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对自己在《文史哲》做编辑的回顾与梳理，其中既有求职《文史哲》的曲折与辛酸，也有钟爱学者身份而不甘心做编辑的纠结；既有深度认识《文史哲》之后的幸福，以及与之一起预见学术大势的豪迈，也有对“学刊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这一角色的审视与畅想。作者在书中观察并思考自己所在刊物的办刊传统与办刊理念，体察并分疏学者身份与编辑身份之间的张力，追问并设想学刊与学界的正当关系。读者从中不仅能了解《文史哲》编辑背后的故事，更能感知《文史哲》作为一流学刊的担当，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有更加深刻的体味。

邹晓东，男，汉族。山东莱西人，山东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出站博士后，现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攻宗教哲学与儒家哲学，在《社会科学》《哲学门》《古典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大学》《中庸》的相关研究成果于2013年荣获两年一度的国际中国哲学会论文竞赛奖（三位获奖者之一）。《意志与真知——学庸之异》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该研究曾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

第一编　“先成婚后恋爱”
我真能成功入职《文史哲》么？
一场始料未及的幸福“婚姻”
“古今中外”四重语境下的《文史哲》办刊宗旨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史哲》办刊历程之我见
第二编　为“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鼓与呼
“该人文学者登场了”
“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是怎样炼成的？
第三编　亲历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新一轮对话
自由主义从激进转向务实
执笔邀请函：初稿与定稿
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替代还是融合
第四编　和《文史哲》一起触碰大议题
重估孟荀二分的传统儒学格局
重审儒学与“五四”的关系
《文史哲》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大讨论
第五编　预见大势、介入大势、见证大势
西方学界近年儒学研究新动向
儒学与“五四”能和解吗？
迎接共和国人文学术的第三次大转型
第六编　如何面对学者、编辑双重身份
我所想到的“七个关系”
论“学者办刊”
把学术论坛变成“干编辑”的工作现场
跋　愿有识之士教我

见证预流的学术
陈卫平
这本书记录了一个年轻
人在《文史哲》干了六年
编辑的经历，以及对于如
何干好编辑的思考。我从
未有过在学术刊物做编辑
的经历，要说和“编辑”沾点
边的，就是在中小学和知
青下乡期间“编辑”过黑板报
。因此，我实在不是为此
书写序的合适人选。在邹
晓东的执意邀请之下，只
能勉为其难。我和晓东并
不很熟，在《文史哲》的
一些会议上见过面，也看
过他写的两部著作《意志
与真知——学庸之异》《
性善与治教》，给我的印
象是颇善哲理分析。读了
这本著作，我觉得他是把
哲理分析的头脑运用到了
对编辑工作的思考上。
我在学术道路上得到过
《文史哲》编辑的扶植，
也参与过这本书提及的几
次人文高端论坛等活动，
与该刊现任主编王学典和
前两任主编蔡德贵、陈炎
都是年龄相近的朋友。和
前些年不幸病逝的陈炎一
起，2003年秋天我们同在
台湾，一到休息日就结伴
旅游。有一次，台湾朋友
开车陪我们玩，半途车子
掉进高山的路沟，我俩从
侧翻的车子中爬出来，颇
为狼狈，幸好有惊无险。
因为这些，我于《文史哲
》怀有特别的亲切感。晓
东的这本书使我的这种感
情更深了一层，因为它让
我比较深入地知晓其成为
名刊的秘诀。下面说的是
对于这本书的读后感。
晓东写的这些文章有三
个特点：实践性、概括性
、前瞻性。
首先，实践性。书名中
的“干”字凸显了这一点，即
所言所思都是源自“干”的实
践。尽管作者原初想做个
学者，但他“干”了编辑之后
，确实是真“干”，开始从实
践中学习如何做个好编辑
，探索如何提升刊物的质
量。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关
于“如何加强编委会建设”的
论述，它认为现在很多刊
物聘请学术“大咖”组成编委
会，这样的“门面编委”固然
有一定作用，但从更好发
挥“引领”和“创新”的作用来
说，需要建立由刊物编辑
主持的“实用编委工作室”，
使学者和编辑一起策划选
题、审稿、约稿。对此，
晓东提出了一些切实的可
操作的措施。这样的认识
和对策，没有“干”的实践是
不可能提出来的。
