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以来，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高峰论坛已成为当代世界一个经常性的思想中心，它密切关注着世界发展的方向，在一个经济常常成为宰制性力量的社会中，顽强地抵抗着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对人心和人道的腐蚀和颠覆。它把“大同理想”带回现代社会，为全球化的发展提出了基本的方向。本书围绕民主、一种人文主义的政治文化和一种以满足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类需要为导向的经济等目标展开，力求在自利与团结、经济与伦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凸现一个全球人类共同体的愿景。

本书围绕民主、一种人文主义的政治文化和一种以满足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类需要为导向的经济等目标展开，力求在自利与团结、经济与伦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凸现一个全球人类共同体的愿景。

导论

上部 哥本哈根论坛的发现

第一章 全球民主诸面向

民主、真理、秩序和承诺

放任主义与原教旨主义

平等原则的衰微

降低全球性威胁的严重性

梳理和丰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竞争

控制并理顺金融流通

发展共享价值

全球民主共同体或全球民主社会

第二章 经济服务于人类各种需要和志向

经济参与：诺言与不明确性

经济正义：退化的明证

经济道德：规范的弱化

经济适度：社会货币化的堕落

第三章 一种人文主义的政治文化

给“软”价值以力量

为稳定留余地

接受不同类型的现代性

协调地方性与普世性

加强团结

克已奉公

呼唤理想和乌托邦

权衡社会进步与社会退步

第四章 列入全球化日程的诸种社会力量

新世界资本主义精英

全球范围的媒体

新理想主义与世界无产阶级

世界公民

公务员

社会运动与非政府组织

第五章 促进共同善的诸种制度

制度多样性是民主的条件

善用现存制度

培育传统的社会化制度

树立明确而大的目标

促成人性而高效的国家

使各种区域性组织成为建构全球共同体的方阵

管理全球经济

强化联合国系统

下部 学术论坛

实现哥本哈根愿景：政治律令 

反思发展、增长和福利

迈向一个具有解决之道的全球共同体 

全球化与发展：一种历史的透视 

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再思考 

行动起来，拯救生活与促进性别平等 

全球市场的囚徒：社会两极分化与贫穷

相互学习应提上社会发展日程 

附件 论坛参与代表与资讯

译者后记

编者手记

共同管理的机会

公司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公司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常常是经济成功的一个窍门，其本身就是对人性化经济的一种贡献。许多私有公司超出自己的法规，去建立各种意义深远的合作形式、经济共同所有制和共同管理制度。这样一来，它们也就对社会的组织结构做出了最有意义的贡献。而且在经济增长中，还有一部分私有公司正存从物质商品的生产转向知识、信息和沟通的生产。似乎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存这类工业的本性中似乎存在一些因素，它们呼唤那些结构松散的和网络化的创新型管理形式，而非那种等级制的和重视“人的因素”、重视有能力调动那些具有最优心智能力的人的管理形式。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人们更强调的却是雇员与雇主在企业和公司财务上的合作参与，而不是决策参与。股东不再只限于社会的中上层。但是，战略性的公司决策仍然是由少数几个人做出的，而日益增长的非正式部门和与之平行的部门，显然不利于共同管理的组织形式。人们还应该注意，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在促进雇员与雇主之间的有意义的参与形式中扮演领导和创新者角色的公共服务机构。现在，私有部门都一门心思地追求短期利益，扩张和拥护所谓“灵活性的”工作条件，它们对公司和车间层面的民主管理兴趣正处在低潮期。介入世界经济的机会

一批数量有限的国家介入了全球化进程。即使现在的趋势是日益增多的经济实体参与了“全球市场”，世界经济整合的广度也不应过分夸大。除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之外，还有不到十个发展中国家也存20世纪末叶成为了全球化进程中的积极伙伴。世界贸易的大约80％是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之间进行的。在最近的35年内，非石油生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出口约占世界的20％。美国所接受到的外国投资差不多与它的对外投资相当，而非洲在整个外资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仅为5％。

少数几个富裕国家在塑造现行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经济整合的过程中的领导地位，是通过七个主要经济大国的年度会议——俗称西方七国会议而被象征化和官方化的。其他的国家，无论少数富裕的小国，还是绝大多数穷国——他们正在为安排好巨大而复杂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人口问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则只是在边缘化的意义上介入世界经济的国际管理。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正在努力加入趋向一种整合而开放的世界经济的运动，但是，他们的话语权力有限，创新程度不够。少数几个政府同一些跨国公司一起，加上一些国际组织的参与，正领跑我们这个世界的经济。在这种意义上，世界各民族和他们的代表对世界经济的参与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眼下的全球化还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全球民主缺陷。

