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摒弃了许多过去的错误概念。斯密驳斥了旧的重商学说。这种学说片面强调国家贮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他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斯密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

亚当·斯密并不是经济学说的最早开拓者，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许多也并非新颖独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虽然斯密也劝说放任自由，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

导论及全书设计

第一篇 论劳动生产力逐步提高的原因及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问自然分配的顺序

第一章 论分工

第二章 论分工的起因

第三章 论市场范围对分工的限制

第四章 论货币的起源和货币的使用

第五章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或论用劳动表示的商品价格和用货币表示的商品价格

第六章 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第七章 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

第九章 论资本利润

第十章 论工资和利润随劳动和资本的用途不同而不同

 第一节 由于用途本身的性质所产生的不平等

 第二节 由于欧洲的政策所造成的不平等

第十一章 论地租

 第一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

 第二节 论间或能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

 第三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产品与间或能提供地租的产品的各自价值的比例的变动

第二篇 论资产的性质、积累和使用

引 言

第一章 论资产的分类

第二章 论作为社会总资产的一部分或作为维持国民资本支出的货币

第三章 论资本积累或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第四章 论贷出取息的资产

第五章 论资本的各种用途

第三篇 论各国财富增长的不同途径

第一章 论财富的自然增长

第二章 论罗马帝国衰亡后欧洲旧状态下农业的抑制

第三章 论罗马帝国衰亡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

第四章 城市商业如何对乡村改良做出贡献

第四篇 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引 言

第一章 论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原理

第二章 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商品

第三章 论对其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那些国家的几乎所有商品的进口实施特殊限制

 第一节 论即便根据重商主义的原则，这种限制也不合理

 第二节 论即便根据其他原则，这种特殊限制也不合理

第四章 论退税

第五章 论奖金

第六章 论通商条约

第七章 论殖民地

 第一节 论建立新殖民地的动机

 第二节 论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

 第三节 论欧洲从发现美洲以及经由好望角到东印度的通道中得到的利益

第八章 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

第九章 论重农主义，或论把土地产物看做是各国收入及财富惟一或主要来源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第五篇 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第一章 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

 第一节 论国防开支

 第二节 论司法开支

 第三节 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开支

 第四节 论维护君主尊严的费用

第二章 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源泉

 第一节 专属于君主或国家的资金或收入源泉

 第二节 论赋税

第三章 论公债

附 录

英汉人名、地名、术语对照表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在劳动生产力指向或应用的任何地方所体现的技能、熟练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通过考察分工在某些特殊的制造业中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就可以更加容易地理解分工在社会的一般事务中所产生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在某些微不足道的制造业中分工最细，这也许并不是因为这些制造业实际上比更为重要的制造业分工更细。在那些注定供应少数人的小量需求的微小制造业里，工人总数必然很少，每个不同工作部门中雇用的工人常常可以集中在同一个工场中，使观察者一眼就能看到。反之，在那些注定供应大多数人的大量需求的大型制造业里，每一个不同的工作部门都雇用大量的工人，所以不可能将他们全都集中在同一个工场内。在同一时间里，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小部门中所雇用的工人。因此，虽然在这种制造业中，工作可能实际上被分成了很多的部门，但比起那些微小的制造业，分工却不是十分明显，因而较少被人注意到。