其次，概括性。这表现
在两个方面：一，对于改
革开放以来关于如何干好
学术刊物编辑的讨论做了
概括；二，对于《文史哲
》在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办
刊的历程做了概括。前者
集中于作者概括的“七个关
系”：“类工作”与创造性工
作的关系、编辑身份与学
者身份的关系、配合刊物
举宏观学术大旗与探索具
体新知的关系、扎实守成
与开拓工作新局面的关系
、服从程序与精英人治的
关系、立足中国传统与面
向世界学术的关系、马克
思主义理论与一般人文学
术的关系。后者就是作者
所谓的“预见大势、介入大
势、见证大势”，并以相关
的事例进行了说明。
最后，前瞻性。上述两
方面概括，其实质指向便
是该书《跋》中所说的“预
流”，即如何以史为鉴，“得
预”学术之新潮流。这一旨
趣意味着，作者关注当下
如何“预流”的问题，这就是
其前瞻性。《文史哲》主
编王学典提出了这样的预
见：新中国的人文学术正
在经历第三次大转型。此
前的第一次大转型是1949
年以后从民国学术到新中
国学术，第二次大转型是
1978年以后从“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到“以
现代化（现代西方是其标
杆）为纲”，而第三次大转
型就是走向“以本土化（中
国化）为纲”。本书的第三
、四、五编的文章大多体
现了对这一前瞻性预见的
论证和思考。
接着“预流”的话题，从
编辑与作者、刊物与读者
的角度谈点意见。就编辑
与作者的关系来说，刊物
需要“预流”学术新潮流，特
别需要注重发现、扶植年
轻作者。因为预示学术新
潮流的新概念、新领域、
新思想往往首先是由他们
提出来的。年轻作者作为
学术新潮流的先锋和弄潮
儿，这一点，《文史哲》
是有切身体会的。1954年
该刊发表了两位年轻人关
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
，由此引发的讨论成为上
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第一
次大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这被毛泽东称为“事情是两
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
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
加以拦阻”。
毛泽东对于青年人何以
更能发明创造做过思考。
他说：“青年人比老年人强
，贫人、贱人、被人们看
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
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
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
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
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
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
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
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
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
盛，迷信较少，顾虑少，
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
说敢干。”这个结论不见得
无可商，但它认为“贫贱低
微”与“生力旺盛”有着内在
联系则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此，刊物编辑鼓励学术
地位低微的年轻作者，激
发他们生力旺盛的学术创
新，是刊物“得预”学术新潮
流的重要基础。现在大多
数刊物为了追求引用率、
转载率，很少发表年轻人
的文章。按照毛泽东上述
的说法，似乎刊物上文章
的作者应当青年人占七成
。这也许很难做到，但青
年作者要有较高的比例

角度独特，本书是《文史哲》编辑以亲历者的角度来讲述，呈现《文史哲》背后的故事，这让本书有了不一般的形态，亲切感人，不可取代。
内容丰富，本书既有个人的编辑经历和体会，也涉及《文史哲》的历史、宗旨和定位，涉及《文史哲》如何如何触碰大议题，预见大势、介入大势、见证大势。
深入浅出，本书涉及众多深入学术问题的讨论，但本书大多以综述的形式呈现，这样既能让读者一窥《文史哲》的学术深度，又能做到深入浅出，适合大众读者阅读。