P55-56

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高峰论坛迎来了逾百位政治领袖和数千位来自非政府组织、非政府议会、商贸联合会、合作组织和工商企业的活动家。它反映了时下广泛流行的这样一种看法——即存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市场导向的改革应该是达成平等与团结之目标的公共政策之主要鹄的——所带来的不安。

各国政府在哥本哈根所做出的十项承诺意义深远。这些承诺力求使经济政策超越增长与稳定的目标，以朝向对平等的关切，同时也力求拓展社会政策，使之超越对福利纲领的片面关注，走向对社会凝聚力与社会团结的关切。然而，这些承诺对各种(经济)政策和(福利)纲领的影响却极为有限。这部分是由于自由市场和自由化的潜在能量得到了持续的发挥，一路高歌猛进，至少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是如此；而部分则是因为人们在哥本哈根所倡导的哲学路径和实践路径未能得到充分的阐明。哥本哈根社会进步论坛正是试图弥补这后一条鸿沟，也可以说是试图为这一中庸之道提供一种融贯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在塑造政策方面的重要性远胜于人们的常识所能企及的程度。确实，公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所塑造的。但是，各利益集团却很少仅仅按照其利弊取舍来参与公共政策的辩论。无论是工会组织、合作组织和商会组织，还是农业集团，抑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各种利益集团，都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的要求，最终形成有关正当和善的抽象原则。一旦通过这些原则找到某种共同的基础，并且建立一种寻找这一共同基础的程序，相互妥协便成为可能。倘若缺乏这些共享价值，那些较为强大的利益集团或许就会诱使某些弱小的参与者放弃其适度的异见。哥本哈根对全球人类社会的视景要求：各种经济程序和政治程序应摆脱无休无止的讨价还价和夸夸其谈，寻求一种共享的权利与义务的工作框架。

哥本哈根论坛力求在自利与团结、经济与伦理之间建起一座桥梁。该论坛本质上乃是一种理智历练，体现了“论坛”的最佳意味。在某种意义上，论坛的参与者来自五湖四海，分属于这样或那样的利益群体，但他们都愿意探求差异，寻求共同点，为了寻找到能够反映共同善的原则和政策而走到了一起。论坛的氛围常常充满争论，然而却总能富于建设性。每次论坛的参与者都有变化，然而也有足够的重叠，以保持某种思想的连续性。这些论坛始终是充满良好信念的对话，也就是说，加入论坛的每一个人都不只是想去改变别人，也愿意为别人所改变；不是去高谈阔论、说服别人，而是去倾听别人、为别人所说服。

经年的努力使得论坛逐渐凸现出一种综合之道，参与者们开始形成英雄所见，其同远甚于异。由雅克·布道、哥本哈根高峰会议和哥本哈根论坛共同编辑的这本书，即是此综合之道的呈现。该综合之道围绕三个实质性目标展开——民主、一种人文主义的政治文化和一种以满足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类需要为导向的经济。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进一步建立两个更深入的程序目标——通过一种全球日程来增强各种社会力量的凝聚；建立一种更清晰严谨的多方治理结构。这五个要素正是本书阐明一种为寻求一个正在全球化的世界之共同善而确立的意识形态的基本架构。

从这一综合之道中所凸现的愿景，乃是一个基于机会均等和优于现存最佳结果的较高价值之上的社会愿景，它要求社会公民不只是从集团利益的角度，而且从关切人类共同善的角度，来积极介入这一政治进程；它承认个体的权利，但要求个体在行使这些权利的过程中，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它赞赏差异并尊重异见；它的价值取向是，追求私人利益应有利于公共利益；它主张把为自利而丁作与团结精神调和起来。这一愿景不只是有关如何才能在政治司法权的界限内组织社会，而且也是为这些司法权之间的各种关系设立一个架构，并且在某一未来时刻，它还将是一个单一的全球人类共同体的愿景。

本书所提出的这种综合之道只是一个开始。还有许多其他人也正在为同一个目的努力工作着。从许多方面来讲，联合国的各种政治进程，尤其20世纪90年代举行的多次大型全球会议，也可以被描述为我们这个地球村的一次巨大而连续的会议，它帮助我们在正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为公共政策界定一个实质性的议事日程。甚至还不止于此，所有这些进程都在帮助我们形成一个国际性的公民社会、一种解决问题的跨国工作框架——该框架以促进各支持群体为基本导向，推进诸如工会、合作组织和商业联合会一类的较为传统的公民社会要素的成长。真诚的对话必须持续下去，而本书正好反映了这样一次对话的结果，它将给我们提供一个持续探索全球化和共同善的架构。

