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坚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对中国城市与资本主义发展研究进行研究,并着重再现了中国近代史;同时作者证明了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误解。作者两部研究中国城市的著作被视为研究中国新城市史和社会史的代表作,奠定了作者在学术界的地位。作者高屋建瓴的视野,严谨认真的工作,将确保本书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不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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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
分类 | 经济金融-经济-贸易 |
作者 | (美)罗威廉 |
出版社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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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本书以坚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对中国城市与资本主义发展研究进行研究,并着重再现了中国近代史;同时作者证明了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误解。作者两部研究中国城市的著作被视为研究中国新城市史和社会史的代表作,奠定了作者在学术界的地位。作者高屋建瓴的视野,严谨认真的工作,将确保本书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不朽地位。 目录 绪论:欧洲与中国历史上的城市 ………………………(1) 第一部分商业中心 第1章19世纪的汉口…………………………………………(21) 一、武汉三镇………………………………………………(24) 二、市容印象………………………………………………(29) 三、汉口早期的历史………………………………………(33) 四、行政管理………………………………………………(37) 五、人口……………………………………………………(48) 六、“汉口旅寓”:西方势力出现的影响………………(55) 第2章汉口的贸易…………………………………………(67) 一、汉口贸易的类型:全国性市场………………………(70) 二、汉口贸易的类型:地方体系…………………………(81) 三、商业的运营……………………………………………(88) 四、贸易转型?……………………………………………(98) 第3章盐贸易………………………………………………(117) 一、“纲”、“票”制度………………………………(118) 二、汉口销区的盐走私…………………………………(122) 三、太平军占领前的汉口盐市…………………………(126) 四、太平天国运动后的汉口盐市………………………(136) 五、盐业的商人组织……………………………………(146) 六、结语:盐贸易与地方社会…………………………(149) 第4章茶叶贸易……………………………………………(152) 一、茶叶外贸的来龙去脉………………………………(153) 二、1861年汉口茶叶市场的开放………………………(156) 三、汉口茶叶贸易的结构,1861—1889………………(162) 四、茶叶贸易中的集体组织……………………………(169) 五、1883年联合拒售茶叶事件及其后果………………(179) 六、汉口茶叶贸易的危机………………………………(187) 七、结语:茶叶贸易与地方社会………………………(193) 第5章汉口的信贷与金融…………………………………(195) 一、金融机构……………………………………………(196) 二、信用和债务…………………………………………(203) 三、汉口金融领域的规章制度与组织…………………(208) 四、结语:信贷、商业和社会…………………………(217) 第6章国家与商业…………………………………………(219) 一、运输税………………………………………………(225) 二、官方经纪人:财税与控制…………………………(231) 三、商业税收的其他渠道………………………………(239) 四、湖北省商业政策的形成……………………………(244) 五、商人和官僚:个人利益的结合……………………(252) 六、结语:勾结还是冲突? ……………………………(257) 第二部分城市的社会组织 第7章移民城市的地方根源………………………………(261) 一、移居城市的三种类型………………………………(263) 二、汉口的地方群体……………………………………(274) 三、籍贯及与家乡的联系………………………………(286) 四、地方来源是汉口社会秩序建立的原则……………(297) 五、出生地、居住地和社会变迁………………………(303) 第8章行会结构……………………………………………(308) 一、行会的称谓与正式地位……………………………(3lO) 二、地缘组织……………………………………………(317) 三、业缘组织……………………………………………(328) 四、结构变化的趋势……………………………………(337) 五、结构变化和组织发展………………………………(345) 六、结构革新的进程……………………………………(348) 第9章行会功能……………………………………………(352) 一、文化功能……………………………………………(352) 二、商业功能……………………………………………(358) 三、团体功能……………………………………………(364) 四、社会服务功能………………………………………(385) 第10章行会与地方权力…………………………………(392) 一、汉口行会内部的权力分配…………………………(392) 二、行会间的结合与行会联盟…………………………(402) 三、行会力量兴起过程中官府的作用…………………(408) 四、行会与城市自治……………………………………(412) 结语………………………………………………………(415) 主要参考文献……………………………………………(422) 译校后记…………………………………………………(458) 试读章节 出生地、居住地和社会变迁 在19世纪,绝大多数汉口人与此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外地人”。