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词话是流行于中国古代的说唱艺术，1967年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发现为我们今天的俗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研究中国古代说唱词话的窗口，架设起了20世纪初先秦四言长诗，两汉南北朝乐府五言叙事长诗，隋唐五代宋变文、词文七言叙事长诗，元明清民国至今说唱词话七言、十言叙事长诗等汉民族叙事长诗的历史长桥，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发现。本书按时间顺序、地理分布，介绍了宋元明清说唱词话的发展、主要内容及特点，为说唱文学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绪论
第一章 唐五代宋说唱词话
第一节 现存唐五代宋《捉季布传文》卷子
第二节 《捉季布传文》主要情节
第三节 《捉季布传文》故事来源
第四节 宋元时期流传的其他季布说唱故事
第五节 《捉季布传文》撰者及编撰流行时代
第六节 唐五代宋词文、传文及部分变文的体制特征
第七节 唐五代宋词文、传文及部分变文的思想内涵
第二章 元代说唱词话
第一节 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中的元代说唱词话
第二节 元代史料中说唱词话的记载
第三节 创作于元代的安徽贵池傩戏原始文本——以《章 文选》为例
第四节 安徽贵池傩事活动仪程
第五节 傩戏仪式性表演中的元代社会记忆
第六节 傩舞《打赤鸟》仪式性表演中的元代社会记忆
第三章 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
第一节 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出土、收购、入藏与出版
第二节 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起首、结尾特征
第三节 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正文体式特征
第四节 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与唐五代宋词文、传文及部分变文的衔接关系
第四章 　清代说唱词话
第一节 清代说唱词话与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衔接关系
第二节 清刻本、清石印本《乌盆记》与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衔接关系
第三节 清代说唱词话的来源与内容
第四节 清代说唱词话正文韵文体式的标准与异变
第五章 清代说唱词话与南北方其他主要曲艺曲种的区别
第一节 清代说唱词话与北方鼓词的区别
第二节 清代说唱词话与北方其他曲艺曲种的区别
第三节 清代说唱词话与宝卷的区别
第四节 南方唱书与木鱼书、潮州歌册的区别
第五节 清代说唱词话与弹词、善书的区别
第六章 清代上海地区说唱词话
第一节 清末民初上海石印书局出版的说唱词话
第二节 上海地区流行的唱新闻（唱书）表演与传播
第七章 清代江西地区说唱词话
第一节 江西南昌九江的夜歌书
第二节 《夜歌书》中的说唱词话《说唱周学健》
第三节 说唱词话《说唱周学健》出现在《夜歌书》中的原因
第四节 《说唱周学健》与清末上海石印说唱词话《南瓜记》情节比较
第八章 清代湖南地区说唱词话
第一节 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中的清代说唱词话
第二节 湖南中湘唱书《七层楼》
第三节 湖南中湘唱书《彭大人私访湖北》
第九章 清代湖北地区说唱词话
第一节 20世纪80年代湖北武汉地区盲人唱书组
第二节 《湖北民间叙事长诗唱本总目提要》中的清代说唱词话
第三节 清末民初湖北宜昌的唱书
第四节 湖北荆州市的唱书
第五节 湖北监利县的唱书
第十章 清代广西地区说唱词话
第一节 广西桂林兴县的孝歌与山歌
第二节 《广西民间文学资料集》中的说唱词话
第十一章 　清代四川地区说唱词话
第一节 清代四川叙州府流传刊行的唱书
第二节 四川眉山地区80年代出现的手抄唱书
第三节 清代至民国初年四川地区书坊刊行的唱书
第四节 甘川陕三省交界地的陇南市康县唱书
第十二章 　清代贵州地区说唱词话
第一节 安顺屯堡地名的由来
第二节 安顺屯堡地戏演出的活动仪程
第三节 安顺地戏戏目与正戏演出体式
第四节 安顺地戏戏文与明清说唱词话的关系
第五节 安顺屯堡地戏演出的具体形式
第六节 盘县的《中国民间唱书》
第七节 遵义地区的唱书
第八节 安顺平坝县十字乡留存的古代稀见爱情唱书
第十三章 　清代云南地区说唱词话
第一节 清代云南地区流行的昭通唱书
第二节 清代云南地区流行的保山唱书
第三节 清代云南地区唱书的表演及印刷售卖活动
第十四章 　清代说唱词话的抚慰功能与思想特色
第一节 清代说唱词话的抚慰功能
第二节 清代说唱词话的思想特色
结语
参考文献

说唱词话在民间流传至今，同一故事，其因地而异的文本、表演、功能目的及创作原因，也是本书的研究重点与难点。随着文献资料的丰富与田野调查的深入，一幅幅中国古代至今的民众生活画卷如万花筒般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些原本不为学界所关注的文学现象，由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牵引而出，流传至今，以唱书形态在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队伍中熠熠生辉。

绪论
