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勒南是19世纪法国有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22岁时因信仰危机而背弃天主教，政治上和信仰上倾向自由主义，宗教上倾向怀疑论。《耶稣传》已经出版，风靡欧洲，带来一场靠前的批判风暴。在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在许多方面与福音书记载迥异的故事。

    人类中一批最可称道的成员从泛称为异教的古代宗教过渡到一种基于神之统一性、三位一体和上帝之子道成肉身的宗教――这场变革乃是世界目前的重大事件。完成这场变革，经历了几乎一千年，这新宗教的成熟又经历了至少三百年。这一演变导源于一件事，发生在奥古斯都和提庇留统治时期。那时生活着一个很好的人，他以无畏的首创性和所能激起的爱，成为人类未来信仰的对象，并奠定了这一信仰的基础。
     人自从区别于兽之后，就具备了宗教性，即，他从大自然中看到了超越现象世界之物，对他来说，这乃是某种超越死亡之物。几千年中，这种情感曾以最奇特的方式迷失在谬误里。在许多种族，它并不优异于对巫师的信奉，形式粗鄙，我们迄今仍能从大洋洲的某些岛上看到。在一些地方，宗教情感竟堕落为可耻的虐杀，墨西哥古代宗教便有这种特征。在另一些地方，尤其非洲，它成了纯粹的拜物教，也就是说，一种对物质对象的崇拜，该对象被赋予种种超自然能力。正如爱的本能时而使最平庸的人超越自身，时而又使之反复无常、凶暴残忍一样，长期以来，宗教的这种神圣功能似乎只是一个必须从人类肌体割除的毒癌，一种智者应尽力避免的谬误与罪恶之源。
     中国、巴比伦、埃及从极遥远的古代就发展起灿烂文明，给宗教带来某些进步。中国很早就有了中庸的良知，从而避免了重大过失。她既未从宗教精神中获益，也未从中受损，总之，就指引人类大潮而言，她呆曾在这方面发生影响。巴比伦人和叙利亚人的宗教不曾从一种独特的淫荡基质中解脱出来，直到公元四五世纪消亡止，它们一直是不讲道德的教派。但多亏某种诗意直觉，这些教派也得到过某种神界的光亮。埃及尽管表面上流行物神崇拜，却很早就有超验的信条和崇高的象征主义。但是无疑，这些对某种精奥神学的阐释不属于早期。尽管人对某物有了明确的概念之后，不会将它裹上象征的外衣以自娱，更常见的情形却是，经过长时间思考，人类心灵不甘自足于谬误，而从那些原意已失的古代神秘意象中寻求观念。而且，人类的信仰并非起源于埃及。在基督徒的宗教中，历经千百次演变之后，那些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成分只是无关紧要的外部形式，或是最纯粹的崇拜通常也会保留的某些杂质。我们所谈这些宗教的重大缺陷，乃是他们本质上的迷信性质，它们抛向世界的不过是不计其数的驱邪符和咒语。伟大的道德思想不可能产生于受世俗专制压服，并习惯于不存在个人自由之制度的种族中。
     灵魂、信仰、自由、美德、虔敬的诗章因两大种族――印欧民族和闪族――出现在世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两族创造了人类。印欧民族最初的宗教直觉基本上是自然神论的，但这是一种深邃而道德的咱然神论，是人对大自然热烈的拥抱，是一首充满了对“无限”之深情的精美诗歌；也是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所有才能的根源，以及后来莎士比亚和歌德之辈所要表述的原则。它既非神学亦非道德哲学，而是一种愁思的状态，一种柔爱和想象；尤其是诚挚，这是道德和宗教的基本条件。然而，人类的信仰却不可能由此而生，因为这些古代崇拜形式很难摆脱多神论的影响，且无法归于一种十分明确的象征、。婆罗门教之所以能存活至今，只是由于印度人似乎具有的_司：惊的保守性。佛教向西方传播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德鲁教始终是一种民族宗教，而不具备世界性。希腊人的改革尝试――俄尔甫斯教的神秘仪式――不足以给人类灵魂实在的食粮。只有波斯人成功地创造出独断的宗教，几乎是一神教，有着精巧的结构。但很可能，这一结构只是模仿或借用。无论如何，波斯不曾感召世界，相反，当她在其边境上看到穆罕默德的信徒举起一神教旗帜时，倒被他们所感召。
