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乃樑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地貌学家，中国构造地貌学的奠基人，北京大学地貌专业的创始人。他的学术思想、研究风格和科研实践对我国地理学和地貌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集有先生四个方面的代表性论著：①地貌学的基本理论与问题；②构造地貌学的基本理论和问题；③中国构造地貌；④区域地貌研究案例。读者可以从中了解王乃樑先生广博的知识、深湛的科学见解，了解先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了解先生的敬业精神和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

王乃樑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地貌学家，中国构造地貌学的奠基人，北京大学地貌专业的创始人。他的学术思想、研究风格和科研实践对我国地理学和地貌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位科学家和教育家，先生心里只有对科学的执著、对学生的热爱和对国家的赤诚，丝毫没有自己的名利和地位。当年，为了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为了探求自然的秘密，他带领青年教师和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论身处长江、黄河的激流险滩，还是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无论面对青藏高原的凛冽寒风，还是西北戈壁的炎炎烈日，他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和乐观态度，让我们至今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王乃樑先生生平

学习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

一、通 论

一些沉积学的方法在区域地形研究中的应用

关于河流阶地

地貌学基本问题

构造地貌

我国新构造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构造地貌学的理论、方法、应用与动向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0f a geomorphological GIS：a case study in the Ordos region of China

中国的基本构造地貌单元

二、各 论

关于张伯生先生“从黄土线说明黄河河道发育”一文的意见

南口山前平原地貌与第四纪沉积物特征及其对于新构造运动与气候变迁的反映

三门系地层的岩性特征及其与新构造运动的关系

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出山处新生代沉积相与地貌结构

陕西蓝田地区灞河中游地貌结构及其发育历史

呼伦贝尔盟达赉湖的形成及其变迁的初步分析

北京西山山前平原永定河古河道迁移、变形及其和全新世构造运动的关系

忆导师王乃糅教授——九十诞辰纪念

后记

学习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

我从事地理学教学、研究工作从1941年算起迄今已经半个世纪多一点了。说来也荒唐，人们要问我地理的内容是什么，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社会上为什么需要地理学，并且为什么似乎比许多科学还更早在历史上出现，我并不能思想明晰、理直气壮地回答。坦白地说，学地理并非我的初衷。在高中时我就想将来学物理，上大学以后，一年级时遇到普通物理课，学习成绩还并不太坏，但是到了二年级学习中级物理，我突然明白我不善于抽象思维，学物理、数学不会有广大前途。因为还不肯离开理科，就选择了数、理、化、生、地序列的地学系。那时我们大学里，地质、地理、气象是合成一个系的。而我到了三、四年级，主修又选了地理专业，因为我觉得地理学描述性比较强，而我自己自封地认为我这方面还有一点长处，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和我中学同班的同学中志愿将来学物理的很多，当然很多人后来并没有读物理系。其中有一位我至好的朋友，他转为读气象。他是中国近代气象学(该行的人更愿意用大气物理一词，那样把气象学也就包括进去了)的奠基人之一。我常想，他要是如愿以偿地人了物理系，后来的成就不会这么大。

我在地理组毕业后，对于地理学到底特色是什么仍然不太理解。专业课程有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和中国、外国的区域地理课。课与课的关系是松散的，没有哪个课是哪个课的基础问题。同一门课的内容前后互相依赖也不清楚。区域地理课只是资料堆砌，讲区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远远不够。我同时上地质组的地貌学课，那时称为地文学。地貌学内容在地理组的自然地理课中也有，并且是主要一部分，但它还是太简略，远不如地质组的地文学内容丰富。自那时起，我就想以后我要在地貌学方面多下工夫，对地理学的其他部门不感兴趣。虽然我毕业以后留校任教，担任的教学就是区域地理讲授，我也只能堆砌一些资料。