(本前言所表达的观点系本书作者之见，不应视之为代表联合国的观点。)

2005年9月10日，我携犬子万有来到哈佛。这已经是我第四次来哈佛了，因为对这里的环境和人事比较熟悉，又是带着富布赖特基金项目重返哈佛的，所以我的整个访学计划只是学术资讯收集和专著写作。不料，安顿不久，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先生和研究员黄万盛先生即邀我翻译联合国社会发展事务高级主管雅克·布道先生编著的这部新作《建构世界共同体——全球化与共同善》，并特别告诉我，这部作品也是哈佛燕京学社将在2006年6月许于北京召开的一次高级学术论坛所探讨的基本会议文本。盛情之下，难以坚辞，更何况布道先生编著的这本新书与我的研究项目有着极大的相关性，其中透露出来的学术信息和思想见解确乎是我的项目研究所不可忽略的。因此，我决定在我原定的计划中，“插播”本书译事。

我于2005年初获得美国富布赖特基金会的项目资助，成为2005—2006年度富布赖特学人，但得以重返哈佛，仍多亏杜先生和哈佛燕京学社的盛情邀请与安排。数年如一日，杜先生及他所主持的哈佛燕京学社不仅对我个人，而且对我所主持的清华哲学系，给予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宝贵的支持。我对哈佛和杜先生的景仰与感激是难以言表的!高山仰止，绿水长流。黄万盛先生原本是我的同行和学兄。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北大就学于周公辅成先生门下时，即听先生多次赞叹过万盛学兄的学问和才思。那时，他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奇先生门下研究伦理学，虽然从学历上讲他只比我先进两届，但未出师门，万盛学兄已然成为纵横学界的江湖高手了。2000年我来哈佛考察时初次得见，2003年万盛学兄接受我的邀请，在清华哲学系和人文学院开哲学系列讲座，大获成功。此次来哈佛再次相会，万盛学兄及夫人又给予我和犬子的哈佛生活与学习以多方面的关照和帮助，其情其谊，尤当感铭!因此，对于我来说，接受杜、黄二位先生的盛情邀请，不单是一份学术荣耀，也是一份学术义缘。我没有理由推辞或者懈怠。

接受翻译任务后，我可谓勉力有加，每日伏案爬梳，夜以继日。至11月中旬即已完成过半。但由于翻译限期和我的精力牵扯，我感到难以在新年前后独立完成全书的翻译，并因之开始感到不安。天佑于我!我在哈佛访学的“邻居”、河南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的姜玲副教授慷慨地接受了我的求助邀请，愿意在百忙之中拨冗助我一臂。她几乎放下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帮助我翻译了本书第二部分的半数论文(即第五至第八篇论文)。姜玲博士的翻译工作自然非我所能评价，但在阅读她简练而晓畅的译文过程中，我的确学到了许多东西。因此，对于她出色的翻译和及时的帮助，我深表敬佩和感谢!全书的翻译在旧年的圣诞节前基本完成，尔后，我利用圣诞和新年前后大约两周的假期，对全书的翻译初稿进行了通读统稿，最后由黄万盛学兄审读定稿。书中的法文翻译都是万盛学兄帮助我们完成的。由于时间紧迫，又身居国外，许多已有的汉译资料未及参证，加上本人译力亦多有不逮，本书的中译本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欠缺，甚至错误。倘若不幸如此，当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也敬请各位方家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我还想特别感谢本书的编著者、联合国社会发展事务高级主管雅克·布道先生!就在本书的翻译进行到一半时，布道先生和杜维明先生共同在哈佛主持召开第六次“Triglav circle”会议，我有幸受到两位主持者的邀请并参加了这次为期两天的圆桌会议，也因此有机会就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向布道先生本人请教。布道先生还特别邀请我参加将于今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北京论坛”。无论届时我能否如期与会，对布道先生的盛情邀请，我都要表示真挚的谢意!作为本书的译者，我和姜玲博士都真诚地希望，我们的翻译能够为本次论坛贡献一份尚且合格的讨论文本，并衷心地祝愿本次论坛在布道先生和杜维明先生的共同主持下取得圆满成功!

于美国剑桥哈佛大学  2006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