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大学生的心目中,大学校长尤其是知名大学的校长无疑是成功人士。可本书中的中国知名大学校长却并不这样认为。打开本书，39位校长将各自学校的校风、专业设置、教学科研水平、师资力量，甚至毕业生去向、就业率与社会用人反馈等等特色及优势向世人公开。不少更为坦诚的校长，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现状中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与愿望。中国大学校长的责任和使命极其艰巨复杂，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这是一部正在书写和有待创造的历史，当然，这种书写和创造的主体，绝不仅仅是大学校长。

至少在当下中国1109万大学生的心目中，大学校长尤其是知名大学的校长无疑是成功人士。可本书中39位中国知名大学校长却并不这样认为，这不是出于谦虚，因为创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才是他们理想的成功目标。打开本书，无论是具有优良传统的北大、清华等等的历史名校，还是后来者居上的各地名校；无论是未到不惑之年，还是已年过花甲，39位校长或热情开朗，或稳重平和，或深刻全面，将各自学校的校风、专业设置、教学科研水平、师资力量，甚至毕业生去向、就业率与社会用人反馈等等特色及优势向世人公开。不少更为坦诚的校长，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现状中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与愿望……从默默无闻的普通学子到知名高校校长、院士，一路走来，每个人的经历千差万别，又都是那样丰富多彩，伴随着一个个引人入胜的人生场景，我们能不被他们为人、为学的信念所打动吗？在这样的信念的熏陶下，若干年之后，又会有多少成果丰硕更具风采与才干的知名大学校长脱颖而出？本书作者为中国名校大学生辨论邀请赛、全国大专辨论会辩手，是一位拥有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等从业经历的职业媒体人。

（序）大学校长：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

未名之忧——访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

大同爱跻——访中科院院士、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

天赐饥渴——访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独步东南——访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

意外人生——访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

整合之力——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

累积是福——访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

西迁精神——访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徐通模

曾经迷茫——访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

表率之道——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世范以求——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

日月昭昭——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

菜根之肴——访中科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李未

双轨人生——访北京交通大学校长谈振辉

取舍之间——访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乃芳

民生多艰——访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

别样丹青——访北京林业大学校长朱金兆

话剧人生——访中国地质大学校长吴淦国

咏吧忠诚——访原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柯敬

启示幸福——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陈准民

悬壶济世——访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郑守曾

于无声处——访原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

经世济国——访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谈敏

过客匆匆——访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

穷理振工——访天津大学校长单平

岭南一派——访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

珞珈求异——访原武汉大学校长侯杰昌

树木为师——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樊明武

简繁之驭——访兰州大学校长李发伸

蜀地三国——访原四川大学校长卢铁城

月出长廊——访原厦门大学校长陈传鸿

敬畏海洋——访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校长管华诗

合和争先——访原吉林大学校长刘中树

南人北望——访中科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校长程耿东

古今有道——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

大音希声——访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

星若恒久——访原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王永德

瑟瑟相和——访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刘继南

后记

李清川：您曾经讲过，如何建立和发展新学科、改造传统老学科、建立有利于发挥师生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学科管理机制，是北大正在思考的重要问题。那是否意味着，学科管理机制的滞后是北大与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的比较中差距最大的呢？

许智宏：和哈佛、耶鲁等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相比，北大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北大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学科群和学术成果比较少，教师中有世界影响的一流学者人数不多，还体现在我们是否能培养出一批能够应对未来挑战、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且具有国际视野的一流学生。应当说，目前北大培养、吸弓I和汇聚优秀拔尖人才的机制有待完善。

北大历史上曾有过一批国际知名的学术大师，这几年，我们陆续弓I进一批人才，包括“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特聘教授，这些弓I进的人才不少都很优秀，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他们要确立国际学术地位还需要时间。所以说，北大还缺少一批国际上认可的学术大师和有世界影响的学科带头人。此外，北大目前的管理水平还不能适应改革和发展的要求，教学管理薄弱环节较多，科研上组织协调不够，小而散的现象仍存在。尽管国家投入已有较大幅度增加，但由于多年的“欠账”，经费仍不能满足学校发展的需要。

尽管如此，北大在国家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认真工作，通过学科调整，使今天的北大已成为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与工程科学以及医学等几大门类的更为综合性的大学，一批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已经或正在成长起来，如信息科学和技术、环境科学和技术、纳米科技、生物信息学、生物医学工程等，这为学校的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李清川：在谈到中国高校发展的内在矛盾时，很多校长都讲到了部分教师重科研而轻教学的现象，这样的矛盾在北大表现突出吗？