我们在这一章讨论了这些人来到汉口的原因、城市中地方“亚族群”的构成、对所认同的家乡地区的联系程度,以及拥有共同出生地的同乡人之间的情感。在继续讨论建立在“亚族群”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之前,让我们再简单考察一下汉口的移民和寓居者对他们自己作为“汉口市民”的认同程度。 至少从社会活动的参与方面看,汉口寓居商人中的头面人物都把他们自己看做全面融入汉口社会的一分子。县志的人物传和当时其他的一些资料都赞扬了许多非汉口人在当地的慈善之举:资助水利工程以及其他的建设项目,在洪水、饥荒或兵燹后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宿,设立免费的救生船只、孤儿院、学校、医疗服务以及消防队,参与综合这些服务的各种善堂的建设。民国《夏口县志》有一章专门记录了一些出手大方的寓居慈善家。水灾和火灾的隐患,以及社会动乱的危害,无疑是激发他们这些活动的契机;但是,为社会服务的意识似乎也起到一定作用——如县志记载,有时个别富有的盐商或其他行业的商人由于过于乐善好施而耗尽家财。 在军事战乱时更能证明寓居商人是极力维护地方利益的。当汉口受到白莲教徒、太平军、捻军袭击时,许多外来商人,并没有逃回家乡,而是组建城市团练,修建防御工事,有时甚至是献出生命以尽忠。在19世纪80年代城市安全受到威胁之际,在汉口的寓居商人比本地工人和小商贩奉献得更多,他们一直在城市中留守,并参与防御。 在职业事务方面,地方上活跃的商人可能将他们的利益直接和汉口的事务挂钩,而不是和他们所隶属的家乡地区的事务相联系。我们先前论述的盐贸易表明,汉口的盐商喜欢和当地官员,而不是两淮盐业中心的官员合作;南京的一些盐务官员三番五次挑起商人和官府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武汉的官员则仰赖商人的财富,与他们结合,或者不愿冒疏远这些武汉社会的中流砥柱所可能有的风险。就商人自身而言,虽然他们来自其他省份,但他们更愿意把商业利润的相当一部分投入到他们工作、生活、成家的地方,而不愿意花在长江下游地区官府假借朝廷名义巧设的各种名目上。 何炳棣对汉口和窦季良对相类似的重庆的专门研究,都认为寓居者的情感和个人身份认同感都倾向于客居的地方。何炳棣说:“不同省份与地区的商人在汉口经营商业到一定时期之后,都不可避免地和汉口地方社会建立紧密联系。”窦季良则描述了在一个寓居城市里,建立在同乡基础之上的亚社区(乡土)对群体利益的自觉不断扩展、逐步融合成复合式社区精神的过程。 汉口寓居者通过个人的号来表达他们对汉口文化的认同,如孙楚池(湖北的池塘)、徐临汉(靠近汉口或临近汉水)、汪会汉(在汉口相会)。同化的另一个更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寓居者经常娶本地女子或其他客居人的女子为妻。我们已看到,许多人不管他们是否已经入籍汉阳,都在汉口建立宗族的支系。一些家族,如来自徽州的汪家的几个支系,在汉口的居住历史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他们仍愿意做“寓居者”。这些家族的子孙从来没回过家乡,他们在客居城市成长,一生都和当地的绅商打交道。几代以后,许多家族逐渐衰败,开始融入汉口的一些下层民众。但是,即使那样,他们也可能会保持某些身份特征以及对故乡的感觉。 马克斯·韦伯所建立的中国城市理想模式,最具代表性地说明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城市的认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根据当时的报道而认为城市的大部分人口都是由移民和对家乡地区仍有深厚情感的寓居者构成。在提出中国城市类型单一或只有历时性变化这一假设性论断的过程中,韦伯概括说:中国城市居住者对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没有什么情感认同。后来的一些社会学家也进一步论述了这一观点,他们甚至在最近还强调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非官方的“逃避法”,它在事实上给那些雄心勃勃地往上爬的人,提供了一个逆城市化的自由天地。例如:在日本,负责任的城市意识有发展,有利于“现代化”,它促进了“乡村地区的(商人、工匠)和武士的永久性迁出”。这和中国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的绅士、商人、工匠常常是在城市里赚钱,然后回到乡村消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中国城市使它们的寓居人口脱离乡村的束缚和宗族的精神压迫;另一方面,却又以“亲族”和同乡关系为基础,在城市里建立起特殊的“亚社区”。 他们对户籍的态度表明,帝国晚期城市居民能冷静地更实际地看待他们对家乡的奇特依恋之情。一些汉口家族的历史证实了施坚雅的推测:“在城市居住的几代时间以内,家乡的特征还是很明显。”从他们参与各种慈善活动和公益事业中可以看出,他们越来越认同自己的客居地方身份。但是,至少是为了一些功利目的,如找工作或获得城市里同乡的物质和金钱帮助,多数非本地的汉口居民仍和家乡地区保持联系。 政治学家罗伯特·梅尔森(Robert.Melson)和霍华德·沃尔普(Howard wolpe)在一篇探讨文化各层级的论文中,简洁地阐释其观点说:“共同的变革使得社会身份逐渐层累而不是替代。”