1948～1951年间，我有幸考取那时国民党政府主持的公费留学考试，考取了中法交换生的地理学名额。中国学生去法国由法国政府提供学费、生活费，法国学生来中国由中国政府提供学费、生活费。我先学一年法文，然后去巴黎大学听课。法国的传统，地理学放在文学院。我去那里听Cholley教授的地貌学课。他口才很好，主要理论也是Davis的侵蚀轮回学说。同时我在巴黎大学理学院看到有一个“自然地理与动力地质实验室”，那里有两位主讲教授，都是专长沉积学的，有一位讲师和实验人员。两位教授是：Prof.Lutau和Prof.Boureart，讲师是Andre Cailleux，实验员有Can—dilleau，Mademoiselle Dupplaix.，后者管重矿分析。我对比这个实验室，也可以说是教研室，和文学院的地理系，觉得前者更符合我的学习理想。好在我虽考取中法交换生的地理名额，并不限制我非去地理系不可。我去Laboratoire de Ge0graphie Physique et de Ge0logie Dynamique申请在那里听课，并作一篇相当于硕士的小论文：这在法国称为Dipl6me d’etudessuperieures。我的公费只规定为两年，要读博士学位至少三四年工夫，并且要求论文有几百页的分量。那时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还分国家博士和大学博士；国家博士更难些。我那时和许多留法同学一样，都急于回国报效，所以更不想读博士。上述自然地理与动力地质教研室的Bourcart教授同意接受我为上述学位的候选人，但他委托Cailleux(喀约)做我的论文实际指导人。那时喀约虽为讲师，已有许多学术著作，他在研究地貌作用在沉积物留下的信息方面很有心得。他教我怎样从沉积的构造、分选、矿物组成、颗粒形态(如砾石磨圆度、砾石的扁平度)、砂粒表面特征等等来恢复当时沉积物所经历的动力过程。圆麻、表面像磨玻璃的石英砂粒是风的作用的肯定证据。我回国以后在我的教学中也就大为宣传喀约的研究方法和学说。在他的指导下，我以法国罗瓦河下游的新生代松散沉积与古地理为题于1951年通过了硕士论文。当年年底我就回国了。那时中国刚经过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我以极兴奋的心情回到我的母校——清华大学地学系地理组工作。我不再讲授区域地理，而开始教地貌学。1952年秋我来到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任教，继续教地貌学。

我在法国的时候发现欧洲的地貌学课多半在地理系讲授，地理系多半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包括经济地理)两大部分。少数欧洲的地理系只设自然地理部分。回国以后我发现，因为受到政治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国内本来就不兴旺的地理学人文部分更受到许多清规戒律的束缚，许多人文地理方面的课程开不出来，或者课程内容(包括资料与观点)受到限制。自然地理许多课程内容与相关学科如气象学、气候学、水文学、土壤学等不免重复，那些课程的教学内容怎样才能有特色，科研如何做出成绩都成问题。而地貌学在地理系课程中可以说“一枝独秀”，1956年学习苏联的榜样，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还建立了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专业。1958年我们请来苏联专家指导，一时国内许多地理系，甚至有的地质系都派教师来我专业学习。50年代我们参加了许多重点科研项目，如黄土高原土壤侵蚀的研究，从地貌学角度对三峡坝址的地区稳定性问题进行论证。50～60年代我们专业培养了几百名学生，他们的大多数或成为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某一方面贡献卓著的专家，或为某一方面重点建设的负责人。截至“文化大革命”，我们专业的事业和我个人的境遇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我满足于此，对地貌学如何发展，尤其对地理学如何发展想得不多。

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地理学，尤其是地貌学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招生来源不旺，毕业后的出路用他们的专业训练来衡量，不尽理想。为扭转逆境，系名作了更改，改为城市与环境学系。人类环境总的来说，就是地理环境。觉得地理一词在社会上“臭”了，遂代之以环境，前边冠以城市就更吸引人。走市场经济的路就得讲市场效用，权宜之计就不能考虑名称是否全面。

地理学面遇的危机使我郑重思考什么是地理学，它的任务是什么的问题。我觉得人生不免有权宜之计，但不能满足于权宜而不顾长远的利益。我承认有的学科比较先进，有的比较落后。对待理论上、方法上、应用的前途比较落后的学科不能取消、“砸烂”了事。只要某一学科经过长时间的考验，觉得社会还是需要它的，虽然有缺陷，也应当积极地去充实它、改造它。地理学简言之，就是研究人的社会活动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学科。因为有兼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特色，所以它虽然不够精确，别的学科不能代替它。定性描述是地理学常用的方法，这不能说是它的落后处。尤其现在有了遥感和多种摄取现象的先进技术，地理学已经可以很精确地描述了。