许智宏：在一部分教师身上还存在。按照过去的评价体系，作为教师，通常必须要考虑每年能够发表多少论文，出多少成果，否则评定教授的硬指标不够。这就难免影响到教师授课的精力和水平。事实上，作为教师的评价体系，必须同时以承担教学任务为指标，在美国，要做教授就必须教课。

前几年，北大部分院系对教学工作不同程度上有所忽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导向上的偏差，导致部分理科教师重科研轻教学，部分社会科学教师受经济利益驱动精力外流，影响了教学水准。因此，我们强调北大教授必须是科学研究和课堂教学兼顾的两栖型专家，并对年轻教师是否掌握现代教育技术进行考查。我们鼓励名师大家给本科生上课，也利用各种方式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通过努力，现在不少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已有明显提高，上课也很生动，有不少课走廊上都站满了学生。

李清川：北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又随着北大人走出学校而走向社会，几乎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命运。今天的北大，又该如何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

许智宏：继承和发扬“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一传统的关键是要营造一个宽松的促进教学科研的学术环境，北大只有为社会发展不断提出新思想，为科技和经济发展不断提供新技术、新成果j才能不断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李清川：北大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有着独特的优势，在重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同时，会不会弱化这种优势？

许智宏：北京大学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人文社会科学功不可没。因此，北大在重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同时，决不会忽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教学科研工作。除了在资源分配上要加强对人文社科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要注意人文社科的特点。也要鼓励人文社科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注意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加强综合研究，不断产生重大的思想文化成果，成为国家重要的思想库。

李清川：在和几位大学校长聊天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校长在谈到学校发展时几乎都要提到北大，在这样的注视下，北大是不是也需要一种更平和的心态？

许智宏：这是肯定的，同时这也是所有的高校都应当具备的心态。对于今天的中国高校，很重要的事情是，每一所大学都要了解自己应该在什么位置，这样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每所学校的基础和历史背景都不同，奋斗目标也应该有所不同。现在中国高等教育有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大学在趋同，每所大学都要发展成综合性大学，每所大学都在不断申请博士点、硕士点，这样的结果就是没什么特点了。美国的高等教育是由几个不同层次的院校组成的，很多大学并不能培养研究生，但它们很有特色。

李清川：我知道，北大要求文科学生必须选修4个学分的理科课程，理科学生必须选修4个学分的文科课程。

许智宏：是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与工程科学之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既符合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同时也是人才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根据这种特点，北京大学的课程改革与建设将文科、理科、医科结合起来考虑，努力促进文科、理科和医科之间的交流。我们要求文科学生必须选修4个学分的理科课程，理科学生必须选修4个学分的文科课程，所有学生都必须选修至少2个学分的艺术类课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实行文理科交叉与融通，加强全校公共选修课的建设与管理，开辟第二课堂学术讲座，打破不同学科的界限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医学部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的学制改为八年制后，头两年将在北大本部进行基础课程的学习，旨在加强医科学生的文理科基础。

李清川：您对大学兴办产业怎样评价？

许智宏：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科研和社会服务。为社会服务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是去兴办产业。目前我们国家经济仍然处于体制过渡和结构调整阶段，很多大学兴办的产业都不规范，管理上存在不少问题，对学校整体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其实北大并不能从所兴办的产业那里拿到多少钱，我觉得办产业不是大学谋求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长久之计。

李清川：作为校长，您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许智宏：中国的学生普遍比较听话，老师也会比较喜欢。我喜欢的学生是那种善于思考，能够对老师的观点提出质疑，挑战传统观念的，这样有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我们应该鼓励学生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敢于怀疑老师的权威。理性的思考能力以及实践能力，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欧美相比较，还有很大差距。

李清川：北大学生这个特点应该很鲜明。“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就是从北大传出来的。

许智宏：今天还很明显， “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的传统，造就了北大学生的敏锐、活跃与独立思考，北大的学生历来也是以尖锐的批评而闻名。有外国总统、校长来访时，学生们提的问题都很厉害，他们的确是思考了很多问题。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永不满足永远探索的精神。这一点也使我增强信心，北大可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李清川：在学生时代，您觉得自己是这个意义上的好学生吗？

许智宏：在学生时代，我是个比较调皮的学生，但我很喜欢和老师讨论问题。

李清川：当您回顾自己的经历时，您觉得您所做出的一切得益于什么？……P3-5

大学校长：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

杨东平

最近几年，中国大学一个持续的热点是百年校庆。以1995年天津大学(前身为北洋大学)、1996年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为南洋公学)和1998年北京大学的百年大庆为发端，这一庆典至今仍未停息。围绕这一“激荡的百年史”，大学的理想、大学的使命和责任这样沉甸句的话题也成为社会和舆论普遍关注的热点。2002年夏天，众多世界著名大学的校长汇集北京，围绕这一主题开设的大学校长论坛，成为这本书的缘起。

