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原名为《诗》，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这样一部现存最古老的中国文学源头，越读越美妙的经典。为什么斑驳的岁月并未使它绽放的意象生出铜绿，无涯的空间更未令它包含的丰富信息在传递中蒙受损失？本书告诉你第二种读法——第三只眼看《诗经》。全书共分三部分，向我们介绍了《诗经》的艺术魅力。

现存最古老的中国文学源头，越读越美妙的经典。为什么斑驳的岁月并未使它绽放的意象生出铜绿，无涯的空间更未令它包含的丰富信息在传递中蒙受损失?第二种读法，第三只眼看《诗经》，别样的气息萦绕其中，当暗黄的纸页间错落的诗行成为我们灵魂的一部分，瞬间醒悟：这不仅仅是一首首诗，它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代序：《诗经》的问题和我们的问题

第一章 《诗经》：圣贤的经典

何为《诗》

《诗》从何来

《诗》之体：风、雅、颂

《诗》之用：赋、比、兴

第二章 《诗经》：大众的心情

父母

妻子

兄弟

朋友

婚典

祖母

小公务员之生

说谗言

从大臣到忠臣

完美的女人与永恒的悲剧

劳碌人生

约会

酒经

骂经

女友

美人如玉

伤逝

第三章 《诗经》：永远的感动

关雎  人生之大关节

摽摞有梅  流光容易把人抛

楞木  幸福之币的另一面

桃天  美与生育

汉广  爱情的令人费解处

相鼠  “仪表”就是义之表

燕燕  一首诗的两种读法

考槃  不可告人的快乐

河广  生活是折腾我们的东西

伯兮  男人是女人的“问题”

有狐  同情心的分寸

木瓜  报恩以情

黍离  是非成败转头空

君子于役 一边是爱．一边是恨

中谷有蓷 坏男人是一粒老鼠屎

有女同车 突然降临的幸福

大车  大女子小男人

山有扶苏 有心栽花花不发

褰裳  泼辣的用处

东门之墠 邻家小妹我爱你

出其东门 钟情

野有蔓草 突然苏醒的爱情

甫田  拒绝怀想

东方之日 屋檐下突然有了一个可人儿

陟岵  了解人心方能了解艺术

伐檀  体制的因果

十亩之间 关掉电脑回家

蟋蟀  寻欢作乐是人生的大事业

卢令  美与善的结合

蒹葭  在水一方

葛生  关心到死后

无衣  野蛮而强悍的精神

权舆  肉体与精神的分居

衡门  享受一般生活

东门之池 “泡”出来的感情

月出  天堂的三个元素

鹿鸣  “喝酒”与“喝彩”的关系

素冠  同情心证明人性

狼跋  不同的老法

伐柯  老于世故者的肺腑之言

东门之杨 瞬间可爱

庭燎  夜未央

后记

参考书目

从大臣到忠臣

我这儿用的“大臣”这个词，是有特定含义的。首先，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凡住在京城，每日上朝，在朝廷上屈膝耸腚，口称“奴才”，脑后有一条猪尾巴的都是大臣。他既已自称为奴才，还是就叫他们为奴才好。其次，“大臣”者，既有别于唯唯诺诺獐头鼠目唯利是营的小臣(臣妾之臣)，也不是指屈原式的以政治失意而仅存一腔忠心满腹苦水的忠臣，当然更不会是弄权误国的奸臣。我之所谓“大臣”者，立意于“大”字。就事功言，必能担大任而立大功，涉大险而弥大难，有大智谋、大计划、大战略；就道德言，必有大德、大量、大胸襟、大眼光。荀子曾把人臣分为四类：态臣、篡臣、功臣、圣臣(《臣道》)。我之大臣，相当于苟子的“功臣”。“圣臣”是经过儒家美化的圣人，实际中既不易有，我也就不讨论。

有大臣的时代，必是一个蒸蒸日上兴旺发达的时代，正如出忠臣的时代往往是萎萎而亡、日趋没落的时代——想想当楚怀王、顷襄王的手下出现了哀哀怨怨的忠臣屈原的时候，是不是也正是本来强大的楚国日渐衰亡的时代?