地理学作为中、小学的课程也是兼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方面的内容的。它是一个公民必备的常识，在一个人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都离不了这些常识。它和数理化的中学课程相比，显得浅显易懂，因而有通俗、肤浅之讥。就是大学的地理课程内容，在理论和方法两方面也还有欠精确。这和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有关。因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很多难以用数值表示，难以用实验来重演。我们不能因为地理学存在着落后的方面就取消它，也不能甘于它落后面的存在而不努力去改进它。事实上，由于有关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地理学的充实和提高，已经显露端倪。置之死地而后生，在当今地理学面遇危机之际，我们正可以应用这句格言。

前边说过，我过去很长时间仅满足于地貌学的活动。近来，我从地貌学想到整个地理学，有以下几点认识：地理学的特色在于它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所以地理学专门人才的训练需要非常广博的基础，懂得一些人文地理，还须学习一些自然地理，除数、理、化的一般科学基础外，还需要掌握对于地理学特别有用的技术、方法、卫星影像、航空照片判读、素描与地图编绘等。由于时间不够，两方面的地理课只能习其梗概，主要习其原理，知识细节只能有待于研究生阶段或在工作岗位上自学。为了使学生能有个主修方向，在他们三四年级之际可以让他们选修地理各专业之一的专门课。这种课程必须精选，不能像过去本科就分专业时那样，各专业对别的专业有排他性，把本专业所能想到的专门课程都抖弄出来，甚至巧立名目以多取胜。地理学还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它是区域科学。在某些部门地理学的某些方面，也许有些原理性的成就，但是地理学的特殊贡献在于它的区域研究成果，应用价值也主要在此。多年来区域地理课时兴时衰。兴盛的时候多半是社会上有区域研究任务的时候。社会上不时兴了，区域地理课程便被批判为一堆资料的堆砌，何必由教员来罗里罗嗦地向学生念经式地灌输。理想的区域地理研究在于它能揭露各个地理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能说明这些联系和作用的时空变化。这不是仅罗列资料所能解决。讲好这种课必须教员本人对某个区域有深入研究和体会，能掌握区域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原则。把这些讲给学生，指导他做一个小区域研究的总结，这门课必然获得成功。

教改大势所趋是取消本科学生学习以分专业为主的制度。我想大家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地理学的各个部门、各个研究方向如何发展，如何培养后备军。答案只有一个，靠从研究生中培养。在各专业的研究生培养中，教学与科研融为一体，并且教学相长，教师与学生是互相依赖的。尤其现在由于改革开放，学术界也在更新换代。对于各专业的基本原理、方法，有经验的教师虽然纯熟掌握，但对于国际前沿的新技术、新方法就可能一时跟不上。这就主要靠研究生等年轻一代来主攻。

对于各专业如何跟上国际前沿的潮流，我只对地貌学有些想法。这些想法由来已久，限于自己的能力和环境条件，始终未能实行。简言之，地貌学要现代化，要科学化，要使它能服务于生产，就必须大大加强地貌现代过程的研究。影响一个地点的、哪怕是一种地貌过程，如流水的因素是太复杂了，并且瞬息而变。要想定量地叙述这一过程，不但方程式难以列的出来，就是列出方程，在过去也难以求解。现在有了高速的计算机，计算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存在的问题是你怎样确定影响—个地貌过程，或多种综合过程的因素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比重。地貌学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还是要定性地列出影响一个地貌过程的各种因素。也还需要根据各种遗留的讯息演绎推想地貌过程的历史演变。根据历史和现状外推将来的变化也是地貌学的重要任务。在应用方面，地貌学者特别应注意地貌过程与人类生产活动的相互关系。基于以上考虑，我觉得以后研究生的指导不应当限于一个导师，而应当组织一个导师组，联合指导，使研究生多方面接受新的理论和方法。当然总负责的导师只能是一个人，最后才能集中和统一。

王乃樑先生作于1994年12月14日

P16-20

澹泊宁静的王乃樑先生

(代 序)

王乃樑先生的《文集》即将出版了。夏正楷教授来电话要我为《文集》写个“序”。我自己也觉得早就应该写篇文章纪念这位在中国地理学发展历史上，曾经默默地耕耘了一生颇有建树的一位地理、地貌学家和第四纪地质学家。我和夏正楷教授说我很愿意写篇纪念学长乃樑先生的文章，但恐怕不能称为是一个“序”，因为我还没有对王先生的科学著作进行更多的研究呢!但是王先生和我在科学上也还算是知心吧!所以这篇短文不是对王乃樑先生《文集》的论述，而是我个人对王先生的怀念之情和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点滴回忆。