世纪之交，中国的大学面临与一个世纪前庶几相似的发展境遇，肩负除旧布新、继往开来的重大使命。当下中国大学改革的二维坐标，在横的方向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极大地满足民族的学习需求；在纵的方向，是提升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这样一场整体性的演进中，大学教育的方方面面都被提到改革和创新的议事日程详加考量；但也有明显的缺失——对大学校长这样一个关系大学命运的特殊群体，我们似乎缺乏特别的思考。这正是本书所特别关注和着力探求的。

一旦接触“大学校长”的词语，众多的身影交映生辉，是一组民族文化精英的群像。中国早期大学的校长，多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师。在蔡元培治下，北京大学昭示了“大学之大”的内涵，成为中国大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变的辉煌起点。至今仍在流传的关于“大学之道”、“大楼和大师”的名言，显露的是任清华大学校长达十七年之久的梅贻琦的风采。还有张伯苓，他说：“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此外，还有许许多多。需要认识的是，中国现代大学的生长是一个普遍的过程，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传统大学逐渐完成了由旧入新的转换，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等不同类型大学的实践，旧学或留学生出身等不同背景的大学校长的追求，都拓展、延伸着中国现代大学之路。每一所大学都与教育家的名字相连，如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与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与清华大学，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唐文治与交通大学，竺可桢与浙江大学，郭秉文与东南大学，王星拱、周鲠生与武汉大学，马相伯、李登辉与复旦大学，邹鲁、许崇清与中山大学，萨本栋与厦门大学，熊庆来与云南大学，罗家伦、吴有训与中央大学，胡庶华与湖南大学，郑洪年、何炳松与暨南大学，陈时与中华大学，陈垣与辅仁大学，钟荣光与岭南大学，刘湛恩与沪江大学，陆志韦与燕京大学，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等等。这些大师成为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

大学校长的“谱系”是一个饶有兴致的话题。新中国建立之后，大学校长主要由两个不同群体构成，一是前辈教育家和学者，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南京大学校长潘菽、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孟宪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上海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郭沫若等等。另外一批是党的高级干部，大多是党内的大知识分子和学者，如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山东大学校长成仿吾，复旦大学校长杨西光，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陈康白、李昌，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安波、马可，以及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等；还有一些是政工干部，如北京工业学院院长魏思文等。无论知识分子干部还是工农干部，在当时极左路线的逆境之中，他们大都体现了自身的良知，努力依靠和保护知识分子，尽量减少“左”的干扰，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竭尽心力，并在“文革”期间备受迫害。他们在师生中享有良好的声誉，在大学校园留下许多佳话，成为特殊年代一段沉重而温馨的传奇。

1978年之后，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和拔乱反正，“大师办学”的传统得以接续，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谢希德，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大连工学院院长钱令希等等。然而，时移代易，大师的身影渐行渐远，至今仍活跃在这一岗位上的前辈大师，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可谓硕果仅存。值得注意的是在8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涌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如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上海交通大学的邓旭初、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等。他们为改变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下形成的陈旧、僵硬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勇敢和富有成效的探索，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从党政干部办学到教育家办学，是一种实质性的历史进步。

世纪之交，校长的接力棒传到了当前更为年轻的一代。新一代大学校长的胸襟、抱负、视野和理念，决定着中国大学未来的发展。对新一代的大学校长群体，也许我们尚缺乏整体性的把握，本书的采访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他们大多出生于40年代，在“文革”前或“文革”期间大学毕业，80年代后取得博士、硕士学位并在西方国家留过学。他们基本是学理工科的，以江浙一带的南方人为主。此外，他们大多具有长期在工厂、农村工作的底层经历，这或许是他们与西方大学校长和前辈学者最不同之处。这赋予了他们一种共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勇于进取、朴实无华、踏实务实的品质和气质。就治校而言，他们关注的是赶超一流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形成办学特色、培养创造型人才等等。他们的不同个性，或深沉或挥洒，或智慧或诙谐，皆跃然纸上。

