，但更多地站在中国人的视角看待历史，同时也参考一些日本史料进行论证，比较客观公正。他对待历史的态度，正如他在回答《东方早报》书面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观”，“尊重史料和史实是我一贯的原则。我始终认为作家必须尊重历史，但允许作者去想象。”

正因为如此，他对史料采取中立的态度，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弊病，他所讲述的事件都有史可查，绝不杜撰，但又不盲信史料，往往比较不同史学家的记载、论述，经过条分缕析，得出自己的历史判断，在不少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提出独到的观点。例如写三国的曹操、刘备，唐朝的李世民，南宋的贾似道，甲午战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摆脱历史观的惯势影响，较少局限，克服感情上的碰撞与矛盾，根据史料尽可能地去展现当时的真实历史。

他没有以史学家自称，的确他不是史学家，他是作家，所以他提出自己的历史观的时候，没有那种常见的显示着权威性的、甚至强加于人的面孔，而是一种温和的姿态。对他的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的见解，这也期待着读者的见智见仁的探讨。

尽管不是小说，但严肃的史书同样离不开立足于史实的推理，这种推理其实就是一种严肃的考证行为。他说：“我依照自己的方法来理解这些相同的基本史料，并且按照自己的方法去解释、推理。”他的推理十分审慎，对隐藏于表象后面的真相的想象尽量做到合情合理，期待对历史真实的还原。

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只有一个真相。但这不影响对史实进行不同的观察和评判，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历史的主观意识也会发生变化，每个人解读历史的权利都不应该被剥夺，每个人都具有对历史的话语权。

陈舜臣作为作家写作的史书，没有学者式的枯燥，讲述历史事件，语言平实无华，通俗易懂，严谨缜密，把握分寸，雅俗共赏，又不失艺术性，写得风生水起，生动活泼。语言的平实，不等于肤浅，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在他的几乎没有任何装饰性、极致到平淡凝练的对文字具有超强驾驭力的笔下，呈现出时代发展趋势的长河奔腾，脉络清晰，可以比较完整地宏观地把握历史变迁的全貌，同时在细节上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这就避免了把鲜活的历史变得干巴巴的纪年表。

《中国的历史》自然是以日本读者为对象，但也适合我国读者。原因有两点：一点是作者具有独自的历史观，其学术性不亚于史学家的正论另一点是以作家的笔触撰写史书，具有更大的可读性。而且作者的目光经常关注基本被正史所忽视的底层民众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作用，对民众创造历史文化、推动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给予应有的客观的评价，这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以独自的文字表现其历史观，为体现原貌，我在翻译时尽量体现作品的原有风格，保留作者的用语，语言力求规范平实。

陈舜臣的创作极其重视史实，视史实为生命。今天翻译这部出版于1990年的《中国的历史》，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未能利用其后我国的考古发现以及研究成果，不然，很多问题的论述将更加明确，也必将大大丰富充实本书的内容。例如，本书对良渚文化的阐述比较简略，如果利用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也许会对中国的朝代断代产生新的想法。再如本书谈到北匈奴的呼衍王，只说到班超的幼子班勇于“永建元年，在平定车师国之后，一鼓作气趁势击败北匈奴的呼衍王”。如果作者能看到在东天山北麓发现的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东黑沟遗址，从其中出土的《镇海碑》的“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这段话，对呼衍王的结局就有明确的结论。当然，我这样的遗憾是一种难以避免的，不应该是对作者的苛求，这也正是说明历史不断需要改正、更新的必要。

透过《中国的历史》，可以感觉到作者积淀数十年的对传统史学的深厚功底，处处闪烁着敏锐智慧的光芒，透彻深邃的洞察力和恢宏辽阔的大视野把读者带进中国历史气势磅礴的时代进程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无比深远的情韵。因此，他的史书具有普及性的意义，读者可以从这部书中明确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中的定位，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获得诸多思想的警示，对构建政治文明的未来社会具有精神的启迪。

