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学家,评论家雷达,著有论文集《小说艺术探胜》、《文学的青春》、《蜕变与新潮》、《传统的创化》、《民族灵魂的重铸》、《文学活着》,散文集《缩略时代》,散文杂文《清贫颂》、《甘海热血谱青史》,散文《圣果》、《乘沙漠车记》、《洮河纪事》、《河西行》、《王府大街64号》,评论《给爱情以应有的位置》、《刻在心上的弹孔——谈谈第十个弹孔》、《高晓声小说的艺术特色》,访问记《春光唱彻方无憾》、《春天的信息——女作家近况一瞥》,报道《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传记文学《泥土和石油的歌者——记诗人李季》,电影文学剧本《赵武灵王》(合作)等。
本次山东文艺出版社将其经典散文作品集文论作品收录成册,以供读者欣赏阅读。本册为《雷达自选集》(文论卷)。
作者把本书这些文字分为四个板块,每个板块里的文章,完全按照时间顺序编排,为的是寻找一种内在的发展逻辑和渐变的轮廓,寻找一种历史感。这样的编法真的很有趣,却也很费事。在“文本细读”板块,尽可能选了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它们在当时和现在都拥有影响,它们是活的路标。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形:所评作品已然时过境迁,不再重要,所谈问题却还没有过时,或者具有某种文学史意味——与后来的文学发展有所关联。“现象研究”板块,力求所谈问题上一个台阶,提出一种视角,拓开一片视域,看看在褪去了一时的光环,不再借助一时的声势的情景下,它们的意义是否还在存活。“理论探讨”板块,侧重于创作思潮的讨论,例如八十年代的农民与土地问题、创作主体问题、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的主潮问题、“新写实”问题、朴素现实主义问题、“现实主义冲击波”问题,以及近来的“新世纪文学”的命名问题、“关怀人的问题先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等等,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大多属于作者自己的归纳方法,也可说体现了作者自己的文学思想。有些在文坛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思潮,是作者最早指出来或加以命名的。作者指的是“新写实”和“现实主义冲击波”。作者不认为这有多么了不起,或有多大的学术贡献,但作者要说,这是事实。有些影响甚大的文学史似在回避甚或曲解了当时事实,究竟是懒得到资料室或网上查旧报纸,还是不愿面对,就不得而知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板块,相对较弱,作者一向只写评论,却很少研究评论本身。长文《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是作者为一部文学通史所写的导论。
“人民意识”与野性的赞歌
直到现在,为了在思想倾向的最根本之点上划清评价《绿化树》的界限,我们还没有顾得上正面地、仔细地端详马缨花呢(虽然在前面已多次提到过她)。然而,我们怎能稍稍遗忘这位飞扬流动、奔放不羁、情如烈火、性如野风的女主角呢?离开了她,一部《绿化树》将会黯然失色。如果说,章永磷是九部系列中篇的贯穿着的中心人物的话,那么局限在“这一部”《绿化树》来看,马缨花则是它的主人公。她不仅体现着该部作品的思想底色和根基,而且以她为中心,由章永磷和海喜喜共同构成鼎足而三、缺一不可的人物关系。难怪作品要以她来命名了。
在“这一部”里,章永磷像一个在荒原上冻僵了的迷路人,是马缨花把他搀扶起来,温热了他的躯体,恢复和激发了他求知的欲望和继续生活的勇气。章永磷,这当时最卑贱的灵魂,在接过了当时最昂贵的白面馍馍的时候,不由流下了两行清泪。从此,“宝石般的指纹溶进了他的血液”,他在这位富于伟大同情的野性女子面前,怀着无限感激之情,低下了他沉重的头颅。
仅仅是感激而已!章永磷曾经苦恼而困惑地自问:“我和她,目前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弄清这种“关系”同样是理解《绿化树》的核心问题之一。许多文章都把章永磷和马缨花的关系称为“爱情”,对此,我在感情上不能接受。我认为这至少是对“爱情”的一种滥用。当我看到章永磷说“她对我的感情使我很困惑”的时候,当我听到章永磷的“她和我两人是不相配的”内心自问的时候,当章永磷突然产生要把马缨花让给海喜喜的念头的时候,我几乎不忍卒读了。马’缨花啊,如果你知道了这一切,你的心会碎的!