对新一代的大学校长，也许人们的期待比评价更多。这不仅因为他们更为年轻(最年轻的山东大学校长展涛为37岁)，而且因为他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现行的大学教育不仅面临科技革命、知识经济、网络技术、视听文化、大众文化等的强烈挑战，处于一个文化范式更新转变的时代；也面临市场经济、人口激增、资源危机、劳动就业、腐败风气等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压力和冲撞。高等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的严峻现实，急于赶超的高远目标，以及人们对当下教育的种种批评和抱怨，转化为对大学校长“超人”般的高标准：既要是学问家、教育家，又要是政治家，还要是公关专家和理财专家。这一理想恐怕是大大高于西方大学或以往中国大学对校长的要求的。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表现在校长群体上的外在特征之一，是其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不久前，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与耶鲁大学校长助理莱温对谈时就说道： “目前中国的大学校长，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多数是学理工科的，因为他们大多出自一些大型企业。而欧美大学的校长多是学文科的，像经济、法律、哲学等等。我希望有一天，北大的校长也是学文科的。”我想，这一落差同时也表现为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也还没有被提到必要的议事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没有落实。

因而，在这样一个文化转型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中国大学校长的责任和使命极其艰巨复杂，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这是一部正在书写和有待创造的历史，当然，这种书写和创造的主体，绝不仅仅是大学校长。

和你在这本书里读到的故事不同，我目睹了更多的灾难和灾难中的人。他们在陕晋峡谷中的小煤矿下辛劳，常与死神擦肩；他们在都市的阡陌中行走，以微弱的一己之力，踩踏出微薄的希望；他们在瞬间生死的抉择中，检视着人性的光芒或黯淡。

他们，在困顿中求生，在阳光下离去……

我不是太清楚，这样的亲历对于我意味着什么，但每一次的生死离别中，我都真心祈愿：生活中少一点悲情。

2003年除夕，一位23岁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约我共听寒山寺的钟声。从年三十到正月初二，他每天讲一段自己的故事，有他的悔恨，更多的是他的无助。

同样无助的，还有4岁的伉伉和6岁的王瑶。

两年前的一次输血使家在河南农村的伉伉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在还不知道AIDs意味着什么时，他已经会说：“妈妈，我不和你睡一个床，免得感染你。”从他的眼中，你能读到孤独，在他遭遇不幸的时候，没有一个小伙伴愿意和他一起游戏。在见到伉伉两个月后，他走了。

王瑶是一位漂亮的小女孩，可惜目光中缺少灵光。她的家在陕西岐山，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地方，因为食用自制豆制品，家里的三代十一人全部感染了罕见的A型肉毒杆菌。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从上海到北京，从兰州到广州，没有一粒对症的药。最终的结果是，四人在苦痛中辞世，其中就有王瑶的爸爸。请你相信，那是一种不亲历就无法体会的恐慌。

我很想知道，还有多少孩子像伉伉一样在等待中死亡？还有多少孩子同王瑶一样，在我们信赖的公共卫生体系的边缘行走？

代价带来了变化，可是，让这些孩子为我们付出代价是不是太残忍了呢？

在酷暑中的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我结识了三个小兄弟，他们在远离家乡的这座城市里精心耕耘着对你我而言根本算不上希望的希望。有时，他们也会有些坏想法，但更多时间里，他们兢兢业业地在餐馆里做服务员，在小公司里面做业务员。他们不得不很小心，以避免被收容遣返的困境，只是因为他们是外地人。  

九月的汉城，我听到了很多中国人的故事，他们有着相同的身份——非法劳工。但在生活中，他们还是父亲、丈夫和儿子，她们还是母亲、妻子和女儿。他们在踏上韩国的土地时可能已经背负了一笔沉重的债务，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期待中的明天。加里峰市场中国餐馆的标准早餐，一碗豆浆、两根油条，清淡而实惠，让人想起国内同样的清晨。

我眼中的这些平常人，书写着的是明天的历史。

事实上，无论选择怎样的生活，都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和他们相比，校长们的生活不啻是阳光下的。

其实不尽然，他们中很多人经历过的困境是你我难以想象的，他们和你我一样，也曾失落过、困惑过，甚至迷茫过，但他们中的每一位，在窘迫时仍给予生活以希望。

所以我想说，作为蹒跚中的青年，我们理应感谢生活。

感谢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一直关注着我的工作，尽管没有关注我的健康那么多。

有一次出差回家，发现父亲把有我文章的报纸订成册子，挂在了他书房的进门处。一直以来，父亲很少夸我，工作很久了，有一次我在电话中斗胆问他：“你觉得我最近写得怎么样？”他顿了一下，说出来的是：“写得挺清楚的，有进步。”

