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间，那些牵着猴子、四海为家的耍猴人多半来自河南新野，新野耍猴人每年都像候鸟一样南北迁徙，每到6月麦收后和10月秋收后，大批耍猴人忙完了地里的农活，就开始外出耍猴，卖艺赚钱。
从2002年开始，《中国国家地理》记者马宏杰深入新野耍猴人群体，跟随他们扒火车、露宿街头，记录他们命运的流转变化。耍猴人的故事如同中国社会的一个切面，他们的时代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时代，马宏杰用持续二十年的记录为我们作证，就在不久之前，有人曾如此生活。

马宏杰，《中国国家地理》图片编辑、摄影师，1963年生于河南省洛阳市，1983年开始摄影，做过工人、记者，2004年至今任职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
近三十年来，作品持续记录社会底层人物的真实生存状况，展现扎根于中国乡土的人物故事、风景民俗。拍有《西部招妻》《江湖耍猴人》《唐三彩的故乡》《割漆人》《朱仙镇木板年画》《采石场》《家当》等二十多组专题图片。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比赛优秀奖”。《家当》参加意大利国际摄影节，并在英国SESAME画廊、瑞士Oriental Vis Art画廊及丹麦、挪威等地展出。

寻找耍猴工人
四川的猴子被河南人耍了
走近耍猴人
第一个耍猴人
耍猴人杨林贵
耍猴人张志忠
扒火车的血与泪
耍猴人江湖行
杨林贵的家
准备扒火车
扒上火车去成都
终于到了成都
成都街头耍猴
耍猴人的心事
回家
痛失猴伴
耍猴人张首先
广东耍猴过年
意外来客
大年初一敬财神
会唱戏的猴子
满洲里再见
佛山访亲
耍猴人娶妻
杨锦麟和凤凰卫视的关注
再见戈洪兴
最后的耍猴人
养猴人黄爱青
从耍猴人到猴老板
捕获野生猴子
消失的猴子交易市场
神秘的耍猴人
女耍猴人
猴戏手工艺人
最后一次耍猴
被骗了18万的耍猴人
耍猴人之“罪”
耍猴人后续
耍猴人无罪
再见杨林贵