     创造人类宗教的荣耀归于闪族。远在历史形成之前，贝都因人的族长们就在摆脱了尘世污浊的帐篷中酝酿出人类的信仰。强烈反对叙利亚的淫荡崇拜，仪式极其简单，全然无需庙宇，偶像被视为无足轻重的家神――这些构成它的很好性。在所有游牧的闪族部落中，本尼-以色列人已被选定担负重大的使命。他们与埃及人有悠久的关系，这关系或许给他们带来的只是物质性因素，却又加深了他们对偶像崇拜的厌恶。一种很久前就刻写在石板上、被归之于伟大解救者摩西的“律法”或“托拉”，成了一神教的法典；与埃及和迦勒底人的体制相比，它含有更有力的社会平等与道德的萌芽。他们的全部宗教器具是一个箱子或可移动的木柜，每边都有用以穿绳抬柜的锁环，里面装着本民族的各种圣物、遗物、纪念物，以及“书卷”，这书卷是部落的记事簿，常常是公开的，但写作时却很慎重。负责抬柜并照看流动案卷的家族，由于靠近“书卷”并控制着它，很快就变得重要起来。然而，将要支配未来的制度尚未诞生。希伯来祭司与古代其他祭司没有多大差别，以色列与其他实行神权政治民族的首要区别，在于它的祭司职分总是隶属于个人的灵感。除了祭司，每个漂流的部落还有“纳毕”或先知――一类活跃在民间的预言家，他们被问及难以断定的疑惑；人们猜想，只有具备高度预见性的人才能解答这些疑惑。以色列的“纳毕”构成一些团体或宗派，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是古代民主精神的卫士，富人的仇敌；他们反对一切政治组织，以及可能把以色列引上它族之途的任何人；他们是犹太人宗教很好性的真正创造者。很久以前，他们就宣告了无限的希望。当民众部分地由于接受他们缺乏政治眼光的劝告而成为受害者、被亚述的强权摧毁时，他们宣称，一个永无穷尽的王国必定属于他们，有朝一日，耶路撒冷必定成为全世界的都城，人类都要成为犹太人。在他们看来，耶路撒冷及其圣殿是一座山顶之城，所有的人都将归向那城；它是一个神谕宣示所，世间的律法都将在那里颁布；又是一个理想国度的中心，在那里，得到以色列安抚的人类将再次发现伊甸园的快乐。
     一些含有宗教寓意的言论已经流传开来，它们颂扬为信仰而捐驱，赞美“忧患之子”的力量。一位接受灵感者写过有关苦难和“上帝仆人”得胜的诗歌，似乎融进了以色列天才的全部预言力，歌中提到一个崇高的受难者，他如同耶利米，以血染红耶路撒冷的街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令人羡慕。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推荐阅读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修改出现在“托拉”中。一批自称代表真正摩西律法的新文件产生了，如《申命记》，其实它们体现了与古老游牧民族很不相同的精神，主要特点是显著的狂热信仰。狂怒的信徒不停地煽起暴行，反对所有背离耶和华崇拜的人；他们成功地设立一部血腥的法典，能因宗教过失而致人于死命。虔信几乎总在造成激烈与温和的奇特矛盾。这种不见于粗俗而单纯之士师时代的热情激起世界前所未闻的动人预言和亲切感情。一种关注社会问题的鲜明倾向已被众人所感知；乌托邦理想，对一个完美社会的梦幻，也在法典中占有一席之地。于是，我们当今所见的五经就成了族长时代的道德观念、热诚的虔信、原始直觉和敬虔敏感的混合，一如那曾充溢于希西家、约西亚和耶利米心灵中的精神，并在随后世代中成为立国立族的保证原则。
     这部重要著作一经完成，犹太人的历史就以不可阻挡之力铺展开来。西亚的几个大帝国相继兴起，摧毁了他们建立地上王国的希望，而将其抛人宗教韵梦幻中，这梦幻，他们以一种忧郁的激情珍藏在心。他们不甚关注民族的王权或政治独立，而接受所有允许他们自由崇拜，并保持自身习俗的政府。从此以后，以色列除热诚的宗教外再无导师，除统一之神的敌人外再无对手，除律法书外再无家园。
     有必要指出，这部律法书接近是社会和道德性质的。它的作者们对现实生活怀有崇高的理想，并相信自己已找到实现这理想的很好方式。众人的观念是，只要信守不渝地遵奉“托拉”，就能获得完满的幸福。这“托拉”与希腊或罗马的“法律”毫无共同之处：除了抽象的正义，希腊或罗马很少论及其他，几乎从不涉及个人幸福和道德问题。我们能事先感到，“托拉”造成的后果关系到社会秩序，而非政治秩序；犹太人辛劳培植的成果是上帝之国，而非世俗的共和国；是一种宇宙性的体制，而非一个民族或国家。
     P6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