孔子曾谈论过什么样的人才能叫做“大臣”。当季子然问他“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时，他的回答是：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论语·先进》)

荀子对“功臣”的定义是：

内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臣道》)

——就他的才能与品德而言，对内，足以让他去统一民心，对外，足以派他去排除险难，百姓亲近他，士人信赖他。上忠于君，下爱护百姓，而不知疲倦。

有意思的是，孔子提出了一个与大臣相对应的“具臣”的概念。“具臣”者，聊备一员，充个数而已。事实上，每朝每代，在朝廷中折冲樽俎、在民众前耀武扬威的衮衮诸公，看起来一个个都似国之栋梁，其实都不过是一堆“具臣”的材料而已。细察他们的真实行为，一个个都猥琐碎屑，争小名而不止，逐小利而不休，且沾沾自喜，实在不见其“大”。考察他们的业绩，翻看他们的档案，往往得过各种奖状，受过多种表彰，“争取”到并完成过各种项目，但真的深入工作现场，则会发现他们不外乎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做政绩工程，实在不见其“功”。所以，他们既不能成为孑L子定义的“大臣”，也不是荀子所谓的“功臣”，对号入座，他们倒恰恰是苟子所极鄙视的“态臣”。荀子说及各类人臣，其排序态臣、篡臣、功臣、圣臣，显然，若就作恶看，篡臣为大，若就危害言，也是篡臣为巨，但荀子却把“态臣”排在篡臣前面，可见荀子内心里更厌恶的是这种人。因为，若就人格言，态臣更其渺小猥琐。荀子说态臣是：

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臣道》)

——对内不足以让他去治百姓，外不足以让他去抵抗外患。百姓对他不亲近，诸侯对他不信任，然而(他的优势在于)巧捷善于奉承，谄谀使人愉悦，擅长取宠于上级。

好了，言归正传。

周朝的历史上，“宣王中兴”是史家们颇感兴趣的话题，也是诗家们津津乐道的诗题，《诗经》中有关宣王中兴的诗有十数篇之多，可见宣王时代的文治武功是多么地激发诗人讴歌的激情。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诗篇中直接歌颂宣王的倒不多，更多的则是对宣王手下大臣的歌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宣王之所以贤明并取得中兴的成绩，主要在于他能重用大臣。宣王的父亲厉王，就是一个不信大臣而信小臣的人。他杜绝言路，以杀戮止谤，信任一个卫国的巫者，听任他指认诽谤者，然后杀之。他手下当然有大臣，如召公。但召公的谆谆告诫，并不能人他的牛耳，使之收敛，反而使他残民的毒手更变本加厉。最终他被国人起义推翻而流放彘地，最后可耻又可悲地死在那里。到了他的儿子宣王，则能励精图治，同时，在他的号召下，大臣辈出，《诗经》中点名歌颂的，就有尹吉甫、召伯、申伯、仲山甫、韩侯、方叔、南仲。实际上，所谓宣王中兴，主要就是因为宣王能知人善任，“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国语·周语》)。而他在位47年，主要成绩也是最初的几次对外战争，取得了胜利，这几次战争，包括伐淮夷、伐徐方、伐楚、伐俨狁。伐淮夷用的是召伯虎。这个召穆公，在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中，藏厉王的太子姬静于其家，而以自己的儿子替其死。等厉王十四年(前827年)死于流放地彘，他又率诸侯拥立太子姬静继位，这姬静就是周宣王。现在淮夷反叛，宣王命他率兵伐之。《诗经·大雅·江汉》乃召穆公在得胜班师回朝受到宣王褒奖后写的诗。一开首就把他的出征写得极其威武：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

匪安匪游，淮夷来求。

诗中浮浮，强大貌。滔滔，水盛貌，此四字互讹，应为“江汉滔滔，武夫浮浮”。

——江汉滔滔奔东流，武士出征雄赳赳。不求安，不为游，只把淮夷诛求。猎猎旌旗，辚辚战车，滔滔江汉，共壮行色，召穆公自己此时真有“平治天下，合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自信与自豪。

江汉汤汤，武夫洗洗。

经营四方，告成于王。

——汤汤东去的长江汉水气势磅礴，武士行军的队列也军威雄壮。我们就这样奉王之命经营四方，平定四方，终于获得成功，然后班师回朝，向宣王报告成功。诗句里有多少自豪、自得和自信!

