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从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本书为其中之一，为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论述杨慎生平和思想的专著，对他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杨慎是明代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他大半生流放云南，踪迹难明，后世很少有人对他进行专门的研究，本书为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论述杨慎生平和思想的专著。全书主要的特点是：一、据杨慎诗文和时人记载，对他扑朔迷离的谪戍生活，细加厘定，全面揭橥了他一生的行事。二、对杨慎的哲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以及他在音韵训诂、文学创作等方面的成就，作了全面的评述，立论公允平实。三、论定杨慎的思想贡献和学术成就时，能把他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加以观照，如实地肯定了他的先驱作用和开启之功。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引言

第一章　儒官世家少负俊才

　一、杨慎家世

　二、少年时期

第二章　殿试第一供职翰院

　一、乡试第一殿试夺魁

　二、供职翰院以博学著称

　三、上疏切谏辞职归里

　四、经筵值讲奉命祭祀江渎

第三章　议礼获罪流放云南

　一、大礼议：一场君权与阁权的斗争

　二、聚众请愿获罪下狱

　三、病驰万里谪戍永昌

　四、移居安宁孤寂徘徊

第四章　长期不赦思归故里

　一、寻幽探胜寄情山水

　二、不甘为天地之蠹埋头著述

　三、四奉戎檄往来滇蜀

　四、迁家高蛲越分为民请命

第五章　寄寓江阳老死云南

　一、谋求回乡　不获允准

　二、广交诗友结社唱和

　三、忧怀国事四次打击

　四、枷回永昌　客死异乡

第六章　杨慎的哲学思想

　一、对程朱陆王的批判

　二、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

　三、“闻不若见”、“知不若行”的认识论

　四、合性情说

第七章　杨慎的文学思想

　一、“诗缘情”与“惟求其美”

　二、“人人有诗，代代有诗”

　三、“学乎其上”与“同能不能独胜”

　四、精研李杜大家，渐成专门之学

　五、重视民间文学，搜辑歌谣谚语

第八章　杨慎的史学思想

　一、“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

　二、反对“党往仇来，荣古陋今”

　三、主张“立贤无方”，反对“官人以世”

　四、“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

　五、重视民族史和自然史的研究

第九章　杨慎在训诂考据学上的贡献

 一、正文字，明音义

 二、当知古人“文法”

 三、坚持求实精神

 四、坚持博通原则

第十章 杨慎的创作成就

 一、揭露帝王荒淫，反映民生疾苦

 二、抒发怀才失志的苦闷

 三、描绘云、贵、川的山川风光

 四、倾诉对友人的思念

结语

附录

 一、杨慎简谱

 二、杨慎现存著述收藏情况

 三、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人名索引

后记

二、少年时期

弘治元年（1488）十一月六日，杨慎生于北京孝顺胡同。他出世后正当弘治中兴之时，孝宗励精图治，与民休养生息，吏治也比较清明，全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他的家族也兴旺发达，祖父由行人司升任湖南按察司佥事，父亲由翰林检讨逐步升为左春坊中允。三叔父中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二叔和五叔先后中弘治十一年（1498）和弘治十四年（1501）举人，真是喜事不断。

杨慎自幼生活在这个仕途显达、文化氛围很浓的大家庭里。他的父亲杨廷和虽然以经济才略著称于时，但对诗文亦颇精通，擅长词曲，著有《乐府余音》传世。杨慎十分聪颖，扬廷和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口授李育的《飞骑桥诗》，叫他记诵。母亲黄夫人出身书香门第，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杨慎七岁时，便教他句读和唐人绝句。杨慎平时足不出户，奋志诵读，学习的诗篇都能一一成诵。他自己曾说：“八岁就傅，双笔一砚。”与二弟杨悖一同开蒙，从师学习。十一岁时就开始学作近体诗，并初步崭露他的绝世才华。弘治一朝君臣鱼水，孝宗对士大夫非常优礼。有一次他问一内侍：“今各衙门官，每日早起朝参，日间坐衙，其同年同僚与故乡亲旧亦须燕会，那得工夫饮酒？”内侍回答说：“常是夜间饮酒。”孝宗想到夜间饮酒，骑马醉归，容易出事，特令“逐铺皆要笼灯传送”，虽风雪严寒之夜，都“未尝缺乏”。当时士大夫经常退朝聚饮，一天朝罢，杨廷和的阿僚张志淳、乔宇、储嵯一同到他家小饮。饮后在灯下下象棋。杨慎站在旁边观战，杨廷和命他作诗以记事，他当即写了一首《南园张公、白崖乔公、柴墟储公过家君小饮，灯下较象戏，余侍命咏》的诗：“兵卒冲千里，将军做九宫。追风看马跃，吉日想车攻。土相维城固，江河天堑通。笑谈翻成局，月白映灯红。”诗中的“月白映灯红”，意境甚佳，受到诸公的赞扬。杨慎幼年时不仅能诗，而且“博闻多识”。一次，杨廷和与“朝中一二大僚”张志淳、杨廷仪在寓所小饮，烛下分韵赋石榴诗，张志淳得“张”字，正在沉吟，杨慎在旁低低与他耳语，大家叫他大声说出来，杨慎就高声说：“石榴本张骞事也。”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得安国石榴传人内地，分韵得张字作诗正可用此典，一座皆惊。杨廷和对客人说：“此儿好看古书。”张志淳与杨廷和以文字为莫逆交，便对杨廷和说：“吾儿含喜好古文诗歌，可使为友。”第二天张志淳就带着张含与杨慎相见。两人年龄相仿，一见如故，遂订为金石交。张含，字愈光，云南永昌人，正德二年（1507）举人，乡试七试不第，遂厌弃功名，居乡肆力于诗。后杨慎谪戍永昌，二人白首唱酬，终生相伴。