你对章永璘是一种之死靡它的烈火般的爱。他要拥抱你,你说:“还是念你的书吧”;他不能克制一时的冲动,你说:“那会伤身体”;他要怀疑你的忠诚,你说:“你把它拿去吧”;你发出过这样令人战栗的誓言:“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然而,你并未真正理解章永磷,就像他并不真正理解你一样。你的爱不过是“一个古老的传统的幻想”;他的爱则“不过是一种感恩,一种感激之情”,是“我过去读过的爱情小说,或艺术作品中关于爱情的描写的反照”。你并不是他的“阿哥的肉”;他也不是你的“狗狗”。尽管章永磷出于感恩、“义务”和改变血统的自我劝慰,表现出尽可能高的热情向你“求婚”(这“求婚”因你尖刻而清醒的笑声变得多么可笑),但可悲的“差距”依然无情地横在你们之间。这样的描写,的确达到了严酷的毫不容情的真实,或表示激赏。但或还是要回到那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上来:章永磷和马缨花,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其实,质言之,这是一个受难的知识分子与筋肉劳动者之间的血肉联系,这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有人说,《绿化树》描写的不过是被张贤亮多次重复过的“一个并不新鲜的‘落难’知识分子与一个善良、多情、没有文化的劳动妇女的爱情故事”罢了。这未免说得太轻松了吧!读了《绿化树》,我们难道不会感到我们过去对劳动人民的认识太肤浅了吗?难道不觉得过去对于人民创造历史这个千古不移的命题缺乏真正深刻的感受吗?难道不会遗憾于我们对人民中蕴蓄的非凡耐力和韧性认识不足吗?资产阶级的“优生学”家们总是斥责人民群众是最不讲理的、疯狂的、野性的,因而也是智力低下的。他们甚至认为“个人一到群众里面,他的知识程度就不能不骤然降低”。事情恰恰相反。章永磷正是来到“农场一分队”,生活在这个靠“捎日子”计算日月的荒村以后,他那麻木钝化的心才得到了复苏。这自然只能发生在特殊年代里像章永磷这种特别身份的人身上。但是,正像吕叔湘在《文明与野蛮》一书的后记里所说的:“所谓文明人有时很野蛮,而所谓野蛮人有时候倒很文明……文明不是哪一个或哪几个民族的功劳,而是许多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创造的。” 读者想必记得小说开篇不久,海喜喜的民歌给章永磷的心灵震撼力吧。“我可以说,没有一首歌曲使我如此感动。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民歌的曲调糅合了中亚细亚的和东方古老音乐的某些特色,更在于它的粗犷。这种内在的精神是不可学习到,训练不出来的。它全然是和这片辽阔而令人怆然的土地融合在一起的;它是这片土地,这片黄土高原的黄色土地唱出来的歌。”——这议论也精辟。显然,作者在强调劳动者与大自然的血缘关系这个美学问题。可是,有的论者却指责作者“对这种毕竟是不文明的、落后的东西加以无限赞美能是适当的吗?”这恐怕是迂阔之论。文明与诗意毕竟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狄德罗痛恨贵族的虚伪矫饰,就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愈文明,它的风俗习惯就越没有诗意”,“诗需要的是一种巨大的粗犷的野蛮的气魄”。大画家高更自称是“幼稚而粗鲁的野蛮人”。这些话自然经不起社会学家的“逻辑推理”,但你能说,作为一种美学见解,这样的说法就没有一定道理吗?
事实上,张贤亮完全无意于从社会学的角度辨析马缨花们的“智商”和文化水平,他要发掘和赞美的是那种带着原始色彩的、与披着“左”的革命外表的虚伪“革命”相颉颃的人民的伟力。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这叫做“人民意识”——“文学是人民的意识,它像镜子一般反映出人民的精神和生活;在文学中,像在事实中一样,可以看到人民的使命,它在人类大家庭中所占的地位,以及从它的存在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精神历史发展的契机。人民的文学源泉可能不是某种外在刺激或外在的推动力,而只是人民的世界观。”
正是这种“人民意识”不但恢复了章永磷的筋肉,而且启发了他的智慧和生活信念。就拿马缨花来说,她是作者在荒凉的边陲,在人们目力不及的地方,所发现的一个奇异的存在,通过她展开了一个陌生的、充满诗意的道德世界。虽然她有个“私生女”,她是个轻浮的风尘女子吗?虽然她开“美国饭店”,她牺牲过自己的人格吗?有许多人对她挤弄着贪婪的目光,但她不是西北高原上的“宝贝儿”,她的唾弃和峻拒也是令男人们畏惧的。她似乎很天真洒脱,其实机智果敢。她的生存方式和手段都带着野性的真诚和洞察人情世态的机警。最妙的是作为劳动者她却又瞧不起同是劳动者的海喜喜,她更喜欢读书人。她没有“政治觉悟”的偏见和等级观念的尊卑意识,她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关系,由于撒马尔罕后裔的血统,也没有内地女子的宗法观念,她是一株“喜光、耐干旱”的野性之花。她的意识和生存方式,不就是一种对抗吗?如果拿她和张贤亮笔下的“卡门”(《吉卜赛人》)、乔安萍(《土牢情话》)、李秀芝(《灵与肉》)、韩玉梅(《河的子孙》)加以比较,我们要说的话也许就更多了。至于海喜喜的野蛮、粗豪、重义、慷慨,谢队长的骂声中的“良心”……这一切,都绝妙地体现出如上所说“人民的世界观”。