四方既平，王国庶定。

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四方已太平，王国也安定，我们消弭了战乱，宣王的心中终于安宁。这就是大臣，能弭大难、排大忧，而为国解患，为王分忧。

伐徐方的统帅是太师南仲皇父。《诗经·大雅·常武》述其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南仲大祖，大师皇父。

整我六师，以修我戎。

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P88-90

《诗经》的问题和我们的问题

《诗经》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谜，它有着太多的秘密没有被我们揭开。可是。它实在是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诗经》是我们民族最美丽、最缥缈的传说，可它离我们却那么近，“诗云”与“子日”并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口头禅，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与判断，甚至我们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蒙它赐予——所谓“赋诗言志”。但它又总是与我们保持着距离——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我们已经对“子日”完全历史化，孔子其人其事已经凿凿可信，铭刻在历史之柱上；而作为“诗云”的《诗》，却一直不肯降为历史一一虽然我们曾固执地认定它与其他经典一样是史，但那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它本来就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表达“愿望”的。它确实是反映了周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堪称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也因此为它冠以“现实主义”之名，但其真正的价值是它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痛与爱，愤怒与柔情，遗憾与追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追求着他们的追求”。它永远是鲜活的生活之树，而不是灰色的理论与道德教条。虽然从孔子及其门徒开始，我们就在竭力把它道德化；至少从汉代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把它学术化，但它永远是诗，是艺术，是感性的、美丽的，是作用于我们心灵与情感并一直在感动我们而不是说服我们的。是的，它应该是，也一直是大众的至爱，而不仅是经学，是学术。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无论是我们对《诗经》本身及其中具体诗篇的解释，还是对《诗经》收集编辑成书、分类标准的意图，以及它所呈现出的独特艺术风采，都奠衷一是。莫衷一是的事实表明我们都只是在臆测、在推断，而不是在证明与发现。对《诗经》中的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已见而互不相容。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经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无力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便只好就这么得过且过。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扑朔迷离。关于《诗经》的搜集、编辑，既然它是辑录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左右的诗歌，至少其中的十五国风产生的空间范围又大得惊人：黄河流域、江汉流域及汝水一带全在其中，那么，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产生的诗歌收集到一起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汉书·食货志》和何休的《公羊传》注，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

五谷毕，人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体《公羊传注疏》)

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采纳这种说法，大量引用《诗》的《左传》也无此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反驳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只是一个缺乏证据的推断，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在那样一个前提之下——时间五百多年，空间辽阔浩渺——那么，《诗》之结集，必有这么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否定了这个说法之后，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来自于“采诗”的说法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来自于“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周语》中“召公谏厉王”一段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公卿列士们的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诗经》中大小雅部分来看，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更有一些诗，据说是写于周厉王之时，如《大雅·板》《大雅·荡》《大雅·桑柔》在厉王以杀人来弭谤的时候，这样的诗，恐怕也不好献上去。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要把集中起来的诗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也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或这个工作历经多人之手，那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物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迂并没提出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看，它的作者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做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可这确实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朱东润先生抗战之前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发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等四篇文章，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把这四篇文章和写于1946年的另一篇文章结集重新印发，以《诗三百篇探故》为书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朱先生一定颇寂寞，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却没有人来与他讨论，他扔出了白手套，却没有人拾起来。换一个时地，他再扔一次，仍然没有人拾起。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因为这事惹不起，但大家一齐都躲得起。

但另一方面，上述种种学术上的疑问却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背景。我们爱她，只为倾倒于她的风韵和美丽，却并不是因为了解了她的出身，也不一定是“学术”地探究到了她美之为美的原因。正如除非我们的联姻是为了政治、经济等利益考虑，我们爱一位美丽的女子并不一定看她的门第和背景。纯洁的爱情是没有背景的，真正的文学欣赏也可能是没有学术的，我们是否被感动、被感染，是文学欣赏是否发生的唯一标准；而我们是否还能被感动或被感染，正是我们是否具有欣赏能力的重要标志。正如一个人对他所追求的绝世佳人身世背景的过分关注，会让我们怀疑他的真正用心一样，过分学术化的文学研究，也让我们怀疑他是否有“爱”文学的能力，甚至是否真的爱文学，还是仅仅因为这种“学术研究”能给他带来世俗的好处。我们还有这样的经验——不管这经验是来自自身的，还是间接的，当我们了解到我们所钟爱的女子的出身后，可能恰恰损害了我们对她的纯洁感情。