弘治十二年（1499）正月，杨慎遭遇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变故。他的母亲黄夫人突然病故，他年少失怙，哀伤欲绝。三月，他的祖母叶太夫人在他祖父致仕返乡的途中，相继病逝，按照封建社会的礼制，杨廷和必须回乡守制。四月，杨慎随父亲第一次回到四川新都。杨家在新都有两处住宅：一处是城西上陧街的状元府（即今桂湖升庵祠），一处是乡间的世耕庄。杨慎回乡第一次生活在大家族中，度过了一段悠闲愉快的读书作文的生活。、他的祖父精通《易经》，闻名于乡里，亲自教他读（（易》，他二十天即能背诵如流，不遗一字。他后来著《升庵经说》，《易》学部分就多得力于家学。当时杨慎尚“未习举子业，而好古文”，曾模仿各贤之作写了一篇《拟吊古战场文》，他的三叔杨廷仪看到文中“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数语，不禁击节称赏。五叔杨廷宣拿去给杨春看，祖父看后对杨慎说：“尔既好古文，何不拟贾谊《过秦论》乎！”杨慎退下来精心构思，第二天呈上了一篇拟作，论秦得天下而速亡的教训，与贾谊所言颇合。祖父读后又惊又喜，称他为“吾家之贾谊”。这话真是不幸言中，杨慎不仅才如贾谊，而且命运也似贾谊。

明代文人除精通诗文外，多擅长绘画，许多文人都是画家。杨氏兄弟也都喜爱绘画。有一天杨廷和与廷仪、廷宣一道观画，杨廷和问道：“景之美者，人日似画；画之佳者，人日似真，孰为正？”杨慎正站在父亲身旁，就举元微之“颠倒世人心，纷纷乏公是”一诗回答。五叔廷宣说：“诗亦未见佳，尔可试作之。”杨慎当场即作诗一首说：“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两个叔父看了高兴地说：“只此四旬，大胜前人矣！”次年初春，杨慎和二弟杨恒（贞庵）、三弟杨忱（孚庵）去世耕庄赏梅。时值十五灯节，世耕庄后园梅枝上悬灯结彩，杨慎赋诗一首云：“疏梅悬高灯，照此花下酌。只疑梅枝燃，不觉灯花落。”前七子之一王廷相看到这首诗称赞说：“此奇事奇句，古今未有也。”

杨慎在新都两年多时间里，遍览古籍，赋诗作文，学问大进。官宦之家视科举为正途，祖父杨春见他喜爱诗文，不无忧虑地说：“吾孙信敏，然场屋何用此也！”弘治十四年（1501）四月，杨廷和服阕，杨慎随父回京师。一路上经过汉中、西安、邯郸，写下了《过渭城送别》、《霜叶赋》、《咏马嵬坡》等诗。畅廷和回到京师后，遵照父亲的意愿，为杨慎延请福建乡进士魏浚为师，开始“习举子业”，杨慎和弟弟杨悖“从魏雪溪讲《易》”，为应举作准备。杨慎回京后写的一首《黄叶诗》，大学士李东阳看到大为赞赏说：“这样的诗不是一般孩子能做得出的，我能有这样的小友很高兴。”便把他收为门生，一时轰动京华。李东阳还命杨慎仿作诸葛亮的《出师表》和傅奕的《请沙汰僧尼表》，认为杨慎的拟作“不减唐宋词人”。李东阳是当时政坛和文坛的领袖，在文学上颇有所长，史称“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他立朝五十年，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学之士，他“当国时，每日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绝口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杨慎到李东阳门下，在诗歌创作上经常得到李东阳的指点，获益匪浅，同时可以接触到海内名流，耳濡目染，扩大了自己的眼界。