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城市居住者对家乡身份的认同——可以称作他的“出生地身份”(native identity),就一定会阻碍他成为移居或寓居的地方社会中的一员——可以称作他的“居住地身份”(locational identity)。于是汉口的一个徽州人可以很轻易地成为汉口人,而不必取消他作为徽州地方经济社会体系中某一地方人的身份特征(事实上,许多汉口寓居者私下里仍想要合法地保持这种多重身份)。这种居住地身份的发展促进了菲利普·柯亭(Philip curtin)所说的“地方团结”——一种在城市居民中普遍存在的情感——的形成,而这种“团结”,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在19世纪汉口社会中越来越突出、明显。 最后,我们应该特别注意梅尔森和沃尔普将身份的层累分成“共同的变革”和“社会流动”两个时期。在各种文化背景里,特别是在发生重要社会变革时期,各种各样的、“自我觉醒的”“亚族群”人口之间的相互交往,似乎是商业中心城市所特有的现象。例如: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对发展中的印度尼西亚城镇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50年代,这些城镇主要接纳一些“高度职业化的小商人,他们形成紧密结合的地方群体,以专营某一类贸易”。中世纪的伦敦也是由不同郡份的商人阶层占主导地位,他们在参与建设一个强大的商业都市和为他们的客居城市赢得革命性的政治权力而激烈斗争时,仍和家乡地区保持联系。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将看到,这种个人身份的层累以及由此引起的“亚族群”之问的竞争与合作,是19世纪汉口社会流动的主要原因。P.303-307 序言 本书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开始的、关于19世纪汉口的两部分研究的第一部分。虽然我努力使本卷自身能够做到首尾一贯,并在整体性上令人满意,但这里提到的一些观点,往往还是不可避免地要等到下卷中才能得到更全面的论述,而且某些对于理解汉口社会相当重要的论点是有意放在下卷中的。其中主要的一点是社会冲突,那将是下卷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汉口曾是一个声名狼藉的狂暴之所,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导致它走向分裂与冲突的种种诱因,而且这个城市一直在作为一个社会单元正常地运转着。这正是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汉口地方史的一个特点。 在研究过程中,许多老师、朋友和同事慷慨地给我提供了帮助与支持。首先是我的前后三位论文导师:韦慕庭(C.Martin Wilbur)、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和黎安友(Andrew Nathan)。对于我理解我的论题,他们从不同思考角度提供了很多指点,我从他们那里获益匪浅。特别要感谢安迪(指黎安友一一译者),我从未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谢意。在各种各样的访学期间,我曾经得到以下很多人的帮助:香港大学服务中心的约翰·杜芬(John Dolfin),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苏云峰,东京东洋文库的忠藏市子,大阪大学的斯波义信,牛津大学的伊懋可(MarkEIvin),武汉大学的萧致治、高尚荫和彭雨新,湖北省文史馆的潘新藻,武汉市档案馆的谢景安、翟学超,北京明清档案馆的朱德元(音译)、刘桂林(音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彭泽益。我想特别提到萧教授、斯波教授以及苏云峰先生所提供的文献线索。我还要感谢在研究的不同阶段曾经给过我帮助的巴特利特(Batrice Bartlett),巴特勒(Stevell Butler),福格尔(Jostlua Fogel),韩书瑞(Susan Naquin),斯特兰德(David Strand)和邹谠。科恩(MyronCohen)、丹尼林(Jerry Dennerline)、加德拉(Robert Gardella)、谢文孙(winston Hsieh)、李中清(Jarues Lee)、永田哲、帕里什(williamParish)、罗斯基(Tlaomas Rawski)、里斯金(Carl Riskin)、斯利克(Lyman Van Slyke)等,他们分别阅读了部分手稿,并提出了有益的意见。衷心感谢琼斯(Slisan.Mann Jones)、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白乐(J.G.Bell)、珀兹特(Edward Perzel)以及我在夏洛特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同事们的不断鼓励(这也是非常必要的)。伯格(Sandra Bergo)和鲍特利(Mary Bottomly)以极高的职业水准打印了手稿,西普逊(Jefferson Simpson)和范拉(Tran Van Ra)准备了地图。 在学术研究受到经济与政治双重压迫的今天,我非常高兴地感谢下列基金机构,它们慷慨地资助了本项研究: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外国区域研究基金项目”,芝加哥大学的现代中国人文研究国家基金,美国学术交流委员会。 最后,我要把自己最深切的感激之情留给吉尔·A·弗里德曼(Jill A.Friedman),她作为我的同学、同事和伴侣,和我一起分享了这一工作的所有酸甜苦辣。