王乃樑先生(1916.10.7～1995.4.24)是南开中学1935年的毕业生。那年南开考入地学方面的学生比较多，如考入北京大学的有陈贲、关士聪等，考入清华大学的有李璞、王大纯、王乃樑和叶笃正等。我是南开中学1937年毕业的，毕业之前同学们常常会以高班的同学们考入了哪个大学、学习什么专业为榜样，而选择自己的去向。当时王乃樑先生等人就是我们这些在校生考大学和选专业的一个“模特”。

这与1938年西南联合大学搬到昆明以后，有不少位南开中学1936年和1937年毕业的同学，如朱之杰等转入到地质地理气象系是有影响的。当时我们并不懂得什么是地质学、什么是地理学，甚至于连地貌学这样的名词也没有听说过。为什么会踏入地理学和地质学这门科学的殿堂呢?换句话说，是如何做出我们人生方向的选择呢?

我记得当时地理系的张印堂老师在上“边疆地理”课时曾讲过几句颇使我们领悟的话。因为那时他所讲的边疆地理是讲他在云南西部，冒着生命危险考察靠近缅甸、泰国等地的自然地理及其在经济、国防等方面的重要性等。当他讲到国家有许多地区是如此地需要有人去研究时，张先生说考人地理系的都是最好的学生，什么是最好的学生呢?选择了祖国的需要就是最好的学生。并且举出像王乃樑先生等几位同学为例子。

后来听说王乃樑先生到法国去留学了。从法国回来以后，他先在清华大学后在北京大学地理系工作，我在中国科学院做第四纪地质研究，因而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了。大家都很忙，实际上彼此真正交谈也不多。但有一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启发。有一次开会，王先生骑着一辆自行车来了，是一辆比较别致的跑车。原来这是他从法国留学回来时带来的。他说当年他骑着这辆车曾走遍了整个法国的大城市和许多乡镇。这是一件多么令人羡慕的经历呀。许多年来，王先生和他那辆自行车常使我想起一个问题，就是“求学”的目的是什么?对王乃樑先生来说，当然是他从A.Cailleux教授那里学习的动力地貌学和他所发展的沉积地貌学和构造地貌学。在这方面应该说王乃樑先生不仅继承了法国地理学中的动力地貌学派，而且发展了动力地貌学使之成为中国自己的构造地貌学派，并且有了很好的继承人使他所创建的沉积地貌学和构造地貌学都得到实际的应用和发展。但是，我仍然觉得似乎在这个目的之上，还有一个目的。他骑着自行车，风餐露宿地走遍了一个他所研究的土地，去寻找什么呢?

后来我在三门峡工地上，在黄土高原，在蓝田的田野里，在众多的专家们的讨论中，看到王乃樑先生是那样沉着地倾听和表达自己，似乎还像在法国骑着自行车奔驰在大地上一样地在寻求，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求知者形象。虽然他已是著名的教授了，但他不需要鼓掌和赞扬。只是像一个地理学家那样，亲近大地，寻求智慧与力量。以前诸葛亮有两句话常被人们引用，就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两句话我们很多人都很欣赏它，因为我们自己并做不到那样。但是我想王乃樑先生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无论是在做学问，还是做人都做到了这一点的人。  王乃樑先生是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自从1957年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成立以来，王乃樑先生就给予大力支持。在此我想起了两件事情，充分地说明他的工作。一是在1957年地质研究所曾和北京大学地理系共同组织一次穿越黄土高原的十条路线考察。这在当时应是一件比较艰巨的任务，在王乃樑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派出了多位教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参加了这一工作，并且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由于我的疏忽，在后来的出版物及有关的评奖活动中竟漏报了北京大学地理系这一重要的合作伙伴。事后已无法补救了，但王乃樑先生没有计较这一事件，而且还替我们做了解释。无论如何在我这个负责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解释的大错误。王先生的这一举措使我心中平静了很多，但仍是一件需要永远记取的教训。

另一件事是1991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第XⅢ届大会。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因为这是INQUA在亚洲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王先生当时急需到医院去检查身体。但是他却坚持每天都来参加会议，直到大会最后选举出中国代表作为XⅣ届INQUA主席。虽然王先生没有说，但我十分清楚，他知道当时会议到最后有选举问题并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他在场，我们会比较安心得多。所以他才把个人治病放在后面，把国家的事情放在前面。