杨慎从魏浚“习举子业”后，并没有一心专攻朱注《四书》，揣摩八股文，中断诗文写作。他在十四岁以后仍有不少诗文创作，十六岁时写了《招张愈光》，十七岁时写了《雁来红赋》，十九岁时与同乡士子冯驯、石天柱、夏邦谟、刘景宇、程启充以及即墨蓝田、永昌张含，成立了丽泽会，结社作诗论文，互相砥砺。现存杨慎和蓝田的《东归唱和集））圾和张含的一些诗，就是他们当时留下的一鳞半爪。这些诗友中，冯驯、石天柱、程启充中正德三年（1508）进士，刘景宇中正德六年（1511）进士，夏邦谟中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蓝田中嘉靖二年（1523）进士，一同立朝为官，成为政治上的同道；有的还同遭谪戍，有着共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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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杨慎是一个在思想领域和学术领域对当代和后世都颇有影响的人物，但后人对他的研究与他的历史地位却极不相称，近二百年间，研究他的论著可谓屈指可数，这使他长期湮没不彰。我从文学方面接触到杨慎，敬仰杨慎的人格和学识，花了八九年时间来研究他，其间苦乐得失真是一言难尽。杨慎一生著述宏富，现存的著作多未整理、刊印，分散收藏在全国各大图书馆里。研究杨慎，要读他的著作就有许多困难；一是须坐在图书馆里读，在时间上受到很大限制；二是南京图书馆、南大图书馆藏书虽在全国位居前列，但杨慎的不少著作仍没有；三是读书须反复展玩体味，方能得其真谛。研读杨慎，手边无书，这会影响到对他的理解。我就是这样埋首于各大图书馆读了一段时间书，手抄笔录，积累资料，先完成了《杨慎诗话全编》，也为写《杨慎评传》作了准备。

杨慎在历史上是一个毁誉不一、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一生事迹，《明史》有传，后人也曾为他编了几个年谱。他前半生的思想、行踪比较清楚。流放云南后，他为了躲避世宗的迫害，时人出于政治上的禁忌，文字记载与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完全相符，因而他的戍地和居留地、佯狂醉酒和真实思想、要求回乡的曲折、卒年和卒地等等，往往显得扑朔迷离，难以探求。而知人论世，最要紧的则是先要弄清他一生的行事和思想，这也是一个困难。我除了根据杨慎的诗文逐一钩稽，查明他在云南的踪迹外，凡是他足迹到过的地方，我都一一查阅了那里的地方志，从地方志里搜寻真实的资料。他在云南有不少友人，在友人的诗文集：中也保存了不少他的材料。然而这些书有些在南京也不易得-如杨慎在云南居住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安宁，南图和南大图书馆就都没有《安宁州志》，收集他友人诗文集最多的《云南丛书》（二集）南京也没有。我对云南、四川的地方风物十分生疏，为查书，也为了对杨慎生活的环境有点实感，我曾二上云南，一去新都，作了一些实地的考察，拍摄了一些照片。

杨慎是明代一位罕见的博学的学者。他的好友简绍芳说他：“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下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给如此博学的一位古人写评传，自己深感学识上多有不逮。明代许多文人都博通经史，诗词曲兼擅，在绘画、书法等方面造诣也很高。如杨慎就有《画品》、《书品》诸作，而自己在这些方面却一窍不通；杨慎在音韵学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对音韵的研究，上承宋代吴才老，下启清代顾炎武，而我对音韵过去没下过功夫。因而往往力不从心，难以放笔纵横，还没有能把杨慎的博学、才华、成就等全都写出来。自恨不是通人，不无遗憾。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时，回顾自己写作《杨慎评传》的过程，我十分怀念匡老，没有他的鼓励，本书是难以与读者见面的。尤其令人难忘的是他去世前几个月，还和我们南京地区的作者座谈，督促大家早日完稿，可以说这本书是在他对学术追求精神的感召下完成的。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我还曾得到了许多友人的帮助，新都李义让先生无私地提供了新发现的资料，为我拍摄了杨慎故居的照片，云南大理的穆药先生不顾年老多病，与我讨论杨慎的卒年、卒地；伺窗吴新雷教授1997年6月应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之邀，去台湾参加明清戏曲学术研究会，为我携回了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出版的《杨慎研究资料汇编》，及时送我参考；南大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蒋广学教授审阅了书稿，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1998年春石头城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