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概述了江南文化的历史发展，分析唐代江南文化发展的经济与社会动因；集中分析唐代江南本土文学的发展状况与特征，由此探讨江南文学在唐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并选择诗文酒会、漫游隐逸、吴语方言、江南佳丽等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江南文化现象，分析这些现象与唐代文学创作的重要关系。本书最后则通过中唐著名作家与大量普通文士避乱江南的个案分析，说明江南文化对作家生活道路、人生思想及创作的实际影响。

序 陈尚君

引言

第一章 江南文化传统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

第一节 “江南”的概念

第二节 江南文化与吴越文化及南方文化

第三节 唐前江南文化的历史发展

第四节 江南文化的主要特征

第二章 唐代江南文化发展的经济与社会背景

第一节 唐代江南经济繁荣与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第二节 唐后期江南的三次北方移民浪潮

第三节 江南普通家族士人力量的崛起

第三章 唐代江南籍诗人创作述论

第一节 唐五代江南籍诗人的创作实绩

第二节 由统计结果分析看江南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

第三节 江南诗人在唐诗发展中的独特贡献 

第四章 私学兴盛与江南家族诗人群体

第一节 唐代的教育状况及江南官学

第二节 江南私学教育的兴盛 

第三节 江南家族诗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构成

第四节 江南家族诗人与家学渊源

第五章 群贤宴集与唐代江南的诗酒文会

第一节 江南文士宴集与诗酒文会传统

第二节 中唐时期江南的诗酒文会

第三节 对中唐江南诗会的评价

第六章 青山碧水与文士江南漫游隐逸

第一节 青山碧水及江南漫游隐逸文化传统

第二节 唐代文士漫游江南之风

第三节 唐代文士江南隐居

第四节 唐人漫游、隐居江南与诗歌创作

第七章 吴语与唐代文学创作

第一节 吴语的历史发展与其地位变化

第二节 吴语的特点及唐人对吴语的印象

第三节 吴语、吴越民歌与唐诗

第四节 唐文人词创作与江南关系略论

第八章 吴娃越艳与唐诗中的江南佳丽

第一节 江南佳丽地之得名

第二节 唐诗中的江南佳丽

第三节 唐代文士与江南佳丽

第九章 北方士人避乱江南与中唐文学发展

第一节 安史之乱中士人避乱江南风潮

第二节 韩愈避乱江南经历考辨

第三节 移民的后代权德舆、刘禹锡等在江南

第四节 士人避乱江南对中唐文学的影响

附录：白居易的江南情结

参考文献

后记

一、唐代以前典籍中的“江南”

江南是中国历史文化及现实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区域概念，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纯粹区域地理的角度来看，江南是指长江以南除四川盆地外的广大陆地地区，它大致与南方的概念是等同的，此为广义的江南概念。在“江南”一词出现之初及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都是在这个范畴上使用它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南方的范围是逐渐往南移动的。因此到了近代“江南”概念的范围也渐渐缩小固定在长江中下游以南的范围，相当于江苏省的南部、浙江省的北部和安徽省的东南地区，这就是其狭义的概念。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历史概念，同时还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概念。

“江南”一词在先秦及秦汉典籍中多为广义用法。《左传》昭公三年有“王以田江南之梦”之记载。江，指长江；梦，即云梦泽，为春秋战国时期楚王的游猎区，大致包括洞庭湖、长江中游南北的湖南、湖北地区_。《尔雅·释山第十一》载：“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此“江南”为长江以南地区。《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五帝本纪》又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秦楚之际月表》记秦亡之后，项羽将楚义帝迁往郴，“徙都江南郴”。秦时之黔中郡为当今之湖南西部地区，九疑则在广西与湖南、江西交界的南岭山脉，郴即湖南南部的郴州。《史记·货殖列传》云：“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江南”，乃指洪、饶等州，春秋时为楚国的东境；泗上，指徐州，春秋时为楚国的北境，二境并与越境为邻。同卷载楚威王兴兵大败越，“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此“江南”则为浙江台州临海。显然，先秦到西汉时期，“江南”尚不是一个专有名词，所指范围也非常广泛，相当于今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包括湖南、江西及湖北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东汉时，人们还常常把荆襄之地称为“江南”。《后汉书·刘表传》载：“时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王逸《楚辞章句》云：“襄王迁屈原于江南，在江湘之问。”这两例中的“江南”则将跨长江南北的荆州及襄阳也包括了进去。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唐初，高祖武德四年，“孝恭人据其城(江陵)，诸将欲大掠。曾文本说孝恭日：江南之民，自隋以来，困于虐政，……是以萧氏君臣，江陵父老，决计归命。”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东汉时期开始，“江南”已经较多地指称吴越地区，接近于后来狭义的江南地区。《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马援之子马防因罪徙丹阳，“后以江南下湿，上书乞归本郡”。同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载：更始初年，“天下未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