1967年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澄桥生产大队宣家生产队墓葬中出土了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为我们今天的俗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研究中国古代说唱词话的窗口。这一窗口对接了20世纪初敦煌文献中说唱文学变文、词文的发现，再通过前延后续，为我们架设起从先秦《诗经》四言叙事长诗—两汉南北朝乐府（《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五言叙事长诗—隋唐五代宋变文、词文七言叙事长诗—元明清民国至今说唱词话七言、十言叙事长诗等汉民族叙事长诗的历史长桥。中国古代说唱词话历史脉络的贯通，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发现，不仅对古代长篇说唱文学这一宝贵文化遗产做了历史总结，也为我们现今及以后的说唱文学研究与创新开辟出新的途径。
一、顾颉刚对说唱词话学术价值的定位
1929年2月，顾颉刚为姚逸之编述的《湖南唱本提要》作序时，曾有这样一段论述：
这几年来，我多到了几处地方，看见各地方的形形色色的唱本，屡屡打动我去搜集的兴味。我总觉得它们是一种可以研究的东西，倘使我们不注目于文章的好坏上而注目于民俗的材料上，那么唱本的内涵实在比歌谣为复杂。歌谣固然有天趣，但是它大都偏向于抒情方面；要在里边求出民间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民众们脑中的历史，它实在及不上唱本，唱本是民众里的知识阶级作成的，他们尽量把自己所有的知识写在唱本里，他们会保存祖先口传下来的故事，他们会清楚的认识下级社会的生活而表现他们的意欲要求，他们会略具戏剧的雏形而使戏剧作家
有取资的方便，并且从唱本进一步便是长篇的弹词和大鼓书，所以唱本也是这些史诗的辅佐。
顾颉刚作此序言时，并不知道这批“形形色色的唱本”即是说唱词话（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1967年才从墓葬中出土并逐渐为人所知，顾颉刚去世于1980年，应知道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但他并未就此现象再进行过探讨）。唱本应来自底层知识分子的初级创作，难免会良莠不齐，白字俗字连篇，结构也不会精致圆满，读唱本自然不如读诗有品位，诗歌创作是经诗人千锤百炼留下来的，诗人们在作诗过程中删除丢弃的诗歌数量可能更多，进入诗集流传至今的只是一小部分，如清代咸丰时翰林学士董文焕曾在其日记中自述：“此余壬子迄己未八年所作也，挞杂数十纸，漫无伦次。或家塾课余之作，或街途纪游之什。酒酣耳热，丹书之邮亭垩壁，稿即随手散去。其存者，则多草之计簿。”而顾颉刚拿当时正是研究热门的歌谣与唱本进行比较，认为歌谣来自底层民众的口头创作，但大都偏于即兴抒情，要想从民间作品中寻求更为深层一些的东西，唱本的优势明显高于歌谣，唱本中体现着“民众里的知识阶级”的思想与愿望，真实且珍贵，而且它们是在优胜劣汰的环境中产生并传播的，口传下来的故事往往也会被文字记录下来，代代加工，层层累积，这类作品往往具有长久的延续性、传播性、听读性、趣味性，属于唱本中的精华。顾颉刚敏锐地意识到唱本作为曲艺品种，与戏曲之间的天然勾连关系，而且唱本的进一步形式是长篇弹词与大鼓书。“史诗的辅佐”这一论断非常重要，唱本作为史诗的有利补充，其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文化民俗等内容，正能体现它所处时代的典型特征。
顾颉刚随后又对《湖南唱本提要》中介绍的91种唱本的结构、句式、正文体式、内容展开了全面分析，可以说，他的这些观点，为我们今天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借鉴。
二、研究成果创新之处与学术价值
首先，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从墓葬中出土，其重要意义在于让人们知道明代有一种叫作说唱词话的曲艺现象，令人抱憾的是，明代史料中至今未发现任何史料可以佐证这一曲艺现象，但这些从墓葬中出土的说唱词话作品为我们寻找此前此后的同类型、同内容曲艺提供了标准。
其次，我们以此标准进行前溯领域研究，已经获得了前人未曾涉及的丰硕成果：一是发现了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与唐五代宋词文、传文、部分变文之间紧密的承继关系；二是通过稽考元代史料中关于元代面戏表演活动的记载，结合田野调查，发现了元代说唱词话的表演原貌——安徽贵池傩戏，并对其展开了文本考证与表演形式考察，其中有些问题仍需进一步探源，但我们已在孙楷第、赵景深、叶德均、郑振铎、汪庆正等学界前辈的研究基础上，初步敲开了通往元代说唱词话的大门。
我们以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这一标准进行后续领域研究，获得了另一批前人未曾涉及的丰硕收获：一是发现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以木刻翻印本、石印本、铅印本、手抄本形式继续流行于清代，这些本子的内容、体式整体都是在原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基础上稍微改动而成，既然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文本上明确标明了说唱词话名称，那么清代这些作品也可以被定义为清代说唱词话。二是根据唐五代宋说唱词话（唐五代词文、传文、部分变文）—元代说唱词话—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结构与正文体式，推衍出一套完整的清代至今说唱词话的结构与正文体式，具体包括以下九种套式：正文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