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注意到过各种媒体上的招生广告？你有没有某天发现从来没听说过的大学突然出现在自己居住的城市？你看没看过招聘会上为找工作蜂拥而来的大学生？你发现没发现……我们已经看到的是每年都有几十万的本科生，被源源不断地、像流水线上制造出来，慢慢地，这种情况已经蔓延到了研究生、博士生……

大学的收费越来越高，而毕业生的专业知识和社会能力以及道德素质却和我们的教育投资成了反比；越来越的多学生因为经济原因不能继续接受或者推迟教育；这一切的一切，让大家越来越看不明白，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大学，怎么了？

本书最重的要的主题，是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的批判。这一运动，已经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误入歧途。文中还涉及教育质量、西方教育的剖析以及对教育经费的探讨，对中国现今高等教育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进行一次深刻的探讨与审视！

第一辑　大学意味着什么

　大学意味着什么

　取消现代科举--我们要什么样的大学之一

　大学属于谁？--我们要什么样的大学之二

　什么是人文精神--我们要什么样的大学之三

　人文学院的价值--我们要什么样的大学之四

　21世纪的大学向何处去？

　改革的名与实--兼论西方大学的理念　

　"世界一流大学"是什么样的典范

　高等教育的重点在何处？

　大学不能"大"

　教育不是打钉

　从"计划教育"到"市场教育"

　计划经济办不出一流大学

　建立大学的个人贷款

第二辑　大学集团与21世纪的中国

　大学集团与21世纪的中国

　北大要成为大学集团

　北大生：少点科举心态

　北大精神的破产

　北大之奇

　北大为什么要向社会开放

　大学泡沫

　甘阳与文化民族主义

　答张旭东

　第二次机会

　--留学记之一

　英文不好的"优势"

　--留学记之二

　对不起，兄弟不小心上了耶鲁

第三辑　没有基准的优异

 美国教育：没有基准的优异

 里根哪里毕业?

“五大名校”?

——异军突起的耶鲁商学院

 分数无能

 美国大学里的论文

 博士的年头

 “德怀门”是个什么“门”

——谈美国博士的录取

 “德怀门”不应掩盖更本质的教育改革

 美国学者的“转会”

 五角大楼对教育的影响

 耶鲁垄断白宫?

 锁国政治

 美国的教育危机

 欧洲大学的没落

第四辑 孩子，蛮一点!

 给品德提供生长的空间

 未成年人的道德成长

 农民学生的价值

 复兴私塾

 重新“上山下乡”

 政府本是服务生

 孩子，蛮一点!

 书生何短命?

 民工子弟的奇迹

 美国青少年经济的背后

 为了我们的美国孩子

 学学美国人的穷

第五辑 传统不是怀日

 传统不是怀旧

 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

——评蒋庆的读经运动

 糊里糊涂地读经

 为什么非要回归“中国文化”

——置疑钱理群

 我们的孩子如何长大

 谁丧失了诚信?

——评停发助学金贷款

 是个人管社会，还是社会管个人?

 博士当官：教育的浪费

 大学更应培养而非招揽运动员

 公正的标准是什么

 大学招生必需的程序必须改革

后记

　中国的大学何以误入歧途？

美国的研究班上，有时竞争很激烈。大家都想显示自己的才能，引起教授的注意。同时，课堂讨论时情况瞬息万变，有时一下子就得面对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答不好就不好收场了。在这种情况下，英文不好，就成了你的挡箭牌。当你无话可说，或答不上问题时，可以东拉西扯、欲言又止、故作深沉，教授和同学一看，便觉得你一定是英文表达不出来，大家继续讨论别的。美国学生就没有这个挡箭牌。他们说不出来就被认为是没思想，人家对你的深浅可以一竿子捅到底。其实我自己心里最明白：自己说不出来时，常常也是因为没有思想。但因为英文不好，我可以给人一种我还有很多思想的印象。开篇那位前辈，声称英文表达不了他思想的1／10。可他的论文已经出版了。人家一看：原来这仅是他1／10的思想。他还有9／10没有表达出来!你说他是不是深不见底了?