接地气的马宏杰
与马宏杰相识，缘起于
老六的《读库》。
那篇《耍猴人江湖行》
，那冷峻的笔触、冷峻的镜
头、冷峻的黑白照片，以及
马宏杰数年坚持不懈的记录
写实过程，让我不仅甚为感
动，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记不清是如何与马宏
杰取得联系的，是我先在《
有报天天读》节目中的“浮
世绘”环节里，介绍过他的
采访经历和摄影作品，还是
他先主动和我取得联系？时
隔多年，印象有点模糊，但
这又何妨？在浮躁的、功利
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能如
此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忠
于现实地记录一个新闻过程
，一个人物的命运，一个大
时代里小人物的酸甜苦辣、
悲欢离合，何其不易。
只要记住这一点，记住
马宏杰的名字，就足够了。
2008年底2009年初，我
参与了凤凰卫视《走读大中
华》的主持和拍摄。那是另
一种不可多得的人生阅历。
感谢这个栏目，让我有机会
在其后的数年间，几乎走遍
了祖国大地的繁华都市、穷
乡僻壤，记录了中国更真实
的另一面。
很荣幸，我在走读过程
中，找到了像马宏杰这样的
知音，这样的同行。
在《走读大中华》编导
张征的居间联系下，我与马
宏杰有了合作的机缘，跟随
他曾经记录的河南新野耍猴
人，在江西余干做了一次近
距离跟拍记录。
那是个雨雪交加的寒冬
，与耍猴人相处的那几天，
我和我的伙伴们用摄像机，
马宏杰用照相机，完整地记
录了耍猴人的艰辛。节目播
出之后，引起了诸多反响，
我和我的伙伴们真实感受和
分享了马宏杰一以贯之的专
业主义态度和精神，那是一
般人在空调房、暖气屋里无
法获得的对生命价值的追寻
和体验。
再就是2010年冬天，随
马宏杰一起，从湖北出发，
一路记录湖北大龄青年刘祥
武到宁夏固原“买妻”的过程
。
这一过程，在马宏杰的
书中已有详尽的记录，此不
赘述。刘祥武没“买”到妻子
。分手时，我将身上的军大
衣脱下，送给了衣衫单薄的
他。我和马宏杰一样，只是
一个小人物一段命运的记录
者，我无法帮助他实现“买
妻”的梦想。
参与《走读大中华》节
目的拍摄，是一个足以令人
心力交瘁的过程，时常会在
充满自责和内疚的情绪中辗
转反侧、备受煎熬。这是因
为你看到了太多最底层人群
的疾苦，看到了太多无助、
太多陷入困境时的绝望面孔
。你也许可以帮一些人，或
完成一些事，但你根本没有
能力去帮助所有的人，做所
有的事。这会让你更加充满
无力感、焦灼感，甚至负罪
感。
他们告诉我，这是抑郁
症的前兆。
也因此，我对马宏杰近
30年如一日的坚持，对他始
终如一、一本初衷的努力，
越发充满由衷的敬佩。
以马宏杰的从业经验和
专业技能，他大可以更多地
迎合市场，拍摄一些媚俗的
、商业的、可以获得更多声
誉和名利的作品，他所服务
的新闻单位，在海内外具有
极高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
马宏杰大可不必选择这一类
吃力未必讨好的选题，但他
没有选择捷径，没有选择安
逸，没有选择仅仅是行走于
山水之间的悠闲自在，没有
选择仅仅用镜头去展现大自
然的美和诸多造化。
我看过马宏杰其他的作
品，比如南海西沙的那一组
彩色图片。为了追求最好的
效果，他甚至专门去学习水
下摄影，并获得了国际认可
的水下摄影师资格。看得出
，他是个很认真执着的新闻
从业人员。
我知道他的每一次跟拍
、记录，几乎都是在燃烧生
命的一部分去完成，他的记
录对象，几乎都是社会最底
层、最贫困、最无助的个体
和人群。
他可以有更多选择，但
他选择了最难的。也因为最
难，才会有如此的灿烂和精
彩。
2014年春节前，接到马
宏杰的电话、短信和信函。
他告诉我，浙江人民出版社
即将出版“老马看中国”系列
的《西部招妻》《最后的耍
猴人》等作品，提醒我，数
年前我承诺过，一旦他出版
关于这段记录和历程的书，
我要为他写点文字。
提笔之前，我想起了这
些年自己在不同场合反复提
过的六个字：“接地气，说
人话。”
这六个字，其实就是一
个大时代新闻从业人员的职
业伦理准则和行为规则，这
不仅是责任，也是担当。
马宏杰就是这样一个担
当者。
他还会继续坚毅前行，
还会继续负重远行，我对此
深信不疑。
是为序。
杨锦麟
甲午春于香港

我们中的一些人曾如此生活。
CCTV、凤凰卫视专题报道，杨锦麟作序推荐！
以真实的影像和文字记录一个消失中的民间中国。
《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近二十年持续跟拍记录。
豆瓣5000+评价8.8分。