P22-23

               陈尚君

遐东博士论文《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出版，我忝为导师，和他一样感到高兴。

遐东是江苏海安人，与我可称大同乡。他在1989年就获得湖北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有很好的专业基础和研究能力。以后一直在湖北师范学院担任教职，在繁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始终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在获得到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后，尤其珍惜，期待在学术上迈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为此，他为自己制定了较高的学术目标，付出了非常艰巨的努力。三年间，他得到妻子的理解支持，很少回家，也不过问任职学校的事务，不计较经济的得失，可以说是不舍昼夜，不间寒暑，全力以赴，心不旁骛，才有现在的成绩。

这篇论文的选题，是他与我分别提出多个选题，经过反覆比较分析以后确定下来。唐代南北文化的差异和影响，可以说从唐代初年开始，就已经有不少的议论，以后绵历千年，论述更多。现今通行的各种文学史，讲到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时，多少会有一段统一国家南北文化融合有利文学发展的阐述。这些看法无疑都是很深刻而允当的。然而如果更进一步地探究组成南北文化的各个地域之间，各有哪些特点，又有哪些不同，如何互相影响，实际作用如何，则至今研究很少。作为南方文化核心地域的江南文化和江南文学，虽然研究者很多，但至今还没有专著出现，不能不认为是很遗憾的缺席。遐东选定的这个课题，学术意义十分重要。

论文进行中，他始终保持定期向我介绍研究进展的习惯，使我对他遇到的困难，探索的过程，以及解决的方法，都有及时的了解。当然，我也提供过一些意见，提供我所知道的文献和线索，供他斟酌和参考。就我所知，他在本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始终坚持从第一手文献的阅读和分析人手，充分吸取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严格遵循基本的学术规范，以期达到较高的学术层面。

遐东工作的第一步，是对江南文化特点和唐代江南诗歌创作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摸底。这一点看起来好像不难，但认真深究，则困难远超想像。比方江南的范围，从古到今，看法差异很大，有关称指，其界限外延常常都很模糊。遐东主要依据唐代人自己的称谓，认为当时即存在广、狭二义，广义者可以指长江以南的南方广大地域，狭义者则仅指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经过认真的考核，他将“江南”确定为开元年间所置之江南东道括州、温州往北至长江的部分和江南西道之徽南部分，含润、常、苏、湖、杭、睦、越、歙、明、衢、括、婺、温、台、宣、池十六州。他依据唐人本身的指称，所定范围可以信从。再如江南诗人应该如何确定，尽管前人对于唐诗人的生平籍贯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可资参据，要完全确定仍很难取舍。对此，我有切身的感受。多年前，我曾作过《唐诗人占籍考》，是师仿唐圭璋先生的《宋词人占籍考》，试图提供分地域的唐代诗人分布概况。然而接触具体资料，不难发现唐代人喜称郡望，讳言乡贯，今人研究虽然作了多方面的努力，试图从诗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以及家族墓地之所在，来探究其究竟是何方人士。这几方面虽有一定联系，但并不能划等号，只能说是比较接近实际情况。举这个例子，不难理解研究唐代地域文化，对具体文献的甄别，对具体作家的地域划分，都与宋以后的占籍明确有很大不同。遐东较充分地参考了前人论述，又仔细翻检了《全唐诗》、《全唐文》等相关著作，对原籍江南和客居江南的作家及其存留作品，作了全面分析和量化统计。有这样坚实的基础工作，他的结论就易于令人信服了。再如江南文化的特征，他注意从纵横两方面展开探讨。从纵的历史来说，他注意到前人有关六朝时期南方文化的研究论著较多，有关明清时期江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著作丰富，这些与唐代有纵的联系，并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可以看到唐代江南文化的渊源和传续，但又有各自的时代特点和内涵，不能简单认同。从横的方面来说，则是唐代另外几个重要地域文化的特点，特别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文化的主导影响，如何与江南文化发生联系。他还特别注意唐代江南山川地理、日常民俗、人文风貌的具体考察，为此翻检了数量可观的地方文献，尤其是较多记载江南各州人文活动的几十种宋元方志和名山寺观志，得到大量第一手的珍贵记录。