综上所述，《诗经》给我们留下的问题，自孔子以来，陈陈相因，没有弄明白的事真是不少；而学者们的深文周纳、望文生义又增添了更多的新问题。《诗经》学是经学的重要一支，历代研究《诗经》的著作，《四库全书》已收录达146种之多(著录书62种，存目书84种)，这还不包括亡佚了的。而自清乾隆年间至今，又有多少著作，尚无统计，在今天学术受到高度重视与鼓励的情形下，相信会有更多的研究专著纷纷面世。我在撰写此书前，曾去上海鹿鸣书店搜集当今学者的这方面著作，在该书店20多平方的书室中，我竟很容易地觅得七八本刚刚出版不久的《诗经》研究专著。我在为祖国的学术繁荣高兴的同时，也有一些疑惑，这一类大同小异的“学术著作”到底有多少价值?我当然不想唐突学者，这几位学者都是极认真极辛苦地做他们的学问的，他们的功夫也很扎实。但如果一本书中，除了人人皆知的基本事实的叙述，自己的所谓一得之见寥寥无几，我想我们不能因其是按“学术规范”操作出来的、按学术文风写作的，就给予“学术著作”的待遇，予以极大的尊敬。而且，这所谓的“一得之见”，也仅仅是个人之见，它们往往并不能解决旧问题，却可能引发新争论。我不是说引发争论不好，诚如学者所云，这就是学术积累，并且“真理越辩越明”；也许“真理”确实可以越辩越明，但我们的学者们所争的，往往是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所谓“真相”。比如说，一首诗到底是什么年代的，是谁作的，为谁作的，讽刺或歌颂谁的；一首诗中的某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等，对这类“真相”，我倒觉得，他们是越辩越模糊了。反正我有这样的感受：他们不说我还明白，他们越说我倒越糊涂了。关于所谓的“历史真相”，我有两方面的疑问：

一、是否存在着最终的“真相”，是否有可能揭示最终的“真相”?

二、即便我们找到了所谓的“真相”，到底有什么意义与价值?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历史学”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正如历史本体在“历史学”中只是理论上的存在，而实际上不存在一样，关于某些诗篇的创作真相也可作如是观。而所谓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在很多时候，就学术研究来说，是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的；如果我们一定要对揭示真相感兴趣，我建议不要从事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不要钻故纸堆(因为故纸堆未必有关于某事的记录，即便有，古人的记录也未必就真实。办公室里今天有人打架，明天找在场的人叙述，不同的人叙述都可能不一样)，最好的途径是想办法造出时间机器，让它把我们送回现场去。要说方法，这才是真正科学的方法；要说真实，这也才叫真实。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便我们找到了所谓的“真相”，是否对我们有意义与价值?比如说，当我们终于自己相信并对外宣传《卫风·木瓜》是赞美齐桓公的，《郑风·将仲子》是讽刺郑庄公的，你这种发现的“价值”是什么?你这种发现证明了《诗经》的价值了吗?增加了《诗经》的价值了吗?而我以为，用这种方法读《诗》，除了可以有一点“以诗证史”的价值外，恰恰是对※诗经》的贬低，是对《诗经》更多、更大价值的遮蔽。如果我们的目的是研究历史，我们当然可以《诗经》注我，把它作为佐证使用(如果你的结论不是臆测的话)。但若是研究《诗经》，定不能如此瞎搞——至少不能把主要精力与兴趣放在这地方。

所以，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如谈及历史问题，我以为重要的不是去寻找所谓物理形式的“历史真实”，而是发现心理形式的“心理真实”，不是去寻找物质形式的事实，而是要去发现、发掘“人文事实”。