陈舜臣文学已经超越国界，走向世界，对异质文化的包容使他超越民族、宗教、语言、风俗、意识形态等障壁，在国际文化的大视野中审视、考察中国历史。他说：“希望通过写作更多地跨越国界去思考，很多事情应该朝着无国界的方向去融合。”我认为，这就是陈舜臣文学创作思想的终极目的。

郑民钦

在丝绸之路刚刚掀起热潮的时候，一位朋友对我说：“井上靖先生创作很多《敦煌》、《楼兰》这样古代题材的小说，你的作品同样也是西域题材的居多，但都是以近代为舞台。”如此说来，除少数例外，果然如此。

这一套《中国的历史》从我担任NHK特别节目《丝绸之路》委员之一在吐鲁番盆地采访时开始执笔，至今已有数年。我在第一页稿纸上落笔时感觉的兴奋至今记忆犹新。

吐鲁番盆地在唐朝初期是高昌国，唐三藏去天竺，途经此地，短期逗留，是一块历史渊源深厚的土地。节目采访，肯定以三藏法师为重点，不过我将19世纪后半叶中亚浩罕汗国的武将阿古柏进攻新疆、占领吐鲁番盆地的故事与7世纪取经的僧侣结合起来。俄国参谋部派来年轻的库罗帕特金大尉（后任俄国的远东军总司令，奉天战役失败）作为军事顾问，阿古柏被清国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击败，全军覆没，本人自杀（一说毒死）。当年的军事顾问在20世纪初已是大将，与日军作战。我站在吐鲁番盆地灼热的沙地上，仿佛听见历史流淌的声音。

据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为了撰写自己生活的时代，即汉武帝时代，上溯到五帝纪开始落笔。不论是否意识到，谁都对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最为关心。即使称为“古代史狂”的人们，大概也会有古今相通、以古映今的感觉吧。

我认为东亚的近代始于鸦片战争。二十多年前，我写过小说《鸦片战争》，接着是下一个时代的题材《太平天国》，并进而创作以日清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大江不流》。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我的家乡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我的父亲生于这个时候，这与我所生活的时代已经相当接近。《大江不流》之后，按顺序本应该写戊戌（1898年）变法至义和团（1899－－1901年）。其实我现在正收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的资料，进行小说化的构思。然而，司马迁的思想一直横亘在我的心中，历史的联系流淌的状态，我感觉到从中截取一个片段的不满——确切地说，是不安。

所以，我下决心撰写《中国的历史》。创作小说时是按时代顺序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但这次逆时间顺序而写。坦率地说，当时马王堆汉墓、秦始皇兵马俑等考古学接连不断的重大发现把我的兴趣拉回到古代，但基本上还是溯时代而上的创作冲动在支配自己。

一直怀着从神话时代开始概述中国历史的愿望，为此必须学习。我是一边学习一边撰写本书。这本是为自己的创作而学习，却心想着也让读者随我而学、与我共同理解，这也未免有点霸道。不过，把自己领会的事情以给自己解说般的文字记述下来，我相信对一般读者大概是通俗易懂的。我从头到尾重读一遍，坚信没有晦涩难解之处。  为自己的作品写解说是很难为情的，有人认为无此必要。但是，在本书即将出版最后一卷的时候，我还是想对耐心读完本书的读者说一句话。读到最后一卷的读者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本卷的章节写到“十五年战争”，目录齐全，但与前面的时代叙述相比，简略到令人感觉失去平衡。我想回答的就是这个疑问。

我创作小说写到鸦片战争以后，心有所感，上溯古代，又回到近代，停在本书开始创作的那个时代。

其实我真正想写的是近现代，考虑到今后剩余的岁月，我打算运用历史和小说这两种手段来完成。就是说，读者感觉过于简略的部分将在其他著述中详述。

新时代已经临近。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们回顾中国的历史，这使我深感高兴。

陈舜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