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从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本书为其中之一，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章学诚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成就的专著，对他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对章学诚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章学诚是清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他一生坎坷，却能在学术文化方面取得杰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史学、方志学、校雠学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真正做到了集古之大成，成一家之言。他在社会政治、哲学、文学、教育学、谱牒学等方面，也都提出过许多富有时代意义的独到见解。

本书系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章学诚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成就的专著。全书共分11章，分别阐述了章学诚生活的时代背景、生平事迹和著述、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史学理论、方志学理论、校雠学理论、谱牒学理论、文学理论、教育思想以及与浙东学派的关系等等，并对章学诚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本书资料翔实，论点有据，行文流畅，颇多精彩之处。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万马齐喑”的专制时代

　第一节　专制政策及其对学术文化的影响

　第二节　盛极一时的乾嘉考据学风

　第三节　在“乾嘉盛世”的背后

第二章　“穷困潦倒”的坎坷一生

　第一节　“意气落落，不可一世”的青年时代

　第二节　“不合时好”，不敢入仕的中年时代

　第三节　为人幕僚，“坎坷潦倒”的晚年

　第四节　集古大成，成一家之方的史志著作

第三章　倡言改革的社会政治思想

　第一节　“三王不相袭，五帝不相沿”的社会变革思想

　第二节　“以吏治为急”的政治改革方案　

　第三节　“时会使然”的人才论

第四章　朴素唯物论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　“道不离器”的天道观

　第二节　“效法成象”的认识论

　第三节　“不负我生”的人生观　

　第四节　“天德天位”的伦理观

第五章　杰出的史学理论家

　第一节　史学经世论

　第二节　六经皆史论

　第三节　史义论

　第四节　史德论

　第五节　史书编纂论

第六章　方志学理论的奠基人

　第一节　方志的起源、性质和作用

　第二节　方志编纂理论

　第三节　章学诚方志理论的三大来源

第七章　集古之大成的校雠学理论

　第一节　椎雠学的目的和任务

　第二节　校雠学的起源和发展

　第三节　校雠学的理论和方法

第八章　“史部支流”的谱牒学理论

　第一节　谱牒学的性质和作用

　第二节　谱牒学的起源和发展

　第三节　谱牒的编纂原则和方法

第九章　别具一格的文学理论

　第一节　文跺“明道”、“用世”

　第二节　倡导“文德”

 第三节 “文理”说

 第四节 “清真”说

第十章 蕴意丰厚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学以致其道”的教育目的

 第二节 “通经服古”的教学内容

 第三节 “尽人达天”的教学方法

 第四节 可贵的治学经验

第十一章 浙东史学的殿军

 第一节 浙东史学的概况

 第二节 章学诚是浙东史学的殿军

结束语

索引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一、手段成为目的，博古而不通今

由于清政府镇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推行，造成了乾嘉时期社会学术风气大变，与清初相比显然已经大不相同。清初学者治学所关心的是当世之务，他们所提倡的考据，确是为了矫正宋明理学空言心性、束书不观的弊病，并且与反对清初民族压迫的现实斗争形势密切相关。他们提倡“实学”，要求研究历史真相，是为了博古通今，经世致用。所以，研究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和地理形势也就成为他们治学的重点，而各自著作，亦多言有所指，有理论，有思想，观点鲜明，决不作“无病呻吟”。可是，乾嘉考据学者虽然在治学方法上继承了清初大师们所开辟的道路，但却抛弃了大师们治学的精神实质。尽管他们把训诂、校勘等考据深入到经史子集各方面文献，可惜的是，他们把治学的手段变成了目的，为考据而考据，他们囿于古而蔽于今，博古而不通今，抛弃了“当世之务”的目标。考据学成为清廷用来粉饰所谓“乾嘉盛世”的点缀品，成为统治者歌颂“升平气象”的工具。生活在当时的章学诚对这种局面已深表不满，他在写给朋友的书信和许多文章里都批评了这个怪现象，指出：“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动引刘子骏言‘与其过废，无宁过存’，即明知其载非伦类，辄以有益后人考订为辞。”又说：“方四库征书，遗籍秘册会萃都下，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讲求史学，非马端临氏之所为整齐类比，即王伯厚氏之所为考逸搜遗。是其研索之苦，襞绩之勤，为功良可不少，然观止矣。至若前人所谓决断去取，各自成家，无取方圆求备，惟冀有当于《春秋》经世，庶几先生之志焉者，则河汉矣。余尝语君，史学不求家法，则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矣。”他把这些“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的考据学者斥为“俗儒”，嘲讽他们“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遗憾的是，在当时考据学以压倒一切的优势笼罩整个学术领域的情况下，像章学诚这样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考据学风所囿而予以批评的学者，实在是太少了，他们依旧无法扭转整个时代的学术风气。

