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概念隐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认知模型和文化模型等当代认知语言学理论为分析工具，结合批评隐喻分析等研究方法，在语料构建的基础上，对汉语新诗中“祖国母亲”隐喻的类型、生成及变迁进行梳理和描述，并结合认知机制、文化源流、社会历史等维度，对相关描述和语料作出了新的阐释。

绪论
第一章 诗歌隐喻观源流
第一节 传统的诗歌隐喻观
第二节 认知诗学与诗歌隐喻研究
第三节 批评隐喻分析与诗歌隐喻研究
第二章 语词表现类型与历史变迁
第一节 表现类型
第二节 历史变迁
第三章 认知视域下的两种分析
第一节 概念隐喻分析
第二节 概念整合分析
第四章 文化模型与隐喻呈现
第一节 文化模型简说
第二节 中国文化中的母亲
第三节 文化模型的隐喻呈现
第五章 社会历史动力与隐喻生成
第一节 社会历史动力的催生
第二节 隐喻的社会话语再生产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诗歌隐喻本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有特别的功能
指向，正如英国作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所言：
“诗歌善于使用隐喻来发掘事物的相似之处，并不是为
了进行比较（所有比较都带有等级性），也不是为了弱
化事件的特殊性，而是为了用所有的共性来证明不可分
割的整体性的存在。”但是，自从概念隐喻理论把隐喻
提升到概念的高度，开始有不少认知语言学家以诗歌隐
喻为语料展开认知研究，这类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证明这
样一个观点：诗歌隐喻的认知机制本质上和日常隐喻是
一样的。在一定的研究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这样的研究
打开了隐喻研究的新维度，很有意义。但隐喻研究发展
到今天，这样的研究又过于淡化了诗歌隐喻的特殊性。
本书主要以概念隐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认知模
型和文化模型等当代认知语言学理论为分析工具，结合
批评隐喻分析等研究方法，在历时的维度上，对汉语新
诗中祖国母亲的类型、生成及变迁进行描述，并在此基
础上分别从认知机制、文化、社会的维度对这些描述和
相关语料作出阐释。
本书的宏观架构如下：首先对诗歌隐喻研究的一般
路径进行综述点评，指出传统诗学和认知诗学的成就和
不足；在此基础上，引入批评隐喻分析，以界定本书的
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然后从表现类型和历史变迁两个
方面对汉语新诗中涉及祖国母亲隐喻的语料进行呈现，
为本书的对象提供一个全景式的隐喻学描述。对于前者
，我们主要对关于祖国母亲隐喻的各种变式进行归纳和
定量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在对目标域进行语义溯源的
基础上，采用了批评隐喻分析的方法，归纳各个不同历
史阶段中祖国母亲隐喻的特点。之后，对汉语新诗中祖
国母亲隐喻分别从语言认知、文化认知、社会认知三个
维度进行了深度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笔者从认知的角度考察“游子的母亲”“受
难的母亲”“新生的母亲”“复活的母亲”这几个隐喻
的生成机制，发现这一系列的祖国母亲隐喻性表达在20
世纪的嬗变，就是中国人家国意识变化的晴雨表。在它
变换的过程中积累的祖国概念系统，至今仍然影响着中
国人对祖国的认知行为。
其次，通过考证分析，笔者发现，中国传统的母亲
的文化模型的要点是“孝”，能够教育出忠孝的子女—
—孝顺父母，忠于国家——“忠”其实是“孝”的社会
化。由于文化模型对概念隐喻的重要作用，随着“祖国
母亲”这个概念隐喻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传统母亲的文
化模型中的要素借由祖国母亲隐喻辐射开来，深刻地影
响了现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形成。
最后，笔者在研究语料和关注相关史料的过程中发
现，近代以来，祖国母亲这一隐喻渐渐替代了“中国—
狮子”这一隐喻，显示了帝国意识到民族国家意识的转
变。在此基础上，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观
察结论：祖国母亲隐喻作为近现代汉语中新出现的语言
现象，其生成繁衍，积淀和记录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
史剧变的痕迹，与此同时，这个隐喻也渐渐形成某种影
响着言说倾向的固定言语配置，促进了中国现代国家意
识和中国爱国主义话语的生产和再生产，使之慢慢成为
一种社会话语力量，规训着生活在汉语中的人们的国家
观念。
通过对祖国母亲隐喻进行全景式描述和多维度的研
究，本书呈现了该隐喻在一个历史时段里的基本图式，
尽力勾勒出它与传统文化、历史语境、政治意识形态风
尚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微妙关系。以此可以帮助当下的人
们重新认识在刚刚过去的近一百年里，是如何逐步形成
今天左右着我们思维习惯的国家概念的，进而也反过来
印证了认知语言学家提出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这
一伟大命题。希望本书能提供以下几方面的认识。
第一，汉语新诗是白话汉语最为典型的体现之一，
但很少被纳为汉语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视野。在认知语言
学刚刚兴起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R.