不过，课堂上可以唱“空城计”，写学期论文就不能这样干了。你之所以课堂上讲不出来时还能在教授心目中维持一个“高大”形象，其实全靠你的论文水准。这是你的底牌。论文出色，教授才承认你的水准，才会在课堂上你不说话时也觉得你有思想。不过，写论文时，英文不好对你也有好处。

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简直要了命。但经过这一折腾，我一下子明白了：语言越不好，逻辑就得越清楚，论证就得越有力。我出来读书前，也常在国内报刊上舞文弄墨，笔早就写油了。但是，由于对自己的母语太熟悉，写起来太容易，碰上逻辑不通时，笔下生花，一下子就糊弄过去了，甚至自己都不觉得。有时本来没有什么内容，但说几句“酷”话，文章还显得不错。美国人用英文写东西，想来也难免此病。然而，一旦你用生疏的语言写作，就大不一样了。你必须把一切想得非常清楚才能下笔，逻辑不通文章就不通，你根本糊弄不过去；如果你言之无物，文章就惨不忍睹，没有废话可说。总之，写的能力低，思的能力就必须高。多年下来，因为写作上的障碍，渐渐养成了写文章注重实际内容、下笔平实简洁的习惯，甚至中文写作也受此影响。

过去欧洲人要用拉丁文写作，中国的文人要用文言，其实都有避开自己熟悉的语言、锤炼思想的好处。可惜，一旦对第二语言太熟悉后，又容易流于舞文弄墨、甚至一味追求语言的形式了。我并不是在这里提倡不用自己的母语写作，只是希望大家使用自己的母语时，多一些警觉，不要被母语给娇惯坏了。一次教一个英国学生中文，用的是香港一位名家的文章。那个程度很浅的学生指着文中的一句话问： “这是不是错了?他用‘进一步说’，但上下文中并没有递进的意思。”我仔细一看，果然，这个“进一步说”用得全无道理。这显然是文章老手写油了以后所致。受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对英文的这些方面都很严格，而中国学生进了大学后，写作就不操心了。结果，松松垮垮的中文，如今得以在媒体上大行其道，实在值得大家小心。

P102-103

        中国的大学何以误入歧途？

本书最重要的主题，是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的批判。这一运动，已经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误入歧途。更糟的是，人们虽然在这一运动发足之际对之百般嘲弄，却似乎没有人提出过系统的批判。因此，我希望本书的出版是对这一运动全面审视的开始。

我从1979年到1983年在北大读了4年书。1995年进入耶鲁大学，从硕士到博士，读了9年。成人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学度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吹者公开承认，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北大这样的大学建设成哈佛和耶鲁。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在这一运动的“起点”和“终点”上都有过切身的体验。本书通过一系列小文章，把这些体验讲出来，希望能够给读者反省中国高等教育时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实际上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在高等教育中的反映。改革以来二十多年的高度经济增长，使中国的GDP排在世界第六七位左右。国际间的经济学家纷纷预测，中国将在21世纪20年代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1世纪40年代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样的远景和现实，激发了中国人的“大国意识”。不入流的中国大学，与中国的大国身份不符，使政府和老百姓都难以接受。同时，我们羡慕美国大学的优异，认定要和美国平起平坐，大学就必须追上人家。

这一民族主义在高等教育上的自觉，和美国19世纪60到90年代特别相似。当时美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一马当先，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美国的大学，比起欧洲来还不入流。有人评论：美国大学生的毕业水平，大致相当于欧洲大学生的入学水平。因此，美国高等教育界人士发誓要赶超欧洲，并且把欧洲最优秀的大学，即德国的大学，作为自己的样板。美国教育史家Laurence vevsev在其《美国大学的崛起》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大学，实际上就起源于这个时代。在南北战争前，美国无所谓大学(university)，有的不过是学院(college)，哈佛、耶鲁都属于学院。直到1870年，耶鲁大学的教授william Graham Sumner还在抱怨：“在耶鲁就没有学术生涯这回事。”

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在德国模式的影响下，美国的一系列研究型大学开张。首先是1870年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接下来是1891年建立的斯坦福大学，以及1892年改头换面的芝加哥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传统名校，也迅速转型，向研究型大学发展。可以说，在这个时代，美国掀起了一个以德国大学为范本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并奠定了迄今为止美国一流大学的基础。

如果我们真要以美国为范本，就应该好好研究那个时代，看看人家为什么会成功。表面上看，那个时代和中国当今所处的历史阶段有惊人的相似，但是认真分析就会发现，虽然美国和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都由民族主义的大国情怀所驱动，但两者走的道路截然不同。

首先，虽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还远远无法和当时的美国相比。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还要等大约40年的时间。况且，即使到那个时刻，以人均GDP来衡量，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属于世界二三流水平，最多是个中等发达国家。而19世纪下半期的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人均GDP、每小时GDP产出(也就是劳动生产率)方面，都领先于欧洲。在那个“镀金时代”，美国享受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这些财富，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高等教育。像洛克菲勒、卡耐基等工业家，富足后成了慈善家。他们大笔的捐助，使美国的大学一下子获得了优势。