本书的学术新见很多，难以一一介绍，更无法做出具体的评价。在这里仅选取几点，稍作评述。

关于江南文化的特征，论文用了将近一章两万多字的篇幅加以考察，从原始社会遗址出土的玉器，一直讲到隋代，大量利用了文物考古、社会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是以综括已有成果为主，确是了解唐代江南文化渊源必不可少的部分。他把江南文化特征归纳为两点：一是“江南山川秀美气候温暖水域众多，人性普遍较灵秀颖慧，利于艺术。这种特征在远古时期江南的玉文化开始展现，随着历史的推移，江南经济文化地位不断上升，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二是“在长期的征服江河海洋的过程中，江南居民又养成刚毅的品性，形成心胸旷放、豪迈勇武的气质。所以，江南文化特征还有刚性的一面。”因此他认为“唐代的江南尚文已占主导地位，但好武之风也未全消失。”虽然不是首创的见解，但把握十分准确。在下文论述唐代江南经济文化地位日益提升的过程中，文学如何追求新变，也就有了充分的前提。

安史乱后唐代文化中心的南移，已经是许多学者的论著中努力揭示和深刻分析过的显著现象。遐东充分吸收了有关的成果，同时，大量利用唐人本身的记录，分地区说明了安史之乱前后发生的显著变化，特别是城市经济发展繁荣情况，很丰富，许多材料是前人没有引到的。至于江南社会阶层的变动，对于中晚唐之间的三次往南方移民的高潮，有关学者论述已多，而江南原有士族政治地位的抬高，及其参与中央政治权力核心机率的增加，则论述尚少。

论文根据现存唐代诗人的分布情况，以论证江南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举证很有力。又根据江南各州郡作者存诗的数量，来分析地域发展的不平衡特点，认为“浙西高于浙东，北部高于南部。将这一状况与江南地区内部的经济状况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两者的特征完全一致。苏州、徊州、湖州、杭州、越州、宣州等地区是江南最早开发、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六朝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结合整个唐代中后期赋税的主要来源依赖于江南及唐代经济重心的南移的事实，显然唐江南地区文学发展的总体状况与内部的区域状况和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演变是一致的，其兴盛是建立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论文中《私学兴盛与江南家族诗人群体》一章，是全书中用力较多、颇具新见的一节。他从史乘和地方志中勾稽唐代江南各州官学、私学的兴建史实，并分别从私人讲学风气之盛，私塾、寺学和家学的普遍存在，又认为“士人隐居山林读书修业”也具有私学的意义，对私学的教育内容，以及具有的趋新倾向，也有深入的揭示。论文统计江南16州中，11州有34个诗人家族群体的出现，从家学渊源和文化环境分析这些家族文学传承的原因，也不流于一般的叙述。

此外，论文中论列安史乱后中原士人南奔以及对中唐文学作用的一段，采用点面结合的方式，既有全面的敷列，也有具体的个案研究，也有不少新见。比方韩愈早期在南方的生活以及与柳宗元父子的交往，前者黄云眉在《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中已有较多的注意，后者我十多年前也有述及，但遐东的分析和阐发，可以说更为细致而充分了。这段事实的揭示，可以证明中唐影响最大的几家诗人，其早年的经历，都有江南生活的记忆，都曾受益于中唐前期江南新变诗风的沾溉，是很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

论文所述江南诗酒文会传统与文学集团形成的关系，青山碧水与漫游、隐逸文化传统、吴语及吴越民歌在唐诗中的活力、吴娃越艳在唐诗中划出的亮丽景致，也都是很有意义的叙述，就不一一举例了。

作为第一本探讨唐代江南文化特点和江南文学关系的专著，我以为遐东已经很出色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在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文化现象。就此而言，认为本书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价值，是近年唐代文学研究和地域文学研究方面足成一家之言的新著，可能并不是过誉的评价。

无疑，唐代江南文学与文化研究是一个大题目。遐东在本书中虽然已经作了很全面的论述，值得更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还很多。我以为，今后还可以更进一步作动态研究和个案研究，使此项研究更趋深入成熟。唐代近三百年间，江南文化随着社会、军事、经济、宗教、艺术各方面的发展，不断地在衍变出新，每个阶段都有其新的风貌。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也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与江南毗邻的几个文化区，其相互间的渗透和浸染更为频繁，值得探讨的课题也很多。至于个案研究，本书涉及面已经非常广，前人已有的研究也大多从个案分析来加以论列。本书是一本综论性质的专著，尽管还有一些欠缺，比方道教茅山宗和禅宗南宗(尤其是洪州宗)对中晚唐文学影响很大，本书叙述尚少，但就论述所及，已经涉及很广。可以进一步探索的个案非常多，我以为值得作更深入研究的，一是家族文化的研究，二是社会习俗的研究，三是特定地点(包括城市和名山胜迹)的文化专题研究。以遐东现在已达到的成绩，再进一步，当是胜任而愉快的工作。谨此表达我的期待。