制针业是一个很微小的制造业，但它的分工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把它作为一个例子。对这种职业如果一个工人没有(分工使制针业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受过相应的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种职业的机械(这种机械的发明，大概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即使他竭尽全力地工作，也许一天连一枚针也生产不出来，当然更生产不出来二十枚针了。但是，按照这个行业现存的制作方式，不仅整个工作已分成专门的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又分成许多部门，其中大部分部门也同样分为专门的职业。第一个人抽铁丝，第二个人将其拉直，第三个人将其截断，第四个人将其一端削尖，第五个人磨光另一端以便装上针头。仅做针头就要求有两三道不同的操作：装针头是一个专门的职业；把针涂自是另一项专门的职业：甚至把针装进纸盒也是一项专门的职业。这样，制针这个重要的职业被分成大约十八种不同的工序。在一些工场，这十八种不同的操作由十八个不同的工人担任，当然，也有些工厂也有同一个工人常常从事两三种操作的现象。我见过一个类似的小厂，那里只雇了十个工人，在这个小工厂里，有几个工人从事两三种不同的操作。尽管他们很穷，尽管他们连必要的机器设备都很差，但如果他们尽力工作，一天也能生产出十二磅针。以每磅中等型号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人每人每天就可以制造出四万八千枚针，这样，每人每天能制造出四万八千枚针的十分之一，即四千八百枚针。但是，如果他们都各自独立地工作，谁也不专门学做一种专门的业务，那么他们之中无论是谁都绝对不能一天制造二十枚针，也许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这就是说，他们绝对不能制造出现在由于他们的不同操作的适当分工和合作而制成的二百四十分之一，也许连这个数字的四千八百分之一也制造不出来。

在其他任何一种工艺和制造业里，虽然有很多工艺和操作不能如此细致地分工，其操作也不能简单到如此简单的地步，但分工的效果总是与这个微小的制针业相似。凡是能够采用分工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便能相应地增进劳动生产力。各种行业彼此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好处的结果。那些具有最高产业和劳动生产力改进程度的国家，其各种行业的分工一般也都达到了最高的程度，在一个未开化的社会中，由一人承担的工作，在一个进步的社会里．一般都由几个人分别承担。在每一个进步的社会里，农民一般只是一个农民，工人只是一个工人．而且．生产任何一件成品所必需的劳动几乎总是由大量的工人分别完成的。在麻织业和毛织业的每一个部门里，从亚麻和羊毛的生产到麻布的漂白烫平，或是到这块布料染色和浆纱，各个部门使用的不同技艺是多么多啊！当然，农业的性质不允许有制造业那么多精细的分工，各种工作彼此间也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完全分立。木匠的职业和铁匠的职业通常可以完全分开，但牧民的工作和农民的工作不可能像前者那样完全分开。纺纱工和织布工几乎总是两个不同的人，但犁地、耙地、播种和收获却常常是同一个人。农业的这些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场合随着一年中季节的不同交替出现，指定农民中的一个人经常性地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农业劳动生产力增进总是跟不上制造业劳动生产力步伐的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上所使用的所有不同种类的劳动不可能实行像制造业那样完全的分工。最富裕的国家固然在农业的制造业上都优越于所有他们的邻国，但在制造业上的优越程度必定大于在农业上的优越程度。富国的土地一般都耕种得比较好，投在土地上的劳动和费用也比较多，按土地面积和土地肥沃程度来说，富国的粮食产量也比较多，但是，富国在产量上的优越程度几乎从来没有在比例上大大地超过富国在劳动和费用投入上的优越程度。在农业上，富裕国家的劳动生产力未必都远远大于贫穷国家的劳动生产力，至少绝没有像在制造业中普遍存在的那种劳动生产力方面巨大的差异。所以，如果质量一样，富国的谷物在市场上也不一定比穷国的谷物便宜。同一质量的波兰谷物，价格和法国的谷物一样低廉，尽管法国的富裕和劳动生产力的改进优于波兰。在产谷的各省，法国的谷物同英格兰的谷物一样好，在大多数年份差不多是同一价格，虽然在富裕和劳动生产力的改进方面，法国也许不如英格兰。然而，英格兰的谷地比法国的谷地耕种得好些，而法国的谷地据说比波兰的谷地耕种得更好。但是，尽管穷国在耕种上处于劣势，却能在某种程度上以其谷物的价廉和物美与富国竞争，在制造业方面它是无法进行这种竞争的；至少，如果这些制造业适合富国的土壤、气候和地理位置时是这样。法国的丝绸比英格兰的更好、更便宜，因为丝织业，至少是在目前对生丝进口征收高关税的情况下。不那么适合于英格兰的气候，不像在法国那样。但是英格兰的五金器具和粗毛织物却远远优于法国，就同一质量物品而言，价格也低廉得多。在波兰，除了国家生存必不可少的少数粗糙的家用制造品以外，据说几乎没有其他种类的制造品。

P7-9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建国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