第二，在这个时代，美国的大学在低层次上已经奠定了一个多元的格局，而不是几个巨头垄断。用不好听的话说，就是遍地野鸡大学。根据Lord Brvce于1888年的观察：人口2300万的英格兰，只有4个颁发学位的大学，平均575万人才有一所大学。美国人口6000多万，大学竞有415个，平均14．5万人就有一所大学，这其中很少有几个能称得上是现代大学。在俄亥俄州，300万居民中有37所高等院校，平均8万多居民一所，但其中几乎没有一个够得上大学的标准。英格兰之所以仅用4所大学为其2300万人口服务，是因为其大学服务于精英。美国的大学则服务于大众，根本不追求研究型大学的目标。而在许多人看来，大学本质上就是一个精英的机构。民主社会的大众教育市场，定会把贵族社会的精英标准给拉下来。所以，美国的大学在基因上就比不上欧洲大学。

但是，这一以大众需求为基本动力的美国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终于显示出对欧洲模式的优越性，最终使美国几乎垄断了“世界一流大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典型的欧洲大学是在政府的教育部控制之下。高等教育按照等级被官僚系统组织起来，教授是国家的公务员，学生是经过层层筛选的少数学术精英，他们在大学接受严格的职业训练，最后成为中高层的专家。在欧洲，大学的竞争，体现在学生的入学竞争上；大学之间却无所谓竞争，大学都是在官僚机构的领地内各安其位，旱涝保收。

美国的大学则是在非计划的过程中自然发展的，带有极大的分散性和随意性。学生进大学是接受普通的人文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liberal arts)，专业性很低。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其卸任的告别信中本来想提出建立一个国家大学的计划，但被该信的起草人含糊地改成“传播知识的机构”。华盛顿和其五位继任者一再要求建立全国性大学，都被议会否决。结果，美国的大学没有中央计划，没有国家标准。在私立大学之外，所谓公立大学实际上就是州立大学。到1945年，48个州有641个公立高等院校，160万学生。但这些院校的目标、规模、质量都千差万别，无一定之规。这一“无法无天”的多元化格局，比起欧洲的体制来，更有助于学校不经过根本的结构性变动而迅速扩张。1910年，美国有977所高等院校，学生达35万多人。法国只有16所高等院校，学生仅1．4万人，大概相当于美国大学的教师的人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量德国犹太科学家逃到英国，英国的大学没有位置安置，美国的大学却来者不拒，显示出其海纳百川的优越性。

在1950年，2／3的美国大学是私立的。经过六七十年代州立大学的飞速扩张，到1988年，私立大学仍然占美国高等院校的54％。这些私立大学，经营如同企业，在市场上激烈竞争，彼此抢学生、抢教授、抢研究基金，后起的州立大学也不得不加入这样的竞争。所以，是私立大学而非“公立大学”为美国的高等教育确立了标准和游戏规则。

第三，美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远不像我们这样成为“国家重点工程”，甚至根本不为当时的社会所注意。在19世纪下半期，美国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几乎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在1870年代，美国人口增加了23％，而在最顶尖的20所大学中的学生数目只增长了3．5％。1885年，美国的国会议员中有大学学历的不到25％，而10年前还有38％。

这一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急速的工业化进程。在过去，进大学接受古典训练、培养上流社会趣味，是获得令人尊重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渠道。但是，工业化的展开和城市的崛起，给年轻人提供了迅速致富的途径。大学里那些文雅的修身之道，与物欲横流的现实格格不入。结果，很多人瞧不起大学生，甚至被大学录取的孩子会受到同伴的嘲笑。1889年，一个银行家宣布不雇一个大学生。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则嘲笑大学生们在那里学习已经死去的语言，好像是在适应另一个星球上的生活。

社会对大学的敌意和蔑视，加重了大学的危机感，刺激大学迅速转型。同时，大学不是公共事务的中心，不被人们注意，也给改革者们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好处：他们可以在人们不注意的情况下，较为自由的试验一些新的教育哲学，这也是美国的大学得以重新组合的关键因素。

遗憾的是，人家成功的经验，我们几乎一点也没有学。我们嘴上说学美国的大学，实际上走的还是欧洲模式的道路。一些领衔的改革者，口口声声说一定要模仿美国，不能学欧洲，但对自己陷于欧洲模式不能自拔的现实却很少反省。