表现强烈的“人民意识”,讴歌淳朴的野性美、畸形美,可说是张贤亮美学理想的基调,也是形成他作品的雄奇深沉、刚健浑脱、悲怆婉转的“高原风格”的重要基因。在小说里,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们的文学中,在哺育我的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中,这样鄙俗的、粗犷的,似乎遵循着一种特殊的道德规范,但却机智的、智慧的,怀着最美好的感情的体力劳动者,好像还没有占上一席之地。”这个看法,至少对中国当代文学是适当的,至于欧洲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则不尽然。但不管作者自己怎么说,就《绿化树》来看,马缨花的确如巨大的底盘,支撑着章永磷踏上崎岖的人生之路。
P22-25
对于编选这套自选集,我是一拖再拖。这不仅出于我怠惰的天性,同时也与我很多时候的焦虑和反思有关。作为一个学人,一个文学评论者,一个有时写点散文的人,我毕竟坚持了很多年,现在还在坚持着;但我常想,我所写的这些文字,究竟有多少价值,有几多后来人会翻动它们呢?散文或许稍好一点,评论就很难衡估。每念及此,一种虚空之感袭上心头,编书的热念顿消。然而,环顾四周,同行者们编文集的出新书的络绎于途,个个力争上游,我既蒙出版社诚然相邀,是否也该编点什么?于是,我把历年所写理论评论文章和散文分开来,各编了一卷。理论批评是正业,是从八部文论集中选出的,书自然编得厚点;散文是闲情,写得又少,自然薄了一点。
关于文论卷,我想多说几句。我这个人,是与当代文学一起走过来的,尤其是与近三十年的被称为新时期的文学一起走过来的。我身处其中,是见证人、亲历者,也是实践者。我知道它的发展脉络,乃至种种细节。所以我想,我虽不才,但历年所写文字,对于有心人,对于现在和以后的研究者,或许会有一点参考之用。
首先,我把这些文字分为四个板块,每个板块里的文章,完全按照时间顺序编排,为的是寻找一种内在的发展逻辑和渐变的轮廓,寻找一种历史感。这样的编法真的很有趣,却也很费事。在“文本细读”板块,尽可能选了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它们在当时和现在都拥有影响,它们是活的路标。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形:所评作品已然时过境迁,不再重要,所谈问题却还没有过时,或者具有某种文学史意味——与后来的文学发展有所关联。“现象研究”板块,力求所谈问题上一个台阶,提出一种视角,拓开一片视域,看看在褪去了一时的光环,不再借助一时的声势的情景下,它们的意义是否还在存活。“理论探讨”板块,侧重于创作思潮的讨论,例如八十年代的农民与土地问题、创作主体问题、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的主潮问题、“新写实”问题、朴素现实主义问题、“现实主义冲击波”问题,以及近来的“新世纪文学”的命名问题、“关怀人的问题先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等等,我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大多属于我自己的归纳方法,也可说体现了我自己的文学思想。有些在文坛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思潮,是我最早指出来或加以命名的。我指的是“新写实”和“现实主义冲击波”。我不认为这有多么了不起,或有多大的学术贡献,但我要说,这是事实。有些影响甚大的文学史似在回避甚或曲解了当时事实,究竟是懒得到资料室或网上查旧报纸,还是不愿面对,就不得而知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板块,相对较弱,我一向只写评论,却很少研究评论本身。长文《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是我为一部文学通史所写的导论。
关于散文卷,不想多说什么了。《(雷达散文)后记》里,该说的都说了。我的问题在于近几年忙于其他,基本停顿了散文写作,甚觉汗颜。关心我的散文的读者,不时询问为何停了,何不再多写些,还不时有人寻找六年前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现在已很难觅到的《雷达散文》,这使我大为感动。但我想表达点,散文这种文体,并非想多写就能多写,灵感想来就能来,尝见自称以散文为职业(写小说和编电视剧是有可能成为职业的)者,自言每天都能弄个几千字散文,对此我只能无言。我通共出过两本散文集,还互有重复,这次我把旧作重加整理出版,或会满足对我的散文感兴趣者之需。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雷达自选集》两卷集就是这个样子。感谢山东文艺出版社路英勇社长的支持。感谢我的学生、博士生任东华为编书查资料、下载、打印、提建议,甚是辛苦。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