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建筑设计大师程泰宁的个人作品集，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程泰宁在2001年到2004年间设计的16个作品(包括浙江美术馆、绍兴鲁迅纪念馆、温州世贸中心等)，再现了其立意构思的过程。从中可以学到建筑大师的设计构思、创作方法和技巧。

10  代序

33  设计作品选

34  浙江美术馆

60  宁波高教园区图书信息中心

82  浙江大学新校区教学楼第三组团

92  李叔同(弘一大师)纪念馆

110 绍兴鲁迅纪念馆

124 建川博物馆(俘虏馆)

140 上海市公安局办公指挥大楼

154 元华广场

160 上海铁路南站建筑设计方案

169 温州世贸中心

176 浙江耀江大酒店

180 浙江宾馆改扩建工程(商务别墅)

186 杭州市行政中心概念设计

194 杭州金都华府住宅小区

203 杭州江南舂度假中心方案

206 重庆美术馆方案

218 作品年表

杭州市行政中心建于杭州东部的钱江新城，濒临钱塘江，新城路网偏正南北34度，景观与朝向有一定矛盾，但也为建筑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1、“高架平台”——二维的设想

高架平台是总平面竖向处理的适宜手段，几个平台的不同标高处理，不仅使广场人流与富春汀路和之江路的车流在立体错开，还自然形成了一条由行政中心起，衔接市政广场、市民广场，以及观江平台的景观轴线。绿化和水体穿插于起伏的地形之中。架空层下的空间也被有效地利用为停车场、公交站点、餐饮等设施。

2、“日月同辉”——文化广场空间组织的优化

在现在的大剧院对面设置多功能的文化中心，丰富了文化广场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日月同辉”的构想强化了新城核心区的主轴线，改善了原本空旷而不稳定的广场空间。

3、“八方同庆”——建筑形态的构思

结合对基地特殊位置的理解，以“八方同庆”这样一个建筑形态来照应各方面的关系。它兼顾了景观与朝向的要求，并以空灵的中轴线，使新老城的城市空间渗透和融合。

行政中心是一个有机的建筑群体。主楼为旋转45度的十字形平面，通过连廊与裙房的四个节点相接。裙房由玻璃通廊为骨架的网络形成，面朝钱塘江方向开口，让绿化、水体及“日月同辉”广场的景观延伸入内。开口处镶嵌的城市历史与未来展示大厅，作为整个建筑的礼仪性人口，强化空间的层次感。P186

最近不少同行都在讨论的关于国外建筑师“占领”中国市场的问题。国外建筑师大举抢滩中国市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不仅在北京等大城市拿到了像国家大剧院、CCTV大楼这样的一些大项目，甚至在一些中小城市，在一些房地产开发项目中，也都占有相当的份额。其覆盖面之广，“势头”之猛，都是几年前无法想像的。

作为建筑师，看到种种现象，感触当然很多，一是在想这种倾向带来的后果，经济层面的、文化层面的，但我想得更多的是：一种现象的产生总有它的原因，原因在哪里?

首先想到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可能就是中国建筑师本身出了问题。从整体上看，和国外建筑师比，我们的设计水平、特别是执业精神确实存在差距。我们拿不出原创的、富于震撼力的作品，大家不满意。领导、开发商可能会这么想：你抄国外的东西，抄得又不地道，不如干脆到原产地去找原汁原味的国外建筑师。当很多中国建筑师都在埋头挣钱，埋头抄袭KPF、模仿欧陆风格的时候，国外建筑师带着他们令中国人感到新奇的理念和作品，昂首阔步进入并且“占领”中国市场，似乎也是自然不过的事。

不过再想想，问题似乎也并不完全在建筑师，因为有些现象确实令人无法理解。中国建筑师的水平是否低到了连一个县城里的住宅开发项目也要请国外建筑师来做?即使是在那些大城市，是否不论项目情况如何，也都要搞国际招标?人们确实看到，一部分领导、开发商，同时也包括一部分业内人士和媒体，不遗余力地吹捧国外建筑师，有时吹捧得那么盲目，甚至荒唐。有人把这种现象直接指认为“崇洋媚外”、“商业炒作”，我看这也是事实。

当然，指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更何况并不是多数人都认同这样指责。因为在今天全球化语境中，人们对中国文化(其中包括建筑文化)的发展方向确实有不同看法，经济全球化是否意味着文化的全球化?现代化与西方化有什么不同?其中特别是对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不仅造成了人们对国外建筑师抢滩中国市场持不同态度，同时也形成了人们对当前中国建筑创作现状的不同评价，我想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近几年，我国学术界掀起了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讨论热潮。这使人想起了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尽管时间已过去百年，而所争论的仍旧是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一个问题纠缠百年而未有结论，说明问题的复杂性；两次论战均由文化比较进而涉及政治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等多个领域，涉及社会发展方向，更使人们对这一论争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有了清醒的认识。对于中国建筑师来说，在全球化语境中对东西方文化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比较，不仅对于个人的创作，特别是对于中国建筑的发展更有重要的意义。

说到这里，想起两年前《建筑学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国家大剧院建筑方案的国际竞赛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篇文章试图从文化比较的层面来分析这次竞赛的得失，应该说，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其作用非一般泛泛的评论文章可比。但是这篇文章所持的观点却是我很难同意的。文章一开始就指明这次竞赛是学术思想(实际上是指东西方文化)上的一次交锋，而西方建筑师方案的胜出，证明了东方文化的落后和西方文化的先进。文章引用了20世纪初梁漱溟先生一篇文章中的观点，即人类文化的发展有三种“路向”：西方文化的“路向”是向前的，印度文化是向后的，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路向”则是停滞不前的。与西方文化比较，东方文化在“征服自然、开拓创新、探索未知”等方面从本质上存在差距。这篇文章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如果这样的观点成立，那么，不仅安德鲁的方案入选是必然的，而且我们抄袭模仿西方建筑，一些开发商和领导追捧国外建筑师，以及西方建筑师“占领”中国市场也都无可厚非，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这样的观点对不对呢?能不能以一个静止不变的态度来看待文化的发展?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否天然消极落后?西方文化从来就是“向前”的、并且总是引导世界发展潮流的吗?这些问题不弄清楚，就很难正确认识和评价当前中国建筑创作领域中的种种现象，也很难在全球化语境中把握方向，选择自己应该走的创作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