谨以此书献给她和我的父母。 罗威廉(William T.Rowe) 后记 我不太了解本书作者罗威廉教授与彭雨新教授交往的经过。承萧致治教授见告:1981年1月至4月间,罗威廉教授在武汉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学术访问。其问,主要是由武汉大学历史系萧致治教授(中国近代史特别是鸦片战争史专家)负责接待并为他提供了大量资料查阅的线索及其他方便。在武汉大学访问期间,罗威廉教授曾与彭雨新教授就学术问题进行过多次交流。本书出版后,1984年12月,彭先生即收到作者寄赠的书。彭先生早年曾留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院,有良好的英文基础,于明清经济史更是素有精研,读到书后即深知其价值,准备着手译介。但因年事已高,不可能以个人之力完成此事,即请江溶老师(武汉市石油化工厂电视大学教师,彭先生的儿媳)帮助,先译出初稿,再由彭先生校订。大约到1988年底,江溶老师完成了大部分译文初稿,彭先生校阅了第一、第二章,并在湖北省文史馆的内部刊物《荆楚文史》(创刊号,第2期)予以发表。同时,彭先生写了一篇评介性的文章,《19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意义》,后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上(现移作本书代译者序)。后来,彭先生往天津依女儿安度晚年,带走了译稿,并对译稿作了一些润饰,特别是对第四章作了细致校订。因为当时没有出版条件,彭先生虽经多方努力,出版译著之事终无着落。彭先生于1995年去世后,译稿渐有散佚,只剩下第一、二、三、四、六章(后来又找到了第五章)。 大约在1993年前后,我读到部分译稿(第一、二章),后来又通读了全书,深为作者独到的分析视角和精深的研究所折服。由于自己的研究重心是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汉水流域的历史地理与社会经济史,所以对本书一直持有浓厚的兴趣。1999年底,知悉彭先生当年主持的这部译著仍然出版无期,我即决心承担起译稿整理、校订与促成出版之责。没想到这一任务竟然如此繁重。一是译稿不全,只剩下一半左右,遗失部分只能补译(我译出了绪论、第五章、第九章、第十章及结语、参考文献,第七、第八章分别由魏幼红、罗杜芳译出初稿,我最后定稿)。二是原译稿除第一、二、四章外,均未译出注释;译出注释者,亦相当简略,未予全译。三是原译稿对原文所引中文文献亦未能查对,多据文意译出。因此,除了补译遗失各章,并对原译稿作了全面校订之外,还补译了全部注释,查对了大部分原书所引的中文文献(原书所引之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档案,以及部分其他文献未能查对)。因为这些工作只能在紧张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进行,所以断断续续地做了四五年,直到现在才算完成。然译稿仍多有不尽如人意处:限于条件,原文所引之中文文献未能全部查对回译;个别表达,总觉与原文略有差池;迄今未能意识到之误译、错译之处或所在多有。凡此,则理当由我负责,更请读者不吝赐教。 几年来,学术界的许多前辈贤哲与同辈知交,特别是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教授,武汉大学历史系萧致治教授、石泉教授、李涵教授、陈锋教授、张建民教授,武汉大学商学院石莹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为鹏副研究员等先生,一直非常关心这本译稿的整理与出版,给予了很多支持与帮助。萧致治教授认真细致地审读了全部译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现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师从罗威廉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的彭先生的小女彭娟娟在原书第一、二、三、四、六章译稿的最后修改定稿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之青睐,经过专家审议,本书得以纳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的出版计划。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的老师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彭先生去世迄今即将十年了。手捧彭先生晚年在天津时工工整整抄正的本书第四章译稿,更深切地感受到彭先生的认真与执著。这项他生前未竟的事业终于接近完成了,彭先生的在天之灵,应当会略觉欣慰吧。 鲁西奇谨识 2004年11月25日 书评(媒体评论) 本书是中国城市与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作者关于19世纪中国城市社会的阐述是对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再现,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对我们了解帝制晚期的中国作出了杰出贡献。 ——《亚洲问题研究》 这是一部卓尔不群与新趣盎然的学术著作。——Annales 此书具有高屋建瓴的视野,作为年轻学者的处女作,堪称匠心独运……作者严谨认真的工作,将确保本书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不朽地位。——《亚洲历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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