欧洲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美国的大学打得一败涂地。但是．欧洲的大学模式，通过其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几乎影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比如日本的大学，说到底还是欧洲模式。中国现在的大学制度．实际上也是欧洲体制的变种。

这个体制失败的要害，是国家控制大学。大学经营遵循的是官方逻辑而非市场逻辑。这种官方大学，在20世纪以前取得了成功，但在20世纪必然没落，在21世纪就更无前途。其中关键的原因，在于20世纪以前的欧洲是精英社会；20世纪以来，世界则进入平民社会。在精英社会，需要大学培养的精英数量非常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大学生人数，不超过适龄人口的5％。国家可以调动有限的资源，仅建那么几所大学，满足社会对精英的需要。

如今，大学教育已完全平民化，30％一40％的欧洲适龄青年都要进大学读书。通过行政手段和国家资源满足这么多人的高等教育需求，必然使政府在财政上力不可支。更重要的是：不管大学多么普及，大学生日后的生活水平还是要远高于那些不上大学的人。如果让政府包揽大学教育，就等于用穷人的税金，支付那些最终的优位阶层的开销，是典型的劫贫济富。在19世纪，欧洲民智未开，平等意识不强，对上层的盘剥不太反抗；况且那时大学生人数少，即使是劫贫济富，所劫的数量有限，人们并无切肤之痛。但这种局面在2l世纪已无法维持。一个道德的解决方案，就是政府和社会给愿意上大学的人提供贷款，使那些没有经济资源的人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当他们毕业后开始享受大学教育带来的好处时，必须偿还贷款，为自己的致富“买单”。美国私立大学的结构，显然更符合这样的思路。

现在中国所谓成功的大学，就是能精心包装自己、获得官员的首肯和大量国家经费的大学。大家一天到晚在媒体上炒作，根本没有躲开公共舆论、埋头试验新的教育原则的精神。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教授们粉墨登场，把国家投资渲染为大学成功的关键，利用民族主义的大国情怀为自己“寻租”。大量的国家拨款涌向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说明我们遵循的无疑是欧洲的模式，根本不是美国模式。看看历史就明白，这样的模式，早晚要失败。

那么，中国大学真正的出路在哪里?首先，我们要像美国那样建立大学的多元格局，鼓励私立大学，引入市场机制。由于过去的集权体制，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在市场竞争中无疑有不公正的垄断性优势。我们需要做的，是削减这样的优势，而不是通过国家拨款扩大这样的优势。国家给这些大学的直接拨款应该停止，实行教育券改革，把钱通过贷款交给受教育者，让手里有钱的学生自己选择把教育资源给哪个学校。北大、清华这样的巨无霸，应该分解，使其规模缩小，和私立大学接近。这样，各种各样的大学，就会在一个相对接近的水平和规模上展开竞争，优胜劣汰。那些在教育上最有创意的大学，才有可能最终成为众望所归的“一流大学”。

几年前，北京一所办托福班起家的学校“新东方”声言要成为“东方的哈佛”，惹来北大教授们的嘲笑，讥之为“不懂教育”。其实，这类自负盈亏的民办学校，比北大这种吃皇粮的学校，更能代表中国高等教育的希望。哈佛、耶鲁刚刚创办时，如果也声言要成为新大陆的牛津、剑桥，那些英格兰的教授们恐怕同样会笑掉大牙。但现在怎么样呢?“一流大学”是自己竞争出来的，不是政府封的。新东方至少还有这个志气，北大则没有。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我们根本不可能以国家经费打造“世界一流”。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更接近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那一时期，即正是新东方这类民间学校蓬勃兴起的时刻。我们怕的不是遍地野鸡大学，而是几个“精英大学”垄断教育资源。所以，在断绝对大学无条件财政拨款的同时，我们必须放松对民间大学的管制。  我相信，大多数读者在读完此书后会说：“作者的批评有些道理，讲的一些事情和观点也很新鲜。但是，他毕竟在美国生活得太久，提出的意见不合中国国情。”我则认为，这样的反应也许恰好说明了我们的社会正在丧失想象力。我知道中国的“国情”，也知道中国的教育界不可能在短期内接受我的主张，正因为如此，我在此郑重预言：不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20年后会成为笑柄，而且那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更为深重的危机。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大学的经营可能如同近10年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职业足球，只追求投入，不注重产出，教育成本飞涨，教育水平下降。

大学教育券的问题，迟早要提出来；人们也迟早还会再来读一读这本《谁的大学》。但愿到那时候，我们花的“学费”不会过于惊人。

                   薛涌 写于2004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