2004年11月19日于台中逢甲大学

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2000年9月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陈尚君先生攻读古代文学博士学位，进校不久即确定了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的选题。其后三年，为该课题研究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对唐代诗文小说、笔记、碑刻、唐史、宋元方志等典籍中相关内容进行了较全面的检索，摘录了数十万字的资料，最终在2003年春夏之间完成了论文的写作。是年6月，论文通过了由董乃斌、谭帆、刘永祥、骆玉明、汪涌豪等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答辩。毕业后回原先供职的湖北师院中文系工作，在完成较为繁重的行政、教学工作之余，对论文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尤其是补充了一些材料，并对全书的体例做了适当调整。这就是呈献于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对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只是初步的，对于与之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还未及展开，尚待日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书部分章节的内容作为早期成果已在《学术月刊》、《中国文化论坛》、《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公开发表。《白居易的江南情结》原为最后一章，作为江南文化对唐代重要作家思想创作影响的个案研究，再三斟酌全书体例并听取专家意见，最终没有纳入正文，附录于文后。 

我要向恩师陈尚君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课题的研究，从选题到搜集资料及撰写论文整个过程，始终得到了先生精心而细致深入的指导，无疑论文也凝聚着先生的大量心血!总是难以忘记在复旦三号教学楼、在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在国定路中心村先生寓所……，一次次聆听先生教诲的情景。先生特别强调文史研究必须全面广博占有材料，要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理清头绪；要善于从表面看来没有关系的材料中发现解决问题的铁证；读书要力透纸背；要充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创立新说必有确凿证据，推证演绎应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往往片言只语即能切中肯棨，发蒙起惑，洞彻学子心灵!先生深厚博大的学术思想与扎实精纯的治学方法，将让我受益终身!

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我还得到了复旦中文系王水照先生、骆玉明先生的亲切指导，在开题与预答辩会上，他们对我提交的报告及论文初稿进行了细致认真的审查，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作为论文评阅人以及答辩委员会成员，二位先生更是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指导。我选修了历史系韩舁先生的隋唐史专题研究课，从中得益良多，先生还热心地为我的研究提供重要文献，更令我感动的是先生2O02年春节回厦门探亲时还不忘帮我复印资料。复旦历史地理研究所张伟然先生不仅为我提供了文化地理理论方面的指导，还慨然赠予大作《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文稿。论文评阅人苏州大学罗时进先生和复旦大学傅杰先生，也给我以鼓励和亲切指导。我学识浅陋，幸运的是能忝列陈先生门墙，并得到以上多位名师传道授业，谨向诸位先生致以真诚的感谢!

沪上求学生活，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复旦素有江南第一学府之称，就三载的亲身体验，我对此感受颇深。她美丽的校园具有典型江南园林的神韵，那以赭红青灰粉白为主色调的座座建筑，隐映于浓密的香樟、水杉、梧桐之中，淡雅和谐，清幽宁静，又透出勃勃生机。复旦园有着浓郁的学术氛围，这里曾经聚集了众多一流的专家学者，如今更是名师云集；文科图书馆古籍部则以众多珍本善本藏书而蜚声学界；几乎每日不断的中外著名学者的学术报告，是复旦最夺目的风景，也是莘莘学子精神与心灵的乐园。在复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衷心祝愿母校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长期以来，湖北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冯广艺博士、院长助理汪自云教授、中文系石麟教授、系主任段曹林博士给予了我许多关怀帮助，并为我的研究工作与此书的出版提供了许多便利与支持，衷心感谢他们!

我生长于江苏南通一个普通乡村，永远忘不了父母亲为我的成长所付出的无私博大的牺牲!而我能在学业上取得一点点成绩，更得益于妻子罗年珍的支持与奉献。在我读博期间，勤劳淳朴的她以娇小的身躯承担了全部的家庭重担!深深地感谢我的亲人们!

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周绚隆博士为拙著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全书的章节安排、有关内容的调整充实甚至语句的推敲，他都给予了许多宝贵的指导!在此谨向他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景遐东

于湖北师院青山湖寓所

  2004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