对于学界的借鉴价值，《文史哲》之所以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在于其学术操守和担当，本书介绍了《文史哲》的“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策划经过，介绍了《文史哲》面对学术大议题所发起的重要学术讨论，这些问题都是“真问题”，学者讨论也是“真讨论”，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这对于学术界如何正视问题做好学术，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对于编辑的借鉴价值，本书讲述了作者《文史哲》的求职经过，参与的选题策划和学术会议，以及自己执笔的学术论坛纪要，尤其是作者作为学者，把学术论坛变成“干编辑”的现场，自己对于学者办刊的思考，等等，对于当下编辑都具有较大借鉴价值，也是重要的鞭策。

跋
愿有识之士教我
《文史哲》号称“山东大
学的名门闺秀”，又号称“高
校文科学报之王”“龙门刊”
，还号称“共和国学术期刊
的长子”。这些修辞性的头
衔，曾获得过著名学者季
羡林与全国高等学校文科
学报研究会前理事长、《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前主编龙协涛
教授等学界刊界人士，在
正式场合的核准。
今年是这本杂志创刊70
周年（1951—2021），也
是我来《文史哲》编辑部
工作的第6年。这个集子大
约一半的篇幅写于过去两
年而定稿于今年，一些行
文细节自然透露着刊庆的
喜气。而我，也着实愿意
用这个小小的文集，向《
文史哲》这本老牌学术期
刊敬礼。
2015年6月，我从北京
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出站，母校山东大学
的《文史哲》编辑部暨儒
学高等研究院为我提供了
一份当时号称是“1＋1”的“
编辑＋学者（教师）”工作
。其实，《文史哲》编辑
部的所有编辑，在名义和
实质上，向来干的都是这
种“1＋1”的工作。
六年来，除了做编辑、
搞科研并教一点课外，因
着种种良缘，我有机会多
次代表《文史哲》在《中
华读书报》等报刊上执笔
立言。这既是一种荣誉，
更鼓励我和《文史哲》一
道放眼中国人文学术的江
山，观察思考自己所在刊
物的办刊传统与办刊理念
，体察梳理学者身份与编
辑身份之间的张力，追问
设想学刊与学界的正当关
系……
收在本集中的文章，在
本质上无一例外都是在多
维关系中自采认识并认识
学界、认识刊界的“札记”之
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在《文史哲》干编辑是怎
样的一种工作状态。从体
栽或形式上讲．这其中既
有短篇的随笔、中篇的议
论，也有较长的述评、洋
洋洒洒的论文，它们在本
文集中被编排为如下六组
：
第一编“先成婚后恋爱”
。此编展示了我从当初既
怕入不了《文史哲》编辑
的职又不甘心干编辑的状
态，向逐步认识《文史哲
》编辑岗位、逐渐爱上在
《文史哲》干编辑，以及
通过梳理《文史哲》刊史
而服膺《文史哲》现行办
刊宗旨的心路历程。
第二编为“中国人文学术
十大热点”鼓与呼。此编展
示了《文史哲》杂志与《
中华读书报》首次联合发
布“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
热点”时人文高端论坛嘉宾
们的现场热议，以及在五
周年之际我代表两家发起
单位对这桩事业所做的阶
段性回顾与总结。
第三编亲历儒学与自由
主义的新一轮对话。此编
反映了《文史哲》杂志在
2015—2018年间自觉推动
儒学与自由主义进行新一
轮对话的努力，其中不但
有论坛实况的生动侧记、
对话所取得的主要学术成
果的概括介绍，而且还对
比展示了我所拟写的一则
论坛邀请函初稿与经主编
老辣文笔删正之后的定稿
。
第四编和《文史哲》一
起触碰大议题。本编是我
以《文史哲》国际版
（JOCH）编者、人文高端
论坛综述作者、《文史哲
》编辑以史考究者的身份
触碰“孟荀二分”格局之重估
、儒学与“五四”关系之新探
、《文史哲》于“中国哲学
的合法性问题”大讨论之功
劳这三大议题的文字见证
。
第五编预见大势、介入
大势、见证大势。概括性
与前瞻性是此编文字的突
出特征，其中既有对西方
学界儒学研究典型现象的
概观．也有凭借人文高端
论坛研讨素材对儒学与“五
四”和解逻辑的勾勒，还有
对《文史哲》与共和国人
文学术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
第六编如何面对学者、
编辑双重身份。此编的文
章可谓“交心”之作。第一篇
以介绍我在山东大学参加
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
编辑人员的回信》座谈会
的情况为契机，阐发了我
对学刊专职编辑需要好好
打理的“七个关系”的思考。
第二篇结合我有限的从业
经验和我所感受到的职业
张力，对“学者办刊”这一命
题发表了一系列不吐不快
的意见。第三篇体现了我
尝试将学术交流与千编辑
有机结合起来的部分努力
。
结集之后，我发现了一
个有趣的现象：这些文章
几乎全都定稿、发表于奇
数年（2015、2017、2019
、2021年）。那篇为国际
版（英叉版）2020第1期
撰写的编者导言，出自我
手的中文版也在今年经历
了再修订，并首发于本书
。2016年，我们没有举办
《文史哲》人文高端论坛
；2018，我在国外访学；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文史哲》六年来
