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著名学者熊月之担任主编，熊月之系著名历史学家，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历史研究所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复旦大学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政协委员、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本书将目光聚焦至晚清到民国初年这段时间，一些有识之士将西方各种学术著作引入到中国，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熊月之先生从历史高度，以文化为视野，对这些图书重新进行整理汇编，并撰写写长序，解读内容选编的原因及意义。《论理学达旨 中等教育伦理学 新世界伦理学》合为一册，为《近代人文社会科学译著》（第二辑）中的一册。本书从历史高度，以文化为视野，对《论理学达旨 中等教育伦理学 新世界伦理学》图书重新进行整理汇编，并撰有长序，对了解伦理学的理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人文学科之所以称“学科”而不称“科学”因为通常所说的科学（science），主要指以物为研究对象、可以通过实验进行验证的自然科学，而人文学科则以人为研究对象，具有个剔、私人、主观性质，无法验证。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处于比较的两端，差异较大，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差异较小，且在取向、知识生产模式、研究方法等方面，较为接近。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也表现在分析和解释方向：自然科学从多样性、特殊性、复杂性、偶然性走向统一性、一致性、简单性和必然性；相反，人文学科则突出独特性、意外性、复杂性和创造性。它们属于不同的思维能力，使用不同的概念、不同的语言形式进行表达。自然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使用事实、规律、原因等概念，并通过客观语言沟通信息；人文学科是想象的产物，使用现象与实在、命运与自由意志等概念。所以称“学科”而不称“科学气更为突出人文学科的特质。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761页；李醒民《知识的三大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学术界》2012年第8期。

学科分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境下并不相同，标准、方法也见仁见智。近代以来，学术界逐渐倾向于将人类知识分为三大部类，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自然科学以自然即客观的物质世界作为研究对象，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与生物学等；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涵盖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行政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以人为研究对象，探寻人的生存及其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涉及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艺术等。

本书选辑起止时间为1807-1919年。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的起止时间，亦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对象，是从1840-1949年，因为这百余年的中国，是相对完整的近代形态，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但是，近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中国翻译、传播的历史，与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并不完全同步。

首先，起步更早。1807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来到澳门，然后进入广州，拉开新一轮西学传播序幕。稍后英国传教士米憐、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等，络绎东来。他们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开学校，办印刷所，在当地华侨中传播西学。他们所出版的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书籍虽然不很多，但这些西学知识，与鸦片战争以后传人中国的西学知识属于统一整体，也是后者之先声。

其次，心态转变也早。近代中国读书人、思想界对于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有个从仰视到平视的转变过程，其转折点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发生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有三十多个国家、15亿人口卷入，伤亡人员三千万，经济损失难计其数。这一残酷现实，让中国读书人、思想界明白，西方科学并不万能，人类社会的演变，并不总是沿着进步的方向直缝上升。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对于中国主权的无视与陵铄，更让中国人明白，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平等对待弱者的”公理“。这种世界性的倒退与不公，促使东西方有识之士更加深刻地思考人类的未来，更加理性地思考东西方文化的价值。此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中国读书人、思想界那里，尽管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但已从至高无上的峰顶跌落下来，成为与东方文化等量齐观的一端。

这是本书将下限断为1919年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