何谓“心理真实”?比如，《诗经》的305首诗中，体现了哪些价值观念?展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哪些思想意识、道德观念、文化观念?我认为，对这种“心理真实”的发现、指认，对其中有价值部分的发扬光大，比起一本正经地去研究某一首诗到底是谁作的、是为谁写的等等问题要有意义得多。

何谓“人文事实”?引一个例子就能明白，比如屈原。学术界有人否认屈原的存在，又有一批人为之激怒而力证屈原的存在。他们争论的，乃是屈原其人的“物理存在”(或物质性存在)，但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吗?我们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自汉代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诸人至今，屈原“存在”已是一个不容抹煞的“人文事实”?屈原所代表的那种精神与心灵，已成为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从而无法抹杀。这一点不是更重要吗?如果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那么，那个所谓事实上的、物质上的、肉体上的“屈原”，到底存不存在，《离骚》等作品的作者到底是甲还是乙，有什么关系?因为问题的本质在于：不管此人是甲还是乙，是谁谁就是“屈原”。有《离骚》就有“屈原”。而屈原是甲还是乙，或《离骚》非一个叫屈原的人所作，本来就是一个假问题。“屈原”早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他是作为《离骚》等二十多篇伟大作品的作者而被我们回忆与尊敬的。他的价值也在于他代表着一种精神，而不是那无法找寻的战国时代的枯骨。硬要把它还原为具体的人，真是愚蠢至极。

这本《附庸风雅》，力求避开繁琐的所谓的“历史真实”，而尽力去追求“心理真实”，近二十个专题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我们不去纠缠诗的作者、诗的时代、诗意所指的具体对象或作者的原始意图等问题，我们只是对其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感兴趣，而若《诗经》在一定数量的诗篇中对某一问题皆有足够的关注与大致相似相通的价值表述，我们就列为一个小小的专题来专门讨论。当然这只是一个仓促的开端，我们做得并不好。实际上，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依然是把《诗经》当“经”来读的。因为，就心理真实而言，《诗经》所体现出来的众多价值观念。是我们民族曾经拥有，并在后来得到发展壮大的，是我们民族文化之根。《诗经》中关于人情物理的众多诗意描写，也已成为相应的价值观念的经典表达。我们以为这些经典表达由于深入我们的记忆，并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引用与遵照，它便成为我们观察世界、思考人生、应对种种实际问题的价值起点。它仍是活的，且还在指引我们。我们以为，这就是“经典”的真正意义。

但《诗经》毕竟是“诗”，我们更要把它当“诗”来读。我们选取了40来首诗，略作赏析和发挥。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中，我们也尽力避免教材式的写法。我们没有对诗进行全面的分析，恰恰相反，我们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我们只是写出自己读此诗时的感动与感想，想用这种办法来挽救被学术化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当我第一次接到牛瑁莉小姐的约稿电话的时候，我一刻也没犹豫就拒绝了。因为，一、近几年来由于工作的烦与忙，我已没有时间和心情写作。二、我对《诗经》没下过什么专门的工夫，写篇把文章还可以，写一本书，怕会捉襟见肘。但在接下来的近两个月里，牛小姐一直和我保持联系，上海师大的詹丹先生也屡次劝说，我开始觉得我再固执下去就是不识好歹了。高情难却，盛谊宜珍，我最终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份我自己也不知道能否按时完成的工作。

在我确定不能把交稿日期后延的时候，我请来了王骁。他此前已发表过不少文章，并且，此前我对他的文笔以及对“命题作文”的处置能力深表钦佩。他帮我写了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后6篇也出自他的手笔。

该书第二部分的一些篇目已在贾平凹先生主编的《美文》杂志中以“2005年的《诗经》”的栏名，作为专栏文章连载发表。《美文》对我，一直是厚爱的；我对《美文》，一直是敬爱的。

为本书配图的霖子小姐具有扎实的基本功，且有很好的构图想象力与对古典的领悟力。她的图画使这本谈论深奥古典的著作显得玲珑别致。

好了，这本书暂时就这个样子了。读者可以稍微花点注意力在那篇“代序”中，这样可以对本书的结构有所理解。我感觉我们还没能完成我们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但先走出这一步，也不错。

鲍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