吉伯斯（R. Gibbs）等认知语言学家都曾以诗歌为语料
，前者分析诗歌中的概念隐喻，后者甚至直接指出，诗
歌隐喻的认知机制和日常隐喻相同。本书以汉语新诗为
语料分析祖国母亲隐喻，是基于对前人研究范式的本土
化尝试。
第二，本书通过对汉语新诗中祖国母亲隐喻展开“
两个方向、三个维度”的分析，讨论了祖国母亲隐喻的
认知机制，得出如下结论：首先，现代中国人的国家观
念中，包含了对传统国家观念的继承；其次，通过分析
考察发现，一个隐喻的诞生、成长和变形都受到意识形
态的影响和制约，同时，隐喻自身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
展现，也参与和影响了意识形态的形成和运作。
本书亦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本书基于自建的语料库
，该语料库中的语料主要是汉语新诗中涉及祖国母亲隐
喻的诗歌作品。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无法将所有语料
都收集在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书分析的客观性
和精确性。其次，受作者自身认识和水平之限，对祖国
母亲隐喻的文化分析还显得粗浅，尤其是未能将中西文
化比较的视野纳入讨论。
汉语新诗中的祖国母亲隐喻，除了本书所研

本书对汉语新诗中“祖国母亲”这一隐喻做了系统的、较为详尽的梳理，把文学史上具有相当地位的重要诗歌作品基本收录，对其“祖国母亲”隐喻的种类、演进和发展以及其背后的思想脉络进行了整理和分析，让读者可以从历史的纵向和同时代作品的横向两个维度对新诗中的“祖国母亲”隐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第一章 诗歌隐喻观源流
动人的诗歌，可能会激起我们各个层面上的认知热情。比如，当读到顾城《一代人》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样的诗句时，你可能对人生有一些幽微的感悟和思考。如果你是一个专业文学读者，可能会研究诗人写作此诗的时代背景，考察什么样的时代背景让众多读者喜欢上这句诗，分析它的“生产”过程。但对于语言学家们来说， 它可能意味着许多别的问题。比如，从修辞学的角度看，这是悖论修辞（oxymoron），黑夜/黑眼睛/光明之间形成一个悖论。从音韵学看，眼睛与光明之间有一种特别的押韵效果。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看来，黑眼睛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有着一种相互选择和博弈的关系。而认知语言学家看来，这两句诗构成了较为新奇的隐喻。简言之，面对同一语料，不同的视角会提 出完全不同的问题。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文学语言一直是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虽然文学和语言学两个学科的研究角度完全不同。后来，随着语言学家们越来越关注日常语言，文学语言逐渐淡出语言学研究的视野。当代以来，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为应用语言学研究形成了新的天地。由于认知隐喻观的诞生，不仅对传统的隐喻观做出有力修正，也让语言学研究不止于语言 自身的形式问题，还可以介入许多社会文化现象。认知语言学家常常可以通过认知隐喻理论，通过对某一类语篇中的隐喻的观察和分析，来澄清和回答许多社会文化问题，当然，这样的研究也反过来验证和丰满了隐喻学自身。
与此前许多人分析的各种应用性语篇中的隐喻不同，本书打算以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理论，来讨论现代汉语新诗中的隐喻现象。诗歌语篇与应用性语篇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模式更加隐秘和复杂，而且由于古典隐喻学对于诗歌语篇的倚重，某种程度上让现代隐喻研究似乎都不“吃回头草”。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古典隐喻观正是从诗歌文本中归纳出的。从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代开始，诗歌、隐喻、修辞之间就紧密相关。在全世界汗牛充栋的文学研究文献中，冠之以隐喻的诗学研究成果数不胜数。对于汉语古诗和现代汉语新诗，也已有许多研究者就其隐喻问题提出各种见解。这似乎给人一种错觉，诗歌隐喻研究已经足够充分。事实上，认知语言学对诗歌语篇的研究刚刚开始。
作为抒情性文本，诗歌中的隐喻现象肯定有其独特之处。令人兴奋的是，近年以来，除了对社会各领域的应用性语篇进行研究，国外的认知语言学家已经开始对现代诗歌文本进行认知研究。而在汉语认知语言学界，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对汉语新诗进行过系统的认知隐喻研究，但并不充分。本书试图以现有成熟的认知隐喻理论，以现代汉语新诗中分布广泛的 祖国母亲隐喻为样本，通过不同角度，分析隐喻与社会、社会形态、文化构成之间的互动关系。
面对诗歌这样一门如此古老的艺术和学问，当我们拿起新的语言学理论武器来到它面前时，为了稳妥起见，首先得梳理一下前人是如何理解诗歌隐喻的。
第一节 传统的诗歌隐喻观
中国先秦诸子典籍中，大多都有对诗、文、乐的见解，虽然零散，却不乏真知灼见，一般被认为中国诗学的滥觞。从新近发现的竹简《孔子诗论》到汉代的《诗大序》，汉语诗学渐渐丰富起来。到汉魏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文赋》、《诗品》和《文心雕龙》这样全面系统的诗学著作，此后历代的诗学著作更是汗牛充栋。
古代贤哲在不同场合谈论过“喻”（谕）这一概念。其中有的关涉辩说和雅言的艺术，比如：
喻，告也。（《广雅》）
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礼记?文王世子》）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礼记?学记》）
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汉书?贾谊传》）
有的则涉及诗歌审美结构的阐释和接受，尤其从汉魏时期开始，诗歌理论渐渐增多，谈论诗歌修辞特征的文本也增多。比如，钟嵘《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文心雕龙?论说第十八》中说“至于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历骋而罕遇也” 等。这些都论及“喻”的功能。但是，隐喻这一概念的明确出现，却比较晚。
二曰隐喻。其文虽晦，义则可寻。《礼记》曰：“诸侯不下渔色。”（国君内取国中，象捕鱼然，中网取之，是无所择。）《国语》曰：“没平公，军无秕政。”（秕，谷之不成者，以喻政。）又曰：“虽蝎谮，焉避之。”（蝎，木虫，谮从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左氏传》曰：“是豢吴也夫。”（若人养牺牲。）《公羊传》曰：“其诸为其双双而俱至者与？”（言齐高固及子叔姬来，其双行匹至似兽。《山海经》有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