首次破例未发布上一年度“
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
后于2021年将“2019—
2020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
大热点”并做一次发布）。
这几个偶数年，在本文集
中成为近乎绝产的“小年”，
可谓情有可原。这也从一
个侧面面印证了：这本小
集资实是一位为学刊服役
的专职编辑在工作一线的
编研手记——其中尽是些“
与《文史哲》共沉浮”的文
字。
在这些文字中，既有敝
人当初求职的曲折与焦虑
，也有工作之初钟爱学者
身份而不甘心做编辑的纠
结，还有和《文史哲》深
度相知之后的幸福，以及
与之一起预流学术大势的
豪迈。而落脚点，则是对“
学刊专职编辑（学术编辑/
学者编辑）”这一角色

岳母、母亲、大姐等人还在家里。我想，我暂时不能透露这个消息。也许，在完全失败之前，也不要跟妻子田芳分享了吧。我似乎也需要这种沉默与孤立，以酝酿面对急难险关的勇气和力量。然而，稍后去接田芳的时候，还是轻描淡写地向她透露了。她说：我说呢，你接我电话那么不耐烦，我猜就可能有什么事。然后，田芳轻松地告诉我：你的博士后经历，可以代替两校经历或留学经历。这重复常识般的诉说，正与我的遮遮掩掩，形成一正一反的对照。这下，我才想起，以前打印并仔细阅读过的招聘标准，确实有这么一项规定。——危机似乎解除了．立马短信告知王学典主编。我能够感受到他的振奋，同时，他还说“生怕亏待了你”。尽管如此，我还是染上了比以往更重的危机感。
看着手中的这两篇论文，我心里不止一次地称呼“雄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从北京大学转了一圈，外表虽不如意，内心的学术尺度却日益清晰自信。在我看来，这两篇新作基本能胜任“学术＋思想＋新意”这个非常不低的标准。多么希望能赶快安顿下来，在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继续产出这样的高标准作品啊。现实的处境是多么地耽误人、耽误事！
这些天，我努力回顾、体察：这一年来的蹉跎，究竟怎样增益了我的心智？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清晰的轨迹。只记得当初第一次见王学典主编（亦是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他说只能为我提供《文史哲》编务这个岗位。那时，我略表犹豫，而后坚决接受。这既是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是因为我深知刊物平台的重要。
记得谢文郁老师曾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学派，需要有人进编辑部。”这个人，在我看来也许会是别人，我基本上没想过会是我。在我的意识中，编辑无论如何是个服务性的职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难免分散宝贵的学术精力。然而，如果我不接受，我将彻底丧失进入山东大学这种级别的大学工作的机会。从而更低的起点往上爬，其间的各种蹂躏、钻营，所耗费的恐绝不只是一个学刊编务的精力。更何况，做《文史哲》的编务绝不会是一味的损耗，其中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学术机遇。实际上，我之前曾有过虚无缥缈的“染指”《文史哲》的念头，只是在那时看来这种念头丝毫不切实际，我自己从未把偶然冒出的这种念头真当回事。而现在，进《文史哲》编辑部竞成为我唯一的选项。
第一次见面之后，王学典主编即安排我面见现任编务兼副主编。稍后，我发短信给王主编表决心：半年之内暂时放下自己的事，全力学习编务。王主编对这一表态十分高兴。然后，不久我们就回北京了。再然后，我们于五月初，把家搬回了济南——在没有工资的情况下，在山大五宿舍租了一套房子。房子在顶层六楼，租金相对便宜一点，然而对我膝盖疼的母亲来说很不合适。到目前为止，向大姑借款2万元（之前已因故借款3万元有余）、妈妈带来1万元，加上田芳前段时间获得的高达6万元还是8万元的奖学金，我们在经济上能够撑持。然而，这种临时的维持，何时画上句号呢？
去年，大概是11月——我真的记不清楚了——《文史哲》编辑部去南山开务虚会。作为尚未正式入职的编外人员，我被邀请一并与会。对于一颗等待中的心来说，这是一种安慰。会上，我最后发言，谈了三点观察：（1）中国哲学学科尚未形成核心竞争力，《文史哲》应该有意识地予以促进；（2）儒家和基督教之间互有情绪，《文史哲》应推动这种情绪释放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3）结合燕京学堂事件，我提出，可以着眼于推动西方哲学成为中文学术有机组成部分，发表一些西方哲学文章。对此，王学典主编评价说“很有洞察力”，略做解释并均表赞同。如此一来一往，我算是找到了一点角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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