一个能够原谅别人的失误的人是一位高尚的人。而一个能在个人安危时刻，把个人的事情放在后面，把国家和科学事业放在前面的人，不仅是一位高尚的人，而且还是一位勇敢的人和一位真正无私的人。

王乃樑先生为地理科学奋斗了一生。从他的《文集》中，他的事迹中，我们所看到的他的人生走向、他的人生目的和他的人生选择，会对我们有许多启发与教育。

刘林

2006年7月5日

今年10月7日是恩师王乃樑先生九十诞辰。恩师离开我们已经有11年了，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景仰和怀念之情，弘扬恩师的学术思想，我们收集了王乃樑先生的部分代表性论著，汇编成集。本来，将自己的代表性论文汇集出版，对于学者来讲应该是平常之事，然而由于先生的过分谦虚，使他的第一本文集，在他驾鹤西去11年之后，才由他的学生们为他编辑出版。

王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地貌学家，中国构造地貌学的奠基人，北京大学地貌专业的创始人。他的学术思想、研究风格和科研实践对于我国地理学和地貌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集有先生四个方面的代表性论著：①地貌学的基本理论与问题；②构造地貌学的基本理论和问题；③中国构造地貌；④区域地貌研究案例。读者可以从中了解王乃樑先生广博的知识、深湛的科学见解，了解先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了解先生的敬业精神和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

先生把探索科学真理、解译自然奥秘，视为人生最大的追求，也把为国家服务视为自己的社会责任。正是由于这种信念，他面对艰辛困苦的野外生活，以苦为乐，面对“文革”期间所遭受的诬陷、围攻、蹲牛棚、下干校等不公正的待遇，顽强忍耐，谈笑风生。作为一位科学家和教育家，先生心里只有对科学的执著、对学生的热爱和对国家的赤诚，丝毫没有自己的名利和地位。当年，为了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为了探求自然的秘密，他带领青年教师和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论身处长江、黄河的激流险滩，还是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无论面对青藏高原的凛冽寒风，还是西北戈壁的炎炎烈日，他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和乐观态度，我们至今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先生是我们心目中最尊敬的老师。他讲课条理清楚，逻辑性强，概念讲解透彻，剖析问题层次清晰，富有哲理，课堂用语严谨，板书一丝不苟，而且连课堂的时间都把握到分秒不差。先生给我们讲授的“地貌学基本理论与问题”，内容丰富，贴近学科的前沿，听先生讲课，深入浅出，乐趣横生，使我们不仅能学到不少专业的知识，而且还能享受到先生课堂艺术的无穷魅力。今天，当我们也走上讲台之后，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先生教课的功底和背后付出的心血。

先生一生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他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要求非常严格，而对他人则十分宽厚。他平时从来不议论别人的长短，而且一旦发现有学生背后议论别人的是非，他就会提出严历的批评。他在与同仁或后辈讨论问题时，总是聚精会神地听取对方的意见，如果他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不管对方是晚辈、同辈或是长他一辈的学者，他都会当面提出不同的看法。

先生关心他人，甘为人梯，有求必应。为了帮助年轻人早日成长，他可以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尚未发表的手稿或译稿送给他们参考。外单位送来请他修改的文章和材料，他从来不让学生代笔，总是亲自逐字逐句地认真审阅，并写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先生一生从事大学地理教育，对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十分关心。在他病重期间，先生还惦念着地理学的建设和发展，他硬撑着虚弱的身体，用他那勉强能动的左手把自己的想法打印出来，并托人交给校系领导，表达了一个老科学家对事业的赤胆之心。

先生是一位学界公认的学贯中西的科学家，而他为人处世的高风亮节，在学界更是有口皆碑。受先生多年的熏陶和教诲，我们从先生身上不但学到了丰富的知识，而且学到了“做学问先要做人”的道理。值此先生文集出版之际，我们再次捧读先生的文章，先生的容颜风貌犹在眼前，备感亲切。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的学术思想长存，并将与他的高尚人格一起，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地貌与第四纪学工作者。

本文集只收集了王先生的部分文章，在先生一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还有不少论文和未正式发表的手稿，限于篇幅，这次我们没有全部汇集出版。由于文集编印时间仓促，不妥之处在所不免，恳请谅解与指正。文集的出版得到了学界同仁、北京大学环境学院领导和学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王乃樑文集编辑组

(夏正楷莫多闻执笔)

2006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