走近耍猴人
我生于1963年，在那个文化、娱乐都很贫乏的年代，我和小伙伴们常常跟着出现在街头的耍猴人，看他们和猴子的表演。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还经常在城市里看到这些走街串巷的耍猴人。1998年之后，我就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了，感觉这些耍猴人正在逐渐退出城市生活圈，转向边缘地带讨生活。
2001年6月的一天，我在洛阳东站街头拍摄时，意外地看到几个身背猴子的耍猴人在赶路。我骑摩托车追上前一问，他们果然是新野县的。这个班子一共三人，掌班的戈洪兴告诉我，他们刚在家收完麦子，准备扒火车去东北耍猴。河南的6月已经很炎热了，气温有38摄氏度左右，这样的天气猴子是不愿意表演的。每年这个时候，要想耍猴赚钱，他们就只能到凉爽的东北去。
我和戈洪兴约定，等他秋天回新野收庄稼时去找他。戈洪兴说只要到新野县樊集乡冀湾村一问，就可以找到他，村里耍猴的人都知道他。
2002年10月3日，我和洛阳的影友张牛儿一起坐火车到新野，而后辗转坐车到了樊集乡。晚上在一家小店住下，我向店主打听樊集乡是不是有很多耍猴人。店主回答说“是”，反问道：“你们俩是干吗的？”我们说：“是照相的。”我们再问店主其他问题，他就开始闪烁其词，不正面回答了。
第二天，我们找了辆三轮车，一路开到冀湾村。当时正是秋收玉米、种植小麦的时候，用拖拉机耕过的黄土地上弥漫着潮湿的气息。田间地头在焚烧秸秆，烟气混杂着新鲜泥土的味道扑面而来，让人感觉既新鲜又压抑。
在通往沿途村庄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房子的外墙上写着很多标语：“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远离毒品，远离艾滋病”“坚决贯彻计划生育条例”“打击违法上访行为”“打110不收费”等。我走过中国的很多村庄，知道只要有什么新的政策、口号，以及当地经常发生、值得引起重视的事，就会有与之相关的标语出现在墙上。这种标语大多能起到警示和预防的作用，也能从某些侧面反映出该地区的政策、民生、经济等情况，是一种中国特色。
寻找耍猴人的过程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俩像往常一样，背着相机进了村，逢人就打听耍猴人戈洪兴的家在哪儿。村里人先把我们俩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然后问我们找戈洪兴干吗，我说找他拍猴子，人家顺手一指，有板有眼地说：“前面就是。”
我们俩在村里转了一阵，没有找到。村民们都是打量我们一番，然后很客气地说：“前面就是。”住在村东的人告诉我们戈洪兴家在村西，住在村西的人却说戈洪兴家在村东。有些人看到我们俩拿着相机，干脆就说不认识戈洪兴。
最后，我们跟一位老人说，我们在洛阳见过戈洪兴，是戈洪兴告诉我们他是这个村里的耍猴人，我们是约好来找他的，要拍摄关于耍猴人生活的照片，我们俩既不是公安局的便衣也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在这位老人的指引下，我们终于找到了戈洪兴的家。
我们已经站到戈洪兴家门口了，邻居们还是说不认识戈洪兴这个人。在我们向邻居解释的时候，戈洪兴家出来了一个妇女，看到我们就马上把大门锁上。我上前问：“这是不是戈洪兴的家？”她很不高兴地说：“这里不是戈洪兴的家。”锁上门就走了。
我后来才知道，其实锁门的正是戈洪兴的老婆。
以前我们这些摄影师到村里拍摄时，纯朴的村民都很愿意接待我们，这次搞得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虽然我反复跟他们解释我们此行的目的，但这些邻居还是用戒备的眼神打量着我们。
后来，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们：“戈洪兴是不会见你们的，因为他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刚才已经被你们吓跑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们还是走吧。”这时候我才明白戈洪兴确实是躲起来了。在戈洪兴家门口围着我们问这问那的这群人里，有不少妇女操着外地口音。我由此联想起那些墙上写的“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的标语，才有些明白村里人为什么如此警觉。
我的感觉后来得到了证实。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野一带的村庄因为贫穷，很多年轻小伙子娶不起媳妇，于是人贩子把一些四川、安徽等地的女子骗到这里贩卖。村里一些穷人便买了这些女子来做媳妇，他们是怕有关部门来暗查非法买卖人口的事。此外，村里的养猴人因为在家里养猴子，也经常被有关部门以“保护动物”的名义进行查处和罚款。因此，他们对来这里的陌生人一直有很强的警惕性。
看来不可能见到戈洪兴了，无奈之中，我们俩打算离开冀湾村。不过我还是有些不死心，张牛儿说：“要不咱俩去找村支书，他是领导，不可能不接待我们。”于是我们俩前往村支书家，边走边问，村里人远远地指着一道围墙，说：“那就是支书的养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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