本来，在当时资本主义继续萌芽发展，新的市民阶层不断出现并与封建经济体系产生矛盾的社会条件下，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应该出现一种新与旧、生与死的对立冲突和尖锐斗争，产生一股生机勃勃、代表新事物新势力的力量，鞭挞旧世界，向往新的未来世界。但是，由于清政府推行严厉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垄断控制了学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从而限制和扼杀了任何进步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在这种局面下出现的乾嘉考据学，丝毫不代表社会的进步思潮，依然是封建专制主义幽灵的顽固体现。他们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大胆揭露和批判，更没有对未来新世界的憧憬和追求。他们甚至高呼“回到汉代去”的口号。他们从博古、求古、存古，发展到尊古，甚至是“舍古无是”，泥古不化。看看他们对于当代史迹的关心和记载情况，并与宋代稍作对比，便可一清二楚。宋代史学的最大特色，便是详于当代史迹的记述，能够及时地把现实的社会变化和政治得失编写成书。有的学者早就指出，这是宋代史学最成功的地方。当时由于统治者非常注意时事的编纂，所以激起学者们私人编修当代史的勇气，许多人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当代史著的编撰上。如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自称“网罗收拾，垂四十年”，“精力几尽此书”。这与乾嘉学者的“皓首穷经”、把毕生精力埋在故纸堆中形成鲜明的对照。宋代学者私人所编当代史著之多，除李焘所著外，著名的还有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度的《国纪》、王称的《东都事略》、熊克的《中兴小纪》和《九朝通略》、赵生生之的《中兴遗史》、李丙的《丁未录》、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江少虞的《皇朝事实类苑》、李攸的《皇朝事实》以及杜大硅的《名臣碑传琬琰集》等等。虽然宋统治者偶尔也曾有过几次“野史之禁”，但多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党派和权臣挑起，而且时间相对短暂，危害面也不大，绝没有像清朝一样，上自最高统治者，下至一般的权臣奸臣，一致行动，贯穿始终，波及全国。所以，乾嘉学者私人编修当代史，几付阙如。

乾嘉学者的“博古而不通今”，再次证明清统治者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残暴及其危害之极！诚如郭沫若同志早已指出的：乾嘉时代考据之学，“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于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

这种脱离社会实际、脱离现实政治斗争的学风，大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束缚了科学的进步，打断了明末清初兴起的思想启蒙运动，阻碍了学术文化向近代化的发展。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局面的形成，应该说这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对乾嘉考据学的评价自然不宜过高。尽管梁启超曾说过，“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这只能说明清代文化的成就不大。事实上非常清楚，当时除了训诂、校勘、整理古籍外，几乎很少有其它创造发明可言。所以鲁迅先生在评价乾嘉学术成就时说；“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但他接着指出，成绩不过如此而已，而所花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恐怕是件折本生意。鲁迅的话不仅说明了乾嘉考据学的特点和内容，也表达了他对乾嘉考据学的评价。《汉学商兑》的作者方东树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考据学的实质：“只是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诂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乾嘉考据学，正是这样一种为考据而考据，“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的畸形文化。

P21-25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1984年，我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一书，由于书的主题所限，只是写了与《文史通义》有关的问题。学术界朋友虽诸多鼓励，但总觉得意犹未尽，希望我能对章学诚思想和学术贡献作一全面评述。当时我正在对章氏著作进行全面整理，鉴于其代表作《文史通义》自问世以来，一直无较为完善的定本，而主要的两种版本内容又出入很大，外篇竟是完全不同，因此决定按照章氏著此书的宗旨进行重新编定。正在这一工作接近尾声时，接到匡老主持的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来信，约我撰写《章学诚评传》，于是便不揣浅薄，欣然应命。

为了不辜负思想家研究中心的深情厚意，更好地完成这部评传，便约叶建华同志和我共同撰写，因为青年人对于新观点、新事物都更为敏感。他是我首届研究生，勤奋好学，学习期间已发表学术论文，毕业多年来，已发表、出版学术论著近70篇（部），对思想史、文化史、史学理论以及章学诚和浙东学派等，均有专门研究。在本书撰写中，我和叶建华同志共同发凡起例，从初稿到定稿，都相互讨论，密切合作，终于实现了预定的目标。

我们在撰写过程中，尽量努力按照匡老为评传丛书所制定的要求精神去做，对传主思想作全面研究和深入剖析，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传主的思想和学术贡献。为了写好这部评传，我们虽已尽了很大努力，作了反复修改，但书中缺点、错误之处恐怕还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和行家批评指正。

本书撰写自始至终得到“中心”许多同志的热忱帮助。吴新雷教授还特地来杭州看望我们，征求意见，我们非常感激；茅家琦教授和蒋广学教授以极其认真科学的态度审阅了全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花建民先生为本书责任编辑，更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的研究生文善常同志在本书的外文文献和章节目录翻译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引用章学诚的著作，凡属《文史通义》内容，一律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史通义新编》为准，其余则据《章氏遗书》，特此说明。

仓修良

1995年8月于杭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