去年，我们都辟了专栏，他的文章我看得不多，但我的每一篇他都读得很认真。

写字的事儿，有时很乏味，但想起悠悠就天高云淡。她是我可爱的外甥女，总能让我感到惊喜——一岁时学叫“舅舅”，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嘴角嚅动了很久，吐出的词还是“爸爸”。这是位特立独行的小家伙，我母亲布置的“功课”让她很不开心，于是在众人面前表现数字天赋时，她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不一，不二，不三不四……不一百，不一百零一……”那时，她2岁。为了骗我手里的开心果，她缠着我做游戏，我扮医生，她扮生病的小朋友，我的全部任务就是开“药”给她吃，而在那之前，我“有幸”目睹过她去医院打针的过程，整层楼几乎都能听到她的哭声。

来上海过春节时，悠悠睡在我的床上，从毯子、棉被、枕头、床罩，到大白兔、维尼熊、开心果，都是我为她精心挑选的。每晚睡前和她道别都是一次游戏，那时，我成了“老妖怪”，她一共被吓哭六次，其中一次说：“老妖怪，你别吃我，也别吃妈妈，去吃外婆吧。”这令我勃然大怒。她常挂在嘴边的话还有：“舅舅回家我就垂头丧气的，舅舅走了我就心满意足了。”要命的是，我竟然挑不出这个造句练习的丝毫语法错误。我坚持每晚回家给她带一个礼物，她重复的谄媚则是在我进门时扑上来说：“舅舅，您辛苦了。”

悠悠快4岁了，我并不能常看到她，但我很想她，想她的脸蛋和她的诡秘。我为她写了另一个叫《舅舅日记》的小册子。写时，想时，我会不觉一笑。  

真希望她能一直这样，与烂漫、纯真相伴。

我的烂漫时代，认知的主要来源是听故事。临睡前，父亲总要讲上一段专门为我编就的《花狗侦探长》，历时两年，有几百集，那可能是我听过的最好的童话故事了。后来，他为我摹过张乐平先生创造的三毛，用水笔勾勒出的线条在我的记忆中依旧清晰。我睡不着时，他还为我读过《吹牛男爵历险记》。

不久前我们一起游历，在无数次转身时我发现，父亲老了。

现在，我给悠悠买了《三毛流浪记》，还有彩色的《丁丁历险记》，于是每次电话里，悠悠会说：“舅舅，我的丁丁呢？”“舅舅，我们做三毛的游戏吧。”其实，我还给她买过娃娃、衣服、鞋袜、玩具、彩笔，除了衣服买大了不能穿以外，其他的都处于正常的损耗中。

有一次，姐姐转达了母亲为悠悠设计的教育规划，终点是我仰慕的麻省理工大学。本是个玩笑，却让我想起了很多事。读书时，母亲对我和姐姐严厉得有些残酷，她手把手教我写字，撕掉不满意的页张，一本练习簿最后往往只剩下几页。有一个秘密我一直没有告诉她，我写的字后来被老师怀疑，她坚持认为那是大人代写的，那年我7岁，读小学二年级。一直以来，我没能获得过什么可以称道的成绩，但丝毫不敢停步，因为我总能想起母亲。为父母者，精心于下一代的教育是天然的“负担”。

我一直试图为这个主题工作寻找一个绵长的意义。我的想法中，这本书是写给青年读的，很希望，在校长们的人生经历中，你可以找到些许感悟。冯友兰先生主张中国哲学要“接着讲”，还把《诗经》里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造成自己的治学座右铭，日：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我想，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在于大学之道的“其命维新”。

一位朋友曾向我讲起一副对子：《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这是明末清初的节庆时，商人贴在门上揶揄文人的。《洪范》取自《尚书》，《大学》虽主讲仁义，却也有不少篇幅论述经济。这位朋友的后话是在讲大学的浮躁之气，慨叹学术精神的缺失。我想，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社会生活变革的今天，这是沉重而又急切的命题。

算上没有收录在内的新竹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先生和山东大学校长展涛先生的访谈，我听到了四十三位校长的故事，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宽厚的笑容始终在我的眼前。真诚地感谢校长们，只以青年的名义。

还要感谢我的朋友们，他们在并不轻松的工作之余，承担了本书录音整理的全部工作。感谢出版界的朋友们，他们的鼓励最终促成了此书的完成。感谢杨东平先生，他一直宽待后生，并为本书作序。

这篇后记写好时，部办公室的窗外，推土机正轰鸣，一座城市在推掉和重建的热闹中苏醒。同时醒着的，还有那些在采编一线奔波的日子，感动都在不经意间。

其实我想说的是，很想和你一起，走在路上。

李清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